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 | 半殖民中国文学的洋装书写与“假洋鬼子”形象

高强

引言

虽然现代中国并未被整体殖民，但却受到“多重外国势力”的“多层次占领”，由此导致了现代中国长期以来都陷入了一种“半殖民”境遇。半殖民中国与正式殖民地的处境大不相同，柯文认为“局部的，多国的，有层次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化格局的三个特点 。而史书美则进一步认为，殖民统治的“不完全”性，致使中国语境下殖民主义产生了“破碎、非正式、间接和多元分层” 等等特征。不论如何，现代中国的“半殖民”历史境遇是确定无疑的。在此境遇中，同时并置共存着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前者既有其侵略性、残酷性、可恶性的一面，又有着先进性、诱惑性、魅力性的一面；后者既亲切珍贵又刻板落伍。于是，人们一方面竭力反抗西方帝国的殖民行径，同时又仰慕西方文明，并以殖民者对“文明”、“现代”、“进步”的定义为标准，反身进行自我否定、自我批判，中国便在反抗“外压殖民主义”的同时面临着陷入自我殖民化的危险。当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殖民者的隐形策略与自我殖民化的危险时，他们又开始了从政治、文化层面反抗殖民话语，清除自身遭受的殖民影响，以便重建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可矫枉常常容易过正，反抗殖民他者的过程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由唯洋是趋的媚外心态走向了排外的、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近百余年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便在殖民、反殖民与解殖民，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撞反复中曲折发展。刻骨铭心的侵略史以及光荣灿烂、绵长亲切的传统相互纠结碰撞，这样一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同时遭受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夹击时，内心形成了一种“既爱犹恨、既恨犹爱”的复杂情结，即在中外两重文化的生死夹缝中痛苦彷徨。

“半殖民”往往是被作为曾经的遭遇受到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却较少被文学研究者重视。“半殖民性”的现代中国文学特征，长期以来被启蒙、革命、现代性等研究范式所遮蔽。因此，李永东才提出应该把“半殖民性”和与之密切相关的“解殖民”概念作为考察、研究、理解现代中国文学的新思路、新观念、新方法、新框架，如此方能深刻认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衍变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 而作为“舶来品”的洋装在这种“半殖民语境”下无疑携带着浓厚的文化信息，一方面它简洁、轻便、卫生、象征着独立和自由的气象，因而深受国人喜爱；另一方面，它又是对殖民者身体装饰的效仿，无时无刻不提示着国人身份的卑微和屈辱，所以它又广受排拒。如此一来，洋装的穿着问题便成为国人表征自己文化心态与身份认同的一个典型行为，是透视中西文化夹缝中的复杂身份认同的一面镜子。具体到现代中国文学中，洋装及其蕴含的隐秘丰厚的文化信息在“假洋鬼子”这一独特的人物类型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假洋鬼子”中的“鬼子”和“洋鬼子”之说主要是清朝初年国人指称外国人的蔑称，有“非类之嫌”，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国人虚骄自大的表现。而在它们之前辅以“假”字则源于美国人华尔受清政府委派招募外国人组建的一支用来镇压太平军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后来进行了改组，除留下少数洋人军官外，绝大部分兵勇都换成了中国人，这些中国人穿洋人的军装，接受洋式训练，外形酷肖洋人，故上海地方人士，都称呼他们为“假洋鬼子”，“后世转化，始演变为一般泛称” 。“假洋鬼子”这一贬抑性称谓很快便被身处半殖民语境中的文人借用过来，成了半殖民中国文学的一道颇堪玩味的“风景”。虽然在不同作家笔下，“假洋鬼子”的形象各具特点，但他们大都热衷于书写“假洋鬼子”的洋式装扮，以之来展露其可恨亦或可悲的精神状态。而“任何服装的意义，就和说话一样，取决于‘说’者和衣服呈现的环境” ，于是，解读“假洋鬼子”的洋装书写又可以联通并窥视可恨与可悲的半殖民中国的文化形态。

一、晚清文学中的“假洋鬼子”：文明滥相与民族身份焦虑 

晚清以降的中国社会急剧动荡，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应因着社会思想的变动而变动，因此要分析晚清文学中的“假洋鬼子”，首先得明了他们深处的时代思想环境。19世纪后半期，中华民族遭遇了外国列强接连不断的侵略，“泰西诸国之相逼”，使有识之士纷纷产生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感叹。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摧毁了中国的“天朝上国”迷梦，西方欺凌不说，中国眼中的“蕞尔小国”日本居然也能打败自己，国人受到巨大的心理冲击。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人们不得不开始反躬自省，不得不开始承认自己的衰败与落后，更不得不服膺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道理和承认彼强我弱的新世界图式。他国的“外铄” 引发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意识，自此以后“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 。为了“改变中国”和建立一个“新中国”，向来以“老大帝国”自居的中国迫不得已地认攻打自己的“敌人”作“老师”，向其学习，由此开始了中西的频繁接触。在落后心态与“重返中心”的急迫愿望的共同作用下，自我反思和社会改革成为了有识之士的普遍吁求，而服饰改革又成为了社会改革的先觉步骤和必要内容。

以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强调秩序、规矩和等级观念的模式，这一套模式作用于社会制度和人们日常行止的方方面面。因此服饰穿着对中国人而言，除了起着遮羞避体、保暖御寒的一般功能外，更具备了身份区隔、地位表征、巩固等级序列等意识形态功能。所以《管子·君臣》说：“衣服所以表贵贱也”；所以有“非其人不得服其服”(《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卷三百一十七)等规定。为了适应变动的世界格局，急需刷新国人古旧的思想观念，因此精英分子很自然地转向了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礼俗文化模式的批判，而“衣冠之制”作为后者的典型代表，理所当然地首先受到审视，它的解体和废弛也与“新的人生价值观的萌动相应相生” 。宋恕就提出了“三始一始”的社会改革主张，将服饰改革作为“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等三项改革的前提，以便统一整合国民的举止容貌，进而振新国人精气神。 康有为则认为“变服”与“易人心”有着莫大关联，“以守旧者固结甚深，非易其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也。” 在著名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里，他更是慷慨陈词，奏请“断发、易服、改元”，并认为唯有如此方能更新民风、振起举国的“尚武之风”，进而使国家“光彻大新” 。

康有为

除了森严的等级观念作用于服饰穿着之外，前近代国人还充满了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与“天朝上邦”的文化心理，由此种文化心理出发看待别国，便将异域他者视作荒诞怪异、面目全非、不值一提的“怪物”。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如下景象：同洋人打交道成为了中国人最不屑为之的事情，外交工作也被人所轻贱，总理衙门的差事被称作“鬼差”，外交使臣被称作“鬼使”。与此相似，西洋服饰同样难逃被鄙夷的噩运。林则徐初到澳门，对洋人的衣饰即大惑不解：“惜夷服太觉不类，男人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演剧扮作狐、兔等兽之形。妇女头发或分梳两道，或三道，皆无高髻。衣则上而露胸，下而重裙……真夷俗也。” “夷俗”云云，恰是国人站在自设的中心位置对洋服的蔑称。李鸿章曾在一次与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的交谈中，认为服装兹事体大，不可随意更改，而批评日本民族把服装改成欧洲式样的做法是极不理智的行为。 西方长期以来都被想象成“鬼化兽化”的低劣民族，受到中国人的鄙视，西方服饰也是被鄙视的一员，而他者的“劣等性”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优越感和自大感。但是，中国人自以为豪的长衫、辫子、小脚等装束又常常被西方人观看、嘲笑：诸如长辫褂袍的官员出访外国时引得大批人前来围睹，竟到了水泄不通的程度；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幼童负笈国外时，竟被外国人误以为是女孩子，争相调戏等等事件层出不穷。 一面是骄矜的自我感觉和顽固的着装行为，一面是被强大的西方赏玩、辱弄的现实体验，无怪乎康有为诸人要撕心呐喊了。

尽管绝大多数中国人因为保守、惧变而不愿改装，但当洋装和众多“洋货”如潮水般涌向中国后，人们又明显感受到了其舒适、自由和美观等巨大吸引力，加之洋货普遍被赋予“精致”、“时髦”等意味，这些因素都促使人们越来越喜爱消费洋货，并以消费、使用洋货为荣。于是洋货的流行又日渐成风，以至于人们“无不以改用洋货为奢豪” 。正因如此，清末名士王韬才在日记中记载了一则他偕友人访妓，赠送妓女一块洋布的事迹：“馈以西洋退红布一端，（妓女）阿珍喜甚，即宝藏于箧” 。而清末妓女又已取代士绅贵妇，成为引领时尚潮流的人群，她们“岁易新式，靓装倩服，悉随时尚。……而风尚所趋，良家妇女无不尤而效之。未几，且及于内地矣。” 因此这个妓女收到洋布后，尚且“喜甚”并“宝藏于箧”，余者可以想见。

除了洋装本身的诱惑之外，还有趋新的诱惑。由于洋装主要是作为西方文明的象征，知识分子推崇洋装主要是为了号召民众改掉与洋装互为因果的阿谀、驯顺、呆滞等陋习，学习洋装背后蕴含的自由平等、奋发向上的新式精神。而清末民初之际，在“思想界和整个社会上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 。在此情况下，人们对西洋物质文明“由深闭固拒之态度，一变为漫无抉别的态度” ，普遍以追逐洋装来表明自己的文明开化和思想进步，以为越洋化便越文明，似乎“愈是新人物，愈用外国货” ，以至于“人士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 趋新者的装扮越来越新，但保守者的装扮则显得越来越旧，而一些半开化的人又施行“中西调和”的着装方式。于是，产生了中国服饰史上“乱穿衣”的时期。有的长辫辅以西服，有的则头戴洋帽身穿长袍足蹬洋皮鞋，真真是“洋洋洒洒，陆离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给。” 新气象与旧风貌并存，新旧交织、新旧混乱，换了皮面未换瓤，穿了新鞋走老路。着洋装的思想或许极为封建，穿长袍的骨子里倒可能真的现代，而前者便是晚清文人笔下饱受诟病的“假洋鬼子”。

革命色彩很强的《黄绣球》写到随着风气渐开，整个社会却变得乱七八糟，国人德育上的缺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常见现象便是社会上的男男女女打着自由的旗号恣意改穿洋装，实则洋式装扮只是为了让他们更加便利地游走于社交场合，是其享用酒色财气的装点而已。作者批评说此类人物“只可陈设在中国博览会中”，徒供“东西各国的人冷嘲热笑罢了” 。在蘧园的小说《负曝闲谈》里，自东京回来的留学生黄子文，不厌其烦地向众人介绍西装的样式、价格和洋装的得体穿法 ，从其头头是道的介绍中，流溢着满荡荡的骄傲和自豪感。此类人物的易服剪辫，并非受新文明的感召，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私心，并以之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

梁启超

1902年梁启超作《敬告留学生诸君》，将“新民”、“立国”的重任赋予留学生，称赞他们为“中国将来主人翁”，勉励他们既要“立国家政治之基础”，更要“立社会道德之基础” 。接续着这番思路，便有了梁氏专门创办一份杂志而创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这部并未完成的小说恰好塑造了“主人翁”形的留学生，也开辟了小说中留学生形象理想化、雄强化的先河。即便如此，梁启超依然在小说中借主人公黄克强、李去病的眼光书写了留学生群体中少数“败类”的可耻行径：他们前一日还在大谈特谈国事，冠冕堂皇地说教，第二天就逛窑子、吃花酒，玩得不亦乐乎。作者还特意描摹了留学生的洋气装扮带给黄克强、李去病两人的震惊、诧怪：“只见那宗明辫子是剪去了，头上披着四五寸长的头发，前面连额盖住，两边差不多垂到肩膀。身上穿的却是件蓝竹布长衫，脚下登的是一双洋式半截的皮靴，洋纱黑袜，茶几上还放着一顶东洋制的草帽”；“往外一看，只见一位丰姿潇洒的少年，年纪约摸二十来岁，西装打扮，浑身穿着一色的十字纹灰色绒的西装家常衣服，那坎肩中间，垂着一条金表链，鼻梁上头还搁着一个金丝眼镜，左手无名指上套着一个小小的金戒指，还拿着一条白丝巾，那右手却挽着一个十八九岁妖妖娆娆的少女。后面还跟着一个半村半俏的姐儿。” 按理说，黄、李二人并非呆板守旧之人，而是“地球差不多走了一大半”的新式知识分子，对洋式装扮该是习以为常的。作者本人更是游访诸国，对西人服饰也当见怪不怪，却不惜笔墨如此刻画。这种好奇的目光将留学生中的“败类”群体的洋式打扮和其可鄙行径一道鉴别为“异样的”、“虚假的”、“可笑的”，洋外表与旧里子的结合，属于典型的“假洋鬼子”。

在晚清文学作品中，从“洋装”入手描写“假洋鬼子”，并对他们那些“处于奴隶、羸弱、丑怪和污秽状态的身体”进行“讨伐” ，最为集中的无疑是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文明小史》创作的时间正是清政府推行新政，尝试变法之际，但新往往只是一种表象，很多人不过是为新而新，根本不懂“新”的真义，因此整个社会呈现一种中西两种文明杂乱凑合的“滥相”。《文明小史》属于陈平原所说的那类“集锦式”小说 ，李伯元正是通过描写一个个举止言行都竭力趋新，实则封建思想浓郁的“假洋鬼子”故事片段，揭示中国转型时期知识人的文化焦虑及其拳拳忧思。

因为接连被西方欺凌，反复体验到他者的强盛，晚清社会对西洋人便陷入了崇奉乃至畏惧的境况。《文明小史》第九回写到，刘伯骥为了搭救因闹事被抓的同伙，向一个小教堂的洋教士求助，洋教士便让他改成外国装扮，一同去问知府拿人。两个外国装扮的人来到衙门，无人敢拦阻，一向盛气凌人的傅知府，听说二人的来意后，也只得乖乖照办。一干人走出了府衙，引得行人好奇地观看、议论，“哄的满街都是”。教士恐人多不便，便手持文明棍朝着这些人假做要打，方吓跑众人。中国人因为改穿外国服装便能为所欲为，外国人用手杖就能击退中国民众，而按恩特威斯特尔的说法，“着衣的身体是文化的产物，是加于身体之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结果” 。因而，洋服与文明棍之所以具有这般威力，全赖加之其上的“各种社会力量”——即西方/殖民者的赫赫威仪，中国人/受殖者对此是心甘情愿的臣服的，并以能向对方靠拢为荣。于是，才有了小说中那些以洋为尚的漫画式人物。

《文明小史》

小说第十六回写到，姚文通、贾氏三兄弟和姚老夫子初到上海，就在饭馆看到了一个被称作“元帅”的“新人物”，只见他“高大身材，瘦黑面孔，穿了一身外国衣裳，远看像是黑呢的，近看变成了染黑了麻线织的，头上还戴了一顶草编的外国帽子，脚上穿了一双红不红、黄不黄的皮鞋，手里拿着一根棍子。” “元帅”和他的同伴黄国民聊天时，句句不离“新观念”，洋装也被他视作文明举动拿来自我标榜。两人正说话间，不料“文明”的“元帅”却悄悄从身上摸出一只虱子送进嘴里。以“新人”自居的“洋装朋友”，不过如此，洋气的做派和表皮底下，暗藏着腌臜的品性。第四十七回里留洋归来的劳航芥听说上海的红倌人最爱同“洋装朋友”来往，就竭力摆弄趋洋：“头戴一顶外国草帽，是高高的，当中又是凹凹的领子，浆得硬绷绷的，扣子同表练，又是黄澄澄的，穿了一身白衫、白裤、白袜、白鞋，浑身上下，再要洁净没有，嘴里蜜腊雪茄烟嘴，脸上金丝镜，手上金钢钻，澄光烁亮，耀得人家眼睛发晕。” 并以一副恨铁不成钢的革命口吻对劝他改回中装的朋友说道：“我们中国生生就坏在这条辫子上。如果没有这条辫子，早已强盛起来，同人家一样了。” 谁知仅过了一天，就因为一名妓女生性不喜欢外国人，连带不喜欢穿外国服装的劳航芥，为了讨妓女欢喜，劳航芥便立马改回中国服装并买了条假辫子安在头上。为了让别人高看自己，便穿最光鲜、最奢华的洋装；为了俘获妓女的芳心，又立马换成中国装扮。真个“维新到极处，却也守旧到极处……维新的是表面，守旧的是内容。” 作者写到此类人物时，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于“假新人物”、“假洋鬼子”的嘲讽、批评与反感。

张春帆说他的《宦海》是特地把那些争名夺利的现状和蛇神牛鬼的情形，尽数收集整理在一起，编著成了一部小说，“也不过是个形容怪状、唤醒痴迷的意思” 。包括《文明小史》在内的众多晚清小说都可做如是观，“假洋鬼子”便是《文明小史》中的“蛇神牛鬼”，进而成为了作者笔下的一种否定性的“他者”形象。通过描写“假洋鬼子”的“怪状”，尤其是通过他们在穿戴“洋装”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前后矛盾、表里不一、糟乱可恶的情形，表露出了作者身处“太阳要出，大雨要下” 之时的身份焦虑。像《文明小史》中的“假洋鬼子”们那般生吞活剥地吸收西洋文化，作为寻欢作乐、“大遂其私欲” 的“洋”借口，显然是不可取的，是作者想要唤醒的“痴迷”之一。但是，因噎废食、一味抵制西洋文化又是作者所反对的。作者本人在小说中的多次议论其实就蕴含着其理想中的文明“真相”：汲取西洋知识同时，不丧失中国美德。究其实，作者的观念并未脱离“中体西用”的框框。正是在这种“中体西用”观念视野的烛照下，模仿洋人皮相而缺乏国学根柢和传统人格的“假洋鬼子”才会受到晚清作家的极端贬斥。

通过“假洋鬼子”的洋装书写，晚清作家大肆揭露了那些一味迎合西洋他者（真洋鬼子）皮相而丢失传统美德的中国人身上的种种文明“乱相”、“滥相”和“假相”，尽情抒发了他们对后者的鄙夷憎恶之情。与此同时，揭露和憎恶的背后又蕴含着晚清作家对西洋他者（真洋鬼子）的敬畏和爱慕，只不过敬和爱的是西洋他者（真洋鬼子）的文明“真相”。但是，在汲取西洋他者（真洋鬼子）文明“真相”之际，他们又时时提防、警示着自己被同化进而丧失民族底色的危险。——此乃晚清作家郁积隐藏的苦涩心态。这批易代之际的作家属于同时注目于中外文化的“双视野人” ，他们可以“看得见”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两个不同的“视阈”，由两个“视阈”带来的压力、猜疑和选择，使得他们普遍经历了文化取向危机而感到失落和忙乱，最终产生了一种双重恐惧：既担心落后于西方的所谓“文明”，又担心丧失传统的所谓“美德”；不但害怕自己民族和国家落后于“西方人”/“殖民者”，也害怕自己或别的同胞变成“非中国人”，双重恐惧又进一步构成了对于民族身份的“惘惘”焦虑。

二、鲁迅与“假洋鬼子”：半殖民中国的启蒙困境

晚清以降的中国是不断遭到侵略、饱受创伤和体验屈辱的进程，在此期间，众多有识之士也不断谋求改变，不论是辛亥革命、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都实实在在地体现出了国人自我反思和寻求转型的艰辛努力。遗憾的是，这些运动因为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和核心，所以均未能切实改变中国虚弱落后的面貌。于是，等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便开始义无反顾地向封建传统开火，大力引进西方的思想观念，开始了“伦理道德的重整运动” ，即大力批判、清除传统思想文化，以求改造国民的文化心理。在这一过程中，时间上的现代与空间上的西方具备了等价关系，并成为了评判事物的价值准则和中国奋起直追的目标取向。为了更好更快地追赶上西方，为了从根本上对中国传统进行揭露，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在文化层面上的关系结构作出了明确的二元对立的表述，即处处以西方为是，而以中国为非。如果说，晚清是用西方文化来“我化”（我转变/适应西方文化），“五四”则是用西方文化来“化我”（西方文化来改变我） 。任何属于传统的东西都是有害的，需要舍弃；西方的或者说现代的则需要大力引进。长袍马褂与小脚辫子便被划归为传统一方，洋式装扮与剪辫放足则意味文明开化。但剪辫易服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常常不被长袍蓄辫的民众所理解，进而饱受中伤、污蔑和歧视，这样的结果赋予了此类人物深沉的悲凉感，并寓示着半殖民中国的启蒙困境。——这在鲁迅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丰富。

李怡在其研究著作中指出1907年是鲁迅兄弟两人在日本的深度体验时期，这一年代前后鲁迅兄弟的体验和思考成为了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渊源。 具体到鲁迅个人而言，其日本经历与体验的独异性与丰富性正是其文学的独异性与丰富性的前导。尽管留日期间鲁迅和众多学子一样感受到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比如他在仙台医专因为考了一个合格的成绩，就遭到几个日本学生的猜忌和打击。但是，最令鲁迅难以忍受的却不是日本人的偏见，而是中国人的愚昧、麻木、消沉的生存态度。就拿那个著名的幻灯片事件来说，鲁迅事后记叙的重点不是遭日本学生侮辱的经历，而是对国民的“看客”精神的严厉解剖。很明显，对鲁迅而言，中国人的精神污秽是比揭示民族矛盾、简单地发泄民族怨气更加值得措意的事情，鲁迅终其一生抱持的文明批判与文化批判于此可见端倪。这种对于国民品格陋习的极端关注也导致了鲁迅在《藤野先生》的开篇对留日学生的丑鄙形状极尽嘲讽之能事：他们把辫子玩出各种花样，有的将其盘在头顶形成一座富士山，有的解散辫子，洗得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的留日生说着怪声怪气的日本话，成天无心学业，却于交际、跳舞、玩乐上甚是用心。辫子在日本人眼里，一直是被当作“东亚病夫”的标签受到嘲讽，同时它在大清统治者那里，又是作为奴役汉人的手段。那么，留学生对于辫子的固守，与他们的生存态度一样，都是属于不思进取、自甘为奴的表现。由于头发既是身体的内容，又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身体，属于身体的形式，所以“头发是‘身’中唯一的可以以部分象征‘身’整体的‘喻体’，也因此，身体政治常常以头发为中心” 。于是，力主排满革命、反对为奴的鲁迅本人到日本留学后很快就减掉了辫子，并立马找到许寿裳，与之分享喜悦，许寿裳也以“壁垒一新”一语相赞。 两相对照，不难理解鲁迅为何在批判留学生委顿消沉、无所事事的行径之余，对其头上的辫子记忆犹深、厌恶不已了。

实藤惠秀曾引用竹内好对《藤野先生》一文的分析指出，留日期间在鲁迅周围笼罩着浓郁的“黑暗”，这“周围的黑暗”主要指一般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歧视态度，而藤野先生是鲁迅留日的“黑暗”生活中，少有的“一两线幽光”，因而就“分外引人注目” 。除此之外，如上所言，“周围的黑暗”恐怕更应该指鲁迅对于那些留着辫子的愚昧的中国人的反感吧。在这两重“黑暗”的合力作用下，鲁迅才开始走上了以文学“启蒙民众”、“改造国民性”的道路。易言之，鲁迅留日期间被强势的日本人与愚昧的中国人两相夹击的不快经历，正是鲁迅文学启蒙的前史。甚至对于后者——即留着辫子的中国人的蒙昧状态——鲁迅的感受更加强烈，也更加用力予以批驳，借用丸尾常喜的说法，“中国人的奴隶的国民性”才是鲁迅“耻辱感”的主要指向 。

藤野先生

剪辫易服虽然被启蒙者视作摆脱蒙昧、向文明靠齐的必要条件之一，然而普通民众却坚信辫子乃是“国粹”、是“宝贝”，剪辫是叛祖离宗的可耻行径；人们早已忘记了古人反抗剪辫时的“血史”，而将辫子当作一件令人骄傲的东西来打扮。此种行为正是鲁迅等五四作家极端反感的“国民性”陋习的代表。“清末怪杰”辜鸿铭于1928年4月带着辫子离开人世，那年的9月《申报》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北京地区尚存男人辫子就多达4689条。 当时一个美国传教士不无感慨地写道：“辫子普遍被视作一个人尊严与荣誉的标志”，“中国人对辫子的看重已几乎达到了迷信的程度。” 经过数百年的身体政治规约，统治者的强行命令已经转变成了民众的自觉坚守和主动维护了，“辫子”已经由一项外部强加的身体政治规则内化成了汉民族集体记忆中的一部分，“完成了从‘被迫强加’到‘被动接受’再到‘无意识坚持’的过程” 。由此，也就产生了剪辫易服的启蒙者与长袍蓄辫的民众的认同龃龉，启蒙之路顿显困境重重。

《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在留学时剪去了给他带去诸多不便的辫子，却被盘着辫子的中国留学生排挤，被监督斥责并威胁要停发他的官费。当N先生回国时便特地去上海买了根假辫子戴在头上，又被家里的亲戚认作是造反者，要去告官。这样一来，N先生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可不断有人在他身后骂他是“冒失鬼”“假洋鬼子”，脱掉洋服改穿大衫后，人们骂得更加厉害。N先生实在无法，只得用手杖“拚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才“渐渐的不骂了”。这让N先生“感到很悲哀”和“气愤”，因为曾有报道说外国人便是用手杖向中国人“问路”的，而且中国人在外国人的手杖面前规规矩矩的，很是“听话”，没想到他“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中国人在“文明棍”/“手杖”象征的外国势力面前，低贱温顺，却对外国装扮的中国人嘲骂相加；畏惧“真洋鬼子”、排挤“假洋鬼子”。但前者恰恰是不怀好意的外来者/敌人，后者恰恰是推动本国向西转的先知先觉者/启蒙者，启蒙的困境由此而生。

鲁迅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回忆说《头发的故事》是因为目睹了一个女学生由于剪辫而遭到嫉视和责备后“感慨系之”的作品。虽然如此，《头发的故事》却不仅仅是为他人叫屈，而是同时蕴含着作者本人的切身感受，因为他正是吃了“这前世冤家的头发的苦” ，其弟周作人就明确指出《头发的故事》是“自叙体” 。因此，有必要把鲁迅自身的经历和小说对照起来进行“互文性”阅读。

鲁迅

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痛陈了自己所受的“无辫之灾”：除掉辫子的鲁迅走在路上，被人们观看、冷笑、恶骂，不管他如何装束，总不免被视为“里通外国”的人。而周建人也曾回忆说，鲁迅留日回家时一身洋式打扮，俨然一个外国人。亲戚们听说他回家了，都争相来围观他的头发。鲁迅恐怕大家不习惯便换掉洋装，买了一条假辫子戴上，可人们发现辫子是假的之后，又冷笑不已，还有人准备去告官。鲁迅又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到大街上去走，可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这冒失鬼”、“假洋鬼子”。于是，他不穿西装，改穿大衫，又到大街去，一路上人们骂得更凶了。试来试去，都找不出一个好办法，鲁迅只好闭门不出了。 这几乎就是《头发的故事》的翻版，或者说《头发的故事》完全就是鲁迅个人遭遇的实录。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鲁迅依然在诉说自己的哀怨：“我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 。要知道，此文差不多是鲁迅的绝笔之作，在生命尾声还对“辫子”耿耿于怀，足见鲁迅因无辫、因打扮洋化所受之创痛的悲与深。

甚至按照史建国的分析，《阿Q正传》中一直以来被当作负面形象的“假洋鬼子”钱少爷其实“也有着鲁迅自己的影子”，也是一个不被理解、反受鄙视的悲剧人物形象。 的确，阿Q之所以骂钱少爷为“假洋鬼子”，只是因为他出过国、举止洋派，剪了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 。但是这一切都是从阿Q的视角观察和叙述出来的，而隐形作者对阿Q是持讽刺和批判态度的，于是，阿Q在小说中充当的便是一个“不可信的叙述者” 。当我们再顺着阿Q的视角去看待钱少爷时，自然便得出了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少形象这样的片面结论。钱大少爷因为剪了辫子，便被骂做“假洋鬼子”、“里通外国的人”，惹得他母亲大哭，他的妻子闹着要跳井，这很明显与《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遭遇如出一辙，类推下去的话，说钱少爷这个“假洋鬼子”也是鲁迅的自况，未尝不可。可悲的是，阿Q正像骂N先生、骂鲁迅本人的那些民众一样，被“假洋鬼子”们用西洋的文明棍打得服帖。

正是因为深受无辫之害，《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明知无辫更好却依然劝学生们“犯不上”剪辫，这也是鲁迅本人有过的真实经历，他因此还被学生们给了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 林毓生和李欧梵都曾经指出鲁迅作品中的双重人格：一个公众的鲁迅和一个私人的鲁迅，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和紧张。 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则明确说道：“鲁迅其人是一个巨大的矛盾” ，汪晖同样认为“鲁迅是一个悖论式的人物，也具有悖论式的思想” 。这种双重人格和矛盾性表现在“洋装”与“辫子”问题上便是理智上觉得剪辫好、洋装舒适，实际上却要阻止别人剪辫、自己身着长袍大衫。鲁迅终其一生几乎都以长衫大衣示人。许寿裳曾回忆，他一位朋友的女儿极喜欢鲁迅的作品。有一天，鲁迅来访她的父亲，她便满怀期待地出去观看，结果发现鲁迅衣着极为朴素，还戴着一顶破帽子，她稍感失望，事后对她父亲说：“周老伯的样子很奇怪。我当初想他一定是着西装，皮鞋，头发分得很光亮的。他的文章是这样漂亮，他的服装为什么这样不讲究呢？” 萧红的回忆也证实鲁迅着装的简朴、“土气”：“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土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 因为喜好朴素的着装，还使得鲁迅对其他穿着洋化的人物充满着难以理喻的憎恶：某天鲁迅去吃茶时碰见了一位摩登女子，她衣着时尚，且打扮得极为妖艳，类乎一位洋士妇女。鲁迅非常不高兴，瞪眼看了对方半天后，对身边的人抱怨说：“是做什么的呢？” 语气里流露出严重的鄙夷和厌烦之情。1928年7月，徐霞村因办《熔炉》杂志，前去向鲁迅约稿，以为刊物增色，因他“那天穿的是最时髦的西装”，下系正流行于沪上的“款裤腿”裤子，去到鲁迅寓所时，便遭冷遇。 “洋装”在鲁迅那里的“缺席”状态，鲁迅固执的守旧的着装行为恰恰反证出这个半殖民中国的启蒙家曾经因为洋装（辫子）遭受的深巨创痛，他恐怕一方面是以传统的长衫对抗那些西装革履、花天酒地、拿腔拿调的留学文人，试图说明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假洋鬼子”；另一方面，他或许也想以自己的着装来洗清被人们骂作“假洋鬼子”的嫌疑，替自己“辩诬”、“正名” 吧。

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者担忧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为了和别个民族争胜，为了重振民族勇气、提升国民品格，他们才以批判封建思想、开起民智为第一要务，以他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才会用类似“长衫”/“洋装”、“辫子”/“剪辫”的新旧修辞法确立了传统与现代的二项对立，并贬斥前者、推扬后者。但是当他们这样做时，便已将古今对立等同于东西差异，时间上的否定过去和空间上的认同西方便交迭、融汇在了一起。于是，我们看到当西方列强正以现代性等名义妄图欺凌、侵占中国时，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们却有意无意忽略了国人的临暴体验，转而号召大家向敌人学习，并以西方借来的一套思想观念来批判本国文化。启蒙知识分子此举走的是一条由立人通往立国的道路，可对于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中国被侵略、被殖民的屈辱现实是最为严峻的，尽快击败来犯之敌才是当务之急。换言之，西方的殖民侵略是中国人的“集体愤懑”，它远远大于“假洋鬼子”的“个体愤懑”，并且又不是毫无道理可言。因而有意无意间促助了西方殖民进程的“假洋鬼子”不仅难获民众认可，还得为自己反复申辩。

总之，启蒙者与民众的认同挫败是鲁迅的心结，也是他反复书写的“愤懑”。但是，我们以往多是把启蒙者与民众的隔膜理解成“独异个人”思想超前而不被“庸众”理解所造成的简单对立，却忽略了所谓“独异个人”其实在“庸众”面前遭受的屈辱体验，并竭力替自己辩解的深意。也就是说如今被人们抬高到神坛的“启蒙”云云，背后却夹缠着难以启齿的个体屈辱，这种吊诡关系进而成为导致半殖民中国启蒙困境的潜隐而巨大的因由。

三、老舍笔下的“假洋鬼子”：受殖者的迷思 

正如列文森所言，近代中国“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 ，而这样一个过程毋庸置疑是在殖民者的侵略、自身与他者的对照之下发生的。针对殖民者的侵略和殖民行径，国人必然会予以反击，但是，人们的回应更多只是以武力在表层意义上反抗殖民者的侵略行为，而殖民者对受殖者造成的心理同化与文化影响却被一笔带过，或者忽略不计。于是乎，殖民者带来的显明而表面化的问题毫无疑问被识别并受到规避，但其心理同化和文化殖民等隐形影响却并未得到有效识别与应对。所谓“自主的主体性”依然没能得以确立，受殖者不过从表面的臣服中摆脱出来落入了隐性然而更加深重的文化臣服，落入了“自我中心化”与“自我殖民化”的迷思。对此，老舍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驳。

在《二马》中，老舍便批判了到欧洲宣传中国文化的先生因为长期以来被西方歧视，遭受致命种族主义的贬斥，后来便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也接受了非善即恶的二元观点，以西方对待中国的观念态度来对待西方以及中国之外的所有他者，转而吹嘘自身民族的古老、文明，鄙夷对方的稚嫩、渺小：“我们的文明比你们的，先生，老得多呀！”老马正是一点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他虽不知道什么是国家，到底自己颇骄傲是个中国人。只要外国人称赞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他总会乐滋滋地请其吃饭，且“毫无疑意的信中国人是天下最文明的人！”老马式的中国人因为遭逢了文化优越感的丧失和自卑感的勃兴，便开始从自我中心的世界主义者朝自我中心的褊狭民族主义者转变，并且像鲁迅批评的那样，出现了“爱国的自大”和阿Q式的情结。殖民者的文化和其他影响是外来并强加给受殖者的，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都是可以轻而易举地予以排斥和摆脱的东西。然而，类似老马这样的通过高举所谓“中国文明”大旗来对抗殖民欺压、殖民话语，通过“自我中心”来反抗“欧洲中心”，通过“西方主义”来反抗“东方主义”，实则重复了它所欲摒弃和反抗的霸权色彩。老舍对于此类人物的批判恰恰是要告诫我们：受殖者很难与殖民者一刀两断、划清界限，而是极易被殖民者所同化，深陷“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等思维枷锁之中却不自知。

《二马》

“大中华”的“自我中心”态度是受殖者应对殖民者的方式之一，与此同时，受殖者还可能陷入“自我殖民化”/“自我东方化”的陷阱之中。问题往往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殖民者给受殖者造成的影响也是如此，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前者体现为科学技术的传播、物质文明的引入以及文化观念的革新，后者包括殖民政策的高压、虐待、折磨，主权领土的褫夺和吞噬等等。后者使人愤怒和怨恨，但前者又无法不让人心生羡慕。前者的魅力往往能暂时掩盖后者的不幸，受殖者便开始向殖民者学习、靠齐。在这一过程中，少数人还能汲取他者的优点来创设一个全新的却不失主体性的自我，但大多数人却把西方殖民帝国的现状当作自己的未来愿景，心悦诚服地沉迷、投靠殖民者的怀抱，而将自身的传统一股脑儿地丢弃。于是，他们一方面对西方文明极端仰慕、信奉，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批判本土现状并试图摆脱一切中国影响。

在老舍笔下，那一个个崇洋媚外、举止洋化的“假洋鬼子”就是“自我殖民化”的绝佳写照。比如《离婚》中的张天真，漂亮，看不起穷人，一举一动都学外国电影明星，头发分得讲究，不出门时永远戴着压发的小帽垫。“爱穿西服，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 总之，以西为荣、以中为丑，外表光鲜、内里空洞。而《赵子曰》里的青年更是成为了“洋奴”，武端一举一动都带着洋味儿，他穿着时新的灰色洋服，戴着宽沿洋呢帽，衣领上一丝不苟地系着一根印度进口的花领带，脚上的皮鞋则时时刻刻掸扫着，确保其一尘不染。不仅如此，洋人擤鼻涕的声音都成了武端模仿的对象和富贵尊荣的标志：“他由洋服的胸袋中掏出一块古铜色的绸子手巾，先顺风一抖，然后按在鼻子上，手指轻按，专凭鼻孔的‘哼力’噌噌响了两声。这个浑厚多力的响声，闭上眼听，正和高鼻子的洋人的鼻音分毫不差” 。殖民主义的运作，依叶维廉的分析，在完成军事侵略造成的外在宰制和征服后，又制造了“殖民地原住民的一种仰赖情结” ，即通过自己的经济效力、高端技术、精致文化来全方位感化、笼络受殖者，使其真正称扬和投靠自己。武端等人，毫无疑问，便依从、认同与内化了这种“仰赖情结”。

赵子曰呢，无所不尽其极：他的皮鞋必定是从外国进口的最时新流行的款式，一年四季，无论何地，总是努力让自己的一双皮鞋在别人面前发出最大的声响；他的衣裤，也是专门到西洋人开的店里定做的，中国人的服装店，哪怕卖的也是同款的洋服，他都觉得低人一等，够不上自己的高贵身份。因为自己的小脚妻子不合西洋“美”的观念，颇感不快，为自我安慰居然祈祷让阎王将其妻速速带走。除此之外，他还冠冕堂皇地提出了自己的“简捷改造论”，即“为保持民族的尊严起见，为东方文化不致消灭净尽起见”，只需要“叫全国人民全吃洋饭，穿洋服，男女抱着跳舞！” 把洋人发明的一切洋玩意儿拿来尽情享用，便算与洋人争光，便是在精神上做了洋人的主子了。而毛博士这个自私自利、沐猴而冠的“假洋鬼子”甫一出场，就遭到作者厌恶眼光的打量：他“全份武装”地穿着洋服，该怎样的就全怎样，衣领立得整整齐齐，扣子扣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锃亮，领带随时得拴着还要别个针，好似孝子为亲人守灵那样规规矩矩。穿洋服对他来说宛若“一种责任，一种宗教上的条律” 。很明显，老舍在此是把一切笑料，堆积在了一人一时之上，从艺术技巧上考量，这种写法常常有使作品失却匀称、圆融而流于浮滑的弊端，完全有悖于他所设定的充满“热心肠儿”和“宽厚”的幽默笔法。老舍对此心知肚明，但只要写到此类视新为时尚，丢了新的真谛却捡了新的皮毛的“假洋鬼子”，讥刺、嘲骂、不留情面的文字便如泉涌出，足见他对此类人物的憎恶之强烈。

老舍

老舍笔下的“假洋鬼子”型人物往往都有过留洋经历，本来留学的目的是“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 ，但更多时候他们“求速效，急名利” ，出国“镀金”后身价倍涨到“炸大”的程度 。于是，留洋身份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让留学生群体形成了一种肤浅的优越感，他们理所当然地用一套新从国外“运回的衣裳礼貌与思想” 观照中国，便觉得中国的恶心，对之心生厌恶。他们的不满不是出于抉心自食式的文化反省，而是极端浅薄的媚外心态使然。“挑选什么样的衣服，就是在定义和形容我们自己” ，这些人唯“洋”是趋的着装行为，表现出了他们身上“优越与肤浅”的混合。他们大多有着留学经历，并以“西洋作派”、“留洋资本”为傲，对他们来说，中国的一切都是丑陋的、落后的、难以忍受的，而凡事与“洋”沾边的东西都是神圣的、先进的、值得向往的，这也是他们时时刻刻不忘以“洋装”打扮自己的缘由。他们对西方的态度，已经由早期中国人的“深拒固绝”，变更为事事必须效法西方，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行为，“浸至无论何事，皆以西方者为‘善’，而模仿之；凡属中国者为‘旧’，而摒弃之” 。

尽管老舍笔下的“假洋鬼子”们时时刻刻颂扬西方贬抑中国，貌似西方的代言人，但西人却并不将其视为同类。长篇小说《二马》中的马氏父子在英国不是饱受歧视吗？英国人/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 凡是中国人，都是抽鸦片烟的，因此温都太太为了在马氏父子到后，好有话和他们说，便把狄·昆西的《鸦片鬼自状》找出来念。只要戏里有个中国人，他一定是用毒药害人的，电影小说也都是如此，因而温都姑娘深信中国人的东西都是有毒的，所以在温都太太要喝马威递过来的茶时，温都姑娘当着马威的面诚恳地告诫道：“招呼毒药！”老马和温都太太到一家首饰店买戒指时，更是因为中国人的身份饱受歧视，甚至被理所当然地作为强盗加以提防。这一切都是典型的高高在上的“东方主义”态度，在此种态度的影响下，“我们”/欧洲人/殖民地人民极为自然且毫不怀疑地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偏见和“错误认同”：“我们”这样，“他们”那样；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整部《二马》，处处弥漫着这样的“东方主义”话语和行径。殖民者居心叵测的言行使得在国人面前风光无限的“假洋鬼子”们受尽“真洋鬼子”的奚落。

然而，马氏父子的同胞们，那些“爱挂洋气” 的“假洋鬼子”们，却沾沾自喜于“西洋作风”，因为拥有“洋装束”、“洋做派”、“洋观念”便以高于华人的“先进者”自居，瞧不起自己的同胞和民族。但实际上，他们学得的只是西方的皮毛，对西洋文明的精髓未能洞悉，对传统文化的真谛也不甚了了。这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扭曲，在丧失主体性的条件下，实际构成了对西方的臣服，现代东方、现代东方人，就这样无形之中“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 。本来“穿西服就是想免除‘穿裙’的悲哀” ，可如今，“假洋鬼子”尚未完全免除旧的悲哀，又添新的悲哀。

本文原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26辑

本期编辑：peng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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