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朝修纂的一部字库大全，是中国古代唯一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字典。全书共收录汉字47035个，在辨形、注音、释义、引例等方面，都比以前的字书更加完备和实用，达到了古代字书发展的顶峰，时至今日仍是学习古汉语和文史研究的重要工具书。然而，在《康熙字典》纂修完成60多年后，竟然因这部字典引发了一场文字狱，上自朝廷官员，下至“黎民百姓”，上上下下牵连了近百人，其影响是相当大的。清初的几代君主，为了维持和巩固对全国的统治，都十分重视学习并利用汉族的传统文化。康熙帝在位期间，“留意典籍，编定群书”，组织文人编纂了众多书籍，如《清文鉴》《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等。康熙帝认为明代所编《字汇》《正字通》均不足依据，于是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提出编修一部大型汉文字典的设想，主张“删繁补漏，辨疑订讹”，博采众家之长，编写一部“古今形体之辨，方言声气之殊，部分班列，开卷了然”的字书。康熙帝任命朝中重臣张玉书、陈廷敬为总纂官，凌绍雯、史夔、周起渭、陈世儒等27人为修纂官，经过6年的努力，字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编成，康熙帝钦定书名为《康熙字典》。这部旷世字典的刊刻颁布，成为汉字集大成的工具书。
乾隆朝江西新昌县（今宜丰县）举人王锡侯，因屡次会试落第，故而转向故纸堆寻求精神寄托，潜心著书立说。王锡侯对《康熙字典》做了一番研读，认为《康熙字典》是以部首来分类，因此有“穿贯之难”，于是仿照类书，按“以义贯字”的方法，把读音或意义相同、相近的字，汇集到一处，编写了一部新字典《字贯》，全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4类40部。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字贯》一书在吉安府隆庆寺刻印出版，并很快行销到江浙湖广等地。王锡侯对这部体例新颖、部头可观的字典寄予厚望，想借它的刊行换取银子，来改变他“床头金尽，瓶中粟罄”的生活困境。然而，《字贯》非但没有换来他梦寐以求的名誉和收入，反而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王锡侯的同族王泷南因唆讼发配，后逃回家乡，由于王锡侯的告发又被发配异乡，于是心怀仇恨，一直想找机会报复。乾隆四十二年，王泷南乘全国查办禁书之际，将王锡侯及其《字贯》告至江西巡抚海成处，称王锡侯批注并删改《康熙字典》与叛逆无异。
江西巡抚海成丝毫不敢懈怠，立即于当年的十月初一日，连同《字贯》原书40本上奏乾隆帝，并奏报说：《字贯》一书对《康熙字典》“辄肆议论，虽无悖逆之词，隐寓轩轾之意，实为狂妄不法”，建议“将王锡侯革去举人，以便审拟。”❖ 江西巡抚海成为报新昌县民王泷南呈首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事奏折起初，乾隆帝认为该书“不过寻常狂诞之徒，妄行著书立说”，令“大学士、九卿议奏”。但当他看到该书第一本的“提要”，竟然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讳直书，没有避讳（按清制，皇帝名字从康熙朝开始回避，凡遇皇帝名号，或改换他字，或删改笔画，或以不书来避讳，否则就以大逆问罪），不禁大发雷霆。乾隆帝认为，直书名讳属于“大逆不道，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谕令将王锡侯“即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刑讯之下，王锡侯供认，他撰写“提要”的初衷是因为自己少年时未知庙讳、御名，是后来科举时才知道的，恐怕少年人不知避忌，本想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写才能避讳，但偏偏自己举例时却忘了避讳，才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尽管如此，但在当时文字狱大兴，讳制森严的特殊时期，这是万万不允许的。乾隆帝认为王锡侯身为举人竟敢如此狂悖，平时所作诗文定有讪谤之处，立即下旨，要求彻底查明，明正其罪。决定选派妥干大员把案犯锁押解京交刑部，受牵连的缘坐者亦分起解京。乾隆帝斥责江西巡抚海成未曾细查此书，责令海成速赴王锡侯家中详细搜查禁书，所有不法书籍封固进呈，不得稍有隐饰。同时，乾隆帝又命令各省督抚留心查访禁书，如有印刷本及翻刻本均解京销毁。各省封疆大吏闻风而动，查办禁书的浪潮在全国泛起。王锡侯锁押进京不到一月，即于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被斩，其21名亲属中有子孙7人均被判斩，其他人“充发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各地查缴的《字贯》等书535部、版片4257块，全部解送军机处销毁。王锡侯的全部家产包括所饲牲畜以及已经典出的房屋，也都被没收入官。
然而，《字贯》案所受牵连者远不止这些。江西巡抚海成因没有发现避讳问题，也遭株连，乾隆帝斥责他“双眼无珠，茫然不见”。且因海成上奏时只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头衔作为惩罚，乾隆帝认为刑罚太轻，替罪人说好话，“实大错谬”。虽然海成事后尽力将功赎罪，星夜驰赴王锡侯原籍，不遗余力地搜查禁书，但乾隆帝仍不饶过，痛骂海成从前查办禁书时以空言塞责，“将大逆不法之书视为泛常”“全不知有尊君亲上之义，天良澌灭殆尽”，这次面对“此等大案，亦漫不经意……负朕委任之恩”，着交吏部严加议处，最后海成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 吏部为江西巡抚海成等未能指出新昌县举人王锡侯《字贯》大逆不法之处照例处分等谕旨相应刷录粘单事致内务府等咨文原江西布政使周克开因为看过《字贯》一书，却没能检出悖逆之处，遭到革职处分，交刑部治罪，后发往江南，按同知委用。两江总督高晋也受到降级留任的处分。《字贯》一书刊刻之地吉安府的地方官，如历任知县伍魁孝等、知府卢崧等因犯失察之罪，均受到降级的处分。而侍郎李友棠其人，曾为《字贯》另刻本写诗一首，在搜查禁书时，又发现有王锡侯请李友棠作序的信札和赠李友棠的诗。乾隆帝斥责李友棠“天良已昧”，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将李友棠予以革职。原大学士史贻直、钱陈群曾为王锡侯作过序，只因二人已故，不予追究。至此，这场在清朝文化高压背景下兴起，由改编《康熙字典》引发的《字贯》案终告一段落，成为清朝文字狱的一个典型案件。版权声明：本号文章、档案插图、音视频等版权均归“皇史宬”公众号（ID：mingqingdangan）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但欢迎读者朋友们转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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