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友——跨文化宣教的故事 (4. 回忆)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Kim和我在中国的时候并不总是这样笨手笨脚，不会失手打断西藏人的鼻子或是坐在忧伤的新娘身上。1986年我们在爱达荷大学念书时，开始了热恋。
我们第一次聊天是在户外，谈起双方都成长在贫穷的家庭，不太在意金钱或者美国梦，希望去海外生活——比如中国。Kim是个理想主义者，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法兰绒上衣，看起来美极了。我告诉朋友，她集中了Ellie May Clampett和特蕾莎修女身上最好的优点。
我有张照片，记录了那年秋天我们开始交往之后，一起去猎鹿的情景。我们没戴帽子，每人拿着一把来福枪，开心地笑着，充满了joie de vivre（译注：法语，“生活的乐趣”）。六月，我们举行了婚礼。
在计划婚后预算时，我向Kim提议，我那4,000美元的学生贷款利息很低， 我们可以每月按最低还款支付。她在大学勤工俭学，没有任何欠款，建议我们尽快付清这笔款项，实现财务自由。事实上，我们三个月就付清了。
接下来五年，我在爱达荷东南的爱达荷国家实验室做电力工程师。Kim在沙溪中学（Sand Creek Middle School）教英语和西班牙语。我们每周两个晚上帮助带领教会的青年团契，有时人数甚至超过100。我们花1,600美元买了一个 International Scout，花16,000美元买了一个小小的破旧乡村小屋。
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出去背包旅行、滑雪、打猎和钓鱼。我们没有房贷、车贷，也没有孩子需要照料。有个周末，我们在Sawtooth荒野里的帐篷里，等待一场暴雨过去。我们中间不知道谁说：“我们都快30岁了，是不是该考虑要孩子了？”
于是我们彼此看着对方，笑着说：“不！还是先去中国吧！”
1993年，互联网刚被用于军事电子邮件、FTP下载，可能还有了星际旅行的新闻组。当时要找一份异国的工作，是一个毫无头绪的痛苦过程，包括不停地电话联系和许多信件往来。但我们还是想办法找到了一份海外的工作。
Kim和我都喜欢设定尚未实现的目标，列出各种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婚后每3年就要写下一份5年计划，包括身体健康、财政、教育等12个方面。那时，我们海外工作的目标是：
生活在非西方的文化中。
尽量与当地人在一起。所以我们不考虑到国际学校教书，成天与外交官们彬彬有礼的孩子或者宣教士的古怪的孩子打交道。
有机会向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人解释耶稣是谁。（Kim和我都是福音派基督徒。如果你不接受这一点，最好不要再往下读了，因为接下来的内容会更为不堪。但是你还可以在亚马逊给这本书5星好评，显示你有着开放的胸怀。）
我们加入了国际教育服务（Education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一间将美国毕业生派到中国教书的机构。在帕萨迪纳经过6周的英语教师培训（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ESL）之后，我们70人飞赴亚洲。我们的学校在四川盆地的重庆市。我把一幅四川盆地的地图放在爱达荷地图上，发现尽管那里的人口比这里多100倍，但是地图甚至没有覆盖麦考尔城。我们离开了地球上最空旷的地区之一，到了一个最拥挤的地方。
下了飞机之后，我们在中国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里的气味。那是一种混合着烧煤的烟气、柴油尾气、烤红椒加上陈旧尿味的气味。后来我渐渐可以区分不同地方的味道：北京的烟味比较重，上海则更多尾气，广州尿味要浓一些。
所有教师都在北京集合，一起吃了顿烤鸭，看了场杂技表演，参观了长城，还和一位共产党官员见了面。她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警告我们不要在教室里讨论宗教和政治。
比起25年前，如今到中国的美国游客增加了50倍，但当时我们都认为我们有幸可以体会一种特别的异国情调。
重庆远在内地，位于四川盆地大河的出口处。当时它还没有成为直辖市，还不是西部大开发的门户。三峡大坝也还没有开始修建。这里一幅老派中国的景象，就像《平的故事》（Ping the Duck）里的画面。街上坐着脏脏的蓝色裤子卷起来的短工，每个人扛着一根棒棒。幼时缠足的老妇在街上为了一把蔬菜讨价还价。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还记忆犹新，言谈之间颇为谨慎。
我们被分配在重庆交通学院教书。它位于城外东边7公里处。穿过稻田、池塘和菜园，大概15分钟就可以走到长江边。
不管我们去哪里，人们都会新奇地围观我们，仿佛看到什么了不得的怪事。有一次，Kim去一个服装店买旗袍——一种传统的中国长裙，而我在外面等待。很快，大概40个好奇的当地人围在了商店的外面。女裁缝在为Kim量尺寸。她大声喊道：“90、65、90！”于是看客们发出惊叹的声音。（请注意，中国使用公制。）
有时我们心情不好，会厌烦被人围观，但是我们非常喜欢我们的学生。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学校的年轻工科教师，暂时不用上课，跟着我们学习一学期的英语。每天我们上4个小时的课。课外我们在学生家里吃饭，一起打篮球或乒乓球，随意聊天，甚至涉及政治和宗教。（当时Kim和我只会一点旅游中文，所以所有的谈话都使用英文。）有一天我们看了看日历，发现连续42天都有人邀请我们一起吃饭，或者参加各样的社交。我们没有别的外国朋友，所以有大量时间沉浸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学到了一些功课：
● 美国的生活方式不是唯一可行的方式。我们曾经以为自己反文化，因为我们没有贷款，也不留恋自己的家产。但是我们仍然带有美国高度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
● 友谊比我们曾经以为的更重要。我们在重庆的朋友们彼此借钱，帮助照看孩子，每天都见面，但也足够开放，愿意引荐我们进入他们的朋友圈。
● 值得花时间好好做饭。重庆是四川饮食文化的中心，而我们非常喜欢这里的食物。有一次我告诉朋友：“我的中文会得不多。我从来没有完整地背完各个朝代的名字。完全无法理解中文书籍和电影。但是我热爱中国食物，我比你们任何人都吃得多！”
他们大笑着对我说：“你已经掌握了我们文化的精华。”
● 比较我在爱达荷和中国的态度，显明了我的假冒伪善。 我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极为宽容，常常感恩有机会去到那里，从来没有说过那里一句坏话。但是之前在爱达荷瀑布城生活的5年，处于摩门文化的包围中，我很缺乏耐心，常常抱怨那里的生活，背后用蹩脚的笑话取笑摩门教徒。因为对比太过明显，后来我有了很大改变，在爱达荷的生活也戏剧性地改善了。
那一年在中国的生活，对我们的人生有着深刻而积极的影响。影响之一就是，它点燃了一根慢速的引线，最终帮助我们与诺苏人建立关系。就像我们第一次决定去中国一样，我们与诺苏人发生关系，也始于一次野营。
我们教书的学校在春节会放假两个月。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去云南野营。虎跳峡有着VI级的湍流，从未被征服的高山，世界级的风景。在附近野营的时候，有一位带着大大的黑色帽子的老奶奶邀请我们去她家住宿。他们不会说英语，也不会汉语，所以我们用手语与孩子们交流玩耍，在那里住了几天。一位只有十来岁的漂亮年轻妈妈，在手臂上纹了一个冥币（来生使用的货币）的图样。同样年轻的爸爸则不停地咳嗽。他们的木屋中间有一堆火，没有炉子也没有烟囱。我们用灰烬烤吃土豆，与他们分享带来的巧克力。他们极度贫穷，除了土豆，什么食物也没有。我告诉Kim：“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文化交流。我们用巧克力腐蚀他们的牙齿，他们让我们得肺结核。”除了我的讽刺之外，我们觉得瞬间就和这个坚韧的家庭建立了某种连结。
回到爱达荷后，Kim和我都有着极为美好的回忆，但是除了计划短期探访我们在重庆的朋友以外，从没打算要再回中国。
我们也不确定是否要孩子。我们喜欢这样的二人世界，可以一起旅行，并不觉得需要孩子。于是，我们去询问牧师Dave Gibson的意见。
他说：“我不能给你们一句圣经的经文，证明人类已经遍满地面。我也不能从逻辑上说服你们。但是相信我，你们应当要孩子。”我们确实很信任他，所以大概过了9个月零4个小时之后，安娜（Anna）诞生了。
又过了几年，我们再次紧急驾车去医院，因为第二个孩子已经露头，医生问我：“你觉得这看起来像女孩的耳朵还是男孩的耳朵？”
我说：“光看耳朵，我可看不出来。”几秒钟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儿子尼尔斯（Niels ）出生了。
我们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幸福家庭，做着幸福家庭惯常的事情：有大量的时间在沙发上读童书，与朋友们在户外和水上玩耍，在地毯上摔跤，晚上与Kim约会。我们每周六早上都会做巧克力香蕉蛋糕，每晚朗读的时间都有爆米花相伴。我一周三天做工程师的工作，挣得足够的钱过四天的周末。Kim成为一位知名的在家教育妈妈。我们在教会十分活跃，结交了一批我们配不上的好朋友。人们说我们的生活一帆风顺。对此我们并无异议。
我在教会里担任宣教委员会的领袖。90年代中期，教会流行“认领一个未得之民。”在基督教宣教中，“未得”的意思是这个民族中基督徒比例低于2%，若没有外部宣教机构的介入，无法自发地传福音。认领的意思是长期委身在宣教中。（我一向认为“认领”一个民族显得过分居高临下，我觉得现在教会已经不太用这个词了。）我们的长老们要求宣教委员会给出具体的建议。“给我们四个可选的民族，让我们来选择一个。”
Kim记起多年前的那次晚餐，于是建议将接待我们的中国少数民族纳入建议中。我们做了一点研究，发现他们是Nosu族，属于中国55个官方认定少数民族中的彝族的一支。于是我写了一份建议。
最终呈给长老们的建议如下：
● 中国的诺苏
● 孟加拉的穆斯林
● 多米尼加
● 摩门教（我怀疑读到这里的摩门教徒会说：“你们仅有600人的福音教会，真的想要认领一千一百万摩门教徒？你们这群混蛋！”不过，摩门教徒不能起誓。）
最终长老们选择了中国的诺苏。作为宣教团队的领袖，我开始联系具体事宜。 经过几个月的电子邮件、电话和会议，我找到更多参加会议的机会，建立了更多的联系，但是没有找到我们真正想要的——直接与诺苏人建立联系，就像我们多年前在云南的高山上所做的一样。
Kim和我开始对那些住在大城市里的宣教士们以及他们的美国上司深感不耐了。 “这些人什么毛病？每个人都只想要网络连结，战略协作，或者去泰国开会。却没有人愿意住在山上，与当地人交朋友。”
这时神突然介入我们的故事，插话说：“你们愿意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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