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焕星 | 国民革命大潮中的“火老鸦”——鲁迅与厦大学潮重探

邱焕星

引言

1927年初的厦大学潮，并非只是一个普通的校内学潮。由于鲁迅不断“鼓动空气”，引发了青年学生思想的激进化，而在接到中山大学的聘书之后，为了从厦大脱身，鲁迅有意利用学生对校政的不满，散布自己被迫离开的消息，引发了学生的“挽留运动”，而国共两党适时跟进，再次掀起“改革厦大运动”，最终以厦大实行党化教育而告终。鲁迅也由此获得了“火老鸦”的称号，成为革命政党争相拉拢的“青年叛徒的领袖”，但是鲁迅对青年和学潮的态度是复杂多面的，有扶持也有利用，有革命性也有破坏性，对其自身也是一种双刃剑效应，这种效应必须放在“国民革命”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认识。

厦大学潮正式爆发于1927年1月7日，过去都是将其看做一个普通的校内风潮，因为一些历史的见证者也都这么认为，譬如时在厦大的顾颉刚就认为“厦大的风潮，起于理科与文科的倾轧，而成于鲁迅先生的辞职”，当时的《教育杂志》也认为“此次学潮，近因鲁迅之辞职，学生激刺，因而驱逐理科主任刘树杞而罢课”。然而，当时的福建革命青年团出版的《福建青年》却提供了另一种答案：“厦大这次风潮的目的就是：一、求整个的——学生教员学校——的生机；二、拯救闽南衰落的文化；三、培植福建的革命气息；……”显然，厦大学潮背后有着明确的政治动机，这从开除的19名学生中“隶籍国民党者十一人”就可以看出来。

既往解释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注意到厦大学潮与之前的风潮，特别是当时的国民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实际上鲁迅的辞职只是厦大风潮爆发的一个借口。更值得注意的是，开除的学生中至少十人出现于《鲁迅日记》之中，并且鲁迅支持的泱泱社成员有多人，而从鲁迅自言的“我的要走已经宣传开去，大半是我自己故意说的”来看，他在厦大风潮中的“放火”作用也是不小的，以致于他从此得了个“火老鸦”的外号，深为革命党看重，也深为保守派恐惧。

所以，重新考察厦大学潮的发生始末，分析鲁迅何以能够引发一场学潮，以及此次风潮对于鲁迅的影响，其意义就不仅仅是对一个特定事件真相的还原，更对我们重新认识他在厦门和广州的言行，特别是他与国民革命这个时代大潮的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第一次风潮与国共两党的推动

厦门看似地僻保守，处在效忠于北洋政府的军阀控制之下，然则静水深流，近邻的广东革命党一直努力将自己的势力渗入进来，由此导致厦门大学从成立起就风潮不断，而且“整个学潮的过程，便脱离不了这样的发展模式：学校教职员派系林立，一有事端教员利用学生，学生利用报馆，造成学校不安，社会或政治势力便乘机介入”。事实上，1927年的厦大学潮与之前的风潮有直接关系，其背后的推动势力和运作模式是一以贯之的，所以详述之前风潮的发生始末是极为必要的。

鲁迅

1921年6月，林文庆继邓萃英就任厦大第二任校长，当时的学生就在共产党员施乃铸等领导下“议决拍电报、出刊物、请他无庸来校”，不过最终由于缺乏响应而没有成功。在旁观者看来，此事的原因在于“当时学风浮薄，青年学子多喜速化之术，汲汲欲藉学校毕业为利达之资，而志在深造者殊鲜不可得。先生（按：林文庆）立矫此弊，欲使学校蝉蜕日新，渐变而为高尚纯洁之学府”，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思想较新，而教职员校长多守旧，两方各趋极端，遂激成风潮”。不过，此次风潮并未形成大规模的学潮，影响还仅仅是限于校内。

随着1924年国民党改组和国民革命的展开，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青年学生，因为“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后的积极表现，使各政党认识到青年学生是一种大可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亦主动挟其主义学说渗入学界，竞相争取和吸引这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为此国民党专门成立“青年部”并通过了《学生运动政策》，明确提出“学生是国民革命的重要份子”，“所有的学生运动（校内与校外）都要尽力指导他们，帮助他们”。正是在国民革命的大背景下，厦大第一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

1924年4月6日，林文庆在厦大校庆三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自言“私淑孔孟”，要求学生“读孔孟之书，保存国粹”，此文在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后，颇受革命人士讥评，“学生会乃于4月22日召开大会，提出校长林文庆思想陈腐，影响校誉；提议以全体学生名义函请他退位。讨论中，闽南籍学生竭力反对这种做法，大会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最后无结果而散”。此事真实原因其实是校内教师中“闽南派”与“外江派”闹矛盾，“教师有党派意见，林校长拟待本月放假辞退数位教员，故该教员上月乘林君因公往沪，唆弄学生反对校长，投稿报馆，设词毁谤”，陈敬贤在致陈嘉庚的家书对此交代比较详细：“若追查不良教员，以欧元怀居心最毒，欧因欲排斥刘教务主任（按：刘树杞），于学生及各方面做种种之运动、布置，最后以目的难达，移怨于林校长”，于是林文庆5月26日辞退欧元怀为首的四人，“由是彼辈乃利用学生，出头反对。学生复利用报馆，从中煽动，翼得推倒林校长，则彼辈地位自能保全”。学生以193票对86票通过决议，5月29日开始罢课，并致电陈嘉庚要求仲裁，但陈嘉庚6月2日复电表示“任免教员权在校长，余不干涉”，林文庆也公开宣称：“余只对陈嘉庚负责，只陈嘉庚一人可质问我解三主任职之理由，余均无此权。我不称职，陈嘉庚可解我职，他人无权亦无理令我去职。”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势力迅速介入，事实上“这次学潮是由共产党员施乃铸、杨和衷和共青团员陈国柱发动并领导的”，他们当时是以国民党党员的公开身份活动的，而林文庆的演说辞最初就是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其副刊《觉悟》自5月份起就大量发表攻击厦大校方的文章。为了逼迫林文庆辞职，6月8日学生举行离校宣誓礼，其中一部分学生赴上海，上海《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对学生“出校创校”大力支持，“吴稚晖并亲至该团总部指示种种进行计划”，另一部分学生赴广州拜见汪精卫，汪精卫“以个人名义致函陈嘉庚林文庆俩人劝戒，并拟于来沪后召集前厦大筹备员（汪亦厦大筹备员之一）共为强有力之警告，且对于设立大夏大学一事，尤表赞同，谓广东政府虽连年军费浩繁，库款支绌，然无论如何，总可为大夏设法补助”。当时出任第一任校董的国民党成员有王伯群、吴稚晖、汪精卫、张君劢、叶楚伧、邵力子等，占了半数，最终大夏大学9月22日正式在上海开学，11月聘定国民党元老马君武为首任校长。很明显，此举是改组后的国民党为了发动国民革命，而对青年人的有意扶持。

此次风潮让厦大遭受重创，除了被社会各界认定为保守落后外，学校虽经1924、1925年两次招生，但截止到1925年10月3日，注册学生只有277人。不过总体来看，厦大的筋骨未动，学生运动和政党势力实际以失败告终，鲁迅后来即曾评论说：“听说三年前，这里也有一回相类的风潮，结果是学生完全失败，在上海分立了一个大夏大学。”失败的原因实际和厦大的私立性质有关，“当时社会人士以厦门大学为私立学校，苟陈嘉庚氏始终袒护林文庆，则改革一层，颇为不易”，“林陈同意，万事可为，学生与学校毫无中介与仲裁机关。……因之每次发生风潮，均不能为彻底的革新，致酝酿愈久愈不可收拾”，这种被进步者认为的私立学校特有的“组织上之缺点”，反而成为校方抵抗学运和政潮的有力武器。

政治势力虽然暂时失败，但他们想改造厦大的愿望却并不消歇，正如《福建青年》在1927年初厦大风潮再次爆发后所言的：“这三个要求的，我们早就有人横在心内，我们不是常常听着一般咒叹说：‘厦大办得糟了’，‘厦门终是个文化落后的地方！’每次遇到社会活动，也常见一些人嚷说：‘厦大的学生尚不参加，我们算什么！？’哼，厦大的风潮，早就该接二连三的爆发了，可惜还是迟到今日。”

随着国民革命的全国性发动，为了打开厦门的局面，“罗明于1924年9月回到集美学校，和同学罗扬才、李觉民、邱泮林、刘瑞生等一起，按照共青团广东区委的指示，发展国民党左派，建立秘密组织。……仅在三个月里，就在厦门发展国民党左派130多人，他们成立‘星火周刊社’，出版《星火周刊》，讲革命，宣传新思想，很受学生欢迎。同年（按：1925年）6月8月，在厦门成立了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7月，又成立厦门市临时党部，左派江董琴（按：廖仲恺的机要秘书，由周恩来派来）是临时省党部的负责人”。1926年2月厦大成立中共在厦门的第一个党支部，但成员只有罗扬才、李觉民、罗秋天三人，其中罗扬才任书记。5月成立中共厦门特别支部，下辖四个支部，罗扬才任学运委员，同月罗扬才领导的厦门学联成立，8月他又当选为厦大学生会总委员兼交际部长，同时他还是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委员。

厦门地区中集美学校学运开展最早最好，到1926年4月左派也不过“百余人”，而厦大左派只有“五十余人”，其中中共党员集美有十多人，而厦大只有四人（后来发展了刘大业），所以中共厦门特别支部提出：“有两种原因使我们不能不急急发起或参加群众的团体组织：一因厦地同学（按：中共党团员的代称）以前人数甚少，而且非常散漫，遇事不能领导群众，本校（按：中共党团代称）与群众几乎完全失去作用；二因厦地各界思想太落后，极难接受革命宣传，特别是难接受本校宣传。所以我们不能不扩大活动范围，以便从中进行宣传及发展本校组织。”他们的主要目标有三点：“1、巩固及发展本校组织；2、注意在各县发展民左组织；3、特别注意青年学生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等北大新文化运动派的到来，无疑给革命党人提供了新机会，所以他们对鲁迅实行了有意识地包围和利用。

二、鲁迅的“培植禾苗”与“鼓动空气”

鲁迅1926年8月离京时，奉系军阀已攻入北京，国共两党策划的“首都革命”就此溃败，这让之前参与其中的鲁迅充满了幻灭感，以致他对已经开始的北伐并不看好，南下厦门的打算只是为了“休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第三则是他和许广平“分头苦干两年”的约定，鲁迅甚至这样说：“我在此地其实也是卖身，除为了薪水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10月15日）既然“并不作长久之计”，而且周围的人“浅薄者之多”、“语言无味”，鲁迅于是决定“专取闭关主义，一切教职员，少与往来，也少说话”（10月4日）。

虽然教员很差，但鲁迅感觉“此地之学生似尚佳，清早便运动，晚亦常有；阅报室中也常有人。对我之感情似亦好，多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我自省自己之懒惰，殊为内愧”（10月4日）。但实际这只是一个表象，这从鲁迅课堂人数的变化上不难看出来：最初“来听我的讲义的学生，一共有二十三人（内女生二人），这不但是国文系全部，而且还含有英文，教育系的”（9月26日），后来“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9月30日），但好些学生是来看著名作家的，他们对鲁迅的国学课并不感兴趣，不到一周人数少了下去，“课堂中约有十余人”，魏兆淇回忆说：“他班里修功点的学生也有限，并且其中因听不懂他的话，而在班里‘画菩萨’的很有其人。”

但是，鲁迅很快注意到“常有学生来谈天，弄得自己的事无暇做”（12月12日），而且“学生对我尤好，只恐怕在此住不惯，有几个本地人，甚至于星期六不回家，豫备星期日我若往市上去玩，他们好同去作翻译”（10月10日）。不过，鲁迅很快发现他们是别有所图，“或者希望我提倡白话，和旧社会闹一通；或者希望我编周刊，鼓吹本地新文艺”（10月16日）。最初先来的是“一群爱好文学的青年朋友”，如俞念远、王方仁、魏兆淇等，鲁迅刚到厦门，9月8日文预科学生俞念远即登门拜访，他们是追慕新文学、新文化的，他们此前就“偷偷地读《小说月报》和《语丝》等新刊物”，对作家的鲁迅充满着崇拜和“希望”。

另一批则是有政治背景的学生，鲁迅日记记载10月1日“晚欧阳治来谈”，10月5日“林仙亭来访并赠《血泪之花》一本”，10月11日“林仙亭及其友四人来”，欧阳治是法科政治系试读生，厦大学生会总委员成员，是国民党左派，而林仙亭1923年即与邓子恢共同创办《岩声》报从事革命活动，他当时是国民党福建龙岩县党部成员。这批人看重的是鲁迅之前在北京领导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后反抗政府的影响力，鲁迅在公众的心目中“以前纯粹是一个作家”，“但在三一八事件，鲁迅所持的态度是公开的，攻击北洋政府最厉害的就是鲁迅，而且所持的就是‘血债要用血还’。那对青年学生影响太大，他在人群的地位也在那时建立起来”。鲁迅很快发现他们别有所图，他对许广平说：“但还有几个很欢迎我的人，是要我首先开口攻击此地的社会等等，他们好跟着来开枪”（10月10日），“有几个学生很希望我走，但并非对我有恶意，乃是要学校倒楣”（10月20日），不难看出这些学生借机发动学潮的意图来。

鲁迅和许广平

斗争经验丰富的鲁迅，自然了解这些学生的真实想法。此时的鲁迅，已经被节节胜利的北伐重新鼓起了热情，他开始在通信中不断和许广平交流信息和看法。9月14日鲁迅高兴地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随着国民革命军攻陷武汉，鲁迅在参加完双十节的庆祝活动后，兴奋地写信给许广平说：“听说厦门市上今天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的地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怎样老旧。”11月8日革命军占领漳州，第二天鲁迅又对许广平说:“昨天又听到一消息，说陈仪入浙后，也独立了，这使我狠高兴。”在此时鲁迅的心目中，“国民党的”就是革命的、进步的，国民革命给全国民众带来了统一和安定的希望，这是鲁迅所喜闻乐见的。

鲁迅一直秉持“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的信条，而随着北伐的统一在望，鲁迅对广东政府开始寄予高度的期望。与胡适的“两害相较权其轻”和畏惧暴力革命不同，鲁迅内心里实际视北伐为“第二次辛亥革命”，视蒋介石为孙中山的继承者，他从中看到了“革命”的再生，正如他看到的，“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他“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正是北伐的巨大胜利，唤起了鲁迅因辛亥革命的失败而丧失的政治革命热情。

对革命形势极为看好的鲁迅，积极支持来向他寻求帮助的这两批青年人。首先鲁迅支持俞念远、谢玉生、崔真吾、王方仁等成立泱泱社，并动用自己的关系在《北新》、《语丝》、《莽原》上刊出广告，联系上海北新书局代印其刊物《波艇》，同时还和孙伏园为其写稿。关于支持的原因，鲁迅在10月23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此地的几个学生，已组织了一种出版物，叫作《波艇》，要我看稿，已经看了一期，自然是幼稚，但为鼓动空气计，所以仍然怂恿他们出版。”（10月23日）11月15日又说：“又有一些人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每月要做些文章。也还是上文所说，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还是帮的意思。”（11月15日）而鲁迅对国民党学生的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他还参与了他们的会议，在领导过学潮的鲁迅看来，这些学生有些幼稚，他对许广平说：“本校学生中民党不过三十左右，其中不少是新加入者，昨夜开会，我觉他们都不经训练，不深沉，甚至于连暗暗取得学生会以供我用的事情都不知道，真是奈何奈何。开一回会，徒令当局者注意，那夜反民党的职员却在门外窃听。”（11月25日）

许广平对鲁迅的“鼓动空气”非常支持，她在回到母校广州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工作后，出任训育主任，负责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正满怀信心的发动学生参与国民革命。10月10日她在信中说：“学生佳，即不致灰心，幼嫩的种子，不经意地会萌芽爆发起来，如果在这里能够似园丁的殷勤培植，其中不也有乐趣吗？环境有天然与人力二种，以人力移天工，不是革命的人的责任吗？”（10月10日）10月14日又说：“学生欢迎，自然增加你的兴趣，处处培植些好的禾苗，以喂养大众，救济大众吧。这是精神上的愉快，不虚负此一行。”

事实上，鲁迅正是如此思想和行动的，他多次利用演讲的机会来“鼓动空气”。10月14日鲁迅在厦大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校长林文庆“忽儿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厦大周刊》10月23日登出演讲纪要时，特意删除“少读中国书”部分，可见校方对鲁迅的忌惮。（10月16日）11月27日，鲁迅应校长叶渊邀请到集美学校演讲，“校长的意思是以为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的。我就说，那么我却以为也应该留心世事，和校长的尊意正相反”，以致演讲时叶渊听到此处“在后面摇摇头”，后来叶渊对学生说“集美学校的闹风潮，都是我不好”。

总体来看，鲁迅虽然在厦门待的时间不长，但他之前的战士形象和斗争精神已经深入人心，来厦后更借重办刊物、办社团、公开演讲，来贴近、鼓舞和引领青年人破旧迎新。而对这些叛逆期的年轻人来说，“大家都立意做一个‘新青年’，做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越‘新’越好，愈‘进步’愈好”，因为“他们如果不研究主义，没有主义的信仰，人家说他是书呆子，甚至于给他一个‘时代落伍者’的头衔”。正是因此，作为“时代的战士”和“青年叛徒的领袖”的鲁迅，在厦门“很得学生的信仰”。不过，鲁迅对学生的进步总体不太满意，他私下里曾多次对许广平说：“我对于他们不大敢有希望，我觉得特出者很少，或者竟没有”（11月20日），“此地无甚可为，近来组织了一种期刊，而作者不过寥寥数人，或则受创造社影响，过于颓唐（比我颓唐得多），或则太大言无实；又在日报上添了一种文艺周刊，恐怕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11月28日）。在鲁迅看来，这些学生大多是“空谈的人”，“还未看见一个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12月2日）。

三、鲁迅的离校策略与国共的借机跟进

如果说这些“鼓动空气”是基于破除落后风貌的话，那么鲁迅之后对校政的批评，既有对其保守的不满，更有很大的个人考量。

由于对厦门的状况极不满意，鲁迅内心里更想到广州这个革命中心尽一份力，当然也包括想更早见到许广平，所以鲁迅不断向她抱怨。许广平随后向鲁迅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消息，10月14日中山大学正式改制，目的是“实施纯粹之党化教育，养成革命之前驱，以树建设之基础”，要求“全体学生，应一律复试，分别去取。所有教职员亦一律停职另任”。10月16日，中大实际负责人朱家骅从广州来电致沈兼士、林语堂、鲁迅，说中山大学已改委员制，叫他们“去指示一切”、“议定学制”（10月16日），鲁迅在接到朱家骅的电文之后，一改之前“至少在此讲一年”的想法，当天致信许广平，表示“至多在本学期之末，离开厦大”，他对许广平说：“小半自然也有些私心，但大部分却是为公，我以为中山大学既然需我们商议，应该帮点忙。”（10月20日）但是，由于“上课不到一月，便请假两三星期，又未免难于启口”（10月16日），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就趁孙伏园10月20日赴广州的机会，“托伏园面托孟余”，一是替许寿裳找工作，二是替自己转达愿到中大之意，据顾颉刚日记记载，“孙到校访各委员，具道鲁迅愿至粤意，彼等示欢迎，且言：‘我校既欲请鲁迅先生，亦欲请顾颉刚先生’，以聘书两份交之”。

11月5日孙伏园带回中大聘任鲁迅的消息，鲁迅“决计至迟于本学期末（阳历正月底）离开这里”（11月20日），实际上他刚来厦大不久即有动身前往广州之意，“其所以熬着者，为己，只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刻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10月29日），而且“合同上订了二年”，于是鲁迅开始寻找脱身之机。他先是劝林语堂“将此处放弃，明春同赴广州”（11月8日），但为林语堂拒绝，11月25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近日因为校长要减少国学院豫算，玉堂颇愤慨，要辞主任，我因进言，劝其离开此地，他极以为然。我亦觉得此是脱身之机会。今天和校长开谈话会，乃提出强硬之抗议，且露辞职之意，不料校长竟取消前议了，别人自然大满足，玉堂亦软化，反一转而留我，谓至少维持一年，因为教员中途难请云云。又我将赴中大消息，此地报上亦经揭载，大约是从广州报上来的，学生因亦有劝我教满他们一年者。这样看来，年底要脱身恐怕麻烦的很我的豫计，因此似乎也无从说起了。”（11月25日）在这种情况下，11月27日鲁迅下了最后通牒，“向玉堂提出以本学期为止，即须他去的正式要求，并劝他同走”，由于鲁迅去意坚决，“终于他（按：林语堂）无话可说了，所以前信所说恐怕难于脱身云云，已经不成问题，届时他只能听我自便”。（11月28日）

林语堂这一关过了之后，还需在校方和学生那里有交待的理由，于是鲁迅采取了一些策略，他对许广平说：“我的要走已经宣传开去，大半是我自己故意说的”（12月15日），“后天校长请客，我在知单写了一个‘敬谢’，这是在此很少先例的，他由此知道我无留意，听说后天要来访我，我当避开”（12月24日）。由于孙伏园干到12月18日即辞职赴粤，薪水由鲁迅带领，但学校决定“十二月上半月的薪水，不给他了”，于是“鲁迅愤谓人，我们便算卖苦力，此十八天短工也应按日算给，何至如此刻薄”。实则“刻薄”只是个借口，厦大为了聘来这批北大教师，开出的待遇极为优厚，鲁迅在此待了四个月多，前后共拿走了2500元左右，他甚至对尚未到校的川岛说：“勿作久长之计，只要目前有钱可拿，便快快来拿，拿一月算一月，能拿至明年六月，固好，即不然，从速拿，盘川即决不会折本，若回翔审慎，则现在的情形时时变化，要一动也不能动了。”

顾颉刚

更重要的是顾颉刚指出的：“鲁迅既得粤校聘书，便急切欲离厦校，而苦于无名，乃专骂林文庆与顾颉刚，谓厦大中胡适派攻击鲁迅派，使鲁迅不安于位，又谓校长克扣经费，使沈兼士无法负研究院责任，逼使回京云云，于是我与林遂为鲁派（旧徒孙伏园、章廷谦，新生谢玉生等）攻击之对象，不徒流言蜚语时时传播，又贴出大字报，为全校及厦门人士所周知，我与林遂均成反革命分子矣。”鲁迅之骂中有些事实经不起推敲，实际上沈兼士是10月27日离开厦大的，而11月25日鲁迅在信中才提到“近日因为校长要减少国学院豫算，玉堂颇愤慨，要辞主任”。沈兼士离开的真正原因，在鲁迅看来是“待到厦门一看，觉交通之不便，生活之无聊，就不免‘归心如箭’了”，“兼士直到现在（按：10月10日），未在应聘书上签名，前几天便拟于国学研究院成立会开毕后，便回北京去，因为那边也有许多事待他料理。玉堂就大不谓然，甚至于说了许多气话（对我）。然而兼士却非去不可”（10月10日），“当兼士要走的时候，玉堂托我挽留。不得结果。玉堂便愤愤地对我道：他来了这几天就走，薪水怎么报销。……现在是说妥当了，兼士算应聘一年，前薪不提，此后是再来一两回；不在此的时候不支薪。”（10月20日）

12月31日，鲁迅正式递交辞职书，他对许广平说：“总算又将厦门大学捣乱了一通，跑掉了，我的旧性似乎并不很改。听说这回我的搅乱，给学生的影响颇不小。”（1927年1月2日）校方“怕以后难于聘人，学生也要减少”，1927年1月2日学生会派代表来挽留，1月3日教务长、大学秘书兼理科主任刘树杞来挽留并致聘书，1月4日上午林文庆也亲来挽留鲁迅，但这些都被鲁迅视为形式性的“具文”而拒绝。

1月4日鲁迅参加了全体学生送别会，“夜中文科生又开会作别，闻席中颇有鼓动风潮之言”，1月5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辞职消息一传出，竟惹起了不小的波动，许多学生颇愤慨，有些人很慨叹，有些人很恼怒，有的借此攻击学校，而被攻击的是竭力要将我的人说得坏些，因以减轻罪孽。所以谣言颇多，我但袖手旁观，煞是好看。这里是死海，经这一搅，居然也有小乱子，总算还不愧为‘挑剔风潮’的学匪。然而于学校，是仍然无益的，这学校除彻底扫荡之外，没有良法”（1927年1月5日）。1月6日，鲁迅在信中对许广平说“校内似乎要有风潮，现在正在酝酿，两三日内怕要爆发，但已由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厦大运动，与我不相干。不过我早走，则学生们少一刺激，或者不再举动，现在是不行了。但我却又成为放火者，然而也只得听其自然，放火者就放火者罢。”

鲁迅对“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厦大运动”的深层原因，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这里的恶势力，是积四五年之久而弥漫的，现在学生们想借我的四个月的魔力来打破它”（1927年1月6日），以罗扬才为首的厦大中共和国民党成员迅速行动起来了。与鲁迅“所不满意的是校长”不同，他们将矛头指向了理科主任刘树杞，以“把持校务”、“包围校长”、“排斥异己”为理由，这显然是吸取了第一次厦大风潮失败的教训，毕竟私立校长是无法轻易赶下台的，实际上“厦大这次风潮的目的就是：一、求整个的——学生教员学校——的生机；二、拯救闽南衰落的文化；三、培植福建的革命气息”。

顾颉刚1月6日日记记载“今日聚贤楼一带，贴有驱逐刘树杞之揭帖甚多，风潮恐不能免”，6日晚一百七十多人签名同意驱刘，7日召开全体大会，推举王方仁、朱斐、刘国一、陈基志、廖立峨、蓝耀文、崔真吾、易谅坤、罗扬才九人为驱刘委员会执行委员，议决驱刘，要求校长斥退刘树杞，限二十四小时答复，并呈请国民政府通缉反革命刘树杞。从决议不难看出鲜明的政治色彩来，而驱刘委员会主要是由泱泱社和国共两党成员构成的。

1月8日刘树杞宣布辞职，但校长布告挽留，学生继续罢课示威，理科学生则在9日开会宣布拥刘，林文庆坚决不愿明令宣布免去刘树杞的职务，并在12日宣布提前放春假以消弭学潮，为了寻求支持，驱刘委员会16日在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招待各界，请求援助。得知学潮重生的陈嘉庚极为愤怒，在和林文庆磋商后，2月14日宣布停办国学院，15日裁撤总务处，22日布告开除主导学潮的罗扬才等十九名学生，“此十九人中大部为驱刘委员会执行委员，隶籍国民党者十一人”，学生于是向各界请援，海军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国赓见“被除学生多列名党务者”，“知关键在民党方面，乃找市党部筹备处共出调停”，最终以厦大实行党化教育、免去刘树杞职务、收回开除学生成命等为条件调解成功。3月22日学校发出布告，决定4月4日开学，学潮算是告一段落。

四、“火老鸦”的双刃剑效应

离开厦门的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不知怎地我这几年忽然变成火老鸦，到一处烧一处，真是无法。”此话显然前真后假，“学生运动”的背后是“运动学生”，所以它如何“运动”起来的，就成为研究必须考察的中心。厦大学潮的发生，正如鲁迅所言的，“根株甚深，并非由我一人而起”（1927年1月11日），由于学生和革命党早就对厦大的保守落后不满，鲁迅的“放火”助燃了潜伏的火山，而为了从厦大脱身，他更是利用学生对他的“信仰”，引发了校政改革运动，国共两党则适时跟进渗入，控制学校来推进国民革命和党化教育，最终各方的合力酿成了一次大的学潮。

很显然，鲁迅这颗“火星”能在厦大燎原，是借助了国民革命的大背景，这和他之前在北京参与的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情况是一样的，由于国共两党背后推动形成的“首都革命”形势，与段章和正人君子大斗的鲁迅声誉鹊起，迅速取代亲北洋的胡适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权威”和“青年叛徒的领袖”。也正因此，为了填补郭沫若离开中大造成的空缺，中共看中了近在厦门的鲁迅，试图“用鲁迅的威望发动中大学生，进一步开展斗争”，“提出要请鲁迅来中大当文学系主任”，以此作为让戴季陶掌管中大的条件之一。

郭沫若

而在厦大学潮中，鲁迅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对于青年人特有的“魔力”，他发现自己在这个革命大潮中是大有可为的，以致他颇为自炫地对许广平说：“他们总是迷信我，真是无法可想”（1926年12月24日），“这回厦大风潮，我又成中心，正如去年之女师大一样”（1927年1月11日），甚至“到广州后，便又粘带了十来个学生”（1927年1月2日）。此时的鲁迅，“沉静而大胆，颓唐的气息全没有了”（1927年1月2日），他踌躇满志，希望“暂以我为偶像，而作改革运动”（1927年1月11日），所以到了广州之后，他不断抨击当地的守旧落后，在中共的有意“包围”之下，鲁迅展示了自己激进左派的形象，积极鼓励青年学生参与国民革命。

鲁迅此时看到的还只是这场革命的正面力量，在他参与的几次学潮中，他都站在了支持国民革命和党化教育的一方，却很少去反思它们存在的问题，他甚至还反对“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1926年10月20日），认为必须“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很显然，鲁迅始终是自觉以进步/反动、革命/反革命进行对象判断的，以致于他在厦大学潮中支持学生攻击“反动”的校方，而在广州省立女师学潮中支持许广平打击“右派”的学生，却并没有意识到二者之间的矛盾之处，由此也让我们看到了革命人唯己独革、唯己真革的专断性。所以，鲁迅并非是一切“青年叛徒”的“领袖”，他对青年和学潮的态度，是视其位置和政治倾向而变的，并非全部无条件地契合和扶持。

不仅如此，鲁迅自言的“煽动青年冒险”还具有一种以“以革命的名义”施加的自利性。北京女师大风潮中，他从旁观到积极参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帮助许广平，而在厦大学潮中，鲁迅更是利用了学生对他的“信仰”，散播一些明显扭曲的言论，以求早日从厦大脱身。由此给厦门大学和参与学生带来了很大伤害，风潮过后陈嘉庚怒停文科各系，“理科六系只有廿二名。平均每一年级不到一名”，自此厦门大学再也没有恢复自己的元气。

但是，革命者和民众是互为利用催动的，“革命”自身的逻辑也会绑架和反噬投入其中的革命者，最终鲁迅在欣喜于自己的影响力的同时，发现了“成为偶像”的可怕之处，正如他在厦大学潮中发现的：“一戴纸冠，遂成公物，负‘帮忙’之义务，有回骂之必须”，“常不免被逼去做‘非所长’，‘非所好’的事。然而往往只得做，如在戏台下一般，被挤在中间，退不开去了，不但于己有损，事情也做不好”（1926年12月16日）。事实上，来到广州的鲁迅不得不“背了‘战士’的招牌”，进行“奉旨革命”，差点被“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

然而，革命的专断性最终是由强力政党而非民众和知识分子操控的，随着情况的变化， “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变成了“再革命就是反革命”。由于鲁迅的激进和“亲共”，他发现自己成了可能被清党的对象，他逐渐认识到这场革命可怕的一面，“青天白日之下”同样有“缧绁之忧”，“共和”也会使人“沉默”。不仅如此，学生的惨死更让鲁迅认识到“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他“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这种做“醉虾的帮手”、“诱杀青年的内疚”让他深为自责，为此他一度“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的”。

更可悲的是，随着国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1928年国民党开始推行“纠正民众运动建议案”和“取消青年运动”案，曾经为国民革命产生过重要作用的学生运动开始被严厉禁止。这种鸟尽弓藏的命运，也落在了转往上海的鲁迅身上，“自此之后，即无大学请其任教，盖惧其以学校为闹风潮之凭借也”，此真可谓是成也学潮败也学潮，最终阻塞了鲁迅与国民党的合作之路。

不难看出，国民革命大背景下的学潮之于学生和鲁迅，其实都是一柄双刃剑：从五四时期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到北伐之后的“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从女师大风潮中“不知不觉间给他利用了”，到广州时期自愿“背了‘战士’的招牌”；但都难逃“兔死狗烹”的悲剧命运，最终印证了鲁迅从苏俄文学中早已看到的那些警示——“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在这个历史链条上，厦大学潮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而放大来看，“国民革命”则是鲁迅自前而后转向的关键一环。只有从此出发，我们才能对鲁迅和学潮在20年代的轨迹做出合理的解释，进而看到现代知识分子在学潮与政治之间的复杂状态，而既往研究正是缺了这个关键链条，才造成了鲁迅从五四一步跨到左翼的突兀感。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1期

本期编辑：长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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