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绅权》｜中国古代社会，皇权与绅权是如何演变的？

六位社会学家强强联手，解读皇权与绅权的复杂关系。

核心书摘：

1948年，费孝通、吴晗、袁方、全慰天、胡庆钧、史靖六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和社会学家在清华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有关中国古代皇权和绅权的讨论。当时，国共内战尚未分出胜负，中国也没有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旧思想、旧阶级、旧观念仍影响着绝大多数的国人。而《皇权与绅权》这本书，就是当时这六位教授讨论的成果，他们结合中国国情，从解释“绅士”的含义出发，分别介绍了古代官僚、皇帝，到底拥有着怎样的权力，以及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于作者：

本书的作者共六位，分别是费孝通、吴晗、袁方、全慰天、胡庆钧、史靖，六位都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和社会学家。

其中本书的主要编辑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除了《皇权与绅权》外，他还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中国士绅》《从事社会学五十年》等著作。

学什么：

1、什么是皇权？

2、什么是绅权？

3、皇权与绅权在我国古代社会是如何演变的？

一、什么是皇权？

所谓“皇权”，指的是“治权”，也就是治理天下的权力。中国历史上的治权不是由人民同意委托的，而是凭借武力强行攫取、占有的。如果我们把治权的形式分三个阶段来说，那么秦朝以前是贵族专政，秦朝以后就是皇帝独裁，辛亥革命后，帝制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皇帝独裁的日子结束了。所以，皇权存在的时间是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一共2100多年的历史。

在秦朝以前，中国没有皇帝，只有王。秦始皇统一六国，自封始皇帝后，才实现了从王到皇帝的巨大转变，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在秦以前，天子下面有诸侯，诸侯下面有大夫。诸侯封有领地，割据一方，被称作“王”。诸侯管制下的土地，就算是天子也没有权力干预。诸侯下的大夫也有领地，可以不听从诸侯的调遣。名义上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再分封大夫，但实际上在这个贵族的封建等级中，权力是完全分散的，谁都不是绝对的盟主。

所以，这是一个权力金字塔，每个贵族都分享着一部分权力。春秋战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这个特殊的社会结构造成的。

秦朝以后，封建解体，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政权成了皇帝的独占品，是不可分享的。官僚只不过是皇帝雇佣来处理政务的助手，所以书中说：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行政权而没有政权；贵族是统治者的家门，官僚是统治者的臣仆。

皇权除了具有独占性外，还具有片面性。皇帝仅仅代表着皇室家族的利益，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哪怕在皇室内部，这种片面性也依然存在。即使是皇后、太子、皇兄皇弟，对皇帝而言，也都是臣民，皇帝在这个家里是绝对的独裁者。“孤家寡人”这四个字很好地说明了皇权的独占性和片面性。

另外，皇帝的权力虽然有了很大的加强，但皇帝也面临着全新的“合法性危机”。在贵族政治里，政权是依靠血缘来分配和传承的。但封建解体以后，皇帝的政权自然也就失去了正统性来源，变成了“帝王本无种”，人人都可以当皇帝。在政权的争夺中，武力是最重要的手段，“成王败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传统的历史概念中，军事的成败直接决定皇权的兴废。

皇帝不和他的家人一起共治天下，而是“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皇权所代表的利益，同时也是士大夫的利益，而不是百姓的利益。这是因为，如果皇帝和家人共治天下，就会威胁皇权的独占性和片面性。而士大夫本质上是皇帝的“雇员”，他们的利益跟皇权是一致的，而且士大夫也愿意被皇权驱使，所以当然要用他们了。

也就是说，皇帝想要治理天下，必须要用官僚。官僚被皇权赋予权力，进而发展出绅权。士大夫能够治理天下，靠的也就是社会结构中的绅权。

二、什么是绅士？

士大夫最初是周朝分封制的产物，天子封诸侯，诸侯封大夫，大夫再封士，一级压一级，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分封制。在秦以前，士大夫专指贵族和官员。到秦朝以后，士大夫的含义逐渐变得丰富，可以指官僚，也可以指绅士。官僚是士大夫做官时候的称呼，而绅士则是官僚离职或退休后的叫法。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想建立一个全新并且完备的政治系统。他的理想是，皇权高高在上，其他人都在皇帝面前俯首称臣。这个系统的问题是，天下太大，皇帝一个人治理不过来，他需要雇佣大批的官僚协助他，而为了更好地治理社会，皇帝还得建立起一个富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具体的做法就是法治：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必须是一个法治机构，所有人都在法律之内。但古代法家疏忽了一点：有一个人没有纳入法律之内，那就是天子。也就是这么一个人，让法家的理论作废，也让官僚无法战胜皇权。

既然官僚无法抗衡皇权，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为自己谋取私利了。由于官员有免役免税的特权，渐渐地，官僚身份就成为社会上各种势力眼中的香饽饽了，很多民间有钱有势的商人要么努力考取功名，改变家族阶级；要么在官场上攀附关系，搞钱权交易。

在皇权面前，官僚是奴才。为了规避风险，官僚们需要时刻保持机警，这也使得官僚们拥有两幅面孔。他们向平民要钱要人时，盛气凌人，把政治的负担转嫁到平民身上。但是当平民被逼到铤而走险时，也是官僚首当其冲成了替罪羊，所以做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当官不轻松，可是人们还是想做官，因为做官是得到安全和保障的必要手续，而且做官所能保护的可不止自己一个人，家人亲戚都能因此获得安全感。所以古人的办法是一个集团选派代表去做官，一人升官，鸡犬就都跟着安宁了，传统社会里的大家族就是这样的利益集团。

中国的官僚和政权是对立的，官僚侍奉政权，很大程度是为了让自己获利，这是一种“敌对的合作”。中国传统的官吏并不想终身做官，他们在做官时掩护自己的亲戚，做了一阵，任务完成了，就要告老还乡。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退隐山林”会是中国人的理想。因为那时，上边没有了随时可以杀他的皇帝，周围全是感激他的亲戚街坊，他的生活富裕，不用做农活，家里有田，还享有农业的收成。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冒险去觊觎政权，更不想改革社会制度，因为一旦有所改变，他们就不能靠着制度得到经济的特权了。在农业经济中，绅士是不劳而获的典型，他们不用劳动，就可以持续获得回报。绅士可以是退任的官僚，也可以是官僚的亲戚。他们在野，但朝廷里有人；他们没有政权，但有势力。当绅士和官僚联合起来时，绅权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三、什么是绅权？

所谓绅权，就是绅士的权力。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地方社会极度复杂，于是皇帝需要官僚集团帮他治理各州县。但古代的交通和通讯技术落后，官员们也无法深入到最基层的社会，所以就需要依靠在农村社会生活的绅士群体进行治理，和地方绅士群体合作治理，所以书中说“官僚是和绅士共治地方的，绅士由官权的合作而相得益彰。”虽然绅士群体要依赖官僚来获得某种权力，但由于地方社会的复杂性，官僚为了地方治理，对绅士的依赖性不亚于绅士对官僚的依赖性。

通常的情形下，地方官到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绅士，联合绅士，获得地方绅士的支持。由于绅权与官僚的关系密切，官僚又和皇权的关系密切，所以推论下来，很多人也会说“绅士也和皇权共治天下”。

但这句话严格来说并不准确。

首先，政权不下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下乡的成本太高，但更重要的是，政权没有下乡的需求。帝制中国的中央政权对基层只有收税和丁役的需求，作为回报，政府会负责保障治安，不管是收税还是保障治安，都不需要精细化的管理。

其次，政权不下乡不等于“乡下”就拥有自治权。比如，当政权因为战争等原因要增加徭役赋税时，地方并没有说不的权利，想讨价还价是不行的。

第三，乡绅想整垮地方官员，靠的不是自己，而是绅士背后庞大的官僚关系网，自上而下地施压。当本地乡绅背后依靠着更高层的官员时，地方官就会处在弱势地位。这本质上是官场内斗，而不是官民之争，更不是地方自治运动的表现。地方官与乡绅之间的关系，是合作与分赃为主，矛盾冲突比较少。

总的来说，绅权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绅权只是皇权的一种补充，是皇权的附属。自古以来，绅权就没有能够对抗皇权的能力，甚至地位还在不断下滑，元代以后，绅权几乎就沦为了“奴隶”。

四、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在古代，知识是社会分化的基础。哪怕是皇帝，也必须从小读书。社会地位较高的官员、绅士，也都有教育背景。无论是在朝的官员，还是在野的绅士，他们都有共同的身份，都是知识分子。为什么“知识”会成为社会分化的基础呢？

首先，一个东西要成为社会分化的基础，那必须是可以辨别的。现代社会主要的分化是经济的，根据是否掌握生产资料，可以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么说来，知识好像是不能成为社会分化的基础的，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都不懂的人。其实，古代语境下的“知识”，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知识”是不一样的。

对于“知”，论语中有两种说法。做动词时，是指“知道”。做名词时，是指“懂道理”。从“知道”到“懂道理”，体现了古人认知中的两类知识：一类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另一类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论语》里所讲的“知”属于规范知识。按照孔子的看法，凡是专长于规范知识的人可以不必有自然知识。

孔子对知识的分类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技术知识和规范知识的分离。原本这两种知识是相互关联的，但是当规范知识被统治者垄断后，它就和技术知识脱离了。这样一脱离，技术也就停顿了。

传统社会里的知识阶级是一个没有技术知识的阶级，可是他们独占着社会规范决定者的威权，他们在琴棋书画上下大功夫，但是这些都跟技术无关。同时这些知识阶级也是传统社会中经济上的既得利益阶级，但他们的兴趣不在提高生产上，而是在巩固既得的特权。因此，他们关注的也是规范的维护。近代西方的知识阶层则跟我们正好相反。他们更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为了提高技术和生产，他们做出了很多努力。

其实中国的知识阶层不是不明白西方文明，像哲学、数学这些东西，在纯理论方面，其实是可以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接受的。这些理论都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理论基础，但是传到中国后，却没有引发工业革命。这说明这套理论一定要和现代技术配合才能发生作用，一旦脱离技术，就只成了一篇文章罢了。而像洋务运动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本质上还是割裂了技术知识和规范知识的关系。亚当·斯密的学说在中国缺乏技术，洋务运动在中国缺乏理论，都必然面临失败。这也是中国知识阶层最大的问题，他们不能把握技术和规范的关联，因为他们生活的社会结构就是一个把知识分化了的结构。

到了近代，这样知识分化的社会结构仍然发挥着作用。有些知识分子去国外留学，只学到了自然知识和技术，对怎么应用知识去改造社会并不感兴趣。而有些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则完全不愿意去工厂当技工，一定要做职员。无论是轻技术，重规范；还是轻规范，重技术，都不是健全的状态。

正因如此，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才说，以整个中国历史来说，从没有一个时期，在社会上处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曾像现在一般这样无能，在决定中国命运上这样无足轻重……

中国知识分子最终会走向哪种命运，要看他们是否能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使自然知识、技术知识、规范知识合成一体，用知识和技术来服务人民，打破知识成为阶级的旧形态，让知识不再是一个社会阶级的独占品。

结语

以上就是《皇权与绅权》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这本书是20世纪40年代6位历史学家为探讨中国社会结构问题，在清华大学组织的研讨班上讨论的成果。虽然在那个时候，这些学者的观点有所差异，但都一致认为：绅权在历史上不曾也不能带来真正的地方自治和民众自治，中国人民需要另谋出路。这本书写于解放前，但如今读来仍然发人深省，特别是对权力与制约、人权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路的分析，依旧没有过时。

【编辑：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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