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年：1945》｜战争中我们学到了什么？

核心书摘

《零年：1945》讲述了二战尾声1945年里所发生的事，当时各地政权都在进行一场世界级的洗牌，无论是亚洲，还是欧陆大地，均随处可见。就在这场世界变革的风暴中，诞生了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世界。

这一变革的规模如今我们已很难想象，难以估量的损失已成过去，光复掀起了无以伦比的喜庆狂潮，人们前所未有地纵情欢乐。这部作品以宏大的视角和布局讲述那个时代发生的聚变，书中的人物故事跌宕起伏，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人们从战火中找到新方向。

关于作者

伊恩•布鲁玛，生于荷兰海牙，先后在荷兰和日本就学，曾于莱顿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和历史，后专注于研究日本。是一个对日本历史非常有研究的作家，他曾在莱顿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和历史，后来专注于研究日本历史，先后任教于哈佛、普林斯顿、格罗宁根等世界名校。

伊恩•布鲁玛写过非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比如《日本之镜》、《面具背后》、《上帝的尘土》、《创造日本》等，前不久我们还读过他写的另一本书《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回忆》。

本书鲜知

学什么？哪怕是平凡，也来之不易

《零年：1945》本书为我们描述了现代世界诞生的起始年所发生的那些边缘的、被遗忘的历史，让我们通过这些细节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和认知，将今天的生活与过去相比，你才能明白所有和平与平凡都来之不易。在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里藏着作者的悲悯和时代对战争的反思，我们在其中不仅可以看到历史的变革，更可以通过书中的人物学习如何面生活的创伤，迎接新的生活。

在当代社会中，很多人会抱怨历史会埋怨战争，是因为你从未感受过那个年代的苦难，你不知道在战火中重生如何艰难，根据历史我们将发现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是多么幸福，学会珍惜时光，才能让想象中的美好照进现实。

你还会发现

· 不为人知的战争；

· 苦难中重生的代价 ；

· 和平来得从不容易。

一、战争结束时世界的状态

首先，我们一起看看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战争结束时世界的状态。

当时整个世界的状态，用一个词能够高度概括，这个词不是光明、不是希望，而是无序。这种无序首先体现在了性的解放上。

在纽约、巴黎和伦敦，战胜国的年轻人狂欢纵欲、普天同庆；欧洲国家的姑娘们，无比崇拜把她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将士；在日本，忽然多出了很多被称为“潘潘女”（意思是“唾手可得的女人”）的站街女郎，她们与占领军左拥右抱、流连忘返；在德国，成千上万的女子嫁给美国士兵，这种行为在当时被称为“亲善政策”……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胜利之吻》？这张照片是在1945年8月14日拍的，当时纽约的街头正在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二战退伍军人游行活动，一位美国水兵忽然揽住一个护士的腰，与她深情而长久地接吻，素昧平生也能情意绵绵，这在当时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胜利之吻。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战火中出生入死的士兵，希望在肌肤之亲中安抚饱受煎熬的神经，寻找温暖；战败国为了讨好征服者，将卖淫制度化，希望凭借女性奉献肉体，换得占领军的宽容；集中营里被解救出来的女囚，通过纵欲找回活着的感觉，性爱对于她们，不是鱼水之欢，而是对死亡的抗争。当然，造成性解放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和这些战胜国的战士在一起，能吃饱饭，原因就这么简单，在那时，饥饿是一个严峻而现实的问题。

▲英国水兵和女友庆祝欧战胜利日。

六年的战争几乎让所有参战的国家陷入了混乱中，田地荒芜、工厂停产，所有公共服务停滞、经济很难运转，尸横遍野。

饥饿是死亡人数持续攀升的罪魁祸首，但死因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被活活饿死；而第二种是撑死，很多挣扎着终于等到解放的人，却死在了第一顿饱餐上。友好的士兵把自己的饼干递给幸存者吃，但吃下去的结果可能就是死亡，因为吃了大量饼干后要喝大量的水，这样一来幸存者已经饿瘦的胃就会突然膨胀起来，最终像个气球一样爆炸。

▲柏林的受难儿童。

很多战败国更是因为饥饿、疾病等问题，面临全面崩溃的风险，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决定采取名为“大麦粒”的救援行动，他们勒紧裤腰带，消减本国民众的配给，向德国、日本输送食物。

饥饿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又出现了，那就是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流血却没有停止，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方面是因为被迫害者获得自由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以牙还牙，冠冕堂皇地说是复仇，其实不过是为了出口恶气罢了，很多在战时与德、日等国有过利益往来和亲密接触的人，都会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

另一方面，二战的胜利催生了世界各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高潮，曾经的殖民地人民，不愿继续被殖民的耻辱，尤其是亚洲国家，越南努力摆脱法国的控制，印尼不想再受制于英国，他们甚至把在殖民者机构里工作的华人当做攻击对象，进行驱逐和杀戮。像华人这样被无辜残害的还有在波兰的犹太人，波兰人为了发泄自己的冤屈，对犹太民族大开杀戒，他们认为精明的犹太人掠夺了他们的财产。排犹反犹的行为不仅给犹太人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导致大量犹太人流离失所、漂泊海外；对于波兰自己来说，残害犹太人也实在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一直到21世纪，排犹反犹的暴行，依然是波兰加入欧盟的最大障碍，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波兰人残害犹太民族这件事，波兰会更早加入欧盟。

▲女人何罪？

以上就是二战结束时，整个世界的状态，当时的世界并没有很快迎来光明，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混乱和无序之中，那么该怎么解决这些战后的问题呢？这就是我们第二个维度要讨论的问题：如何清理战争的废墟。

二、如何清理战争废墟

战争带来了一片废墟，但生活总还要继续下去，首先得解决的就是人们流离失所的问题。

因为战争而被迫离开故土的战士，被驱赶和奴役而离开故土的民众，这些都是流离失所之人。拒不完全统计，战后有800万人被困在德国，300万人在欧洲流亡，650万日本人散布在亚太各地，还有100万朝鲜人客居在日本当劳工。

这么多人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顺利回家，大多数人的返乡之路都困难重重。比如德国和日本的战俘，他们不但要承担侵略的罪名，还要面对来自同胞的鄙夷，几百万从小就被训练成杀戮机器的年轻人要重新做回正常的公民，可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

但不管是不是被接纳，这些人好歹还能回家，还有一大批人连家都没有，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被波兰人驱逐的犹太人。战争结束后，犹太人从四面八方辗转回到波兰，却发现波兰已经没有了他们的栖身之地。

犹太人的归来，让波兰人不得不面对过去难堪的记忆，因为在战争中，当纳粹对犹太人大开杀戒时，波兰人为了保全自己选择了无视犹太人的苦难，如今他们看见犹太人，就好像看见了当初丑陋的自己，这种道德上的卑微，让波兰人开始变本加厉地排斥犹太人，所以，二战后的犹太人一直流离失所，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几百万犹太人才算是找到了容身之地。

关于犹太人建国的这段历史，我们在读《圣经与利剑》这本书的时候详细解读过，这里就不再过多讲了，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把《圣经与利剑》这本书找出来听听。

除了有家但不被接纳的战俘，和根本没家可归的犹太人外，奔波回家的人流中，还有一批典型，那就是居住在中欧和东欧的德裔居民。他们被美、苏、英三国勒令搬离出生地，迁居回德国。

原因很简单，因为每个民族都想保有自己的纯粹性，清除异己，建立单一种族的国家。在经过二战的洗礼之后，这种意愿就变得更加强烈了。这些被驱逐的德国人中，有纳粹的拥护者，也有纳粹的反抗者，但美、苏、英这些战胜国根本不会去做区分，只要是德国人，就会成为被驱赶的对象。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德国人在战后所遭受的暴行，其实就是他们在战争中对其他人施以暴行的翻版。

解决人们流离失所的问题，只是清理战场废墟的第一步，接下来最关键的也是最艰难的就是建立新秩序了。

战争结束后，同盟国有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为了稳定国际社会，必须清理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者。但很快问题就来了，如果每一个曾经做过纳粹或者和纳粹合作过的德国官员都要被清洗，那几乎就相当于整个德国的政治体系彻底瓦解，因为这样的官员实在太多了；日本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彻底清理战时的官僚，很可能连有能力维持国家运转的人才都找不到了。

但即便如此，代表正义的同盟国仍然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不然谁能保证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不会死灰复燃呢？于是，美、苏、英三国领导人一致决定，要把德国和日本重建成为永不再战的民主国家。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们谋划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由美国政府操刀，制定了一份系统的《去纳粹化指导手册》，这份手册的重头戏就是里面包含一份对德国成年人政治面貌的调查问卷，每个人都必须填，同盟国希望通过这份问卷把纳粹分子从2300万德国人中揪出来。

结果这份问卷根本没起到什么效果，想想看，谁会傻到在一张纸上举报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所以做问卷的时候没人说实话，交卷的时候人们也是拖拖拉拉，调查问卷这事最后以失败告终了。

第二件事就是清除德国社会各界中的纳粹党员。因为这个行动，德国有14万纳粹党员丢了工作，但这14万人，大部分都是投机通敌的低级官员，那些罪孽深重的高官却安然无恙。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这些人有钱，他们通常会用钱买证词，只要肯花钱，就能得到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词。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罪孽深重的高官一般都是曾效忠纳粹的精英，个人能力非常出众，而战后德国又急需恢复经济、稳定社会，这就免不了需要这些精英们出力。

所以他们即使是进了监狱，只要在里面待几个月，就能出来为重建德国贡献力量了。比如为希特勒打理私人账户的阿布思，就被英国邀请参与重建德国银行体系，后来阿布思还成为德意志银行、奔驰和汉莎航空的董事。

不仅是德国，很多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日本的裕仁天皇提出了主动承担战争责任的请求，竟然被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拒绝了，麦克阿瑟当时是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他认为只有保全天皇才能安定民心、避免骚乱。

而在中国东北参与策划建设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犯安信介，由于能力卓越，在监狱呆了没几天就出狱主持日本的战后重建了，最后还成了日本首相，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是他的外孙。

在法国，那些臭名昭著的纳粹同情者，也全都安然无恙，比如香水生产商、欧莱雅的创始人欧仁·舒莱尔等。

总之，反法西斯同盟军，利用战败国的商人、金融家、律师、教授、医生、军阀和政客们，实现垂拱而治，坐收渔翁之利。

虽然很多曾为纳粹服务的精英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战争中那些罪大恶极的战犯还是得到了制裁。因为当时的“战争罪”法律，只适用于战争行为，德、日的暴行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律边界，所以二战结束后，欧洲国际军事法庭（也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或“纽伦堡审判”）不得不创造了两个法律新名词：“反人类罪”和“破坏和平罪”，来对实施战争暴行的个人进行问责。

虽然仅对几十个人进行了制裁，还不足以说服民众相信正义已经到来，但在很多人眼里，“审判”仍然是人们为建设新世界做出的一种努力。

三、绝不让历史重演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内容：为了不让历史重演，世界人民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刚刚我们已经读到为了灾后重建，千百万有罪之人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然而，罪恶的肉体可以保留，但罪恶的思想必须消灭。反法西斯同盟军坚信，只有改造和教化德、日民众的心智，才能彻底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避免战火再次燃起。

于是就在英国占领区修建了很多图书馆，里面塞满了英德的文学作品，目的就是为了增强英德两国的文化交流；而当时苏联占领区内，戏剧、艺术和音乐等活动也是一派繁荣，苏联人努力在德国剧院里推广俄国经典；美国占领军为德国民众办起了杂志《美国观察家》，还特意挑选32部好莱坞故事片，借此推广美式生活，于是德国人几乎和许多西欧观众同一时期认识了查理·卓别林。

为了尽可能彻底地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的思想，美国把有纳粹前科的教师都扫地出门了，还禁止当地发行纳粹的书籍。不过美国所做的这些工作被德国人指责为“别有居心”，因为美国派出的查禁团队把书店和图书馆翻了个遍，但销毁的不仅是纳粹著作，还有所有包含对美国不利的书籍。

比起德国，日本对美国文化的接受程度要更高，承担教化日本民众重任的麦克阿瑟将军把这称为“一场精神革命”。与德国不同的是，日本没有被美、英、苏三国分疆而治，麦克阿瑟指挥的美军在日本一支独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而日本人也心甘情愿拜美国人为师，这和日本民族奉行的强者崇拜文化有很大关系。当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时，十几万日本人含泪相送，并立法授予了麦克阿瑟“日本荣誉公民”的头衔。1960年，日本首相安信介批准通过了《美日安保协定》，日本就此沦为美国在亚洲的永久性军事基地。

日本的“西化”开始于1945这个辞旧迎新的年份，在二战中惨败的日本，通过依附强国，重新获得了优越感。

表面看上去，同盟国在对德国和日本进行文明教化，但实质上这是一场文化的侵略，是通过对德日两国的文化改造实现征服的行为。

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质疑，文化的统治力度有那么大吗？为了解答这个疑问，我们不妨看看中国的发展史。

汉族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原生文明的民族，拥有高端的文化体系。历史上，中国有过数次被其它民族军事征服的经历，但在文化上，却没有被其他文化同化，反而把征服者给同化了。

最典型的就是“五胡乱华”了，我们读历史都知道，“五胡”指的是西晋时匈奴、鲜卑[xiān bēi]、羯[jié]、羌[qiāng]、氐[dī]五个胡人大部落，趁西晋内乱，武力入侵中原，建立非汉族政权后，纷纷放弃原住地而入驻中原。

这“五胡”中对后世影响力最大的算是鲜卑族了，鲜卑族是活动在大兴安岭上的一个古老的北方民族，“五胡乱华”以后，鲜卑族的拓跋[tuò bá]氏统一了华北，建立起北魏，之后的历史我们就很熟悉了，北魏孝文帝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史称“孝文帝改革”，但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孝文汉化”。

从这个别名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场以文化为主题的改革，这场改革颁布了很多强制汉化的措施，比如《魏书‧咸阳王禧传》中就记载了孝文帝的一条政令:“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通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cù]革。三十已下，见[xiàn]（通现）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这话翻译成白话文的大概意思是说，从今天开始，要禁止说鲜卑话，所有人都要说汉语。

三十岁以上的人，因为常年说鲜卑话形成了习惯，所以允许不立即改正；而三十岁以下的朝廷命官，如果还一直使用鲜卑话，就要罢官或降职处理。可见孝文帝在禁胡语、推汉语上下了不少工夫。

除了改语言之外，孝文帝还主张改汉姓，他下令把鲜卑族人的复姓改为单姓。比如“拓跋”就要改成“元”、“独孤”改成“刘”、“步六孤[bó lù gū]”改为“陆”、“丘穆陵[qiū mù líng]”改为“穆”等等。

不仅如此，为了让鲜卑族人更好地理解和认同汉族文化，孝文帝还鼓励胡汉通婚，他自己就亲自带头，先把自己的鲜卑族皇后送进尼姑庵里，接着从北方汉族四大士族：崔、卢、李、郑，一家娶一个，李氏立为皇后，崔、卢、郑家的孩子立为贵妃。

我们今天讲孝文帝改革的故事，不是为了说孝文帝多有远见，而是想说明文化的力量，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族，但却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鲜卑族吸收了汉族文化精华，促进了自身的发展，最终也巩固了封建统治。而他们自己的相对弱势的文化一旦被强势文化同化，那么这个民族的基础将被摧毁，这个民族的传统也将一点点消失，所以，在如今中国的56个民族里面，已经没有鲜卑这个民族了。

就像法国作家都德在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中描述的那样，普法战争中的法国沦陷区学校被勒令不许再学母语法语，而改成学习德语，是一样的道理。武力占领后，文化侵蚀随之而至。这也是为什么同盟国会拼命地对德、日进行文化教化的原因。

“绝不让历史重演”的觉醒，不仅仅体现在对战败国的“洗脑”上，还有一种深刻的变革正在发生变化，那就是人们不会再让阶级的不平等继续。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丘吉尔的下野。这位带领英国取得反法西斯胜利的铁血首相，在战争结束两个月后的大选中失败，工党领袖克莱门特·理查·艾德礼上位。

▲丘吉尔谋求连任。

其实之所以是这样的结果是有理可寻的，因为在英国人眼中，“绝不让历史重演”，还包含着“不能让过去的阶级不平等再继续”的含义。战争中，大家劲往一处使，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战争后，曾为祖国现身的工人阶级，怎么能甘心重回社会的底层？

而丘吉尔所在的保守党代表着上层阶级，如果让保守党继续执政，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工人阶级又要回到社会底层，这样的结果民众必定无法接受，所以丘吉尔下台是英格兰铲平阶级秩序的途径。

除了打破阶级之外，从世界范围看，避免历史的重演，最重要的是避免战争再次发生。1945年4月，一份民意调查显示，81%的美国人希望美国加入“一个拥有警力的世界组织”，可见，在二战后，建立一个世界级政府来维护和平，已经成了一件众望所归的事。

其实，早在1942年1月，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26个国家，就已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这份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联合国”这个名称，但那时的“联合国”还算不上一个维护全球安全的国际组织，充其量只是一个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同盟。

1945年4月25日，五十多个国家的5000多名代表抵达旧金山歌剧院，参加“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签署《联合国宪章》，宪章共分19章111条，每一条都表明了人类希望不再遭受战祸的决心！唯一的遗憾是，赋予“联合国”这个组织名称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却在4月12日因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没能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

《零年：1945》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记录了1945年的最后一天。那天，人们着急地回家回归自己的生活，那时已经没什么人关注国际新闻了，因为在和平年代，家是人们心里唯一的牵挂。

总结

以上就是《零年：1945》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这本书为我们描述了现代世界诞生起始年所发生的那些边缘的、被遗忘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正史中很难看到的细节，也正是这些细节能够加深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认知。

一场战争的结束从来不是一个具体的时间能够说明的，一方的投降只能代表形式上的结束，而在现实世界，只要战争的伤痛还在，只要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就永远不能说“战争结束了”。

1945年是一个狂欢的年份，也是一个无序的年份，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现代世界的人们经历了希望、绝望再到希望的过程，尽管1945年之后，世界上的一些地区依然处在战乱中，但现代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

恭喜你和“今今乐道”读书会一起读完了你生命中的第 2504 本书，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有益的启发。（拆书人：赵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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