坚定决心，让“该死”的死掉

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问诊经济，寻找病根，对症下药。

但2023年的经济工作会议，诊断的第一病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但开的第一药方却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而且在第二药方“扩大国内需求”上，时隔5年再次出现了“去产能”这个供给侧的措施。

这跟过去提到“需求不足”，就落脚在“扩大需求”上颇有不同，看起来有些“头痛医脚”。

真的如此吗？又该如何理解？

先回顾下过去。

2019年病因是“三期叠加”，也就是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都是此前多年积累的长期、深层次矛盾导致的，按照诊断，接下来当然是推动长期改革，也就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但之后原定节奏被打断。2021年和2022年是“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找到了病因，药方自然也要对应，此前几年从政策上重心放在了扩大消费，出了很多政策。只是供给恢复速度更快，消费恢复不及预期。

这就导致供给更加过剩，而国际需求的萎缩倾向更加剧了过剩问题。

扩大消费几乎年年提，但效果并不理想。虽然2023年因为旅游和文化等产业爆火，看上去数据挺不错，2023年上半年人均消费实际同比增长7.6%，前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9%，而11月同比更是高达10.1%，但这是建立在2022年低基数情况下。

旅游市场的爆火，还需要考虑是否是积压热情的集中释放，2024年旅游市场是否仍然火热，还需要继续观察。

关于消费，起码有一短一长两大因素决定了扩大消费的政策效果不及期望。

一短：疤痕效应。

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第二天举行的2023-2024中国经济年会上，中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就说“疫情三年带来的‘疤痕效应’影响持久，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不够强”。

一改过去几年热议的消费升级，出现了消费降级，拼多多市值超越阿里巴巴，背后正是这种变数，虽然消费升级是必然的长期趋势，但短期内消费习惯没这么容易调整，淘宝、阿里也开始效仿拼多多的“仅退款”。

但疤痕效应针对不同收入群体也是不一样的。对于真正的高收入群体没什么影响，甚至可能因为投资更加谨慎，反而增加了消费支出，是吃饱了还想吃的更饱、更好，出现了消费的饱和；而对于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哪里有什么消费萎缩，几乎要把赚的钱都花出去才能维持生活，他们担心的是收入下降和不稳定问题。

比如拼多多“200元电视买家秀”，200元的山寨电视销量动辄数十万，为了获得红包返现，购买者贴出了买家秀，可以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200元的电视和1000元以上的电视，这已经几乎是两个没有交集的世界。

唯一能带动的，其实只有中产阶层，消费减少、降级更多是预期带来的问题，是有意识压缩开支，但相当一部分中产仅仅是刚刚踏过那个门槛，一不小心就会跌出去。

一长：消费转型。

中国人过上供应大于需求的日子并不久。1998年第一次大规模出现了商品供应相对过剩现象，注意是“相对”，当时全国可供商品，大概98%以上过剩滞销，但当时的过剩建立在较低收入水平，是商品严重落后于需求升级等带来的。

2020年左右大概是中国消费转型的关键节点。

2020年之前的消费基本是必需品消费时代，以及后几年火热的过度超前消费。

所谓必需品消费就是存在规模化的集中统一消费，典型是“三大件”。

70年代是缝纫机、手表、自行车；

80年代是冰箱、电视、洗衣机；

90年代是空调、摩托车和电脑；

到了新世纪，“三大件”的价格直线飞升，变成了房子、车子以及厚厚的钞票，至于改善生活的具体商品，就有些丰俭由人了，这也是数码家电产品大爆发的年代，毕竟有了自己的房才有足够的家具家电消费需求。

基于这种消费特征，过去几十年，扩大消费政策体现为引导和刺激，总是想着人为引导、刺激出来某种消费，更重视政策的短期效果。比如家电下乡，当然这也确实存在客观的需求，政策仅仅是有所加速。

而在账面财富快速增加的情况下，再加上某些金融工具的放开，导致超前、透支消费集中出现，为了一个苹果手机宁愿卖肾，甚至还出现了校园“裸贷”，这些事情也才刚过去几年。

未来呢？

消费开始变得更加理性，原来并不存在“房价一定涨”的确定性，消费需求变得更加多元、更加个性化，市场变得越来越细分。

这也符合客观规律，比如日本，虽然日本与中国情况有所不同，毕竟中国变化速度更快，但仍然值得参考。有一本介绍日本消费趋势变化的书《第四消费时代》，提到日本第二消费时代是以家庭为中心，类似于中国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三大件”时代，而之后的第三消费时代则是以个人为中心。

有一个典型事件，今年“双11”男性消费崛起，男性消费力首次超过宠物狗，前三消费是公路自行车、电竞产品和冲锋衣，这都是典型的个人消费特征，与2022年的茅台、钓鱼和始祖鸟有了明显区别。

上述两点就决定了想要通过政策去显著提升消费，难度极大。目前推出的政策，仍然是过去引导、刺激消费模式的新变化，比如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文娱旅游、新国潮等等，但是随着消费以家庭为中心向以个人为中心转变，集中引导的政策效力大打折扣。

还能有所期待的，都起码是中长期的，很难用来解决短期消费不足的问题。比如扩大居民收入、共同富裕等，又比如继续提高城镇化率，又或者转向改善居住品质的新阶段等等，这都不是两三年能见到显著成果的，缓不应急。

政策发挥作用关键还是要靠大宗消费，但汽车的体量跟住房差距太大，今年汽车销量增长很不错，前11个月销量就超过2022年全年，但估计全年也最多3000万辆，还需要更多产业增长才能补上住房的缺口。

概括起来就一句话：短期内（如三到五年），通过政策扩大消费难度很大，在解决供需不平衡问题上，扩大需求很难作为主要解决方案。

过去几年也证明了，扩大内需在好几年都是排位第一的重要工作，但效果如何呢？政策并不是万能的，“四两拨千斤”关键是顺势而为。

既然需求一时难以提高，那么解决供需失衡就需要从另一个方向加力，那就是压供给，并且与产业升级、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等等结合在一起。

1999年就启动了“去产能”，2009年到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年年提“产能过剩”，重点是钢铁和煤炭，当时主要采取向各地拆解任务的方式，由各地去承担去产能的任务，但这也导致了煤炭价格的暴涨。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后提了一次“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之后几年再没提，尤其2020年之后面临疫情冲击，再加上2021年通过“能耗双控”去产能，出现了一刀切拉闸限电现象，为了确保能源安全，又大规模上马了新的煤电项目。

总的来说，过去十多年，在处理“产能过剩”问题上松松紧紧，随着宏观经济情况的变化而波动，这也导致“产能过剩”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稍微放松立刻抬头。比如钢铁，今年3月粗钢产量同比增长6.9%，由于产量明显增加，导致钢价回落。

这跟执政理念和方式有关，然而从种种迹象推断，接下来决策会更加坚决，认准了要做的事就坚定执行，这也是资本、市场以及很多社会公众不太适应的地方。具体在《大变革：2024年的中国战略与决策方向》提到了，这里不适合过多展开。

比如在“去产能”上，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这项工作必将进入新阶段，要特别注意这句话：

在“扩大国内需求”的药方部分，提到“要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过去处理“产能过剩”，一开始是直接从规模上压任务，简单粗暴，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价格波动、部分地区产业出现断层。例如淄博2018年GDP大降25.27%，预计2023年仍然无法恢复2017年的水平。

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之后，开始转为“能耗双控”也就是能耗总量和强度总量控制，并且逐步向“碳排放双控”转型，也就有了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去产能上增加了“排放”这个标准。

但之前动作，针对的仍然是钢铁、煤炭、化工等传统产业，对于新兴产业仍然是持鼓励态度，但是也出现了新兴产业非理性扩张、重复建设、产能利用率持续下降。

比如动力电池产能利用率从2022年的51.6%降到41%左右；而光伏硅片产能这几年也在以31%的年复合增长率扩张，但产量年复合增长率仅为20%，目前还在扩大产能，于是硅片厂产能利用率已经从2018年的71%降到2021年的57%。

类似的问题在半导体领域同样存在。中国的确在芯片制造上有一些短板，但短板集中在28纳米以下的先进工艺，而在28纳米以上的成熟工艺领域，中国芯片极具竞争力，2023年中国（大陆）成熟制程产能已经达到全球的29%，稳居世界第一，在未来2-3年内，还要再增加30多座晶圆厂，有望将产能占比提高到全球三分之一左右。

虽然由于中国对芯片的巨大需求，即使新增一大批晶圆供应，仍然不能满足芯片需求，但毕竟要充分考虑技术和产业需求的升级。

就拿极为重要的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为例，这是国家层面对产业发展的基础性政策，分为鼓励、限制和淘汰三大类，2005年第一版，2011、2013、2019年进行了调整，就在上周发布了2024版本，并将于2024年2月1日正式实施。

在芯片这块，变化就很大。

2019年版本，鼓励“线宽0.8微米以下集成电路制造”，也就是800纳米，短短几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于是2024年版本，大幅提高、更加细分，鼓励标准基本提高到65纳米（0.065微米），对于特色工艺集成电路生产，放宽到250纳米（0.25微米）。

这就是变化。

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技术”也作为解决过剩产能的标准，而且列为第一项，就是针对新型产业。这些产业相比传统产业更符合能耗、排放标准，要控制重复无效投资，就必须强化技术标准，从而实现“良币驱逐劣币”。

这次的“去产能”，还跟“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挂钩，也就意味着这一次的“去产能”不仅仅是针对产业链的某个环节，而是把上游设备制造、下游消费终端产品也纳入进来，对于不符合要求的企业淘汰压力大大增加。

设想一下：不符合标准的落后产能，想要购买必需的设备，就会发现能够买到的设备已经普遍升级了，想要把商品卖出去，结果发现消费终端提高了商品标准，比如家用电器能效等级标准，符合节电标准的能够享受补贴，那么以后可不可以提高能效比标准呢？毕竟在汽车尾气排放上，2023年7月1日起全面实施的“国六B”排放标准已经超过欧盟最新的“欧七”标准。

“技术、能耗、排放”三大标准形成联动，也能够让“去产能”变得更加精准，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因为标准太单一，导致出现一刀切的做法，这就能够大大减少“去产能”的阻力，也能够坚定地执行下去。

这与中央2023年提出的“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并不矛盾，而是一体两面。

在新的体系下，相关部门的工作重心也将发生变化。特别需要关注的就是市场监管总局，主要前身之一的工商系统曾经被认为落后于时代被边缘化，而随着三大部门合并，之后国家几次大的政策调整，市场监管总局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这次监管总局仍然走在前面，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市场监管总局就召开了全国会议，提出“提高一批技术、排放、能耗标准，突破一批关键和新兴领域国际标准，实施一批标准稳链重大标志性项目”。

这也意味着未来产业相关部门，将增加新的重量级部门，而接下来发改、工信、市监以及金融领域的调整，将变得更加精彩。

这也必将加速一些落后企业、产能的淘汰，吸纳就业的担子就更重了，这需要更多的智慧，也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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