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丁戊奇荒”看清代赈灾
“民以食为天”，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风调雨顺则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灾害频繁则民不聊生国无宁日。所以古代统治者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也总结出了一套应对灾难、稳定社会、维护统治的措施。
晚清“丁戊奇荒”发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至五年，是一次席卷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以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的特大旱荒。因为灾荒最为严重的两年——光绪三年和四年是农历丁丑年和戊寅年，故称“丁戊奇荒”。
当时，晋、豫等省连年干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还引发了瘟疫，相继而来的蝗灾、雹灾，更使灾区雪上加霜，灾况之重世所罕见。据估计，此次灾民近二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半数，死亡约一千万左右，流民则在二千万以上。灾荒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粮食奇缺，粮价高涨，赈务万分紧急。
▼ 御史张观准为各省灾荒太甚请筹拨巨款以济时艰事奏折
（选自《清光绪筹办各省荒政档案》）
光绪初年的清朝政权，内忧外患、矛盾重重。灾荒发生时，清政府尚未完全从太平天国及捻军、回民起义的残局中恢复元气，还被外国列强入侵带来的边疆危机所困扰。军资耗费巨大，民力甚是疲敝，国家财政支绌万分。但在面对二百年不遇的奇灾时，在洋务派实力官员李鸿章、曾国荃、丁日昌等倡导和推动下，清政府积极应对，多方筹措，其举措大体可分为官赈、义赈、洋赈三类。
官 赈
长期以来，官赈几乎是中国古代唯一的救荒形式，在此次赈灾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选贤任能，加强吏治。
从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开始，清廷就不断饬令被灾各省督抚“讲求救荒之策”。后派曾国荃迅赴山西就任巡抚，统筹晋省赈务；将“报灾事迟”的河南巡抚李庆翱降级调用，改由河道总督李鹤年兼署河南巡抚；分遣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前工部侍郎阎敬铭、前陕西布政使张瀛前往河南、山西和陕西稽察灾情，帮办赈务。
其次，广开门路，筹措钱粮。
当时受灾最重的晋、豫两省财源告竭，粮食奇缺，为此清廷多次诏饬户部筹拨银两解交山西、河南，并谕令其它无灾或灾轻省份积极协济。如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二十日上谕：山西河南两省饥民待赈……拨库款银二十万两，并将到津南漕截留十六万石分拨两省。
▼ 为山西河南筹拨银两事上谕
为广筹赈款，清廷还允许晋、豫两省先后开办赈捐，在天津设立捐输总局，由李鸿章统一办理，并谕令在直、苏、皖、鄂、湘、桂、粤、川、浙、赣等省推广捐输。丁日昌还派员前往南洋竭诚劝募，得到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侨的积极响应。据统计，当时仅山西、陕西两省就募得赈款1576万余两；两省赈粮分别集得约176万余石和110余万石。
▼ 福建巡抚丁日昌为南洋华商捐款赈灾请颁匾额事奏折
第三，多方设法，赈济灾民。
除了调拨和募集钱粮外，传统荒政措施中经常采用的措施还包括：蠲免赋税；开设粥厂；开局平粜，平抑粮价；以工代赈；对于灾情较轻或已有缓和的地区，率先恢复生产。
此外，还有一些因时因地制宜的救荒措施，如设立慈幼堂，添建恤寒公所，防治瘟疫等。
▼ 顺天府府尹彭祖贤为筹备河间灾民耔种款项敬陈管见事奏折
但是受到匿灾不报、侵吞克扣等吏治痼疾的影响，官赈的积极效用受到一定程度的抵消。
义 赈
义赈是晚清非官方社会保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民间自设机构自行向灾民散放救灾物资。
如前所述，晚清时期，单凭官赈无法独立应对如此严重的大规模灾荒，于是以东南沿海地区的绅商为主导的义赈应运而生。
光绪二年（1876年）冬，苏北大旱，江苏常州绅士李金镛在上海著名绅商胡光墉、徐润、唐廷枢、江云泉等捐助之下，邀请金福曾、袁子鹏等10余人奔赴灾区散赈，开东南义赈之先声。
光绪三年（1877年），河南、山西灾况加重，引起全国震动。为集中力量办理赈务，光绪四年五月，由上海仁元钱庄董事经元善等领衔义赈同仁，设立上海协赈公所。他们定下目标，“先助豫赈，分济晋、陕、直隶”，并一致推举经元善总司后路赈务。
自此，义赈开始走向组织化，规模也逐渐扩大，东南各地纷纷成立义赈机构。
相对于官赈的弊端，义赈绅商们发展出一套更为严密的新型工作机制，显示出远胜于官赈的极强灵活性，从而使有限的赈款更多落到实处，发挥出较大的效用。
洋 赈
除了官赈、义赈，以西方列强及附属各势力为主导的洋赈的介入，是此次赈灾中另外一个鲜明的特点，英、法、日、荷等国纷纷参与捐款助赈。
自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通过武力威迫和外交制约等手段，在华攫取了一系列重大利益，但也使他们与清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矛盾趋于尖锐化。因此对于洋赈，清政府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敌视、严密提防到部分认可、接受的过程。
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廷颁布上谕，认为“外国捐银捐米助赈，名为善举，实则流弊滋多”，对于前往晋、豫两省散赈的英国传教士，“著曾国荃、涂宗瀛悉心酌度，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 为禁止洋人私往灾区散赈及收买难妇事上谕
（选自《清光绪筹办各省荒政档案》）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审察之后，部分官员最终还是对洋赈予以认可。
如英国浸礼会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借着救灾的机会，同清政府的各级官吏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结识了一批包括李鸿章、曾国荃在内的洋务派大员，得到了他们的信任，成为了英国赈款在山西散放的代理人。又如在直隶，署天津河间兵备道的盛宣怀，甚至直接参与了外人的捐款放赈工作。
▼ 李鸿章为转交山西李提摩太教士散放事致总理衙门咨文
（选自《清光绪筹办各省荒政档案》）
为了进一步消除清廷对洋人赈捐的疑虑，李鸿章在奏折中指出：“臣访闻西洋通商有约，各国遇有水旱灾荒，互相捐助赈济，乃交际之常情”，此次各国官商捐助中国，也“并无他意，似亦无甚流弊”。清廷最后接受李的建议，效仿国际惯例向有关各国致谢。
▼ 李鸿章为各国捐助银米酌量酬答并查拿转贩流民妇女事奏片
（选自《清光绪筹办各省荒政档案》）
多难兴邦，面对灾难，除了积极地运用各种措施应对外，更应注重加强抵御灾害的能力，防患于未然。清末“丁戊奇荒”引发的荒政变革，是研究清代赈灾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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