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的西安，怎么办，怎么干？
初七上午，人虽然还四散在各地，但inKr团队的同学们还是成功召开了鼠年的第一次工作会议，通过企业微信平台的会议功能。
一开会就发现，要做的事情真不少，有些事儿真要等到疫情结束再动手会很仓促。
国家、城市、企业，甚至连病毒，都有自己的时间表。是把自己放在别人的时间表里，去等待变化；还是抓紧启动自己的时间表，把外部变化当做可调节变量，让自己先跑起来。
虽然有很多事情需要肉身亲至，比如救治一线的医护人员，防控一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各个“小汤山”建设现场的施工人员，口罩生产现场的员工，后勤保障的厨师，城市中穿梭的快递小哥。
但也有很多工作，可以在线上完成。早上登陆微医互联网总医院的呼吸中心，将近1.6万名医生在线，平台已经为82.5万人提供了诊疗咨询。饭圈女孩通过线上协作，72小时完成了募捐、抢购医疗物资、发运、送到医院手中的全流程。还有火神山、雷神山的施工，几千万人在线“监工”。（饭圈女孩：不特指某个明星的粉丝群体，自发集结而成。）
如果此次，湖北和武汉能重视对互联网组织技术和共享技术的运用，数据不通、救援物资肠梗阻、管理调度低效等问题会有很大缓解，甚至就出现不了。阿里“双11”，2800多亿的资金和物资的流转能力，如果湖北、武汉肯开口，阿里、腾讯、字节跳动这些大佬难道会不支持这场防疫之战？
无法替武汉操心，还得认真想想自己的事儿。
身在西安，希望西安更好。
此次西安疫情不重，但损失不小。损失最大的，是时间和节奏。
今年年初，西安市委全会之后，整个西安正撸起了袖子准备加油干，原本春节期间都有几项工作要不歇劲的往前推，现在，新冠来了，很多事受了影响。
为啥说西安损失最大是时间和节奏呢？
十四运，急。满打满算500多天，西安作为承办城市，各种建设任务极其繁重，还有些卡脖子的难题没有解决。原本时间表上的任务都是一个跟着一个，现在一场疫情，要损失20天，甚至一个月时间，西安的“迎十四运建设时间表”存在“爆表”风险。
西安十项重点工作，是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目标，是以三年为期规划的行动计划表，方面多，任务重，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家伙”。要让“大家伙”动起来，刚开始那一下需要的动能是最大的，节奏一旦跑起来，反倒费劲没那么大。现在，这个“大家伙”才刚跑起来，步子就被新冠打乱了。
现在，西安既要防控疫情，还得把好自己的时间表和节奏，不能让十四运的时间表爆表，不能让十项重点工作的节奏被打乱。疫情过后，大家还得恢复正常生活。经济发展掉下来，大家会骂娘。十四运没办好，就不只是骂娘那么简单。
最近，很多经济学家撰文，呼吁重视疫情之后的经济发展问题，大多是基于全国层面看问题。inKr咨询了关心本地经济发展的数位专家学者，得到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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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安受冲击较大。因为西安第三产业占比高，餐饮、娱乐、旅游等都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产业。从非典经验来看，疫情结束后的旅游、文化、娱乐需求回弹会很明显，建议未雨绸缪，做好清明踏青、五一小长假和端午（6月14日）的策划和组织。
2、用好国家为缓解疫情出台的财政货币政策，争取大的建设项目，争取为中小企业减税降负。进行疫情影响摸底调研，出台本地性的补贴和扶助政策。
3、行政力量尽快线上集结，鼓励创新使用远程办公、远程会议等线上工作模式，鼓励开展“在线招商、网上引智”。
4、吸取武汉疫情防控教训，加快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设，打破数字壁垒，连通数字孤岛，实现城市管理一网通、一盘棋，同时加强网络安全建设。
5、提升对医疗健康产业的重视度，整合梳理西安的医疗健康资源，与硬科技、制造业和文旅产业连接融合，培育医疗设备研发制造企业和智能型医疗服务设备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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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为国内专家学者针对新冠疫情后经济发展的分析和建议：
01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与政策建议
（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罗志恒 贺晨 马家进 孙婉莹）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其持续时间和政策应对力度，主要有三种可能性。
情景一：防控及时得力，疫情持续时间较短，对经济的冲击也主要局限在一季度，疫情高峰出现在2月中旬，此后逐步下降，3-4月结束，四个季度的GDP增速预计为4%、6%、5.8%和5.6%，全年在5.4%。
情景二：疫情延续至二季度。疫情持续时间较长，将影响整个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一季度GDP增速滑落至4%，二季度略有回升，但仍显著低于正常水平。四个季度GDP增速预计分别为4%、5%、6%和5.8%，全年GDP增速为5.2%。
情景三：疫情持续时间超出预期，形势的演化比第二种更严峻也要充分估计。四个季度GDP增速预计分别为4%、5%、5%和6%，全年GDP增速为5%。
从历史经验和当前进展来看，第一种情景目前概率更大，主要是基于此次疫情防控的及时性和力度明显强于2003年非典时期，但是也要做好第二种和第三种情景的准备，坚持底线思维。
政策建议：加大财政货币政策支持力度，补贴受损行业，疫情后大搞减税基建
1、财政政策是关键，加大减税和支出力度，扩大赤字。
第一，加大疫情相关财政支出，扩大研发、救治、防疫物资、一线医护人员补助的财政兜底范围。
第二，适当减免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部门尤其是交运（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和出租汽车）、旅游、餐饮、住宿等行业的增值税，亏损金额抵减盈利月份的金额以降低所得税。
第三，进一步降低社保缴费率，养老、医疗缴费率可分别降低1和2个百分点，降低企业负担。
第四，给予企业部分受疫情影响期间受损行业的财政贴息，可暂定一个季度。
第五，对参与非典防治工作的卫生医务人员提供临时补助。病人疫情治疗相关费用一切减免。补贴并保障低收入人群和前期失业人员的生活水平不因疫情受影响，提前防范可能的失业潮引发的社会稳定。
第六，对参与捐赠的企业和个人行为予以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抵扣，不受目前企业所得税税前利润12%限额的约束，鼓励社会捐赠。
第七，扩大赤字率至3%。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大，且2020年以收定支，财政收入下降，疫情防控支出增加，属预计外的支出，为避免挤压其他民生和稳增长支出，有必要扩大赤字。
第八，提前做好基建项目储备，疫情过后大搞基建减税，对于人口流入地区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交运、教育、医疗等行业的投资，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和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2、货币政策要适度降准降息，给予特殊时期还本付息延期支持，鼓励但不强制商业银行对主要疫区湖北下降利率，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信贷支持。鼓励各大保险公司畅通保险赔付流程。
3、在主要疫区和特大城市探索灵活办公机制、错峰上下班，发展线上和智能化办公，避免人流交叉感染。
4、尽快恢复生猪、家禽类饲料的供应和物流系统，避免生猪、禽类因饲料供应和销售受阻而大面积扑杀产生新的疫情。
5、兼顾企业和员工利益，落实员工带薪休假制度的同时，延长的假期及推迟开工的期间内按一定比例支付基本薪酬而非强制工资，减少企业因负担过重而在复工后加大裁员的现象。
6、强化信息公开透明、加强舆论监督，强化官员问责，表彰抗击疫情战斗英雄，完善应急医疗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从传统“堵”的思路转移到“疏”的思路。
7、大力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放开市场准入但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高医务人员薪酬水平和改善工作环境，提高财政支出中医疗等民生支出占比。
02
许志伟：抗击疫情应注重宏观政策协调和疫后经济复苏
（许志伟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交通管制推高物流成本，或直接限制产成品和原材料运输渠道；人口流动管制和延迟复工政策将推高企业用工成本，或直接限制劳动力市场对企业劳动需求的匹配。
第一，负面冲击将从直接受影响的产业迅速传导至其他产业，且每一层传导均会产生进一步放大效应。
第二，高效率的交通物流网络也为物流成本上升提供了更大的乘数效应。
第三，地区间劳动力迁移（尤其是省际间）程度更为广泛，使得人口流动管制和延迟复工政策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更加负面的影响。
第四，中小企业风险管理和抗压能力较弱，外部融资能力更弱，当受到巨大冲击时，更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和债务违约。因此，面临疫情的巨大冲击，中小民营企业首当其冲，面临生存危机。
第五，负面供给冲击可能进一步加大金融系统风险，表现为加大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以及由于地方经济下滑导致的地方债务风险等。
在讨论具体政策应对时，需区分疫情期间的超短期政策和疫情控制后的中短期政策。
前者对应的政策目标是在给定管制措施下，解决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而非发展）问题；后者对应的政策目标是疫后的经济复苏问题。
1月26日，银保监会下发通知，受疫情影响暂无收入群体可合理延后还贷，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和压贷。
超短期政策目标应重点解决各行各业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因此，定向的减税和补贴等财政政策、定向的降息和信贷扩张等货币政策十分必要。目前，财政和货币当局在支持抗击疫情方面做了非常充分的政策支持，但对实体经济方面的政策支持同样亟需出台。
需要动用超短期政策解决当前企业生存问题，是因为该类政策可以为疫后的经济复苏维持坚实的微观基础，从而大幅降低刺激政策的成本。
03
黄益平：需要出台规模大力度大的刺激措施
（黄益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第一，央行应该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包括增加注入流动性与引导LPR往下走。
第二，为新经济渠道提供各种政策支持，增加网络消费。
第三，为中小企业提供税收等优惠，帮助它们渡过难关。
第四，帮助受疫情冲击而失去工作的人员，特别是缺乏良好的社会保障的农民工。
最后，有针对性地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包括医院、学校和城市交通。
04
陆铭：推迟复工给生产造成的损失应社会共担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推迟复工造成损失，原因并不在于企业，而在于公共卫生危机，所以，如果由政府出面规定，推迟复工的损失一定由企业来承担，甚至要求加倍给劳动者付工资，有可能会使得此次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被放大。与推迟复工有关的政策，不能再给本已负担很重的企业增加额外的负担。
社会各界理性看待由于疫情和推迟复工所导致的各种成本上升；在面临不可抗力性质的公共卫生危机时，由全社会共同承担成本，让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尤其是受到重创的服务业企业）先活下去。
在呼吁社会共同承担由危机导致的成本时，也不能把这个变成一种社会动员或一刀切的政策，更不能成为对相关各方的道德绑架。
如果能在危机中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并增加投入，之后所获得的增长将是无法估量的。
——陈春花
”
春日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