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书】《显微镜下的大明》|生动的基层政治手册。

从小细节中看出大明灭亡的原因

核心书摘： 

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代表着艰涩、深刻，但这不应该是历史的全貌，它首先应该是鲜活的、有趣的，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讲述。《显微镜下的大明》就是这样的尝试。作者马伯庸把那些隐藏于浩瀚史料下的精彩故事，抽丝剥茧般提炼出来，通过生花妙笔讲述给我们听。

关于作者：

马伯庸，著名作家。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银河奖得主，有“文字鬼才”之誉。被评为沿袭“‘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文字风格充满奇趣”。代表作：《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草原动物园》等。

学什么：

1、都是学霸惹的祸

2、六县大辩论

3、暴乱和秋后算账

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代表着艰涩、深刻，但这不应该是历史的全貌，它首先应该是鲜活的、有趣的，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讲述。《显微镜下的大明》就是这样的尝试。作者马伯庸把那些隐藏于浩瀚史料下的精彩故事，抽丝剥茧般提炼出来，通过生花妙笔讲述给我们听。

在之前讲过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书中，我们可以鸟瞰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的财政演变，但也因此错过了很多有趣的细节；又比如《万历十五年》，侧重于庙堂之上的运行机制以及皇帝、大臣的内心剖析，因此缺乏底层百姓的鲜活视角。相比而言，《显微镜下的大明》这种阡陌之间的故事，展现了历史的另外一面魅力。

我们今天要详细展开的,就是书中最有趣、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徽州丝绢案。“徽州丝绢案”的始末极为精彩，同时也为我们了解明代基层政治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切入口，使我们得以细致入微地了解庞大的明帝国如何运作，以及绅权与皇权在地方存在怎样的制约和张力。 

大明万历年间，徽州府爆发了一场民间骚乱。这场骚乱规模不算大，动静却不小，前后持续时间将近十年，将当地百姓、乡绅乡宦、一府六县官员、应天巡按、应天巡抚乃至户部尚书与当朝首辅都裹挟了进去。从中枢到地方、从官僚到平民的诸多利益集团各怀心思，彼此攻讦、算计、妥协。大明朝廷的决策如何出炉，地方执行如何落实，官场规则如何运作，利益集团之间如何博弈，在这个案子里真的是纤毫毕现。有意思的是，这一次骚乱的起因，既不是天灾，也不是盗匪，追根溯源，竟是一位学霸做数学题闹出来的。

一、都是学霸惹的祸

帅嘉谟，字禹臣，歙县人，没有什么才华，文武都不精通，不过他却有一个特长：对数字特别敏感。因此在歙县衙门里找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当个管钱粮的小官，整天跟数字和档案打交道。隆庆三年（1569年），帅嘉谟在研究本县的税粮档案时，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他注意到徽州的历年税赋里有一个疑点：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作“人丁丝绢”，须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帅嘉谟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发现徽州府下辖六县，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么一笔支出，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记录，数字与徽州府上缴南京承运库的等同。换句话说，徽州府每年8780匹生绢的这笔税支，是由歙县单独负担的。

看到这里，帅嘉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了确保自己没犯错，他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会典》，在官方文件里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可奇怪的是，《大明会典》里只提及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没有任何备注说是歙县独自承担。帅嘉谟继续深挖下去，发现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早在朱元璋时期就有了。当时明政府在徽州府查税，发现歙县亏欠9000多石的麦子，于是下令对歙县的3646顷田，每亩加征了一笔税，以弥补这个亏空。一个是9000多石麦子，一个是8780匹生绢，数学学霸帅嘉谟敏锐地察觉出这两个数据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于是拿起笔，粗略地算了一下，把麦子和生绢都折算成银两，但是发现数字对不上。帅嘉谟脑筋动得很快，他把其他五县的亏欠数据也找了出来，把六县亏欠数目做了相加。果然，把六县亏欠的麦子总数以及歙县独自承担的丝绢数换算成银两后，两者的数目对上了！那么答案很明显，在大明建国之初，整个徽州府六县亏欠的粮食，不知道为什么，全被折算为“人丁丝绢”，由歙县独自承担了两百多年！

帅嘉谟做事很谨慎，他没有急着向上级汇报，而是在歙县摸了一圈底。结果他发现，自己不是第一个发现“人丁丝绢”问题的人，在此之前已经有两个人，分别将此事报告给了徽州府的上级——应天巡抚，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查到这里，帅嘉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第三次越级上报！上书时，帅嘉谟做了充足的准备，想一次性把这件事定为铁证。他在统计上刷小花招，重点突出歙县一县承担其余五县赋税的艰难；还展开情感攻势大打政治牌，说平均赋税是国家政策方针。最后，还给上级想出了解决方案：六县按人丁或田地分摊人丁丝绢。

这篇雄文一递上去，效果立竿见影，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给出批示，表明自己很重视，让徽州府好好彻查，徽州府接到通知，一看是海瑞的大名，哪敢耽搁，马上喊六县的人过来商议此事。谁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海瑞调职了。没了上头的关注，徽州府和其他五县的人就没动力推进这件事情，帅嘉谟的方案很快就被搁置了。

对个中原委一无所知的帅嘉谟发现迟迟收不到上面的通知，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海瑞即使没有调职，这件事情处理起来也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原因在于，帅嘉谟要挑战的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他以为这是数学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在明朝，士绅阶级实力非常强大，并且垄断了教育资源和上升渠道。尤其是歙县所处的徽州府，不比其他小地方，在朝中做过官的人极多。这里的乡绅个个能量巨大，手眼通天。六县纷争，动辄能攀扯出政坛上的大人物。别说徽州知府，就算是应天巡抚也不敢为所欲为。帅嘉谟代表着歙县的士绅阶级利益，而应天府还得平衡其他五县的诉求。按照他们的想法，这“人丁丝绢”歙县都缴了200年了，就继续缴下去呗！为什么要把这陈年烂谷子的事拿出来说，搞得大家脸面都不好看。

从道理上讲，帅嘉谟要求六县均摊“人丁丝绢”的请求没有问题。但道理是道理，现实是现实，其他五县就是不想均摊税收，五县县令也不都约而同地选择了冷处理。但是帅嘉谟都给上头打小报告了，其余五县必须得“礼尚往来”一下。于是，时隔两月，一份来自绩溪县的申文送到了徽州府衙门。这篇申文在逻辑性上比不过帅嘉谟那篇，但杀伤力却丝毫不弱。绩溪县先是直接赖掉这笔账，闭着眼睛说这笔账就该歙县一个人背。之后又大吐苦水开始卖惨，说县里的经济情况背不起这笔账，最后，还夹枪带棍地威胁徽州府衙门：如果您不照常征税，没准会引发民变哦。

这句话非常狠，直接击中徽州府衙门的要害。当事人帅嘉谟看情况不对，觉得事情要凉。但帅嘉谟没有服输，反而回去再认真检查自己的文章，重新写了份更加详细、更加具有说服力的申文交上去，但方案又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动静。

换了其他人，大概就认命了。不过谁让帅嘉谟是学霸呢，他没有退缩，而是决定进京上访！帅嘉谟拖关系给南京的御史递了份折子说明情况。折子很快就得到了批复，南京方面下令要求徽州府重新商量均摊“人丁丝绢”的事情。

得到回复后，帅嘉谟心满意足地准备回家。结果在回家路上，帅嘉谟竟然遇到一伙匪人劫道。古代治安的确不好，但这坏运气未免过于“凑巧”，难免让人怀疑是五县的人在背后使坏。

所幸帅嘉谟吉人自有天相，最后逃出生天。不过他也不敢再回歙县，只能跑到外地躲起来。帅嘉谟这一逃，让好不容易就要开始的调查再次陷入停滞。于是在各方敷衍下，这件事再度沉寂下去，

整个故事，似乎就这么结束了。

可到了万历三年（1575年）的年初，已沉寂四年的徽州丝绢案，似乎被什么力量激发，突兀地掀起一阵巨大的波澜，震惊朝野。

二、六县大辩论

万历三年三月，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县发下一道逮捕令，要求缉拿帅嘉谟。逮捕令上是这样写的：四年前，帅嘉谟跑去南京告状，结果没留下来配合调查，还躲在外面，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他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四年前帅嘉谟横遭大难，背井离乡，徽州府不帮忙也就算了，时隔四年，竟然还通缉了他！这道逮捕令很快下发到歙县，知县姚学闵倒是没耽误，立刻安排人手处理这件事情。

半个月后，歙县总算逮到帅家的一个亲戚，叫帅贵。一问方知，帅嘉谟带着老婆孩子，一直躲在外省的江夏县没回来过，只留下帅贵看家。姚学闵立马把这个事情上报给徽州府，同时推脱说这个事情歙县不想管了。

歙县在捉拿帅嘉谟这个事上表现得毫不热心，这并不奇怪，毕竟帅嘉谟是为了本县利益奔走，虽然姚学闵保不下帅嘉谟，但在这事上是选择能拖就拖。同时，姚学闵还派人给帅嘉谟通风报信，告诉他这段时间的情况。

令人想不到的是，徽州府还没找到帅嘉谟，帅嘉谟先自己“暴露”了。四月初，徽州府收到一封呈文，署名正是帅嘉谟。在那封信里，帅嘉谟旧事重提，把之前“人丁丝绢”的前因后果重述了一遍。紧接着，又隐晦地透露自己当年的遇袭背后肯定有着阴谋。

帅嘉谟的这封呈文彻底打乱了徽州府以及五县的计划，4年前沉寂下去的“人丁丝绢案”再次被摆上台面。徽州府知道事态已经升级，火速下令让歙县详查。没想到，歙县比徽州府还积极，在详查文书发出三天后，歙县就已经准备好一篇洋洋洒洒的申文发给了徽州府。

这篇申文，出自知县姚学闵之手，代表了整个歙县官方的态度。申文的内容基本是复制帅嘉谟之前的论点，唯一不同的是，上一次是平民上书，这一次却是知县大人亲自上阵。为什么在四年前毫无存在感的歙县官方，这次表现得如此生猛？答案就在这篇申文最后附录的一系列人名上。

为了壮大声势，姚学闵找了本地的一批乡宦联署。这些乡宦大多是退下来的本籍高官，虽然已经无权了，但在当地仍旧拥有着绝大的影响力。事实上，这些乡绅乡宦才是歙县真正的统治者。他们下对基层平民有相当大的控制力，上对官场有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络，又坐拥数量巨大的田亩与各项产业。如果不获得他们的支持，歙县知县什么也做不了。在封建帝制的中国，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他并不能凭借一己之力管理整个国家，实际上，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县以下没有任何行政单位。所以，在县衙门到百姓家门口这个范围，是地方乡贤、宗族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央的权力很难进入与人民日常生活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所以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政府机构必须靠这些“乡贤”的配合，才能真正对底层实行有效统治。

徽州府哪里见过这种架势，立马转变了态度，急忙催促五县准备申诉材料，说明情况。五县也被歙县这套组合拳打蒙了，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招架。但是徽州府一封接一封地催促他们准备申文，派人过来商议。这回，五县知道，不能再像上次那样装聋作哑，必须有所表示才行了。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婺源县，这是实力仅次于歙县的大县。在婺源县呈递给徽州府的申文中，其论点跟当年绩溪县的说法一样，就是耍无赖以及偷换概念。这篇申诉材料一看就是仓促准备的，破绽和漏洞都很大，不过婺源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查黄册。黄册就是明朝用来记录税收的账册。以黄册数据为准，一定没错。除此之外，婺源县也效仿歙县，拉来了本县的一批乡宦助威，虽然阵势不如歙县，但很多也曾经是中央级别的高官。

婺源县出招后，绩溪县也加入战局，态势瞬间升级，剩余三县也纷纷响应，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对歙县的论点发起进攻，尤其在休宁县的申文中，休宁知县陈履对帅嘉谟提出的问题表示不敢苟同。他犀利地指出，尽管歙县现在不产丝了，但200年前却是有产丝的田地。另外，当年歙县除了欠下9700石粮食外，还需要补缴当年中央清田时发现的土地税额，这两笔账加在一起，折算成生丝，就是歙县现在每年要缴的数量。

陈履的回答，是目前为止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帅嘉谟就是当面辩论，手边没有资料的话，恐怕也会感到非常棘手。五县经过反击，和歙县打成平手。可是，由于大佬们打架的动静太大，把当地百姓给惊动了，大家互相一打听，就明白了事情的始末。田赋一事，对百姓来说再敏感不过。对于歙县百姓来说，气愤自己白白缴了这么多年的税。对于其他五县的百姓来说，官司赢了还好，万一输了，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那怎么行！

于是在乡宦们的刻意鼓动之下，一时间六县百姓摩拳擦掌，纷纷加入这一场大辩论中来。大家看局势僵在那里，吵来吵去但始终没有结论，于是各地的老百姓自发地决定上访，去更高的衙门告状。面对这种窘境，应天府衙门连忙下文催促徽州府赶紧拿出结论。但徽州府也骑虎难下，不知如何破局。

眼看僵局要演变成乱局，到了万历三年年底，丝绢风波的始作俑者帅嘉谟终于再度出手。

帅嘉谟手里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不过他把之前的所有资料统合起来，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明初朝廷向徽州征派“人丁丝绢”8780匹，均摊六县。结果徽州府户房小吏是五县人，遂哄骗歙县先垫上。等到歙县应承下来之后，户房又把这笔税赋篡改入“夏税生丝”的科目里。从此以后，徽州开始在歙县征收“夏税生丝”，向上缴纳“人丁丝绢”，瞒天过海了整整两百年。

徽州府拿到帅嘉谟的呈文，再次转发六县，要求合议。五县接到徽州府下发的文件时，瞬间炸了。合着我们的质疑徽州府衙门是看也不看啊？这次五县不单干了，他们决定正式抱团，合着发了一篇公告。这次公告不说废话，核心意思一句话：查黄册的原始记录！用证据说话。

歙县看到五县的回复，气笑了。明明是你们自己不肯把县里的档案拿出来对账，百般拖延，还好意思提查黄册的事情？然后两边又跳继续争吵，就这么持续争吵了大半年，直到春节来临才暂时消停了。

万历四年，春节过后，五县又开始集中火力向歙县发起进攻。他们把自己县内的土地档案翻出来，合编了一部呈词，上面记载的数据具体详实到琐碎的地步，结论就是我们五县当年压根就没欠这笔账！

此招一出，歙县也慌了，立刻说这是各县自己修的，肯定不准！还是以朝廷黄册为准。双方说来说去，到头来又回到了黄册身上。

得，那就查黄册吧。徽州府派去几十号人在南京玄武湖旁的黄册库翻查了好几个月，结果当年歙县的赋税记录，丢失了！消息一传回徽州府，各县纷纷炸了锅。这不行，那不行，到头来连黄册都不靠谱，我们究竟应该听谁的？

徽州府的乱象越闹越大，俨然即将爆发为一场动乱。

三、暴乱和秋后算账

徽州府的这个乱象越闹越大，户部终于看不下去，迅速下发了一道公文，给出了解决方案：把徽州府各县的钱粮赋税各自计算出平均数，看有“人丁丝绢”的歙县是不是比其余五县承担了更多的赋税。

这个解决方案的思路，恰好就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把所有的正税、杂税都合并起来，同归于田地，计亩统一征收。在户部看来，徽州为什么会起纠纷？就是因为税种太杂太乱，什么“人丁丝绢”、什么“夏税生丝”，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税，不出问题才怪。因此必须变法，必须改制！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一件事情：徽州丝绢案原本已经沉寂下去，谁想到四年后，南京户部突然接到内阁的指令要重启调查。这背后的一切似乎都跟张居正以及他的税制改革脱不开关系。那么会不会一开始，这一切都是首辅大人张居正为推行新政所谋划的一步大棋呢？他巧妙地利用丝绢案引发一场大辩论，从而凸显出旧税法的弊端。到时候民意汹汹，都要求改革，朝廷从善如流，即时推行一条鞭法，岂不是顺水推舟？

不得不说户部的人打得一手好算盘，只是苦了手底下干活的徽州府。徽州府前后忙活一个月，按照户部的计税法案，把整个六县的数字捋了一遍。通过均平统计，发现“人丁丝绢”确实是歙县的额外负担，那么以后当然要六县一起承担才是。

消息一出，民众哗然，群情激愤，五县百姓一想，户部尚书殷正茂正是歙县人，不用问，他肯定徇私枉法，偏袒歙县了！一时间，整个徽州府除了歙县外，对堂堂尚书大人骂声不绝。

百姓骂归骂，当官的总得解决问题。

万历四年十一月，应天府衙门把该怎么平均赋税的事情交给了三个跟徽州府没什么关系的官员，本意是希望他们秉公执法。但应天府衙门的想法落空了，这三人居然琢磨出了一个更加离谱的解决方案：人丁丝绢由歙县独交，但是从四司银、砖料银、军需银这些需要六县共同承担的均平银中，减去5000余两，分摊给其他五县。这是什么概念？原本总计就6145两的丝绢赋税，这三个人打算转嫁5000多两到五县头上，歙县作为全徽州府的经济最强县，到头来只需要承担不到15%的赋税。

这个离谱的方案报到上级之后，很快被驳回了。驳回的同时，上级也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把需要均摊的5260两改成3300两，由歙县多承担一些，五县少承担些。大家都吃点亏，这事就过去了。

万历五年正月，徽州府把这个最终方案呈交给了户部，得到户部大佬的肯定。几个月后，方案上奏天子，得到皇帝的批准。其实当时万历皇帝还没有亲政，整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内阁的意思。

圣旨传到徽州府后，六县反应各有不同。

歙县对这个结果感到很满意，但其他五县可不这么想。明明自己又是讲道理，又是列数据，怎么还是白白挨了一刀？五县百姓不满的情绪日益积累，就差一个引爆的契机。很快，那个点火的人出现了。

好巧不巧，这个点火的人恰好就是丝绢风波的始作俑者，帅嘉谟。

圣旨传到徽州后，帅嘉谟知道大局已定，觉得自己“为民请命八年有功”，于是给自己花钱买了一副冠带表彰自己。这一行为在五县百姓看来，无疑是极具侮辱性的挑衅，大家愤怒的情绪彻底憋不住了。

万历五年六月十一日，休宁县百姓以及乡绅半路拦截了正要去婺源县上任的知县的舒邦儒，还打了他的随行书吏，递了一份抗议申文，把火发在了户部尚书殷正茂身上，说他是歙县人，所以才偏袒歙县，还怒骂他是奸臣。六月二十九日，婺源县百姓加乡绅共五千余人，围绕在舒邦儒身边请命，要求他带头抗议朝廷的决议。

新上任的婺源知县舒邦儒是真的倒霉，上任途中被人拦截不说，手底下的人还被莫名其妙地一顿殴打。到了婺源县，自己还被大家架空。县里的大小事务在十天前已经被一个叫程任卿的生员接管，这个程任卿还成立了一个对抗丝绢税的议事局，并得到了当地人的支持。

除了休宁、婺源两县以外，其余三县也相继发出檄文，围堵歙县商人，一时间徽州府风烟四起，政务瘫痪。

当然，歙县人也没有闲着，他们散布谣言说其余五县要造反。休宁县则反称歙县人谋反，他们直接挟持休宁知县陈履，伪造公文，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布政司衙门发去飞报，声称休宁县和婺源县遭到一万多名歙县贼人的入侵。

由于徽州的地理位置特殊，如果真出了乱子，整个东南都要为之骚动。休宁、婺源两县“沦陷”的消息一出，江南震动，诸省哗然。南京方面眼看整个江南震动，责令徽宁兵备道尽快查明所谓“歙贼”的来历，兵备道副使冯叔吉率先做出反应，连发两道安民告示，尽量做到语气温柔。

休宁县乡宦发现苗头不对，害怕事情闹到不可收拾，开始打退堂鼓了。他们准备了一份拜帖，上书到徽州府，说明了情况，还表忠心说，我们是在反奸臣不是反朝廷。其他几县也有样学样，纷纷效仿。

五县的小心思都被应天府衙门看在眼里，不过他们知道当务之急是平息民愤，镇压骚乱，没有时间纠结谁对谁错。那么该怎么平息五县百姓的怒火呢？应天府想到了一个完美的替罪羊。

七月二十日，巡抚都院发出安民告示，还加上了一份兵备道捉拿帅嘉谟的公文，主要内容是，因为歙县人帅嘉谟给自己买冠带，还显摆，导致了五县闹事，是罪魁祸首。于是帅嘉谟稀里糊涂地被抓进了监狱，同时，应天府巡抚都院还发出数份公文，把五县里领头闹事的一群人全部抓捕入狱。

各级政府强力弹压，当地乡宦拼命安抚，徽州之乱终于恢复了平静。但是大家心知肚明，这次事件的根源在于丝绢税，如果上面没有给出让五县百姓满意的解决方案，徽州还会乱起来。

不过经过这一闹，事情还是有了效果。户部尚书殷正茂在重重压力下上奏请辞，虽然没有被批准，但丝绢税的方案必然是要做出修改了。万历五年十二月，丝绢税第三版改革方案出炉，均平银从原来的3300两调整到2000两。但是五县百姓还是不满意，此事再议。

一年后，第四版改革方案出炉。减免均平银的数额调整到了2530两，但是这2530两不会落在五县头上，而是由徽州府在各个款项中抵扣，把这笔钱抗了下来，但是有几百两平不了，需要五县平摊。五县百姓还是不满意，他们的意思很简单，负担就是负担，一分银子也是负担！官员们也很无奈，还能怎么办？继续再议吧！

到最后，反而是徽宁兵备道先没耐心了。六县乱了好几年，他们管地方治安也管了几年，几年下来不光六县百姓被折腾得够呛，他们也搞得心力憔悴。于是他们决定一劳永逸，帮忙解决一部分税款问题。又过了半年，第五版方案出炉，人丁丝绢6145两，由歙县承担，但他们负担的均平银，减少2530两。这减少的银两就从地方府兵的粮饷中扣除。到此，整个丝绢税案才算尘埃落定。

其实在第四次改革方案出来的时候，各县平摊下来，需要承担的税银并不多，但为什么老百姓会这么纠结这些数字呢？这一切都跟大明落后的税收制度密切相关。

大明的正税不多，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人丁丝绢”的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的。积弊一旦生垢，便难以清除，积少成多，演变出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途税链，赋税比账面上要沉重数倍。更可怕的是，随着地方杂税和临时税的不断增加，收税效率直线下降，整个体制逐渐变得臃肿无比，同时也形成了大片舞弊空间。大部分税额都在这些繁琐的流转环节中，被各级操盘手们吸走。老百姓交的钱越来越多，朝廷的收入却不见增加，因为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被消耗了。

纵观中国古代，明朝的这套苛捐杂税还算是有法可依。其实每到末世或乱世，赋税征收就会变得十分荒唐，比如五代十国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拔钉钱”“渠伊钱”“捋须钱”等荒谬到无耻的赋税名目。

“拔钉钱”起源于后晋时期一个叫赵在礼的宋州节度使。他为人贪婪狠毒，宋州百姓深受其苦。有一天，坊间传闻说，赵在礼将被朝廷调走，宋州百姓听说后兴奋不已，奔走相告：“我们的眼中钉就要被拔掉啦！太开心了！”这句话日后也成为“眼中钉”这个词的来源。

结果赵在礼听说之后，非常恼怒，就上报朝廷，请求在宋州多留一年，没想到朝廷还真准许了他的请求。极度小心眼的赵在礼为报复民间视他为“眼中钉”，下令每户加征“拔钉钱”一千文，有不交的，轻则鞭打，重则入狱。仅此一项，赵在礼就多搜刮了数百万文钱。

不过恶有恶报，赵在礼也没得善终。公元947年，契丹打进汴京，后晋灭亡，赵在礼想去投诚，结果不遭人待见，还被契丹士兵羞辱。投靠不成的赵在礼心灰意冷地离开了，走到半路，他听到契丹在抓捕后晋官员，害怕自己也遭到清算，于是在马棚里上吊自杀了。

跟赵在礼同时期的还有个叫张崇的庐州观察使，也是横征暴敛的狠角色。有一次他去扬州朝见出巡的皇帝，庐州百姓以为他改任了，就打开酒坛搞庆祝派对，还说“渠伊走了就别回来了（渠伊是古代贬义的第三人称代词，大约相当于现在北方话里的“丫”的意思）”。谁料想，不久张崇又回到了庐州，手下向他汇报了这件事情，他勃然大怒，立即宣布按人头征收“渠伊钱”，以惩戒这些胆大妄为的“刁民”。

又过了些日子，张崇又被召入朝，坊间盛传这回他将被罢官。这次老百姓吃一堑长一智，没有大张旗鼓地庆祝，可内心深处的喜悦毕竟遮拦不住，就在路上见面时，用手捋胡须表示开心，没胡子的就摸摸喉结。倒霉的是，张崇这次还是没被罢官，回到庐州后得知此事，顿时怒不可遏，再次惩戒百姓，勒令按男子人头征收“捋须钱”。

五代十国的“拔钉钱”“渠伊钱”和“捋须钱”实属荒诞，相比之下明朝繁杂的税制还算合理。不过苛捐杂税始终是一个巨大的负担，长此以往，地方民怨沸腾，政府束手无策，最后的结果，就是调控失灵，天下大乱。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也是治标不治本，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大明产生“杂税”的机制，只能略微扩大税基，把问题的爆发拖延一段时间罢了。大明灭亡的原因，徽州府的这笔小小税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结语

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那些充满细节却又极易被忽略的具体事件中。权力的博弈、利益的考量、人性的冲突、制度的运作，无不在书中的真实案例中一一展开。想要读懂大明，想要读懂中国古代政治，不可只注目于朝堂，亦要听到最底层的呐喊。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编辑: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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