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峻的良心：奥威尔传》｜奥威尔是如何保用内疚感来支撑内心世界的？
核心书摘
《冷峻的良心：奥威尔传》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奥威尔传记。本书的作者迈耶斯为了写奥威尔的这本传记，走访了大量和奥威尔有关联的人物，用详实的史料，勾勒出奥威尔的完整人生。这本传记以时间为线索，把奥威尔参与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复杂经历客观地刻画出来，更可贵的是，迈耶斯并没有一味地神化传主，而是找到了奥威尔的内心驱动力，详细解读了奥威尔在短暂一生中，是如何利用内疚感来支撑内心世界的。
关于作者
杰弗里·迈耶斯，皇家文学学会成员，撰写D.H.劳伦斯、罗伯特·弗罗斯特、欧内斯特·海明威、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等文学巨匠的传记作品，以及数种奥威尔研究专著。
本书鲜知
学什么？了解奥威尔的完整人生，体会那颗冷峻的良心
乔治·奥威尔，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被誉为“一代英国人的冷峻良心”。奥威尔出生于印度，幼时举家迁回英国，后因经济原因无力深造，被迫远走缅甸，参加帝国警察部队。终因厌倦殖民行径、痴迷写作而辞去公职，辗转回到欧洲，流亡伦敦、巴黎等地。一边深刻体验下层民众生活，一边从事文学创作。
二战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反纳粹的活动。西班牙内战与二战的苦痛经历，让他对战争与和平、极权与民主、社会关怀与人类理想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冷峻的良心》让我们了解到奥威尔悲惨和复杂的经历，更是深刻地体会到奥威尔强迫症似的内疚情结。正是因为这种内疚，奥威尔才一直保持着社会良知和政治的敏感。他不断自省反思，冷峻地观察这个社会，用他的文字向大众揭露真相，唤醒人们的正义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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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威尔早期受到了怎样的苦难；
· 如何将政治写作变成艺术；
· 为什么说奥威尔是反抗极权主义的斗士。
一、早期的苦难：深陷内疚感的折磨
1903年6月25日，乔治·奥威尔（本名埃里克·布莱尔），出生在印度。那个时候的印度正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他的父亲是殖民地的一个小官员，负责鸦片的生产运输，这些鸦片是运到中国去的。
而母亲做梦都想逃离偏远粗俗的殖民地，所以在奥威尔2岁的时候，她带着子女回到英国，希望孩子们接受传统的英国精英教育，后来奥威尔8岁的时候，被送到圣塞浦里安学校。
这所学校就相当于当时的贵族私立学校，学校里有非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据说暹[xiān]罗王子、南非百万富翁的儿子还有几个英国贵族的孩子，都在圣塞浦里安学校读书，其他学生也大多来自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学费一年180英镑，这在当时差不多是一个小职员或工人两年的工资，原本按照奥威尔家的实力是不可能供他进入这所学校的，但是奥威尔获得了减免一半学费的优惠。
因为圣塞浦里安学校确实需要几个能考上著名公学的优等生来装点门面，奥威尔就属于这种被寄予厚望而“特招”的学生之一。学校经常提醒他们这些受到资助的学生要知恩图报，不要浪费学校的“苦心”。
奥威尔在1911年到1916年这五年时间都在这所学校上学，他在这里度过了很不愉快的童年。奥威尔入学不久后就开始尿床，校方认为那是丢人现眼的行为，所以就用鞭子抽打他。在学校上体育课的时候，奥威尔因为支气管有缺陷不能跑步，老师就公然羞辱和体罚他。像奥威尔这种家境平平的人，只有一条成功之路，那就是靠考试晋升，靠奖学金往上爬，挤进文官系统，或者当上律师。
奥威尔曾感慨说：“一个人能加于孩子的最残酷行为，大概就是把他送到比他出身富裕的一群孩子当中。”常年不平等的对待导致他对自己的评价极低，他说自己，“我穷，我身体弱，我丑陋，我没人缘，我久咳不愈，我胆小，我身上有气味。”他甚至在离校30年后，还写了一篇名叫《如此欢乐童年》的自传性的散文，这篇散文用典型的英国式反讽语气来讽刺教育，看似是精英教育，其实充满了势利眼、阶层意识和特权。
当时英国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上层阶级不断膨胀的拜金风潮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金钱就和健康和美丽一样是正面概念，没有人会因为这种势利而感到内疚。
虽然奥威尔在圣塞浦里安学校的日子过得像噩梦一样，不过好在他那会成绩不错，六年之后，顺利进入了英国公学中最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
这时，奥威尔的智力成了优势，他变成了一个博学的愤世嫉俗者，终于有机会为弱者说话。他敌视传统宗教和自己家庭对上流社会的盲目崇拜。有一次他竟然当众贬低自己的父母，说他母亲是一个又蠢又轻浮的人，父亲是一个冷漠、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的人。奥威尔在做出这些评价的时候有意炫耀他的学识，他的同学们都震惊了，觉得奥威尔又特别又有趣。
在伊顿公学的这几年，奥威尔相对要开心一些，他结交了一批能相互砥砺的好友，还跟几位出色的教师产生了很浓的师生情谊，其中就包括后来写出《美丽新世界》的奥尔德斯·赫胥黎。如果奥威尔愿意，他毕业之后完全可以走一条传统的道路，在上完伊顿公学后进入牛津、剑桥这样的高等学府，然后在英国的上流阶层中占据一个稳固的位置。
但奥威尔从入学那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圣塞浦里安学校的生活给他留下的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让他认为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有钱的浑蛋”，他始终对那些遭受不平等对待的弱者有一种内疚感，他拒绝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
所以从伊顿毕业后，奥威尔选择去缅甸参加了英国的一支警察部队。
1922年到1927年，奥威尔在缅甸当了五年的英国警察。这个时间段可以说是“缅甸的过渡期”，当时，英国殖民者和当地人势不两立，殖民者是个封闭的圈子，打台球、打牌，奥威尔格格不入，他总是一个人躲起来看书。
奥威尔每天重复在警局的工作，近距离看到了警察如何审判、鞭打和绞死囚犯。他自己也曾经很不人道地对待可怜的囚犯，那一张张灰白色的畏惧面孔，被竹鞭抽打过的伤痕，还有那些女人和孩子的哭喊，总是一遍遍在奥威尔脑海里重复，他为自己的工作感到愧疚。这些经历让他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他憎恶白人的特权和优越感，但也深知被殖民者的愚昧和落后。
于是奥威尔写下第一部长篇小说——《缅甸岁月》。小说的主人公就像是奥威尔的化身，他在英国殖民者和缅甸社会中都找不到位置，帝国主义迫害当地人，当地人又贪婪而恶毒。“为了统治野蛮人，只能自己变成野蛮人”，这种矛盾心理让小说的主人公最后选择了自杀。这部小说里的冲突矛盾就是奥威尔内心的折射，他既鄙视英国警察当局的暴政，又看不起当地人的愚昧无知。
终于在1927年，奥威尔辞去了缅甸的警察工作重返英国，缅甸的经历，让他觉得自己也压迫过弱者，中产阶级的生活只会让他良心不安。所以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生活习惯，他都一直偏执地选择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赎罪。
二、两个战场：将政治写作变成艺术
回到英国后，奥威尔迷恋上了落魄的流浪生活，他穿上破烂的衣服，经常光顾收容所、慈善机构，甚至露宿街头。他要么住在伦敦东区的贫民窟里，要么去农田里摘棉花，后来还在巴黎的一个工人聚居区住了一段时间，去巴黎一家豪华酒店的厨房里做小工。这种自我惩罚性的尝试让他的家人迷惑不解，但奥威尔一直沉浸在其中。
奥威尔总被那些身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吸引，比如那些乞丐和娼妓，他想通过体验底层生活来摆脱身为中产阶级的内疚感，但也莫名其妙地享受着这种内疚感，也想办法保持这种内疚感。
有一次奥威尔在巴黎得了一场严重的流感，他在条件很差的公众病房里住了两周。在填写完住院手续的表格后，医生告诉他已经发烧到39°C了，但是他还是强迫自己洗了个冷水澡，在接近零度的天气里穿了一件薄薄的睡袍，穿过一片露天空地来到慈善病房。他还说，那里的气味难闻，就像是粪便味道又掺杂着甜味。后来医院的护士用热玻璃杯给他拔火罐，还往他的胸口上抹火辣的芥末膏。
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供医学生观摩的不出声的标本，要这样缓慢、发臭地死去。但剧情没往他想的发向发展，后来他出院了，但出院后，他发现自己的家已经被洗劫一空，没有钱付房租，无奈之下又开始露宿街头。
四年的流浪生活，让奥威尔写成了自己的纪实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这也是他的成名作，这本书描绘了大萧条时期，千万人贫穷、失业的社会现实。作者迈耶斯评论奥威尔对底层生活的描写时称：“犹如一次穷人地狱的参观之旅。”
1936年，奥威尔为了写《通往威冈码头之路》这本书，跑到英国北部矿区威冈码头，在一个令人作呕的牛肉铺子楼上租了个房间生活。这里的环境极其恶劣，绿头大苍蝇爬满了铺子的橱窗，房间里有成群的黑色甲壳虫，奥威尔每天早晨在早餐桌底下都能看见一把满满的夜壶。
在寒冷的冬天，奥威尔居然不穿大衣也不戴帽子，站在矿区哆嗦着，从头到脚都在颤抖。有对工人夫妇看到奥威尔虚弱得很厉害，劝他尽快躺到床上休息，但他就是不肯休息，坚持和工人一起下井。
这趟艰苦之旅让他虚弱的身体彻底垮掉了，但是他对自己说，“我想让自己沉下去，一直沉到被压迫者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跟他们一起对抗施暴政者。”
作者迈耶斯认为，奥威尔觉得如果从纯粹理性立场去写底层生活，就会像上流经济学家那样虚伪地俯视弱者，他要设身处地去体会底层的苦难。虽然奥威尔没有宗教信仰，但他那种内疚感却像是背负了某种宗教性的使命，他像一个圣徒一样，渴望消除世上的罪恶和不平等。只要他比别人过得好，他就会感到良心不安。奥威尔追求自虐式的生活，一是为了赎罪，来减轻焦虑；二是为了考察社会，把底层穷苦的生活展现在大众面前。
从威冈码头回来后，奥威尔完成了自己的转变，他通过受苦受难获得经验，发现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写作模式。他变成了一个总是与这个社会的不公抗争的人，无所畏惧，愤世嫉俗，把自己的个性和政治都融入到了作品之中，彻底把写作当成自己的战场。
1936年6月，奥威尔和爱琳·欧肖尼斯结婚了。两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爱琳是个为了丈夫的理想甘愿自我牺牲的女人，而奥威尔刚好非常有自己的理想，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他觉得自己的需求和兴趣最重要。
爱琳在嫁给奥威尔之前一直在攻读硕士，原本是想毕业之后找到一份专职工作，但是奥威尔说服了爱琳，他们一起搬到乡下住，因为乡下才可以满足奥威尔一直以来坚持的勤俭生活。他们住的房子是一间有300年历史的破村舍，屋顶是铁皮做的，下雨的时候总是咚咚地响，屋里也没有通电，只能点油灯，厕所安在了菜地的尽头，冬天的时候还会结冰。
婚后不久，奥威尔就因为环境太差病倒了，于是爱琳理所当然地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活和农活，喂养牲畜，疏通厕所。虽然俩人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但奥威尔还是坚持住在农村，因为他觉得城市里充满中产阶级的味道，一回到城市，他的内疚感就会发作，只有在乡下受苦，他才快乐。妻子爱琳也觉得这样的苦日子还能过得下去。
不过没多久，这种苦行僧式的田园生活就被战争打断了。就在1936年，奥威尔成了国际志愿者，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正式踏入人生的第二个战场。
1936年，西班牙法西斯派的佛朗哥将军发动右翼政变，引发了西班牙内战，共和军和法西斯军开战，西班牙内战成为全欧洲意识形态的战场。新婚不久的奥威尔，怀着对法西斯的憎恨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加入到共和军一方，对抗法西斯。当时，有成千上万的国际志愿者加入了西班牙内战，对抗佛朗哥，包括海明威、聂鲁达这样的国际知名作家。
但在西班牙战场上，奥威尔看到的是一场内战中的内战，他发现了极权主义，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奥威尔化身为极权主义的斗士。
三、冰冷的最终章：极权主义的斗士
西班牙内战分为左派和右派两大阵营，而在左派阵营中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称“马统工党”，奥威尔加入的就是“马统工党”的民兵组织，当时左派阵营内部的派系斗争也相当残酷，但奥威尔一无所知。
奥威尔奔赴前线作战的时候，不幸喉部中弹，差点没命，他的从军生涯也到此为止。但是就在快退伍的时候，西班牙特务盯上了奥威尔夫妇。
特务们从他们俩居住的旅馆里抄走了奥威尔所有的日记和资料，然后根据这些资料对夫妇俩不间断地审讯和监禁，奥威尔夫妇被扣上“狂热分子”的旗号，在和特务们周旋期间，奥威尔亲眼目睹了“马统工党”的同志被政治迫害，他和妻子爱琳也是侥幸才逃出了西班牙。
在西班牙参战的半年是奥威尔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它让奥威尔体会到了政治运动的残酷，奥威尔意识到，当极权发展到恐怖的地步，就会发生扭曲的事件。奥威尔已经觉醒，从那以后，他一直到死都坚决反对极权主义。
奥威尔在自己的著作《我为什么写作》中，就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西班牙内战和1936年至1937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奥威尔回到家乡没多久，二战就打响了。1940年，英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奥威尔再一次尝试应征入伍，但因为健康问题被拒之门外。当时，伦敦处在法西斯轰炸的阴影下，许多人都离开伦敦去乡下避难，但总是逆流而动的奥威尔，这时却选择和妻子搬到伦敦居住。
分担战争的危险，这是奥威尔独特的参战方式，因为奥威尔他很难找到任何正式的、有价值的战事工作，只有把自己也放在危险的境地，他才不会觉得内疚。他总对朋友说：“战争在进行时，人们被狂轰滥炸，我不能一走了之。”
战时的艰苦生活和奥威尔的性格很搭，他从不戴帽子，脚蹬橡胶靴，穿着一件很大的战壕雨衣，吃最糟糕的食物，他觉得只有吃这种食物才能让他和前线战士同甘共苦。奥威尔主动找最差的公寓住，还把自己的战时配给让给陌生人，他也一直寻找机会写文章。
1941年8月，奥威尔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 BBC 的东方部当节目制作人，负责对印度进行广播，目的是为了说服印度知识分子支持战争中的英国。然而在BBC工作的两年时间里，奥威尔渐渐发现，公司常常为了宣传目的不断地说谎。他厌恶民众身处谎言中还不自知，更厌恶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诚实和公正的判断力。
所以在1943年9月，他辞去了 BBC的工作。人虽然离开了，但奥威尔并不放心，他仍担心真理会逐渐消失在国家和社会中，世界也会被极权主义控制。
于是他开始握紧笔杆子，努力地写作，他经常写文章抨击那些法西斯主义者和极权主义的拥护者。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奥威尔开始创作两部举世闻名的作品——《动物农场》和《1984》。
奥威尔也许预感到《1984》将是他这一生的最后一本书，所以他在朱拉岛上没日没夜地写作。他对自己非常严格,怕耽误时间，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靠着香烟和咖啡提神。后来，有朋友探望奥威尔,看到他穿着睡衣和粗糙的浴袍,瘦得像骷髅一样,仍然在不停地打字。即使是这种近乎疯狂的工作的状态,奥威尔还是会感到不安,他总是刚写完一篇又在忧虑下一篇还没开始写。
疗养院的医生觉得这种工作状态消耗了奥威尔的生命，于是采取极端措施阻止他写作,强制他休息。他们没收了奥威尔的打字机，奥威尔就继续用圆珠笔写作,医护人员又把他的手打上了石膏，他这才真的停了下来。但在病情稍有一些好转的时候,奥威尔就恳求医生把打字机还给他，终于，在1948年的圣诞夜前夕,奥威尔坐在床上完成了最后一份15万字的稿件。
《1984》在1949年6月8日正式出版，它总结了整整一代人的政治体验，这本书也奠定了奥威尔在文坛的地位。1950年1月21日清晨，奥威尔死了。他在朱拉岛上构建出了未来亿万人真实的生活图景,他一直活在我们的时代,给我们清醒的警示。
奥威尔一生都把写作当作是自己的战场,始终都为弱者说话,就像一个战士一样反抗专政极权。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也有很多文人有这样的济世情怀,更有不畏强权的风骨,今天我们的跨时空对话，要讲讲明朝学士方孝孺的故事。
方孝孺是一代名儒宋濂的得意门生，是明代的大儒。他博学强记，通晓经史，当时的蜀王还特意请他给自己的儿子当老师。后来明朝建文帝登基后，又把方孝孺招来南京，担任翰林学士的职位。虽然那时建文帝年纪尚轻，缺乏治国、治军的本领，但他非常信赖和倚重自己的老师方孝孺，国家大事都拿来和他讨论，听取他的意见。方孝孺对建文帝也是赤胆忠心、全力扶持。
建文帝害怕他的叔叔们王权过大，拥兵为患，就采用了大臣齐秦和黄子澄的削藩建议，但这个建议遭到以燕王朱棣[dì]为首的诸王的强烈反对。燕王朱棣起兵南下时，方孝孺还替建文帝起草了一系列征讨燕王的诏书和檄[xí]文。
后来燕军入城，建文帝自焚，朱棣夺了皇位。朱棣想要方孝孺为他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被召到朝廷，他放声大哭，声音响彻大殿。朱棣宽慰他说：“先生不要自讨苦吃，我只是想要仿效周公辅佐成王的方式。”
方孝孺见朱棣如此颠倒是非，就义正辞言地问：“周成王在哪里？”
朱棣回答：“他自焚而死。”
方孝孺不依不饶，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为王？”
朱棣又答：“国家有赖于成年的君王。”
话音刚落，方孝孺立即又问：“那为何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答道：“这是我们朱家的事。”
说完，朱棣就示意左右侍者把纸笔递给方孝孺，然后厉声道：“诏示天下，非得由先生您来起草不可。”
只见方孝孺把笔往地上一扔，边哭边骂：“不过是一死，就是死，我也绝不起草诏书。”
这话可把朱棣激怒了，朱棣把袖子一甩，瞪大眼睛，大声说：“不写诏书，就诛你九族！”
这时，方孝孺竟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朱棣心里直犯怵。片刻后，方孝孺才停下来，说了一句：“好，我写。”说着就从地上捡起笔来，大书四字“燕贼篡位”。
这时候，朱棣算是被彻底激怒了，他命人拿刀把方孝孺的嘴割烂，刀口一直延伸到耳朵旁边，但方孝孺仍不屈服，朱棣又下令把方孝孺在午门内凌迟处死。
传说，大明宫午朝门内血红色的石阶，就是方孝孺的鲜血染红的。古代帝王处死大臣，一般都在刑部天牢和闹市行刑，或者推出午门外斩首，在午门内杀人还没有先例，可见朱棣对方孝孺怨恨之深。方孝孺被行刑前，仰天长叹：“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可求？呜呼哀哉，庶我不尤！”
这诗的大意是说，谁都不知道为什么天下会大乱，但是奸臣却趁乱迷惑国家，忠臣愤怒却无可奈何，只能以身殉国以表衷心，老百姓怨恨又能怎样呢？
但方孝孺的死仍然没有解朱棣的心头之恨，于是下令灭他十族。方孝孺的九族，再加上朋友、门生一族，共873人，全部被处死，据说光行刑，就用了7天时间。
方孝孺宁死不屈，坚守道义的情操值得后世敬仰，方孝孺这种文人的风骨和奥威尔可以说是如出一辙，他们都是反抗极权主义的斗士。
总结
以上就是《冷峻的良心》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在这本书里，作者杰弗里·迈耶斯用冷峻的笔触还原了奥威尔的一生。
通过这本传记，我们了解到奥威尔悲惨和复杂的经历，更是深刻地体会到奥威尔强迫症似的内疚情结。正是因为这种内疚，奥威尔才一直保持着社会良知和政治的敏感。他不断自省反思，冷峻地观察这个社会，用他的文字向大众揭露真相，唤醒人们的正义和良知。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传记，和大家一起读懂奥威尔，就像《1984》这本书的腰封上写的那句话：“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希望你我都是读懂奥威尔、读懂自由的那个人。
恭喜你和“今今乐道”读书会一起读完了你生命中的第 2229 本书，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有益的启发。（作者：曾子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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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文字、图片部分来自今今乐道APP和网络，老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