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里的太医
在古代社会，专门为帝王及其家族成员看病的医生被称为太医或御医。提起清宫里的太医，你头脑里浮现的是什么形象？而真实的清代宫廷里太医群体如何工作？这些都可以从史籍和清宫档案中找到答案！
《大清会典则例》载，清代太医院取消原有金镞、按摩、祝由三科，增设痘疹科，共设十一科：大方脉、小方脉、伤寒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痘疹科。后又进行了归并，将痘疹科归入小方脉科，将咽喉、口齿科合并为口齿科，成为九科，清末光绪年间又合并为：大方脉、小方脉、外科、眼科和口齿五科。
大方脉科专门治疗成年人疾病，相当于现在的内科。早在宋代就已经在宫廷医疗机构设置此科，元、明、清承袭。大方脉科排在太医院众科之首，足见其重要，在这一科配备的医生和学生数量也比较多。
小方脉科相当于现在的儿科，专治小儿疾病。
伤寒科是专门治疗外感疾患的，类似于现代内科中设置的某些专科。
妇人科专治妇女疾病。
疮疡科专门治疗肿疡、溃疡、金疮等疾病。
痘疹科专治天花，在宫廷医疗机构中作为专科设立尚属首次，因满人入关后极畏天花，北京地区又是天花高发地区，因此增设此科。
康熙十九年（1680年）十一月，康熙帝年仅7岁的二阿哥胤礽出天花，经人举荐傅为格“善为小儿种痘”，且康熙了解到种痘后可不再受天花侵害，因此将此人召入宫内，为太子种痘。此时的种痘技术是种人痘，即用痘疹患儿的痘浆或痘痂作为疫苗，植入被种痘人的鼻中，使被种者出一次轻症天花而获得免疫力。种痘这种治疗天花的方法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康熙帝在太医院设立痘疹科，任命专人负责种痘、治痘之事。痘疹科的设立表明清朝官方已经较为有效地掌握了预防天花的方法。
从院使到医员至少须精通某一科“以治疾”。此外设有医生26人，“掌灸治之法”主要是负责内廷制药，不负有治病之职。清初规定药材出入均由礼部负责，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药材的出入权才正式归入太医院执掌。
同前代一样，清代的太医院不仅有诊疗、制药之职责，还负有医疗教学的职责，在太医院设有教习2人，御医和吏目中医术高超者才有被选为教习的资格。
学习考试是进入太医院并成为医官的常规途径。
出身太医院医官世家的子弟，可以直接进入太医院学习；而非世家子弟想要进入太医院学习需要有人担保，还要参加太医院组织的面试才可进入学习；经过三年学习期满，通过礼部主持的考试方可成为太医院的医官。
进入到太医院医官系统后，再根据品级、缺额情况进行升补。医士可升补为吏目，吏目可升补为御医，御医可升补为右院，右院可升补为右院判，右院判可升补为左院判，左院判可升补为院使。太医院正副长官的选择需要由礼部拟定上报吏部，御医、吏目的任选、升补则需要由太医院内部经过考核、筛选，测试个人品智、医术水平后拟定名单，上报礼部并报送吏部注册。
还有一条途径是世家子弟直接授职。
清代皇帝曾下令将太医院医术精湛的太医子弟辈授为吏目等微职，既是对太医的嘉奖，又选拔了较为可靠的后备力量。
顺治年间，御医祁坤出身医学世家，侍值内庭。到了康熙朝因医术高超倍受恩宠，升为太医院院判，著有《外科大成》一书。祁坤的儿子祁嘉钊自幼跟随父亲学习，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开始在太医院为皇室服务，曾医治好了皇十八子的腮腺炎和皇十三子的右腿溃烂，多次受到康熙帝嘉奖。
父子二人相继进入宫廷成为太医，这在清代太医院中并不少见。
民间医术高超的人通过选拔也可成为太医。
康熙朝就曾有地方官举荐地方名医入职内廷，江西人陈天祥善种痘，康熙帝便命人将其接入宫中入职太医院。雍正帝曾下令各省督抚可举“灼知之年老医”，到京后经太医院测试合格后任职。
太医院的太医们以汉族太医为主，也有一定数量满族、回族太医。而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清朝同蒙古、西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宫廷中还有来自蒙古和西藏的大夫。
蒙古大夫以接骨见长，康熙朝平定三藩征讨吴三桂时，袁时中掉落悬崖至肋骨断裂，有蒙古大夫“震动其肢体，以烧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其窍，使大夫接气。久之，气从伤处出，胁之内陷者还所故。而后缠之以药，得不死”。侍卫第讷患病，太医们久治无效，蒙古大夫开具兔脑浆与其他几种药令侍卫服用，病情才转好，可见蒙古大夫在治疗上有其独到之处。此外上驷院的蒙古大夫还负有治疗御马之责。
❖ 御前大臣额驸拉旺多尔济为派蒙古大夫治病谢恩事奏折
西藏的大夫在史籍记载为“大夫喇嘛”，并不隶属太医院，但宫廷如有需要也会被征召，与太医一起为病患诊疗。
当太医为皇帝或后妃等皇室重要成员诊疗时，可谓是谨慎小心，一点差错都出不得。太医的诊治过程、脉象情况、用药情况要记录下来形成“脉案”。给皇帝开药、进药更是谨慎至极，太医们开具的药方要“随即登簿册，年月下书名，近臣收掌”以为凭据。调制御药要在近臣的监视下完成，调两服后合为一副，煎制好后，分装在两个容器中，其中一个容器的药依次被开药的御医、院判、近臣试喝，确认无误后才可给皇帝服用。一旦出现问题将以“不敬”之罪论处。
如帝后等皇室成员感到身体不适，需由近臣通传当差首领，通过层层传递才能前来诊疗。根据患者病情，前来进诊的太医分两种情况：病情较轻者，传值班太医前来诊治。病情较重者，则需要多名太医会诊。
生活在晚清的德龄在《御香缥缈录》里记录了太医为慈禧太后诊脉的过程：“四位太医恭恭敬敬向慈禧磕了九个头，太后便吩咐另外两个女官，把伊两个衣袖卷起了一半来，让伊自己仍在中间的御座上端坐着，而把伊的左右两臂，分搁在两边的小几上，于是那四位御医便膝行而前，一直行近到那两张小几边去……四位御医便分着两边，每一边各两人，十分谨慎的伸出手来，用指尖隔着绢帕，静心为太后按脉，隔了半晌，左右两边的御医便又悄悄的互相对调了过去，但他们是始终不敢向太后偷觑一眼的……”。只请脉一项遍用了四五十分钟，真可谓 “伴君如伴虎”，将太医职业的高危性体现得淋漓尽至。
太医院医官们的这些工作代表的是国家行为，更是封建君主的个人意愿，也是皇帝施恩臣下、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
康熙朝，大阿哥福晋产后失血过多，十分虚弱，康熙帝下谕旨命大夫喇嘛张懋功与御医刘声芳一同前去诊疗，两位大夫为福晋开具了加减益气建中汤：
玉竹三钱、黄芪三钱密灸、白术二钱土炒、白芍二钱酒炒、肉桂七分去皮、当归二钱酒洗、半夏一钱姜炒、香附一钱醋炒、基草一钱灸、引用煨姜一片、黑胶枣二枚。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朝臣陈秉恒生了“搭背疮”，康熙帝命御医孙志定与西洋大夫同为其诊治。清代天花在蒙古地区蔓延，清廷便将太医派至蒙古，为蒙古诸部种痘。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太医院太医“刘芳远奉旨往察哈尔镶红、正白二旗种痘”；乾隆十九年四月，太医院太医“王德润奉旨往察哈尔镶黄旗地方种痘”。
在制药和诊疗中，西洋大夫曾与太医通力合作。传教士罗启明曾在太医等协助下为皇帝配制西药；神父张诚利用多味中药和西药，配制成肺胸舒丸，用于治疗康熙帝的咳嗽。中西大夫在治疗效果中各有所长，难得的是清代皇帝愿意吸收西方医学的长处为我所用。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五月初八日康熙帝患病，十三日转为疟疾，病情严重，直到二十七日才康复。当时宫廷内御医们采用中医的很多办法却收效甚微，直到康熙帝服用外省进京的传教士洪若翰等人带来的金鸡纳，症状方才好转，不日康复。当然，在皇帝服用之前，经过了病人、大臣等人的反复测试，确认安全有效的情况下才可给皇帝服用。康复后的康熙帝命洪若翰等人将金鸡纳的制药方法教授给宫中，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时，得知道总兵张云翼饱受疟疾困扰，将金鸡纳赐给他服用。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西巡至山西省洪洞县，川陕总督华显接驾，康熙帝体谅华显生病，身体欠佳，令其“养病勿劳”，不仅赏赐了高丽参，还给华显留下随行的西洋大夫和齐大夫为其诊病。华显上奏谢恩写道“数日以来西洋大夫与齐大夫共议调治，奴才病势，比先稍愈，但疮口颇深，毒素未减，精气甚弱……”。在这种情况下西洋大夫别无他法，但齐大夫有治疗方法，因二人共同治疗，不可擅听一人之法，最后华显只能上报康熙帝请求裁决，康熙帝批示道“齐大夫若有治方，宜速令调治”。
清代的太医身负帝王安危，官阶品级并不高，所得俸禄补贴也不多，身怀高超医术本领，行事万分谨慎，这正是清宫太医的常态。
本文作者：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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