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读书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回溯坎坷历程，求解制胜之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作为外来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土壤上开花结果，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过程。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下，逐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最开始，马克思主义以列宁主义的形式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受到苏联的影响，强调暴力与无产阶级专政，后来才在与现实的碰撞中不断调整战略与战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遇见了许多复杂曲折的情况。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懂得何谓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一、农民革命观的变化

1920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者们探讨了在落后国家进行革命的现实可能性问题。大家明确了“农民运动”这一重要命题。共产党应当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在可能的地方把一切被剥削者联合到农会里，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创立苏维埃共和国。

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可是，如何引导落后国家的农民具体地走上革命道路呢？共产国际二大没有任何说明。

到了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人们还是笼统地主张要组织“工农劳动者”，但实际却没有讨论具体的农民问题。农民运动的力量始终没有引起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足够重视。人们仅仅注意到“农民是工人阶级很好的同盟者”，而没有注意到“农民是最革命的分子”。

除了最少数“富足的农民地主”之外，“独立耕种的小农”及“佃（diàn）户和农业雇工”这种占农民总数95%的贫苦农民，如果能和工人团结一致，必定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才开始着手真正处理农民问题，采用的方式就是“土地革命”。

1928年后，中国共产党彻底地走向了土地革命的方向，重新提出土地国有的口号。他们开始进行国有土地的宣传，打破私产制度观念，明确要求在赤色区域立即开始向群众宣传观念，比如土地不能买卖，土地是大家公有的，土地不能出租等等。1930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这样的“土地暂行法”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最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发动阶级斗争必须反对富农”，可是在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中，常常造成消灭富农的倾向，影响到农民对生产力发展的兴趣。因此，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阶级，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在接下来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格外注意农民在革命中国的作用，一面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面继续坚持土地革命的方针。

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完全依靠敌后农村根据地进行。没有农民的掩护和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不可能在日军的残酷围剿和扫荡中生存。正是由于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共产党的军队在敌后狭小艰苦的环境中，从1937年改编时的4万余人发展到1945年的近百万人，8年时间增长了20多倍。

正是因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共产党的农民革命观才在发展进步——从没有具体方案，到用土地问题争取农民，再到依靠农民战争打败国民党。

二、对资产阶级的策略

靠谁革命，革谁的命，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依照马克思主义，革命需要依靠工人、农民这些无产阶级，这毫无疑问。但革谁的命呢？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时，就开宗明义地宣布要引导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所以，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要革的是资产阶级的命。

受到俄国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早期共产党认为世界上实际只有两个阶级，即“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有两种国家，即“资本家的国家”和“劳动者的国家”。可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并不能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阶级划分理论。所以，共产党也逐渐在实践中改变这样非黑即白的政策。

1933年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致信中共中央，说应当“尽可能找到灰色的，甚至平时是反动的”那些阶层，比如说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名流学者。这是因为要践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换句话说，在更为重要的敌人面前，资产阶级是可以团结的对象。

在1933年11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第一次宣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重新倾向于革命，倾向于共产党。他尖锐地批评党内同志机械地、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说他们没有跟上客观形势的变化。

而后，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肯定工人和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但同时也承认“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并重提“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口号，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加入到反日战线中来。

这样的策略变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的重要一步。会议第一次宣布，愿意给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与知识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愿意尽自己的政策与权力给城乡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保护；愿意“用比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欢迎他们到苏区投资开厂设店，答应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并许诺尽可能地减低他们的租税。

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更为严重，到1937年年底，王明等人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中共中央，表明“抗日高于一切”的态度。于是，中国共产党再度改变了他们一年前所提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开始把资产阶级包括在内了。王明着重提出了“一切抗日的力量”，也就是说，“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阶层和党派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共产党坚持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是人民的一部分，强调团结尽可能合作的阶层，使反革命势力陷入孤立，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三、反帝思想的演变

在与俄国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接触以后，最初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摆脱社会主义空想成分，明白了社会主义还不是中国革命第一步所能争取的目标。为了实现世界革命，他们必须首先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因此他们不能不与本国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势力结成统一战线，不能不提倡民族主义。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决议，公开提出坚持民族革命，而且民族革命有世界性与阶级性，中国革命必须推翻全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以自己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与，以阶级斗争推动民族斗争，更以民族斗争推动阶级斗争。

会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力进行反帝废约的宣传，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们积极支持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风潮。随着日本纱厂职员野蛮枪杀中国工人，中共中央迅速号召起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组织游行、演讲。不料，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英国捕头竟然接连命令巡捕射杀抗议群众，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sà）惨案。

6月份，英国人又在汉口和广州制造了两起大批枪杀中国人的惨案。一系列事件迅速点燃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反帝怒火，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愿望。可是，这次斗争还不足以真正动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也无法引导全国民众形成联合的民族组织，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高潮，所以中国共产党只能暂时强迫帝国主义让步，并试图把解放运动提到更高的水平。

上海罢工，因为缺少经济支撑难以长期坚持；香港与广州沙面的罢工却在国民党广州政府的支持下持续了1年零4个月。因此，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有革命根据地以及政权，才有可能实现斗争的胜利。只有在政权的支持下，群众性的反帝运动才有持续和发展的可能；只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府，才能根本改变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为所欲为的现状。

从局部反对帝国主义，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的反帝斗争愈发激烈。“一切为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再根据中国国情，适时调整观念与政策。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帝国主义有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比如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矛盾等等。

中国共产党明白，这些矛盾注定会使帝国主义逐步走向灭亡。而共产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既要坚持革命的既定目标，同时也要灵活运用革命策略，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一步步将他们各个击破。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成功地把僵化的理论与不断变化的实际，把长期的政治目标与短期的眼前利益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能够依据国情作出调整和改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

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做出相应的变化和发展。而基于中国国情，大胆实践，不断突破，不断创造，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希望之所在，也是中国前途与命运之所在。（拆书人：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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