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书】《敦煌：众人受到召唤》

要真正理解中国，认识中国，特别是中国古代艺术史，敦煌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一直以来，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敦煌以及其背后的历史似乎遥不可及。但实际上，敦煌不仅属于学界，更属于我们

核心书摘：

要真正理解中国，认识中国，特别是中国古代艺术史，敦煌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一直以来，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敦煌以及其背后的历史似乎遥不可及。但实际上，敦煌不仅属于学界，更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要“继续敦煌”，实有必要让敦煌走出学界，走进大众。

2010年和2013年，《生活》杂志的采编团队几次前往敦煌、兰州等地，对几代“敦煌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采访。这本书是4年多追踪历程的结集，将呈现一场冥冥之中的相遇——一座洞窟与一个（群）人的相遇，千年佛国与数十载人生的相遇。莫高窟与她的守望者们，在荒漠中相互召唤并彼此守候。他们的守护延长了莫高窟的生命，而在敦煌，他们也找到自我，找到艺术、文化乃至人生的新路。

关于作者：

《生活月刊》，2005年12月创刊，以“生活的禅意，生命的教育”为办刊理念，以“天地人真善美诗礼乐”为内容框架，着力寻找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的内在价值。

学什么：

1、我的佛就是莫高窟

2、掌管中国历史的英国人

3、仆仆大漠先行者

一、我的佛就是莫高窟

首先，我们来看看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我的佛就是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官方账号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信仰有力，敬畏无量》。文章这样写道：“在敦煌，时间既慷慨又奢侈。对穿越时光而来的莫高窟而言，千年只是一瞬，但对于守护它的人来说，要做成一件事，可能就是一生，甚至是几代人的传承。”这篇文章讲的就是敦煌第一代守护人常书鸿先生。

常书鸿于1904年出生在杭州，1925年与同样喜欢艺术的远方表妹陈芝秀结为连理。成亲后不久，两人同赴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常书鸿擅长油画，是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最著名的中国学生，油画大师劳朗斯的得意门徒，他连续四年夺得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而妻子陈芝秀喜欢雕塑，在法国艺术界也是小有名气。不久之后，女儿常沙娜出生，一家三口过着富足和美的生活。

1935年夏季的一天，常书鸿在塞纳河畔散步，他在一个旧书摊上偶然见到了一套《敦煌石窟图录》。他随手翻开，看到了许多精妙绝伦的照片。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他面前打开了，那个世界就来自于他的故乡，千里之外的中国。他没有想到，在西方立体化的油画之外，竟然有这样一种奇妙的绘画传统，只凭着单线条的勾勒，就能散发出摄人魂魄的力量。

从那之后，常书鸿开始像着了魔一样地思念敦煌，很快他就回国了，并在北平的国立艺专任教。刚一安顿下来，他就开始写信，敦促妻子带着女儿回国。陈芝秀母女两个辗转回到故土，正赶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家人在战火中辗转千里，先是定居昆明，之后又转移到了重庆。1941年夏天，陈芝秀在重庆生下了儿子常嘉陵，生活似乎渐渐安定了下来。

但常书鸿始终惦念着敦煌。两年后，在梁思成和徐悲鸿的推动下，常书鸿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他终于来到了敦煌，迫不及待地进入莫高窟探秘，并一幅幅地临摹壁画作品。他又不断地给妻子写信，向她描述敦煌彩塑的艺术魅力，希望一家人能够在敦煌团聚。陈芝秀终于被说服，她带着一双儿女来到了敦煌。当时正是冬天，一路都是银白色的钻天杨，树叶掉光了，枝干直指蓝天，显得如此地挺拔俊逸。因为风沙侵蚀、年久失修，远远望去，敦煌石窟群越发显得破旧不堪，但走近看，每个石窟又都透出五彩斑斓的景致，把神秘的美丽呈现在参观者面前。常书鸿一家人在明明暗暗的洞窟中走进走出，就像游走在变化莫测的梦境中。耳边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若隐若现、似有似无，那是清风吹动了九层楼的风铃。

一家人就住在了千佛洞的皇庆寺中。他们只有一间住房，睡的是土炕。常书鸿和妻子带着儿子嘉陵睡在里面，女儿常沙娜睡在外面搭的行军床上。陈芝秀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挂了一块咖啡色的布帘，帘子下面绣着黄色毛线的边饰。因为洗脸没有脸盆架，常书鸿就发明了一个卡在墙角的三角板架放洗脸盆，上面的小三角板架放镜子。一切显得那么地美好，夫妻两个带着孩子，都陷入了迷人的敦煌艺术中。

但这种好日子并没持续太久，常书鸿和陈芝秀之间开始不断爆发争吵。陈芝秀是天主教徒，信仰上帝，无论是在北京、昆明还是重庆，她坚持每周五都去神父那里忏悔，每天早晚在圣母像前画十字、做祷告。但敦煌是千佛之国，没有神父，只有神佛，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独自身处佛教的圣地，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敦煌生活的艰苦是她始料不及的。这里严重缺水，不能洗澡，一盆水擦脸、擦身、洗脚后还舍不得倒掉。而且，当地的水碱性很大，就连喝水的玻璃杯上都满是白印，那是水中的碱凝固后形成的。生活的艰辛让陈芝秀日益痛苦，圣母像成为她唯一的倾诉对象。

不久之后，一个叫赵忠清的国民党军官来到了敦煌。他是陈芝秀的同乡，而且能说会道，非常善解人意，乡音一下子就把他们拉得很近。1945年夏，陈芝秀留下一对未成年的儿女，和赵忠清私奔了。常书鸿闻讯后纵马去追，却已经来不及，伤心绝望之下，他在戈壁滩上坠马昏厥。

陈芝秀走后，常书鸿带着孩子们留在了敦煌。1947年，他和助手李承仙结婚，两人相濡以沫地度过了最后的时光。在这期间，他除了在洞窟里临摹壁画，就是忙着维护石窟，种树治沙；他还得面对土匪和军阀的勒索，甚至用女儿的画去交换外来人掠夺的佛头；为了给洞窟安上门，他动员敦煌县的官员、商人们做功德，捐献大门。

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文物所所长，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在他的组织下，敦煌艺术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1994年，常书鸿逝世，享年90岁，在他的墓碑上，刻着五个字“敦煌守护神”，在这个充满神佛的地方，被称为“神”的凡人，只有他一个。

常沙娜后来离开了敦煌，赴美国留学。那时，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其它孩子，常嘉陵就像一个前朝幽魂，独自一人在空旷的洞窟中游荡。几年后，常沙娜学成回到敦煌，这才悲哀地发现，弟弟的人生早已被这片戈壁悄然吞噬。她把常嘉陵带去了北京读书，但童年的伤痕哪是那么容易愈合的？1962年，作家徐迟发表了以常书鸿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人们像崇拜英雄一样崇拜这位敦煌的守护者。但在狂热的人群中，唯有常嘉陵倔强地咬紧嘴唇，一言不发。没有人知道，他就是那个英雄的儿子。

至于他们的妈妈陈芝秀，她的命运也经历了颠覆性的转折。解放后，赵忠清死于狱中，陈芝秀改嫁给一个工人，靠帮人洗衣服、料理家务谋生，从此再没有拿起过刻刀。几年后，常沙娜见到了苍老木讷的母亲。她依然保持着当初的倔强，除了对女儿连说了几句抱歉，再无话可说。1979年底，常沙娜收到了一封来信，陈芝秀因为心脏病发作离开人世。她找机会把消息告诉了爸爸，当时，正在忙碌的常书鸿若无其事地“哦”了一声，就又去忙手头的事情了。过了几个小时候，常书鸿才突然失魂落魄地叫住常沙娜，连问了几声：“她死了？她死了？她怎么死了啊……”  

对常书鸿来说，这段尘封了二十多年的感情重新被揭开了，他再次感受到一种透彻心绯的刺痛。这就是敦煌，它贪婪地吞噬了他的青春、他的爱情，他一生的幸福，可他还是没法离开，因为早在法国拿起那本图录的时刻起，他就已经彻底沉沦了。常书鸿说过这样一段话：“虽然我没有信过佛，但我心中也有佛。我的佛就是莫高窟，我的至爱就是莫高窟，所以无论任何艰难险阻，我都会与它终生相伴。”他也的确做到了。在他离世后，人们把他安葬在莫高窟的对面，遥遥相对的是九层楼檐下的铁马风铃，苍凉传响，如一曲安魂。

二、掌管中国历史的英国人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掌管中国历史的英国人。

说到敦煌莫高窟，有两个人始终绕不过去，一个是英国考古学家马克·奥利尔·斯坦因，另一个就是藏经洞的王圆箓道长。

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曾在印度苦学梵文多年，获得古波斯语和印度学的博士学位。在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的资助下，斯坦因两次来敦煌考古，并看到了朝思暮想的莫高窟。成排的佛像、炫目的工艺和壮阔的景观让斯坦因为之倾倒。

而此时莫高窟的当家人正是王圆箓道长。他祖籍湖北麻城县，出生于陕西，在敦煌云游时无意中发现了莫高窟，感慨“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但当时的莫高窟已荒弃很久，多处洞口已经坍塌，底层洞窟则已为黄沙掩埋。王道士决定定居此地，自愿守卫，并募集资金进行修缮。

在修缮中，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那是满满一屋子的古代文稿，有文书、经卷、典籍、方志、信札、契约、户籍、账簿、曲子等，书写时间从5世纪到11世纪，除汉文、藏文外，还有大量已失传的古老文字，都是印刷术使用之前的手写珍品。

这批文稿珍贵到什么程度呢？历史学家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世界上影响深远的文明体系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而这四大文明只有一个交汇点，那就是新疆的敦煌地区。可以说，谁得到了这些文稿，谁就有机会复活中国及世界许多被忘怀的历史。

发现藏经洞后，王道士很快就向政府上报。他先是徒步50里路赶往县城，向当时的敦煌县令汇报，可惜县令不识宝，王道士无功而返。1902年新县令到任后，王道士又去拜见。这位新县令倒是对金石学颇有研究，看过王道士送来的样品后颇感惊异，赶紧在经卷、佛画中挑出数件寄赠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对金石学和古文书有较高造诣，认出了这些宝贝的价值。他立即报告甘肃藩台，建议将文物运至兰州保存。

除了正常上报外，王道士又挑拣了两箱经卷，骑着毛驴赶赴800多里外的酒泉，拜访他当兵时的老上司，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道台大人喜欢书法，看过经卷后，觉得这些字还不如自己写得好。不过，念及老部下跋涉数百里赶了过来，人情难却，他还是上报甘肃藩台，建议将这些文物运省妥藏。

尽管有两位官员提出建议，但甘肃藩台对此事并不积极。1904年3月，甘肃布政司颁布命令，说敦煌到兰州路途遥远、转运文物耗资巨大、银两难筹，让当地县令将石窟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不得外流。王道士无奈，毕竟靠一己之力对石窟和经卷进行保管，实在是太难了。1906年初，他又鼓足勇气，给清廷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写了一封秘密奏折。可惜，此时的大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哪里还会顾及这偏远地区的小事儿呢？王道士的所有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就在这样的时刻，斯坦因出现了。

在第二次考察之前，斯坦因就听说了敦煌的这批古代文稿，他一下子就意识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价值。他专门雇佣了一个精明的中国师爷蒋孝琬，想拿到这批文稿。蒋孝琬指点他说“王道士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对去西天取经的唐僧顶礼膜拜，这种虔诚、无知和执着看看怎么可以利用”。于是，在王道士面前，斯坦因经常讲起玄奘取经的故事，说他就是跟随玄奘的足迹从印度过来的。他还说，藏经洞中的那批文稿，正是玄奘当年从印度带出来的佛经，他希望能把它们运回印度故乡，这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最终，闭塞无知且心灰意冷的王道士被说动了，他接受了斯坦因开出的条件，让斯坦因进入洞窟随意挑选经卷和帛画。除此之外，他还追加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让斯坦因装了整整29大箱。而斯坦因所付出的代价，只是区区4锭马蹄银(约200两银子)。双方商定这些银两为功德钱，事后王道士把它们全部用于洞窟的修缮和壁画、彩塑的维护工作上。

这批文稿在国内其他省市、印度等地辗转了三年，直到1909年1月才抵达英国，被暂存在伦敦西南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后移送大英博物馆。二战期间，伦敦遭到轰炸，它们又被送到其它城市，战后才又返回。1973年，大英图书馆从大英博物馆剥离，这些藏品转由大英图书馆负责保管。

1977年，剑桥大学毕业的英国人吴芳思（FrancesWood）来到大英图书馆工作。她因为学过四年中文，所以被安排去分类中国文献。有一天，她来到一堆蓝色鞋盒面前。这7000个鞋盒里装的，正是70年前斯坦因费尽心机从王道士那里骗来的文稿。吴芳思小心翼翼地把一卷卷文稿从鞋盒中取出，放入一个个特制的柜子里，自此她开始与这万余册敦煌文献结下了一生之缘。

因为几经人手，这些一千年前的文献难免会出现残破。吴芳思决定给这些手稿装裱上衬垫来进行保护，但她没想到，好心办了坏事，她的做法反而给手稿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因为她不知道，这些衬垫用的是西方纸张，跟东方纸张的质地完全不同。当卷轴被阅读得次数多了，原来的纸张就从衬垫上脱裂开来。直到1970年代，日本文献保护专家访问英国，吴芳思才明白，要保护这些东方卷轴，得用相同质地的东方纸张做衬垫，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从剥离旧衬垫，到选择合适纸张，再到拼贴粘补，吴芳思和她的同事们一点点地修补每一份文献，极为耗时耗力。以其中的《金刚经》为例，这是全球最古老的经文版本，大英图书馆的首席修正师马克˙伯纳德花了整整七年时间，才把这套文献修复完成。幸运的是，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英图书馆就启动了敦煌文献数码化工作，把所有文献数码化归档，并上传到互联网上与全球学者共享。经过多年的整理、翻译、注释和电子化过程，一组组相当成熟的英、中、法、德、日、俄线上敦煌文献库已经上线，让这些古老的卷轴以新的形式焕发光彩。

再说一下那些没有被斯坦因带走，留在藏经洞的文书吧。从王道士上报县令开始，直到1910年，清政府才做出决定，安排人清点洞内残余的文稿并运到北京。在运送途中，这些文物再次严重流失，几乎每到一处就失窃一部分，无非是被拿去求官、卖钱，或者被纳入私人收藏。比较起来，被斯坦因骗走的那29箱反而算是保存得最为完好，利用得最为充分的，这些文稿为敦煌学成为一门显学奠定了根基。属于我国的文物，却在外国人手中得到保护，并焕发了生机，也不知道这算是敦煌的幸呢，还是不幸。

三、仆仆大漠先行者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本书的最后一个内容：仆仆大漠先行者。

1941年3月，著名画家张大千对朋友说：“此次去敦煌，我要安营扎寨住下来。不搞出些名堂，我不看回头路。”此后张大千两次奔赴莫高窟，埋首其中两年零八个月，先后临摹壁画276幅，并用这些画作多次举办画展，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对张大千来说，敦煌之旅不虚此行，让他的画风得到了升华。但对当时以向达为首的考古学家来说，张大千的这一行动则意味着对文物的“破坏”和灾难。

向达，字觉明，土家族人，1900年出生于湖南溆浦县，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敦煌学家。1924年，向达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辑。在这一时期，他翻译了《世界史纲》《印度现代史》，还开始接触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考察的著作。1930年，向达任职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五年后，他被派往大英博物馆“影印及研究该馆所藏敦煌写经”。

但是，向达在大英博物馆受到了重重刁难。从1936年9月到1937年8月整整一年，他能看到的相关经卷加起来还不到500卷。但向达并没有灰心，他硬是凭着信念和执着，手抄了几百万字的敦煌资料，并于1938年携带回国，且据此编撰了《伦敦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等著作，为国内新兴的敦煌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1942年，向达随西北史地考察团前往敦煌。那时我国正处于对日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国家与民族的希望日渐渺茫，但大西北戈壁滩的世界却如同世外。向达一行身在敦煌，体会过往历史中大汉民族强大而深厚的存在，那是一种静默无声的厚重力量。

等到向达到达敦煌的时候，张大千与另一个画家王子云率领的考察团已经在那里呆了好长一段时间了。王子云是教育部委派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团长，到敦煌也是来临摹壁画，但他对张大千的做法却有些不以为然。王子云说：“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保存现有面貌，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忠实地把它摹绘下来。但张大千不是保存，而是想要‘恢复’原有面目。他从青海雇了三位喇嘛画师，运用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画加以恢复。但恢复的到底是不是原貌呢？还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红红绿绿，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庙那样，显得有些‘匠气’和火气。”

而且，张大千在临摹时，也造成了壁画大面积的毁损。要知道，敦煌的壁画是一层一层覆盖起来的，最上一层往往是宋朝时期的作品，覆盖在隋唐作品的上面，其下又是更早时期的五代十国的作品。张大千酷爱北魏隋唐的壁画风格，而对宋朝的壁画不以为然。他先临摹上一层，然后大刀阔斧地将上层砍去，再临摹下一层。虽然在毁坏外层壁画时，他留下了临摹稿，但他的临摹，并非对被毁壁画的忠实记录，而是带有他个人强烈创作色彩的“还原图”。这就导致被毁的壁画再无修复的可能，想想真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从张大千当时的日记看，他也没把毁损壁画当回事儿。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甬道两壁画，几乎不可辨，偶然于残破处，隐约见内层朱色粲然，颇以为异，因破败壁，遂复旧观。”意思是说，洞窟甬道两边的壁画，破损得几乎看不出什么来了。我偶然在残破的地方，看到下面隐隐约约还有明亮的颜色露出来，于是把上面一层刮去，恢复了下面的壁画。

问题是，以张大千团队的技术，把上面的涂层挂掉，就能恢复下面的壁画吗？向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愤怒地解释道：“后人重新绘制壁画时，十之八九会把原画划破，好让灰泥容易黏住。所以上层砍去后，得到的不过是残山剩水，有时甚至连残山剩水都没有。被砍掉的壁画被彻底损毁，因为剥离技术不到位，露出的新壁画也残破不堪，失去了应有的艺术价值。”

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也回忆道：张大千在千佛洞临摹壁画的时候，用图钉把拷贝纸按在壁画上拓稿。这样出来的稿子固然很准确，但图钉不可避免地会在墙上钻出小孔，破坏壁画。而且拓稿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壁画，甚至要动用桌椅靠在壁画上，对风化已久的壁画来说，损坏是不可避免的。相比之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文物保护意识则更为到位。常书鸿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是：为了保护壁画，一律采取对临的方法临摹，就是保持一定距离对着壁画临摹，绝不允许上墙拓稿。

对于张大千的轻率做法，向达非常愤怒。1942年11月，他给当时的考古学泰斗傅斯年、李济写信，指出张大千打着临摹壁画的名义任意破坏，如果不尽快采取举措，用不了几年整个千佛洞的壁画就全被他毁了。傅斯年、李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刻给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信，请他居中斡旋。之后向达又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向社会呼吁，把莫高窟收归国有，先保护起来，等待剥离技术成熟后再做剥离研究，一时间舆论四起，人们纷纷表示支持。之后甘肃省政府主席致电敦煌县长，请他“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该年11月，张大千带着自己的团队被迫离开了敦煌。

可以说向达是从考古意义上提出保护敦煌的第一人。对他来说，敦煌的一切，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器而非私物，是民族精神、人类文明的命脉所在，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护持的神圣之物。可惜的是，对敦煌的护持他并没有坚持多久。1957年，向达被打成右派，离开了学术研究岗位；1966年，他含恨离开人世，筹划多年的《敦煌莫高窟全集》也被迫终止。远在西北大漠中的敦煌变得格外沉寂，那些记载着人类文明的荣耀如斜下夕阳，又一点点地沉入暗淡之中。

结语

讲到这里，《敦煌：众人受到召唤》一书就接近了尾声。

这本书实际上写了三十多个敦煌守护者的故事，我们只是从中选取了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来讲解。敦煌莫高窟从发现到如今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期间发生了无数曲折的、屈辱的、感人的故事，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只能算是管中窥豹，要想了解其全貌，还需要大家去阅读全书。

被誉为“敦煌的女儿”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说过：“有人问我，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这话说得真好，书中所有受到敦煌感召的守护人，都是听从心灵的召唤，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找到真正幸福的人。

【编辑：北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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