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书】《菊与刀》|二战后，美国管制日本的主要政策依据

《菊与刀》是二战后期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为美国管制战败后的日本提供政策依据

核心书摘：

《菊与刀》是二战后期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为美国管制战败后的日本提供政策依据。

“菊”本是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作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

本书自1946 年出版以来，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已经成为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并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

关于作者：

鲁思·本尼迪克特，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系主任。其著作以《菊与刀》和《文化模式》为代表，著作还有《种族：科学与政治》《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话学》等。其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学什么：

1、日本双重国民性格的内因：恩债观

2、日本的文化根源：耻感文化

3、日本的价值体系：等级制

一、日本双重国民性格的内因：恩债观

本尼迪克特在本书开篇就指出，日本人的一举一动和思维方式都与其他国家的人存在极大不同，她写道：“在美国曾经竭尽全力与之奋战的敌人里，日本人的性情是最让人难以捉摸的。”一般情况下，当我们说一个民族礼貌周到，便不会说他们妄自尊大；说一个民族保守刻板，便不会说他们善于创新；说一个民族忠贞驯服，便不会说他们心存叛逆……但是这些矛盾的特性，却复杂地交融在了日本民族的国民性格中。就像菊与刀，菊花本是温雅静美之物，武士刀则是暴力的象征，但这两个内涵迥异的意象，却奇异地组合在一起，共同刻画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

本尼迪克特总结日本人的双重性格是：“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冥顽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这句话后来也被很多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学者频频引用。

本尼迪克特认为，要理解日本国民“菊与刀”般的双重性格，首先就要了解日本人的恩债观，一旦理解了日本人的恩债观，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即使接受别人一块钱的恩惠都会忐忑不安？为什么日本影视剧中，主角总要经历各种磨难和“难两全”的痛苦？

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已经把“恩”泛化到了整个社会结构中，他们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理解成受恩和报恩的关系，君主和臣民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都是如此。对日本人来说，“恩”同时也是“债”，“人们在受恩的同时常怀有矛盾情绪。在社会关系中，巨大的欠恩感推动每个日本人竭尽全力以求报恩，但是欠恩又很难受，也很容易让人产生反感。”这种复杂的感情说起来很难理解，为此，本尼迪克特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写过一本小说《哥儿》，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的朋友曾经花了一钱零五厘日元（约合0.2美分）请他喝过一杯冰水，后来两人因为一点小事闹了不愉快，主人公首先想到的是这一钱五厘的恩情，暗自抱怨朋友当初为什么要买一杯冰水让自己欠恩，这样辗转反侧了一晚上后，他决定先把钱扔还给朋友，还了恩情再清算两人的矛盾。对这样芝麻绿豆般大的“恩情”都如此敏感，实在让人感到惊异，但这样偏激的行为，在日本人看来却是一种美德。

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的恩债观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她指出，日本人的恩债观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其一是人情，其二是义理。

先说人情。日本人的人情恩是一种“无限的恩”，一种无论怎样都偿还不完的恩，比如父母的恩、天皇的恩、主人的恩、师长的恩。这些“无限的恩”概括起来可以叫做“忠孝之恩”，都必须努力偿还，而且是无条件地偿还。

这一点就与中国文化中的忠孝概念有很大不同，尽管忠孝伦理思想是七世纪之前，日本从中国引入的。在中国，忠孝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在忠孝之上还存在更高等级的道德，那就是“仁”，就像《孟子》中说的“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孟子反复强调仁的重要性，天子不仁，天下人就可以不遵从天子的号令，可以说“仁”是忠孝的前提条件，愚忠、愚孝是不被提倡的。而在日本，忠孝却变成了无条件的、不可改变的东西。

书中还有一个故事。在日本，有位母亲A开了一家规模可观的饭店，经济条件比较好，她的儿子也已经娶妻生子，并在农村当教师。

有一年，遇到天灾，当地一对贫困的农民夫妇为了让一家人能够活下去，就想把正在读书的女儿卖到妓院去。这位教师为了使自己的学生免遭屈辱，就在村里发起募捐，筹集了一笔钱想为她赎身。但是，教师的母亲A却从儿子那里把这笔钱偷偷拿走了。儿子虽然清楚是母亲偷走了钱，却也只能自己去接受责罚。教师的妻子知道这件事后写下了遗书，说钱被偷都是自己的责任，之后就抱着孩子投河自尽了。

这件事的真相后来被周围的人知道了，但是，却没有一人提起母亲应该负起的责任，儿子对母亲也没有一点怨言，在尽完孝道以后，一个人去了北海道修行。

在本尼迪克特看来，这件事是很不可思议的，悲剧明显是由偷钱的母亲造成的，不去追究母亲的责任是大错特错的。但日本人却认为，孝道经常会跟其他道德产生矛盾，如果教师因为这件事去责怪母亲，哪怕只是在心里想想，这在日本的道德观中也是错误的。

再来说义理。义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词，只存在于日本。它的涵义很复杂，无法仅从字面上去解释。义理表示情义、道义，社会规范等，它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就像欠的债必须如数偿还一样，并且有时间限制。义理很多时候会与人情成为对立面，而这时候，义理是高于人情的。

一般来说，义理分为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声的义理。对社会的义理存在于朋友、同事、邻居等对等关系中，具体表现就是有恩必偿、有仇必报；而对名声的义理就是保护自己的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在日本人看来，为洗刷污名而采取的复仇是正义的，更极端点，用自杀来洗刷污名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这就造成了一种非常矛盾的情况：比如在日本封建时代，家臣对主君有忠诚以报的义理，但是如果主君侮辱了家臣，家臣又有洗刷污名的义理。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义理大多时候会占据上风，家臣甚至会反叛投敌，反过来报复主君。这也是日本人既颂扬捐躯尽忠，又颂扬反叛报仇的原因，因为两者都代表了“义理”。恪尽职守是对主君的“义理”，对耻辱展开报复则是对自身声誉的“义理”，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日本人对一个人最可怕的批评就是“此人不懂义理”，因此在乡村和都市中，在上流社会里，甚至在日本内阁中，人们都免不了“被义理所困”，以至于陷入左右为难的痛苦中。比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例子：一个孩子到另一个家庭做养子，这就代表着如果发生了战争，他要替养父而战，就算是养父命令他杀掉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必须遵守，因为“义理难当”。

总之，日本民族性格的矛盾性主要就体现在人们对人情、义理和名誉的看法上。很多时候，日本人会在这些品德中不断纠结：是选择尽忠、选择报恩，还是选择维护名誉……这一痛苦的选择过程就是日本人的道德困境。

在日本人看来，为了抱负、为了义理牺牲自己或感情是一种美好的品质。影视剧中，这也正是日本观众最喜欢的情节。而这种感情，其他民族的人往往很难理解，比如本尼迪克特就观察到这样一件事：日本的战争片总是在表现日本兵痛苦的一面——思念家人、露宿荒野、饮食不继等，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一部励志电影，而在美国人看来，这种电影完全没有鼓舞士气的效果，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反战宣传片。

二、日本的文化根源——耻感文化

一直以来，中国人都对日本存有一个疑惑：为什么二战后德国勇于认罪，而整天把“对不起”挂在嘴边的日本人却做不到这一点？

本尼迪克特在本书指出，问题的根源就是日本的“耻感文化”，这与西方人持有的“罪感文化”有很大不同。

罪感文化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提出的原罪论，原罪论认为，人生来就有罪，应该在后天进行赎罪。以原罪论为基础的罪感文化，强调人人都要有忏悔之心、强调自律，罪感文化下的人不会考虑他人的评价，他们只认同社会规则，一旦违背了这些规则，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有罪。

而日本人的耻文化则完全不同。耻感文化是注重廉耻的一种文化心态，强调他律，人们不相信规则而相信他人的评价。因为“耻感文化”是依靠外部强制力来实行的，极端自尊、在乎名誉，害怕因失败被侮辱和讥笑的日本人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问题行为，因为在耻感文化中，只有当罪和错暴露，受到他人的谴责与惩罚时，耻辱才会降临到这个人头上；假如罪和错不为人知，那么也就不需要面对社会或群体的压力。因此，对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隐藏罪和错、维护自己的“名誉”，以免公开受辱。

书中，本尼迪克特举了几个日本人生活中的小例子，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日本的耻感文化。例子一：一位日本教师被学生问了一个自己不懂的生物学问题，这个老师表面上却一定要装作很懂的样子，不能坦白地对学生说我不知道；例子二：一个男子向喜爱的女子求婚，一般会在夜间去找女孩，而且要在头上包一块布，以免被拒后第二天无颜相见。尽管女孩照样知道求婚的人是谁，但是只要不是当“面”拒绝，双方就还可以维持相安无事的样子。

耻感文化中，羞耻感的产生都是需要外人在场的，是因他人批评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感受。因此，只要不良行径没有被大众发现，就不会感到耻辱，也就没有必要坦白忏悔而自寻烦恼。

这一点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慎独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清朝时期的儒生，看看同为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人，其修身之道与日本人有何不同。

清朝有位官员名叫叶存仁，他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在乾隆元年担任邳睢县（今江苏邳州市西南）河务同知，长期在基层从事地方河道的管理工作。在乾隆十六年，有人揭发南河道库存钱粮被历届道员侵吞，叶存仁虽然无辜，却被牵连而免职。

十二年后，叶存仁被重新启用，他因为参与审理著名的“纵盗冤良案”立下大功，被乾隆帝派到河南主政。叶存仁在任上，不畏强权查贪腐，开河筑坝治水利，不仅让部下敬服，也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于是，乾隆又下旨，升叶存仁为东河河道总督。

叶存仁接到任命后，为了不惊扰老部下，打算连夜乘船离开河南，谁知刚走出没多远，河道上又赶来一艘船，那是他的老部下听说他高升了，特意赶来送礼，为了避人耳目，他们选择了夜间，目的是想让叶存仁放心收下财物。但对叶存仁来说，送别之情可以接受，送行之礼却坚决不能收。为此他写了一首诗，婉拒了老部下的馈赠，诗曰：“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好一句“不畏人知畏己知”，虽然舟行河中，月白风清，无人可见、可闻、可知，但夜色可以掩盖别人的耳目，却唯独瞒不过自己的良心。

这就是中国儒家讲的“慎独”，《礼记·中庸》中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越是在没人看见的地方越要警惕谨慎，越是在没人听到的时候越要格外戒惧，因为不正当的欲望往往最容易在隐晦和细微之处表现出来，所以君子更应该在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严格地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按照道德标准行事。

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把慎独当作修身的最高法则，以内在道德要求自己。而日本尽管从中国摄取了大量的文明因子，却唯独不包括慎独思想。他们在“耻感文化”的影响下，习惯性地将集体行为规范作为自己行动的主导力量，这也导致日本人缺乏固定的善恶观。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日本人虽然会对他们做出的很多灭绝人性的行为感到内疚，但只要上级发出命令，他们仍然会果断地执行。

就如作者所说：“在把羞耻心作为主要约束力的地方，犯错的人即便在众人面前承认错误，或者在公众面前进行忏悔，心灵也不会有一丝轻松。相反，他会觉得，只要他所做的事无人知晓，就没有必要懊恼，坦言自己的过错仅仅是在给自己增加烦恼。”这就是战后日本人始终不愿公开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行的原因。

三、日本的价值体系：等级制

日本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万物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各归其位首先就要找准位置，而这个位置在日本就是等级。等级制度既是日本的价值体系，也是日本人的生活准则，他们相信，只要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各安其所，这个世界就是完美而有序的。可以说，等级制是日本真正的本土产物，从社会的各个阶层，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无不充斥着等级的观念。

等级观念在日本文化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礼仪。由于等级观念贯穿了日本人的一生，所以他们非常注重社交礼节。他们会根据社交对象与自己的亲疏程度、等级关系，以及不同的场合等，使用不同的“敬语”、不同程度的鞠躬。而这些复杂繁琐的礼仪规矩，日本人从小就要学习。

其二是家庭观念。日本家庭生活中同样存在等级之分，在封建时代，儿子无条件听从父亲，长兄分享父亲的特权，女人的地位要低于男人，妇女走路只能跟在其丈夫后面。

从礼仪上，也能很清楚地看到日本人家庭地位的不同。比如，后辈要向长辈鞠躬跪拜；女子出嫁后，妻子要向丈夫鞠躬，所有的事情要交给丈夫决定。不过，社会发展到今天，日本家庭内部的等级和规矩已经不是那么严格了，虽然表面上看仍然等级分明，但这只是表面，真正行使实权时也会很灵活。比如，一个有权有势的晚辈虽然还需要在表面上尊敬长辈，做出顺从的样子，但行事时还是会听凭自己的意志。

其三，政治阶级。日本曾从中国引进官职与官制，但是又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与中国的官制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比如日本不会像中国一样出现周期性的王朝更替，因为天皇是他们的最高精神领袖，尽管其权力可能经常会被架空，但是天皇的存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始终处于等级制的最高点。曾有人因为不慎给自己孩子取了天皇的名字，后来因为自责而杀死孩子并自杀；天皇出行的时候，一层以上的所有窗户都要关上，因为不可以从高处“俯视”天皇……天皇之下是将军，这是具有实权的世俗领袖，将军下面还有封建领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名），每个大名都是其封地的统治者。大名再往下就是武士、农民、工匠、商人等，而贱民是不被计入这个等级之内的。

在日本，各个阶级的日常生活只能限定在其世袭身份所规定的范围内，各个阶级自成集团，每个集团的职责使命都是完全分离的：农民不许持有武器，只管种田和缴税；武士不可以兼做农民、工匠或商人，不可以从事生产劳动……而在集团内部，成员之间也有明确的尊卑等级，每个成员都会有相应的位置，日本人认为，只有成员之间的序列和位次保持相对稳定，集团才能平衡，日本的前后辈文化也正是来源于此。

在书的最后，作者回到了写作这本书的现实目的：为美军在战后统治日本提供政策建议。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日本人等级制度及人情义理的分析，得出了日本会接受美国制定的政策的结论，她指出：“天皇作为全体日本人共同效忠的对象，不应该轻易被推翻，只要天皇愿意和美国合作，美国就应该保留天皇制度；同时日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减少失业和贫困现象，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后来的事实证明，本尼迪克特的这些预测，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结语

在《菊与刀》这本书中，作者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历史文化做了概括式的分析，她把日本的社会、文化、民风民俗等升格为日本的民族特点，据此总结出了“菊与刀”两面性的国民性格，开创了国民性研究的先河与典范。

尽管这本书已经出版七十多年，却仍是我们了解日本和日本人的最佳通俗读物，日本著名评论家川岛武宜就认为：“尽管本尼迪克特本人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是她却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行为方式和文化的全貌，推导出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本书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而之后七十多年的现代化进程给日本人带来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书中有些内容已经稍显落后；此外，本书呈现的是日本人的整体性格，而现实中的日本人并非“铁板一块”，这就导致书中的部分内容与现实有一定的差异。但无论如何，本尼迪克特抛开了美式思考，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研究他们的思想，从他们的习惯细节入手来研究日本文化，确实提出了很多值得借鉴的观点，让我们有机会借用第三方的眼睛，正视日本的民族性格及文化缺陷，让我们对这个在近代给中国带来巨大伤痛的国家，始终保有清醒的认识。

【编辑：刘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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