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央财办的专题研究报告。
核心书摘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是一本专题报告集。2010年起,中央财办对2008国际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演变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组邀请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开发银行等单位参与研究。参与单位分别从国际政治经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机制等角度展开研究,完成了专题研究报告。中央财办进行了综合研究,完成了总报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适合谁读
· 金融行业从业者
· 关注经济危机的人
· 想要提高“财商”的人
关于作者
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分管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面工作。2011年3月起,兼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曾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多次参与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经济学家论坛“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发起和主持人。
学什么?两次全球大危机的起因是什么
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饥荒和营养不良造成至少700万人口死亡,占当时美国人口总数的7%。时隔八十年,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再次爆发,持续时间之久、影响程度之深、波及范围之广,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相比不相上下。那么,两次全球大危机的起因是什么?该如何预防类似的金融风暴呢?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从2010年起,我国中央财办启动了“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对两次全球大危机的发生、演变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希望以史为鉴,挖掘宝贵的经验教训,诊断当今中国的金融体系,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决策依据。总报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的研究成果在中央决策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你还会发现
· 什么叫民粹主义;
· 收入不公造成的影响;
· “泡沫经济”特征有哪些。
一、两次大危机爆发的共同特征
首先,我们来关注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两次大危机爆发的共同特征。
为了方便理解和区分,今天我们会按照国际惯例,统一将1929的经济危机叫做“大萧条”,把2008年的经济危机称为“金融海啸”。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通过对两次危机爆发前的史实进行回顾,总结出了六个主要的共同特征。
第一个共同特征,是两次危机爆发具有相似的背景,都爆发在重大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大萧条”爆发之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第二次技术革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业革命”。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瓦特、法拉第、麦克斯韦、焦耳、门捷列夫等等伟大的人物纷纷涌现。在此期间,石油、电气、化工、汽车、航空等新兴工业异军突起,让整个工业面貌焕然一新。
而“金融海啸”的爆发,与第三次信息化浪潮密不可分。1981年IBM推出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年长的人可能还会对那种大方头的显示器有点印象。自第一台个人电脑问世以来,信息技术就得到迅猛的推广和应用,电子、航天、海洋和遗传工程等科技文明获得高速发展。
技术革命促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高度发展的科技文明,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产业神话。由此,也就引发出两次危机的第二个共同特征,就是在两次危机爆发之前,都呈现出少有的繁荣景象,并且同期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当时纽约热闹繁华的都市、车水马龙的街道、衣香鬓影的派对和纸醉金迷的生活,这些画面就是“大萧条”爆发前美国民众真实生活的写照。
在1922到1928这六年期间,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上升70%,员工工资涨幅22%,产业的进步和收入的增长,使得汽车和家用电器保有量持续上升,1925年美国平均每6个人就拥有一辆小汽车,几乎能达到一家一辆。
再看看“金融海啸”发生前,美国政府为抵消2001年“9·11”事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美联储开始积极推行低利率政策,2001至2004年间连续13次降息,购房贷款审核标准大幅下降,甚至无职业、无收入、无住所的“三无人员”也能获得贷款资格,美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景象。
那么,在这两个繁荣时期,政府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首先,“大萧条”前的繁荣,被称为“柯立芝繁荣”,因为当时执政的美国总统是约翰·卡尔文·柯立芝。
柯立芝采取的是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以1919到1929年这个时间段为例,新兴的收音机产业销售额从4500万美元增加到8.42亿美元,汽车产量由150万辆增加到540万辆;但是传统农副产品产业却出现大幅衰退,出口的肉类价值下降88.9%、小麦价值下降33.3%,农场破产率接近五分之一。
但面对这样此长彼消的产业发展趋势,政府没有出台任何干预政策。
同样,在“金融海啸”发生前,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的美国总统也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政策。就拿1980到2007年这个时间段来说,美国新兴的金融地产业占GDP的份额由15.1%上升到20.7%,信息技术产业占GDP份额由3.9%上升到8.7%,商业服务业占GDP份额由6.2%上升到12.1%;但传统制造业如同大萧条前的农副产业一样出现衰落,占GDP的份额由20%下降到11.6%。
面对这种“厚此薄彼”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政府依然放任自流。
接下来,我们看看两次危机的第三个共同特征,也就是两次危机爆发前收入分配不公程度都达到历史最高点,少数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
1929年“大萧条”爆发当年,将近80%的美国家庭没有任何储蓄,堪比当今社会的“月光族”,而0.1%的富有家庭却占有34%的社会储蓄总额。
“金融海啸”前,类似情况再次出现。以硅谷为代表的IT业和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不断壮大,财富也加速向这两个行业集中,计算机行业人均收入年增长42%,金融业利润约占全美利润的40%,这两个数字都远高于其他行业。同时由于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体力劳动者地位不断下降,2007年,美国的管理层平均工资已经达到普通工人工资的350倍。
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又为第四个共同特征的产生提供了诱因。两次危机爆发前,由政府营造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环境,让许多人产生错觉,出现了大量低收入人群“过度举债”的情况。
什么叫“过度举债”,简单说就是入不敷出,借款金额超出了偿还能力。
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有疑问,我们都知道“量入为出”是基本的生活常识,谁会无端张口借钱?其实这就要谈到美国政府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了。
“大萧条”前,美国70%的小汽车都可以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销售,而当时美国80%的家庭都是零储蓄状态,家家有车开的局面,自然是通过借贷实现的,这就导致大量家庭开始负债度日。
“金融海啸”前,美国政府更是将贷款标准无底线放宽,“三无人员”也都纷纷贷款加入购房大军,结果造成在2008年,美国的信用卡总债务达到1万亿美元,发放贷款达到1.5万亿美元。很多家庭就靠 “空手套白狼”过日子。
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借贷政策极度宽松,民众心态变得浮躁而又膨胀,这就产生了引发危机的第五个共同特征,无处不在的过度乐观情绪。
“大萧条”前的繁荣时期,美国证券指数平均上升334%,炒股被认为是一夜暴富的捷径,快速致富的“股市成功人士”成为励志的榜样和宣传的主角,到处都弥漫着非理性乐观的情绪。柯立芝总统甚至在国情咨文中说,“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在耶鲁大学任职的经济学家费雪,也宣称“股市到了永不下跌、永远上涨的时代”。
同样,“金融海啸”爆发前,在信息技术推动下,美国经济实现年均3.5%的增长,失业率和通胀率持续下降,乐观情绪再次蔓延。2000年克林顿称“美国经济将持续性地永久扩张”,2002年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称“新经济依然健在”,2004年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提出“美国进入大稳健时代”。
总统和专家们不遗余力顺应民意的狂热言论,成为鼓动民众盲目乐观情绪的推手,而幕后原因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第六个共同特征,也就是两次危机前都存在政府出台民粹倾向政策的情况。
这里先科普一下什么叫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就是指: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一般情况下,政府为了争取民意、标榜民权,会过度采取民粹主义政策。
“大萧条”前,为迎合选民期望,胡佛在总统竞选中向全国民众承诺,“保证每个家庭锅里都有一只鸡,车库里有两辆车”,他还说“我们即将把贫穷从美国彻底除掉,没有一个国家会比美国更有保障”!
“金融海啸”前,同样是为迎合选民,克林顿提出要“实现住房自有率在本世纪末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口号,布什当选总统后继续宣称“任何一个家庭搬进自己拥有的房子都会感到美国比其他国家强”。两任总统不断为民众描绘“居者有其屋”的美好愿景。
以上就是两次危机爆发前六个显著的共同特征。
两次大危机特征的探究,影响重大,作用深远,国家和政府可以从中寻得宝贵的经验教训,毕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了解两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共同特征,对于国家经济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两次危机的引发机理以及重要启示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两次危机的引发机理以及重要启示。
刚刚我们在总结经济危机爆发前的六个特征时,能够明显感受到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科技进步、经济繁荣、民众富足,很难让人把这样的繁荣景象和经济危机联想到一起。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客观理性地透过现象探究本质,解读这六个共同特征是如何引发经济危机的。
我们还是按照刚刚讲的六个特征的顺序,逐一进行剖析。
第一个共同特征,两次危机爆发都是在重大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这一点可能最难理解。毕竟在常规认知下,技术革命应该代表的是社会的进步。然而,事实却是,高速发展的生产力,会和发展滞后的生产关系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举个例子,比如今年的国内经济生产总值有十万亿,第二年生产力发展了,生产总值变成了十一万亿,这时,如果产、供、需三者的生产关系不随之调整,市场就无法吸纳消化这多出的一万亿,于是就会出现供大于求的不平衡局面。
这就好比一艘船,它的载重能力是100吨,可你非要装载110吨货物,这样一来船就会直接沉没。
由此可见,生产力发展未必是“快快”益善,当重大技术变革发生之后,在认识它的积极作用和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要充分做好市场引导的前期预判。
明白了第一个特征导致经济危机的原理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特征,那些在危机前展现的繁荣景象,是如何引发经济危机的。
两次危机前的社会大繁荣,都以过度发展新兴工业为背景。为了追逐利润,企业家通过大量借贷无节制扩大生产,推动着经济畸形高速增长。这些大干快上的新兴产业大都资不抵债,一旦现金流断裂,必将出现大规模倒闭。
同时,传统行业在新兴工业的碾压下迅速衰落,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而面临失业。社会稳定性因此变得极为脆弱,也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第三个特征是两次危机爆发前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少数人占有较多社会财富的问题。
那么,贫富分化为何会成为经济危机的诱因呢?这其实是一个十分朴素的道理。财富集中在少数寡头手里,广大的低收入民众没钱购买产品,大众购买力低下带来的市场萎缩,又会导致生产和消费脱节,引发生产相对过剩。于是产生连锁反应,工厂停工、裁员,失业率一路走高又会进一步限制消费能力,形成恶性循环,经济危机也就一触即发。
有个令人心酸的小段子深入浅出地展现了这个现象。
一个小孩问他妈妈,“为什么家里买不起过冬的煤?”
妈妈回答:“因为爸爸失业没钱了。”
孩子又问:“爸爸为什么会失业?”
妈妈又回答:“因为煤生产得太多了!”
这就是收入不公产生的恶性循环。
接下来,我们继续探讨引发危机的第四个特征:“过度举债”。
其实,凭借信用借贷消费原本是一种市场经济的操控手段,本意是让消费者通过透支进行超前消费,来保持市场的消费规模。如果运用得当,可以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
但两次危机前,货币政策无原则地宽松。政府希望通过债务扩张来刺激消费和投资,结果没有把握好尺度,造成消费和投资超出实际支付能力,借贷机构又一再放松对借款者的条件审核,造成坏账的大量积累。一旦债务人偿付能力被削弱,“寅吃卯粮”造成的亏空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就是“大萧条”和“金融海啸”时银行大量倒闭的原因。
其实,过度信用消费造成经济危机的情况,早在我国宋朝就发生过。
我们都知道,宋朝的商业曾经十分发达,瓷器、丝绸和茶叶一直都是跨国贸易的紧俏商品。因此,宋朝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进行跨国贸易的商人们都将大宋官府铸造的铜钱当作结算货币,可以说,宋朝时期的铜钱,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绝对不低于现在的美元。
商业的繁荣造成铜钱大量流向海外,而当时的朝廷又不具备勘测开采铜矿的技术,铜用完了就不得不开始用铁铸钱。铁的价值和铜相比要低很多,一贯铜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用铁钱支付的话就得需要十贯。
史书记载,当时买一匹布需要两万文铁钱,光是那些钱的重量就高达五百斤,需要三五个汉子才搬得动他,所以说,作者说,要想买个房置块地,光铁钱就得搬好几天。
铁钱这种笨重的铸币极不利于流通,谁也不可能背一麻袋铁钱出门吧?于是为了方便货币流通,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交子铺”就应运而生了。民众将不方便携带的铁钱存放在交子铺,交子铺给客户开具存款凭证,凭证上的数字,就代表等值的铁钱,人们可以用轻便的“交子”,也就是纸币来进行交易。
大宋朝廷绝对想不到,他们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第一种信用货币。
到了天圣元年,大宋朝廷因为同西夏和辽的持续交战让国家的军费连年增加,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于是官府动起了歪脑筋,在仅有36万贯铁钱作储备金的情况下,发布了126万贯交子,结果,原本一贯交子纸币等值一贯铁钱,后来变成了一贯交子纸币等于四分之一贯铁钱,在北宋官府这样的操控下,交子悄无声息地贬了值。
后来,随着北宋边患不断严重,军费越发吃紧。在不收回旧交子,也不增加储备金的情况下,官府又连续多次发行新的交子,导致交子的购买力持续下跌,一贯交子的纸币价值甚至已经不足10文铁钱,要知道,一贯可是1000文啊!
纸币贬值、通货膨胀严重,百姓不得不恢复了“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形式。北宋官府最终也不得不废弃了交子,而此后,元、明、清三个朝代吸取宋朝的教训,都开始用贵金属进行交易,毕竟真金白银用着更可靠。
引发经济危机的第五个特征是“过度乐观情绪”。两次危机前产业神话造成的繁荣盛况、新兴产业收入的激增以及宽松借贷环境的刺激,导致民众盲目乐观,开始疯狂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
例如,“大萧条”时的股市泡沫,民众只需要支付10%的保证金,就可以从银行全额提现投入股市;“金融海啸”时期则是房地产泡沫,“三无人员”也有资格贷款买房,造成在1.5万亿美元储备金的基础上,共计发行房地产相关债券产品74万亿,整整虚高了49倍。
在这种虚假繁荣的盛世喧嚣中,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住诱惑。凯恩斯将这种非理性的心理和行为定义为 “动物精神”,他指出,“动物精神”是导致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两次危机的最后一个共同特征,是危机前政府表现出的民粹倾向。
打江山建立政权时为拉拢民心,过度的民粹主义倾向还可以采用。但到了守江山的时候,政府依然刻意报喜不报忧地奉迎民意,将加大民众对政府的盲目期待和信任,所有人都相信政府会为泡沫买单、政府会为衰退接盘。
国民热烈地追逐一夜暴富的奇迹,投机、股票、热钱行为持续攀高,民粹倾向成为养育泡沫经济的温床,危机就这样潜伏下来,伺机在日暮途穷时反戈一击。
分析了以上六个特征引发经济危机的原因,可能很多人要忍不住感叹成败之间转换的无常,真是“福兮祸之所伏”,技术革命也好,经济繁荣也罢,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清醒认知,才是规避危机的万全之策。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探讨一下本书的最后一个重点内容:正确认识当前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与隐忧。
三、正确认识当前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与隐忧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果你仔细比照美国两次经济危机发生的成因和征兆,就会发现,当今中国经济在多个领域也不同程度地隐含着危机发生的风险。今天我们就选取与我们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三点来具体谈一谈。
第一点是,当前中国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对于“收入差距大”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都深有体会,但你一定不会想到,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高的国家之一。
国际上有一个通用的、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叫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为“0”。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公平。
国际惯例把基尼系数0.2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0.2-0.3为收入比较平均;0.3-0.4为相对合理;0.4-0.5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时,就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了。
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显示,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73,已经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所以,引发经济危机的“收入分配不公”的特征,在我国已经非常明显。
第二点我们要说说房价飙升,房地产过度繁荣的现象。
这一点相信大家的体会更深。一线城市房价屡创新高,并迅速向二、三线城市蔓延。尽管政府不断出台“限购令”等政策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但截止2010年年底,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贷款依然占据全国总贷款规模的22%,房地产行业提供的就业量占全国就业量的10%,而住房抵押贷款占全国抵押贷款总量的30%。
这组数据可谓触目惊心,可以预见的是,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必将给金融体系带来致命冲击,失业率也会急剧暴涨。
所以刚刚我们说的引发经济危机的“泡沫经济”特征,在我国也表现得相当明显。
第三点是非正规金融和地方投融资平台隐忧多。
为了创造政绩,我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数量持续攀升。根据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这些债务余额已经达到10.71万亿元,超过了当年全国财政总收入。
同时,由于监管不到位,社会上产生了大量非正规的金融中介模式,比如这些年国家已经开始出手进行整顿的P2P(个人对个人、点对点的网络借款)。加上“金融海啸”爆发时中国政府快速出台了“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更是使得地方政府乘机实施经济大跃进,大量融资举债。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管理并不透明,操作也不规范,蕴含各种债务风险,疏于监控,引发经济危机的“宽松货币环境下过度举债”的特征,也已经成为我国潜在金融风险的重要方面。
在我国金融体系中,隐忧和风险还有很多,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牛顿,在南海股票上投机惨败后曾感言:“我能精确计算天体的运动,却不能计算人类的疯狂”。的确,经济危机不是天灾是人祸,居安思危,才是预防危机的最有效疫苗。
总结
百年一遇的两次经济危机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们都是在经济繁荣达到高潮、社会矛盾积累到相当程度、经济已在危机边缘运行多年的情况下发生的,并在危机爆发前就已经表现出相似的征兆。
过去的两次大危机已经发生,让很多国家被迫卷入危机中,苦苦挣扎,至今仍有一些国家没有走出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
我们没有能力让时光倒流,去阻止可怕的危机爆发,但却能站在更高的高度,审视过去两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和机理,居安思危,确保假如有一天经济危机真的要无情地再来一次,我们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一些危机爆发的先兆,提前做好预防准备。
从两次危机的经验和中国国情可以看到,当前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仍很重要,但已经不再是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未来中国要更加兼顾效率和公平,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创造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
恭喜你和“今今乐道”读书会一起读完了你生命中的第1457本书,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有益的启发。(拆书人:赵英华)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金句:繁荣时期要有危机意识,不能一再延误改革良机。
及时发现并遏止危机的发生,是各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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