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第一书记“信阳事件”后的河南行动
原题目：
河南，是父亲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
作者|刘立强
刘建勋（1955年12月）
60年代刘建勋（中）在平顶山矿务局一号矿井下视察
河南，既是我的父亲刘建勋最后工作过的地方，也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下面讲述的，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些父亲主政河南十七年之初，如何克服“信阳事件”所造成严重困难局面的故事。
深夜受命 只身赴豫
1961年的春末夏初，时任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父亲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一天深夜，住在北京饭店的父亲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下，突然间电话铃声大作，父亲的保健医生李士峰同志拿起话筒，原来是毛主席要召见父亲。父亲马上起身，匆匆而去……
父亲回来只告诉了李医生一句话：“你先跟我直接去郑州吧！”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 小平正式与父亲谈话时说，“建勋啊，你命苦，57年广西出了问题，饿死人，要你去。现在河南饿死人，又得你去！”（李友九、霍泛的回忆文章和复信）
关于邓与父亲谈话中提到的这两次调动，多年以后，一位叔叔是这样记述的：
“建勋原在广西任第一书记，在他未去之前，广西南部地区也是问题很多，许多人没有饭吃。他到广西以后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在农林政策上作了调整，允许农民把一部分房前房后的地自己耕作，这样很快就解决了当时的问题，稳住了广西大局。中央当时曾经下过正式文件，认为广西的办法是马列主义的。主席曾经说过刘建勋有文有武，是一个会下残棋的人。所以当河南处在十分困难之时，把他调到河南工作的。”
父亲晚年告诉我，那时他对河南复杂、困难的局面早有耳闻，私底下曾向老领导先念伯伯表示：“广西是个边疆小省，这些年我和韦国清同志合作得很好，各方面的工作也开始往上走。而河南地处中原，我担心完不成中央交给自己的重任…”
李伯伯同样也给了父亲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灾情急似火、责任重如山。6月12日会议结束，父亲与继任的韦国清伯伯交接完工作后，就立即直接飞赴河南。7月22日，父亲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
动身前，父亲给母亲草草写了一张便条，大意是：“我到河南了，你安排收拾好，就过来吧。”母亲晚年曾不止一次半玩笑、半当真地跟我和西林讲：“我和你们爸爸过了几十年，都快一辈子了，这才算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
而事实上，这也是父亲写给母亲的唯一的一封信。
那时的河南：
从1959年开始，主席就开始关注河南情况。副总理李 先念、习 仲勋同志先后来到河南进行调查研究，都发现和批评了当时省委的一些错误做法。
先念伯伯看到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的惨状后，对中南局的第二书记王任重说：“西路军失败惨得很，我没有流泪，到光山看到这种情况流了泪。是痛心哪！”
1958年1月，毛主席路过郑州，在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这位主要负责同志当面虚报粮食产量，还谎称一年内能够实现“四化”（绿化、水利化、机械化等），这些都不得不引起毛主席的怀疑和质问。
毛主席是最早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的领导人。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即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前后，毛主席通过听取新乡、信阳地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进一步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对河南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在次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 43 38560 43 16803 0 0 4188 0 0:00:09 0:00:04 0:00:05 4188上，根据主席的意见，中央提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五十六字”方针。
1960年10月23日，中央召开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会议，“信阳事件”令到会的领导人十分震惊。26日，“信阳事件”的材料送到了毛主席手里，他立刻召集常委会议，以十万火急的方式请周总理抓紧制定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并亲自审阅修改，重申反对“一平二调”，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等。毛主席还提出了1961年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试图开始进行全面调整。
1961年1月底，中南局领导陶铸、王任重主持召开了河南省委扩大会议，揭批省委存在的虚夸蛮干、欺上瞒下、闭塞言路、麻木不仁等严重问题。
6月中旬，再次临危受命、从广西来到河南的父亲，所面临的这样严峻的形势，父亲在工作岗位上时，从未对我们子女透露半字，到了晚年，他才零零碎碎地说到一些：
原河南省委对前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三位同志进行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中央明确指示对潘复生同志的错误，要按照组织原则，通过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正常的思想斗争。可是一回到河南，那些人就将中央领导的话抛置脑后，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彻底揭发批判潘、杨、王反党集团”运动的狂潮。
省委秘书长戴苏理不仅亲自组织机关干部对潘、杨、王三同志进行批斗、辱骂，甚至还发动郑州市的小学生向他们脸上、头上吐痰。潘复生叔叔被“下放”到黄泛区农场，一些少不经事的娃娃们被鼓动起来，站在他家窗台上，往里面的床上撒尿，害得他家几乎天天都要晾晒被褥。
潘复生叔叔平反后，父亲与他刚一见面，潘复生叔叔就放声痛哭，长久不止。
盛夏三伏天，看管人员逼着杨珏叔叔蹲在省委机关大院的地上，不允许戴草帽，把水泥方砖缝隙里的小草一根一根地拔干净。子女们放学回来，想帮爸爸一下都不允许。家里就连子女们睡觉的小屋里，从墙上到床上，到处也都贴满了机关干部甚至还有小学生写的大字报。
王庭栋叔叔因为年轻，干脆被直接“下放”到了农村生产队，每天代替牲口拉犁耕地。他的妻子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就被撵出了医院。当他平反后第一次看见父亲时，一下子就蹲在了地上，像个孩子似的大哭起来。
父亲晚年向我们讲述这些情节时，哽咽不已、时断时续。
当时，河南全省的大批中，基层干部、党团员和知识分子也都受到了牵连、打击和伤害。而他们所谓的“错误”和“罪行”，无外乎就是诸如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和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主张在农村人民公社内实行包工包产到户”、洛阳滚珠轴承厂厂长阎济民“主张在工厂内实行一长制”等等。这些干部后来都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典型，上报党中央，遭到了严厉的处分。所报材料还被转发全党。
1962年春，李富春到河南考察时，吃着掺上野菜的面团子感慨地说，如果河南人民都能吃上这个就好了。”
灾情开始蔓延后，那时的省委一直是采取漠视、封锁、高压的态度，仅信阳一个地区扣压的干部、群众上告信件就超过了12000封之多。这其中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村子有23名党员，饿死了20名，剩下的3人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请求赶快救救他们和群众，血书到了省委秘书长戴苏理的手中，被戴扣压，并且戴还表态要查处“肇事者”。
后来，河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代表省委在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检讨中，终于承认：由于他们领导的失误，在农村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无人村”，“许多村庄成为废墟，令人目击而泪落”。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曾沉痛地说道，这是河南省“建国以来的最大惨案”。
父亲的行动
父亲接手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中原大省。保健医生李士峰告诉我，父亲刚到河南时，尽管他整天不是召开会议、就是谈话调研，累得不行，但是到了夜里，却还是难以入睡。父亲常常从临时住的招待所溜达出来，沿着金水大道走进紫荆山公园，在小山包上的亭子里，一坐就是大半夜。而陪着他的只有李士峰医生。“民以食为天”。在那个节骨眼上，父亲首先必须解决的燃眉之急就是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他趁到北京开会之机，当面向周总理求教。总理是全中国人民的当家人，当时还亲自兼任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的组长。周总理对父亲说：“我给你想一个办法，就是挨门向住在北京饭店的几个省委负责人去磕头……”
周总理的一席话，让父亲茅塞顿开！他使出浑身解数，先后找山西的陶鲁笳叔叔借面，找湖南的张平化伯伯、湖北的王任重叔叔要米，找广西的韦国清伯伯弄木薯，找安徽的曾希圣伯伯要红薯干。事后，陶铸伯伯还曾带着父亲专程赶赴属于华东局的安徽，向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伯伯和安徽省委表示了感谢。
父亲晚年在自己的《自述》中是这么回忆的：“我到河南后，先抓救灾，保证中央给的钱、粮食确实让群众收到。我从新疆张仲翰那儿弄土豆，他是我的河北老乡，是献县人，和纪晓岚是一个村子的，当时是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员……”
我二姨父张林池时任东北农垦总局党委书记，正好也在北京参加中央的会议。一大早，父亲就敲门闯了进去，两手抱拳、开门见山说道：“闲言少叙，救人要紧，能给多少粮就给多少。”二姨父知道河南的灾情，更了解父亲的脾气，当即答应了给几千吨。父亲喜笑颜开，连坐都没有坐，马不停蹄地转身就又跑到隔壁房间，继续敲门求粮去了。
父亲还把周总理支的招儿告诉给了河南的各级干部，号召他们都想方设法为老百姓找、借、要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最后，就连已经离职在家养病的母亲也被父亲动员起来，她给老战友、广东湛江地委第一书记孟宪德叔叔写信求援。孟叔叔接信后，立即组织群众赶制了一批红薯干，很快运到了河南。
父亲除了按照周总理教给的招数，四处化缘，以求尽早解决河南人民的吃饭问题外，还作出了一个在计划经济年代算是胆大包天的决定：即要求全省铁路的大大小小火车站，对无钱购票的逃荒灾民，一律不得阻拦或扣留，统统给予放行。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率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后来曾先后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和公安部主要领导的杨贵叔叔感叹地对我说道：“就是这一条，你爸爸不知道救了多少河南的黎民苍生啊！”
当然，除了河南省委千方百计争取兄弟省市无私援助，同时不遗余力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抗灾自救外，最主要和最关键的，还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由先念伯伯牵头挂帅，采取了“挖东补西”、“抽肥补瘦”等许多正确措施，向全国各地的灾区紧急调运了大批粮食和其他救灾物资，这才使得全国各地包括河南的灾区群众得以度过生死攸关的关口。
那时，灾区群众翘首以待的救济粮款、过冬衣被、生产用具、种子、肥料、农药和大小牲畜，城镇人口不可或缺的粮油供应、日常生活用品、煤电需求……一桩桩、一件件，千头万绪、日理万机，压在父亲的肩头，压在父亲的心口，他那早已治愈多年的肝炎复发了，眼底视网膜也再次大面积出血。医生警告他必须休息！
可是，父亲没有休息，他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团结和选配干部队伍
父亲首先面临的就是应该如何全面、客观、慎重地认识和对待原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事隔多年后父亲透露，他到任不久，就有人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要面对面地批斗这位原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企图重演批判潘复生叔叔的一幕。而那时该同志的胰腺已经完全丧失了功能，每天的胰岛素用量为100—120个国际单位，超过一般患者10倍以上。父亲认为这样做，有悖于党的一贯干部政策，甚至根本是不人道和不道德的，当场予以拒绝。
父亲在晚年，只要一提到原省委这位主要负责同志，总是说，他是位老资格、老学究，对群众工作、党内斗争没有多少实际经验，是周围的几个“黑参谋”毁了他。同时，父亲对这位主要负责同志给河南的人民群众和干部队伍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伤害，也是非常的不满和遗憾。关于这一点，我在采访父亲的老战友杜润生、陶鲁笳、杨珏叔叔等人时，发现他们也都有强烈的同感。
这位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于1962年4月被中央免去省委第二书记和省长职务（由驻越大使何伟叔叔接任省委第二书记），调中南局任负责文教工作的书记。
与此同时，一大批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各级领导干部陆续得到了平反并恢复了工作。为了作好这项工作，由父亲亲自挂帅，省委成立了专门班子，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登紫叔叔就是其中的成员。多年后，他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省委给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同志的平反决定，建勋同志抓的很紧，要求很严格。我们几个同志，根据他的指导思想和要掌握的原则，都是白天写，晚上向他和省委书记杨蔚屏汇报，听取修改意见。他总是字句斟酌，力求准确。他精力充沛，在研讨中，不时讲点故事、笑话，提提我们的精神，有次竟讨论通宵。”
另外，经过严格的和长期的考察，一些实事求是、德才兼备、业绩突出、群众拥戴的地市县和大型企业的领导干部脱颖而出，先后走上了省委领导岗位。一大批中青年干部也相继担任了地市委第一书记领导职务。
父亲在河南主政17年，正是依靠了以他为代表的务实勤勉、艰苦奋斗的广大干部作为核心骨干和中坚力量，才能够率领人民群众共同支撑起了中州大地度荒救灾、保障民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稳定时局的宏图大业。
顶住压力，借地渡荒
六十年代在河南农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跟着吴芝圃，白受三年苦，跟着刘建勋，粮食吃一斤。”这完全是因为以父亲为首的新河南省委大胆地在全省农村推行了借地渡荒的救急措施。这个政策被广大农民群众誉为“救命政策”、“拴人政策”和“叫人（回来）政策”。
父亲刚上任时，河南全省正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困难，特别是粮食困难。他多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研究解决粮食问题，提出今后的工作方针，从各方面支援农业，支援市场，首先解决全省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实行牲畜分户喂养，果树、花生分户管理，田间管理分段包工到人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手工业，扩大农具和日用品生产；恢复小商小贩，活跃城乡市场；派人到有关省求援，解决部分粮食及代食品；在全省农村实行行之有效的借地渡荒救急措施。之前，父亲还特意征求了曾长期负责中央农村工作的老领导邓子恢伯伯的意见，并得到了他的明确支持。
所谓“借地”，具体就是把集体的耕地“借给”农民三五分，让农民自己耕种，加上小片荒、自留地，平均每人可以达到一亩左右，不计口粮，不计征购，完全由农民支配，让农民能吃饱。
很快，河南广大农村重新恢复了勃勃生机，千万农民的脸上绽开了久违了的笑容。到处是麦浪滚滚、人欢马叫的喜人景象。老百姓编的顺口溜，恰恰正是朴实、厚道的河南老百姓对自己父母官的最高赞誉和褒奖。
灾难深重的河南渐渐恢复了元气。1965年全省的财政收入由1962年的7.6亿增加到10.2亿，年均递增10.4%。
父亲看到了“借地渡荒”政策的成效，满心欢喜。
他没有忘记自己奋斗了四年的南疆红土地的战友和人民，热心地向老战友、时任广西区党委秘书长的霍泛叔叔建议说：“广西也有灾情，是否也可采取这个办法？请转告区党委考虑。”（霍泛的复信）
自1961年7月父亲调到河南后，他认真总结了前任省委领导工作中的沉痛教训，团结全省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发愤图强、艰苦奋斗，拼搏数载，到了1965年前后，终于使得中原大地上的这个泱泱大省逐渐走出了“信阳事件”的阴霾。
总编辑：楚国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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