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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未来生存空间的问题上,没有让步空间

镇长本人 大树乡谈 2024-04-30
“经中美双方商定”,注意不是中方邀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时隔数月,再次访华。

对耶伦访华,小镇其实没什么想谈的,注定不会有什么实质结果,但也确实需要谈,美国马上进入大选季,从时间上看,这次耶伦访华很可能是本届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两国经济高层最后一次面对面会晤,所以,就算都知道谈不妥,但总是要谈谈的,必须保持定期接触。

换个角度,也是中国公开对美释放善意的一个平台,当然这要看我们是否觉得有必要。从去年底开始,对美工作方向有所变化,开始从坚决斗争转为更加柔性,将希望寄托在美国人民身上,具体参见《把支持我们的人一个个找出来》。

耶伦虽然已经是现在美国政坛少有的“正常人”,但是仍然免不了美国极限施压、虚空造牌的那一套。

作为财政部长,谈的却都是与本职无关的事情,出发之前造势要谈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声称要“遏制廉价商品泛滥和倾销过剩产能问题”,这应该是美国商务部应该谈的,当然也可以理解,经贸和财政关系也挺密切,何况去年8月成立的中美商贸工作组,到现在连一次会议都没召开,临时替美国商务部长说说话也说得过去。

但是一个财政部长,像去年那样去谈国家安全、管控国家安全的范围,那美国国防部长还谈什么?又谈人权、谈大国关系,那还要美国国务卿做什么?经济、金融、安全、人权、外交都谈了,那还不如让耶伦代理美国总统得了。

如此职责不清,绝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应有的表现。

现在的美国充满着矛盾,犹犹豫豫、首鼠两端、色厉内荏,总是想着“既要”“又要”“还要”,但却没有兼得的实力。

需要维持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秩序,这样才能帮助美国从俄乌、巴以乃至胡赛等问题上脱身,集中力量解决更紧迫的问题,但美国却又公开宣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没有约束性,自己砸自己的饭碗。

需要尽可能化解美国债务危机,美国国债的增长速度太慢了,尤其10年以上长期国债很不好卖,过去3个多月才增加了8000亿美元左右,大概到5月才能突破35万亿美元。
如果按照目前的增速,2024年美国国债预计只能增加3万亿美元,但美国需要偿付的利息就高达1.6万亿美元,又如何应对可能高达4万亿美元的联邦赤字?
这显然需要得到中国等国家的支持,但美国却不断地进行攻击,而美国劳工部等仍然在粉饰太平,说美国经济多么多么好,结果就连美联储都不认可。

美国内部也在自己打架,一个组织不可能利益完全一致,但是对外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现在的美国显然已经丧失了目标整合能力,内部矛盾越来越大。
自由派与保守派、本土与移民、昂撒与犹太等等,各方利益严重冲突,甚至美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更无法完成内部意见的整合。

表现在外的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各说各话,全都要,什么都不想放弃,但是这显然不可能。于是其他国家也很难搞清楚美国到底能放弃什么、想要什么,这种情况下,会谈也仅仅是表达善意罢了,能有什么实际成果呢?

对于这次访问,还不如看看耶伦这次来吃啥喝啥玩啥。

而且就在耶伦访华前,有一个事件,发出了非常不友好的声音。

3月28日,时隔几十年,美国实行新的族裔划分准则,关键调整是将亚裔细分,单列了六类:中国、印度、菲律宾、越南、韩国、日本,还有其他兜底。

注意,中国排在细分分类的第一项。

这个政策调整最早是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遭到了华裔的激烈反对,因此在特朗普时期全面停滞,但最终经过几年谋划,还是在拜登政府最后一年通过了,从此以后,美国华裔就再也不能说自己是亚裔,很可能将在教育、就业等各方面被区别对待。

想想看二战期间的在美日本人,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美华裔如此紧张,这件事还有待继续观察,但对于美国最好别想的太文明。

除了因为美国自身想不清,导致根本不可能有实质成果以外,最关键的是,在根本利益上,没有退让的空间

从去年开始,美西方就频频制造舆论,崩溃论和威胁论同步。从2023年4月开始,通缩论、资产负债表衰退论、房地产危机、青年失业、产业流失、出口萎缩等等一个接一个,时不时抓住几个个案就煽风点火,最终搞出来所谓的“中国见顶论”。

美国人的操作挺有意思的,当然披上了学术的外皮,由两名学者先是在2022年出书,2023年发动媒体渲染,同时美国诸多机构也纷纷调整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预期。比如高盛,2011年预测中国GDP在2026年超越美国,结果2022年改为了2035年,还有的干脆说中国永远超越不了美国。

这可以理解,毕竟美国已经是整个西方最后的荣耀和遮羞布,如果中国GDP超过美国,很多人信念要崩溃的。当然我们也不急于超过美国,也不希望美国缔造的这套秩序崩解得太快,最好慢一点,所以这几年在GDP统计上,中美两国颇为默契。

美国想尽办法拉高GDP,而中国则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挤水分。

这种声音也传到了最高层,上周总书记讲话强调“中国的发展历经各种困难挑战才走到今天,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

对于这种“崩溃论”变种,听听就得了,如果真的如这些人研究所说,那美西方又何必着急呢,等着崩溃不就行了。

相比“见顶论”,另一种舆论攻势更有威胁性,那就是“产能过剩威胁论”

还是得学习下美西方搞舆论的手法。与“见顶论”类似,“产能过剩论”也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提出的,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中国房地产等产业的萎缩,中国全力支持制造业,尤其是“新三样”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这就导致这些产业哪怕不赚钱也能渡过难关。

于是海量、廉价的中国商品将像洪流一样对整个西方造成冲击,文章作者将其形容为对西方的“第二次冲击”。相比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带来的“第一次冲击”,这次美西方更加紧张,因为上一次中国出口的商品基本是服装、玩具等低端商品,而这一次却是以汽车、电子产品为代表的先进产业。

这种言论本质上是为美西方国家采取非市场化手段围堵中国找一个借口,西方认为中国制造业太强了,而且是超出西方能理解的强,西方又不能承认是自己不行,那就要论证这种强不合常理,所以美西方要发动一切手段来制裁。

搞了半天,就形成了这样的奇怪逻辑:

虽然贸易战是美西方发动的,但原因是中国制造业不讲道理、不合逻辑地强,美西方发动贸易战仅仅是自卫,认为是中国发动了对美西方的贸易战。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就像是一个举重运动员天天不训练,成绩一塌糊涂,却责怪其他选手训练过于刻苦,认为这不公平。
耶伦这次访华前的公开演讲,也正是基于这种逻辑,所以还有啥可谈的呢?

美西方这些年已经发现了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根本比不过,所以就希望从制度上进行调整,核心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要建立一套美西方认可的经济规则,认为只有各国内部规则都一样,这才是公平的

美西方认为不同的体制,塑造的竞争力不一样,像中国这种体制,国际竞争力太强了,这对西方不公平。比如凭什么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凭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国有经济、凭什么中国市场竞争迭代升级如此快等等。

小镇一开始接触这种西方理论的时候,也是大开眼界,充分理解了不同文化传统下认知差异有多大。不过反过来想,这也相当于美西方承认,起码在国际竞争力上,中国的体制比西方更强,所以才会要求中国戴上镣铐再跟西方竞争。

所以,前些年美西方刚提出TPP等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针对中国,想要围堵我们,但后来我们发现,这套新标准对于促进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很有好处,于是转而积极申请加入,2022年主动提出积极加入CPTPP和DEPA,而且还主动对照新规则推进国内改革。

到2023年更加积极,4月、7月政治局会议都强调“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改革开放先行先试”,6月发文支持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等5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12月印发了《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

颇有点2001年前后加入WTO的感觉,这反而让美西方更慌了,因为历史一再证明,只要是中国主动想做的,最终都有利于中国。

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就非常强、啥都一帆风顺,那太儿戏了。

产能过剩也是头痛了几十年的老问题,2016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之一就是去产能,当时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分配指标,硬压钢铁和煤炭产能。山东等省在那几年进行了比较痛苦的转型,淄博2019年GDP整整少了1400多亿,同比下降28%,这跟GDP统计挤水分有关,但更是因为产能调整。

现在钢铁、煤炭等产能仍然居高不下,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很可能更加严重,要解决过剩问题,内循环、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本质是收入问题,很难短期明显提高。

因此,更立竿见影的办法是开拓海外。

“一带一路”成果显著,但有一个细节,“一带一路”的前身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产能合作,当时合作用的词正是“过剩产能”,当时各界普遍认为,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可以有效化解产能过剩。

当然“过剩产能”这有点太直接了,所以后来修改为“优势产能”,再后来也不强调产能合作了,直接升级为更丰富的“一带一路”倡议。

这就是中国高层决策的未雨绸缪,很多现在热炒、担忧的问题,实际上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被重视,并且开始行动,但一定要明白,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不能妄想一夜之间就解决所有问题。

也正是在2014年前后,中国外交工作开始转向,从过去保守、低调转变为积极进取,这让西方特别不适应,于是西方媒体就把这种风格转变统称为“战狼外交”,国内有些人也很不适应,觉得让“友邦惊诧”了,冷嘲热讽的,但是正如华春莹公开回应的,“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了维护国家的荣誉与尊严,为了维护国际的公平与正义,就做‘战狼’又何妨”。

最高层对于外交工作越来越肯定,2014年评价是“显著成绩”,2018年是“历史性成就”,去年第四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高度评价为“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这里的历史性变革,核心是一个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就是中国的外交必须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要为中国庞大的产能寻找到更广大的海外市场,要努力让其他国家不抵制中国的商品和投资,让其他国家更乐于、更主动消化中国的制造业产能。

这就是外交领域这几年特别强调的“经济外交”。

当然,由于力量是有限的,把力量更多用在开疆拓土上,也客观上对一些领域、人群的投入不足,反映在产业上,目前国家全力投入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国家安全,执着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为全民争取更大生存空间,但短期客观上确实有一部分人有失去感。

这种做法,也不是没有负面性,在全力支持制造业崛起的情况下,产能一定会过剩,如果国内改革、海外拓展未达预期,海量产能会压低物价和企业利润,进而可能出现债务危机。

但世间安有两全法,最忌摇摆不定,唯有坚定决心碾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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