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
毛泽东同志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的？是如何看待大中学校课程设置、考试及学生课业负担的？是怎样教导青年处理好身体、学习与工作之间关系的？
只因少见有公诸于世的报道，所以类似的资料弥足珍贵。结合近年来阅读《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的一些所得及感悟，略梳理一下毛泽东同志对这些问题的论述。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有一篇《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是毛泽东同志于1941年1月31日写给远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的书信，信中这样写道：
“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详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第327页）
这段话自读到后，就给我很深的印象。数年来，我在不同的场合，跟许多的青年朋友都曾谈起过。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什么年龄段就该做什么事。有价值、有意义、最终有所成就的人生，都是在正确或恰当的时间做合适或对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就比如说，在校期间，对的事情，就是读书学习，求得真知识，提升综合能力和素质，塑造健全人格，把自己锻炼成才，为以后更好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工作以后，对的事情，就是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干一行爱一行，在做好本职的前提下尽量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在校时成天想与学习无关的事务，毕业后不尽心工作，这两种倾向都是本末倒置、不分轻重，最终是得不偿失，注定成为失败的人生。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体会、感悟毛泽东同志的教诲，就能理解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
从怎样更有利于青年接受教育的角度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种文化知识，在不同年龄阶段倒置的观点，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青年人可塑性强，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强，记忆力也较好，但缺陷也十分明显，就是价值观尚在形成时期，易受“不良”倾向影响。这时更适合学习一些自然科学。
待其思想较为成熟后，摈弃了先前对社会幼稚的看法，也增加了对一些“不良”社会思想的免疫力，再来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就会避免误入歧途的危险。
只有学到了真本事，才是受益无穷的事情。否则，都不过是在虚掷生命、浪费时间。
毛泽东同志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因为自己的关系而比他人有特权。他在写给两个儿子的信中接着说道：
“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在干部子弟接受教育问题上，建国之后，毛泽东愈发感到迫切而必要。
1959年冬天，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详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第130页）
1959年12月30日，毛泽东写信给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李讷：“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详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 第290页）
作为干部子女，李讷多少有些不能适应，产生一些苦恼，但她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毛病，应当改变对己对人的态度。于是她写信向父亲倾诉心中的苦闷，也汇报自己的成长。
1964年1月4日，毛泽东给女儿回信道：
“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
“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做河伯了，为你祝贺。”（详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第180页）
数日后，李讷给毛泽东回信，他非常高兴。1月15日，毛泽东又给女儿回复：
“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们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详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第181页）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谈青年工作时，专门提到青年学生的睡眠不足问题：
“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老师也要睡足。”（详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第277页）
1964年这一年，毛泽东同志对学校教育问题格外重视。
2月13日，是农历春节。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就教育问题发表谈话。出席座谈会的有16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郭沫若等。
毛泽东主要对教学制度、课程设置、考试方式等提出自己的看法，谈话要点主要有：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
“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提倡，要学一些于实际有用处却不必要考试的课程：
“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
毛泽东本人几乎手不释卷，但他从来不迷信书本知识，而是更加注重消化、吸收，并用于实践：
“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详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第315页）
一个月后的3月10日，毛泽东同志阅中办《群众反映》摘登的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来信，批示中央领导及北京市委，请他们加以研究。
毛泽东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详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第322页）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阅《团的情况》刊载的《北师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一文，批示道：“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详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第507页）
1964年7、8月间，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侄子毛远新作几次谈话。毛泽东说：
“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
“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不看重分数，而是重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毛泽东教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同样反对注入式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在毛泽东看来，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是敌对的双方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教学过程重在研究问题，而不只是一个只讲、一个只听，然后以考试分数定高下。
“教员应该把讲稿发给你们，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
“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们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详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第380-381页）
我们当然不是说，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看法都适合现时代，毕竟时代不同了，应变策略自然要有所变化。但是，这些思考与探索，仍然会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这就是当下的时代意义。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的体魄则是美好人生的“本钱”。
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提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命题。并阐释道：“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可以看出，两者绝非平行并列的关系，“野蛮体魄”显然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
对国民身体素质的重视，一直是毛泽东关于教育观、体育观思想的重要方面。
1950年6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教育部长马叙伦，提出：“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全国一些学校都应如此。”（详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 第158页）
1951年1月15日 ，毛泽东又在给教育部长马叙伦的信中指出：“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的解决此问题。中共华东局……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详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 第282页）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比较全面地谈了如何做好青年团的工作，就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发表重要讲话，主要要点有：
“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负担都不能过重。”
“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
“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学习好要有一些办法。”
“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详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第277-278页）
“三好”之中，毛泽东同志把“身体好”放在第一位，这让当时一部分对开展体育运动采取冷淡和漠视态度的人感到不理解，甚至有一位主管教育的领导怀疑，这是毛泽东同志的“笔误”。
但这绝不是什么笔误！
毛泽东同志历来爱好体育锻炼，身体力行一生17次畅游长江。不能在黄河游泳，是其终生遗憾，直到71岁高龄，他还想作黄河探源之行，为此还在北戴河练习了一段时间的骑马。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蒙哥马利。谈话结束后邀请蒙哥马利同游长江，蒙哥马利说不奉陪了，便坐在船上观看。
当蒙哥马利问他为何不在游泳池里游时，毛泽东不乏风趣幽默地说：“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大了。”
毛泽东然后问蒙哥马利，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他还说：“密西西比河是北美洲第一大河，我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孙河，不过恐怕不好游，太热。”（详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第29页）
说这话时，毛泽东已是68岁了。
史学大家雷海宗先生认为，中国武德的不振兴与整个文化的不健全，其实是同一件事。在《中国的兵》一书中，先生这样写道：
“一般的说来，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而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虚伪，欺诈，不彻底的空气支配一切，使一切都无办法。”
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国民身体健康的一系列论述，让我想到电影《无问西东》里的一个镜头：
由于雨声太大听不清老师讲什么，沈光耀和同学们只能在铁皮屋顶的教室里，无奈地“静坐听雨”。
窗外滂沱肆虐，泥泞的操场上，跑过一队男生，最前面的老师，头发花白，短裤长袜，果敢坚毅，雨越下越大，他喊出的口号，也越来越响。
这个镜头只有三秒钟，却让人记忆深刻、长久难忘。那个带队老师是马约翰先生，西南联大体育部主任，时年六十岁，是整个学校年纪最大的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马约翰在82岁时，与一位中年教授合作，轻松夺得北京市网球双打冠军，被评为国家一级运动员。在他身上诠释着一种刚毅坚卓的中国精神。
1959年9月30日，在国庆10周年招待会上，毛泽东接见时任清华大学体育教研组主任马约翰，称赞他是“中国最健康的人”。
读书有助于自我提升，运动则是自律者的标配。读不读书，运不运动，一天两天，一月两月，看不出分别；但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必定大有不同。
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竞争压力，我们不仅要在思想上做好准备，更须在身体上做好准备。
就像蔡元培先生呼吁青年们的，“醒来吧！赶快恢复你的狮子样的体力，好与世界健儿一较好身手；并且以健全的体力，去运用思想，创造事业！”
☞回到毛泽东
基层干部参阅（ID：hnzs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