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书】《秦制两千年》|透过历史事件表象，了解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核心书摘：

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力作，选取了16个历史横断面，着重探讨在每一个封建王朝的盛世背后，百姓生活的历史真相。作者直指封建王朝的核心理念“外儒内法”，将秦制帝国纷繁复杂的历史常态化、规律化，探索帝国运转的内在理路，揭示其延绵长达两千余年的奥秘；深入每一个截点，解读信史文献，用严密的逻辑掲开王朝治世的面纱，也颠覆了世人许多想当然的认知。这些历史横断面关联起来再现了两千年来秦制从萌芽到成熟，再到进化的全过程，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审视王朝兴衰的视角。

《秦制两千年》再现了两千年来“秦制”从萌芽到成熟再到进化的全过程，提供了另一种审视王朝兴衰的视角。它不是从统治者，而是从被统治者的角度看历史，拆穿了封建帝王只做不说、心照不宣的权力规则，解释“秦制”这套制度为什么在古代中国长盛不衰,并对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化心理层面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

关于作者：

谌旭彬，笔名言九林，青年作家，资深历史编辑，现为“腾讯新闻·短史记”主编，在多家媒体上发表过历史类文章。

学什么：

1、秦制的萌芽

2、割韭菜的学问

3、乾隆为何痛恨东林党？

一、秦制的萌芽

首先，我们来看本书第一部分内容：秦制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萌芽并成为历代帝王治理国家的“隐学”的。

“秦制”的最早提法来自于北宋的欧阳修。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秦制也”。晚清志士谭嗣同则说：“两千年来之政皆秦政，皆大盗也！”而毛泽东主席则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里写道“祖龙虽死魂犹在，百代皆行秦政治。”从秦朝商鞅变法开始，到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秦制”史。现在就让我们从秦制的源头——商鞅变法讲起吧。

商鞅是魏国人，他来到秦国后，向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套富国强兵之策，其中霸道相当于一剂猛药，能让秦国短时间强盛起来。秦孝公认可了这套机制，支持商鞅进行变法。

商鞅变法主要采取以下举措：第一，奖励军功和耕织，并把那些因为懒惰而陷于贫困的人变成奴隶。第二，强迫分家，把大家族打散成小家庭，同时实施连坐之法，加强对民众的人身控制。第三，打击宗室贵族，让他们和平民一样，只能靠军功来谋取富贵和爵位。商鞅推行的这三板斧背后，蕴藏着法家的治国理念，说白了就是要愚民、控民，掠民财富。

我们先说说商鞅为什么只奖励军功和农耕，引导人们通过这两条路实现逆袭。因为军功可以使国家变强，农耕可以让国家变富，对国家都有好处；而其它的路呢，更多的是对个人有好处。商鞅可不想老百姓把好处都拿走，尽管他自己是靠肚子里的墨水和嘴皮子功夫逆天改命的，但他一上任，就把类似的上升梯子给撤掉了，并且把这些做法视为歪门邪道严惩不贷。

商鞅写过一本书，叫《商君书》，其中提到“六虱”的概念。我们知道，虱子是寄生虫，靠吸人血为生。而商鞅把“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厌战”六种思想视为国家的吸血虫，只要抓到，轻则流放，重则砍头。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六虱”都是“真善美”的好东西，为什么商鞅却要如临大敌呢？说白了，商鞅治理下的秦国不需要“真善美”，他需要的只是一群愚民。他希望民众就是一群愚笨无知、乖乖听话的小绵羊，这样才可以由着政府予取予夺、肆意摆布。

光思想上的控制还不够，商鞅还发明了连坐告密法，对百姓进行人身上的控制。商鞅制定户籍制度，把全国人民用军事模式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准擅自迁居。所有人都要相互监督，发现问题必须检举揭发，若不揭发，十家连坐。商鞅主张“防患于未然”，因为等罪行发生后再实施刑罚，就不能有效“除恶”。所以他从制度层面鼓励告密，赏赐检举告密的百姓，把罪行扼杀在萌芽中。

所以，商鞅的管理体系是非常残酷的，他自己说过这样一句话：“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意思是说，仁义只会导致“残暴”，杀戮才合乎“德行”。他的新政策出来后，如果百姓们反对，他就把他们抓起来砍头；如果百姓们歌颂，他就把他们抓起来送去做苦役。那老百姓该怎么办呢？商鞅说，最理想的行为就是啥也别多想，啥也别讨论，老老实实地遵守执行就是大秦的好百姓。因为帝国需要的是能干活的双手双脚，不需要会思考的脑袋。

最后，商鞅还要动用国家的力量，收割百姓的韭菜，用他的说法叫“国富而贫治”。意思是说：只有让百姓们挣扎在温饱线上，他们才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否则他们就会饱暖思淫欲，变得没那么听话了，而“六虱”也就趁机长出来了。所以，不能让百姓口袋里有余钱。只要他们的饭碗里多一口吃的，国家就要用重税征走；只要他们从农活中一闲下来，国家就得赶紧安排他们去服劳役。

那么，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商鞅实施国家授田制，让每家每户能分到一百亩的土地，有军功爵位的则适度增加。他把当时的百姓分成两类，一类是自耕农，向官府“登记造册”来换取授田，官府则根据“户籍”，要求他们缴税并服劳役。另一类地位更低，是连人身权都没有的农奴，只有干活的份。光这样还不够，他还设计了自耕农的“下滑通道”。自耕农得替国家侍候庄稼，只要敢偷懒，庄稼收成不足，这户人家就会变得贫困，当贫困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被无情地转为农奴，所以，老百姓要想保住自家“自耕农”的身份，必须足够勤劳。

为了让这些制度运转顺畅，商鞅制定了繁杂细密的律法制度。在现代社会，立法工作做得细致并不是件坏事，毕竟这样才能“有法可依”。但商鞅采用愚民政策，对受教育程度很低的广大百姓来说，繁杂细密的法律条文等同于一道道知识屏障，让他们动不动就会陷入违法困境。所以，那个时候的秦国尽管很强大，但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许多人想方设法逃到其它国家去，但这样做风险很大，一旦被发现不但自己死，按照连坐法，周围的邻居也得跟着倒霉。

这套机制运行多年后，秦朝的老百姓变得麻木了，成为了政府最喜欢的顺民。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在全国推行这套机制。六国的老百姓早就习惯了之前相对宽松自由的统治，哪受得了这种严苛啊！没过多少年就“天下苦秦久矣！”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等到刘邦攻下汉中时，立刻废除了繁杂细密的秦朝律令，只是跟老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中老百姓欢天喜地，认为刘邦是仁德之主，这让他赢得了人心，最终赢得天下。

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家的孔孟学说战胜了商鞅的法家之道，成为帝王统治的“显学”。但这只是明面上的，汉武帝包括后世其它帝王仍在使用秦朝那套弱民、愚民、控民的霸道之术。同时，政府也开始在思想方面加强垄断，自己学厚黑阴谋这套“隐学”，却让底下的臣民学习温良恭俭让这套儒家的“显学”。

公元前27年，汉成帝执政期间，他的四叔东平王刘宇来到长安觐见。刘宇非常好学，他上疏请求汉成帝将宫中所藏的诸子百家，以及司马迁写的《史记》赐给自己一份，他好带回封地慢慢研读。汉成帝的舅舅王凤坚决反对，他说，诸子百家的学说与朝廷宣扬的儒学主流经义是唱反调的，《史记》中也记载了许多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权谋，还披露了本朝的开国秘事，这些手段诡诈而残酷，都是“夺天下”时才用得上的。刘宇不好好学习儒家经书中的臣子之道，却要看这些东西，他想干什么？是要造反吗？最后汉成帝不但拒绝了刘宇的请求，还把这位王爷列入重点防范对象名单，加强了对他的监视。

二、割韭菜的学问

在上一部分我们讲过，商鞅采取“国富而贫治”的治国思想，想方设法把民间的财富集中到官家的仓库中，让百姓过得紧巴巴的，视官府如日月，爱君王如父母。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割韭菜，而这一管理模式贯穿整个封建时代，哪怕是在盛世，哪怕是在明君统治时期，老百姓也逃不脱被割的命运。

三国时的刘备刘皇叔，号称爱民如子，他真实的面目是怎样的呢？公元214年，刘备成为益州新的主人。他一上台就面临着一个大难题，军费奇缺。尚书令刘巴给他提了两条建议，刘备欣然接纳。第一条是铸造“直百钱”，也就是铸造一种新货币，一枚新币的面值相当于一百枚蜀地过去的五铢钱；第二条是由官府接管市场、控制物价，不许价格发生不利于朝廷的波动。这两个方法帮助刘备很快就解决了军费难题，蜀国的国库也很快丰盈起来。但老百姓的感受却没有那么美妙了，他们后悔自己听信了谣言，什么爱民如子啊，割老百姓韭菜的时候，比刘璋父子生猛多了！

为什么刘巴这两计能生效呢？要知道，刘璋父子统治益州时铸造的货币叫五铢钱，重量一般在2—3.7克左右，以2.5克较为常见。而刘备发行的“直百五铢钱”重8—9克，重量仅相当于旧钱的3—4倍，法定面值却是旧钱的100倍。就这样，刘备一手铸钱，一手控制市场与物价，空手套白狼，迅速地从百姓手中割取了30倍上下的财物。

但老百姓也不是傻瓜，这样的强抢豪夺肯定会激起民变，刘备的另一样武器就是严刑峻法构筑起来的高压统治。在刘备的授意下，诸葛亮在汉律的基础上修订新法。《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说，诸葛亮制定了严刑峻法来保障对百姓的统治，益州的百姓，上至豪族、士人，下至庶民、奴婢，都心怀怨言。

    刘备的另一位谋士法正一开始不理解，还跑去对诸葛亮提意见，讲到当年高祖刘邦和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的故事，建议立法别那么苛刻，要用宽大政策来笼络本土势力，获得他们的支持。诸葛亮却回答说，当年秦朝实行暴政，所以汉高祖要宽大；而刘璋父子本来就很宽大仁慈，我们再搞这一套老百姓也不会感恩。与其如此，还不如用严刑峻法狠狠地修理他们一顿，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君王的威严；让他们过过苦日子，然后再放宽松一点，他们就能体会到什么是幸福了。

等刘备去世后，诸葛亮主政，他继续推行这套“割韭菜”国策，开始铸造“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大面值货币。从出土文物看，刘备时代的“直百五铢钱”重约8—9克，而新发行的太平百钱则只有1克重，又割取了八九倍的民间财富。诸葛亮在晚年能够多次组织北伐，军费主要就是通过铸币从百姓手中抢夺来的。

除了用严刑峻法构筑高压统治外，诸葛亮还多用了一个来自商鞅的治国策略：贫穷面前，众生平等。这种平等契合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民众心理，可以极大地消解他们内心的不满。下层百姓每天只能吃一顿干饭，而诸葛亮自己也不例外。百姓们看到，堂堂的丞相家里也只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就忘记了被“割韭菜”的痛苦和不满。一如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里所写的那样：“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等到诸葛亮过世后，皇帝刘禅开始放飞自我，官场风气也开始变得豪奢，“众生平等”的国策破产，老百姓们也越发怀念那位保持简朴生活本色的老丞相了。

这是三国时刘备、诸葛亮这对明君贤相割韭菜的故事，接着我们说说北宋。我们经常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讲“如果能够穿越，我愿意回到宋朝的汴梁城，做个快活的小老百姓。”这是史书给我们的感觉，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汴梁城的普通百姓，小日子过得真有那么幸福吗？

我们从王安石变法讲起吧。当时王安石成立了一个官方市场管理机构，叫市易司。这个机构的一个主要业务就是以略低于高利贷的利息，一般为20%，向缺乏本金的商户提供贷款，商户则以房屋作为抵押。市易司的金融服务推出后，迅速变成了一场摊派游戏——因为朝廷拿贷出多少款、收到多少利息来考核各级官员。于是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迫辖下商户贷款，有需要得贷，没需要也得贷。就这样，官员们顺利完成了“KPI”，而开封城则被折腾得百业萧条，大量的贷款变成了一堆烂账。

为了消化这些烂账，当时在位的宋神宗法外开恩，允许商人将还款期限延长三年，分期、按月定时还贷。但等到宋哲宗即位后，开封城经济进一步恶化，无论皇帝如何法外开恩，都没法从破产或濒临破产的商户手里将钱和利息收上来。于是宋哲宗下了一道圣旨：凡是欠朝廷“市易均月钱”的人，不管大户小户，一概采取强制措施，没收房屋，接管收入，直到他们将欠朝廷的钱连本带利给还上。

谏议大夫梁焘得知后大惊，立刻上了一道奏疏，希望宋哲宗不要竭泽而渔。他劝告皇帝说，这些商户们就是韭菜，可以一茬茬地割，但要是没收房屋、接管收入，就像相当于连根拔起，以后还怎么收割啊。在梁焘的语境里，开封城就是一座巨大的韭菜田，包括商户们在内的京师民众则是朝廷种的韭菜。他的这一番话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普遍看法。那么，北宋朝廷是怎么割汴梁百姓韭菜的呢？这得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开封割全国的韭菜。在宋朝统治期间，开封没有其它产业，只是一座由“公务员消费”支撑起来的纯消费型城市。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队、官僚和皇室、贵族等构成了庞大的“公务员”阶层，成为开封城核心的消费人群，开封几乎完全依赖他们来维持运转。与消费相对应的“生产”重任则落到了开封之外大大小小的城镇、乡村中，由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构成的水运网络犹如一把把巨大的镰刀，将全国的韭菜们以税赋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割取，供养着开封这座繁华靓丽的城市。

第二个层次，是官府与官僚权贵联合收割商户。北宋有商业行会160个左右，多数总部设在开封。这些行会的成立全部由官府主导，安排行会承担所有的商户管理、采购、售卖等任务，不允许任何一个商人游离在行会之外。官府利用这些权力收取高额会费，赚倒买倒卖的差价，从行会中的大商人身上吸血；然后行会中的大商人又会利用官府赋予的垄断地位，从底层成员和来京城做生意的外地商人身上吸血。这种模式让开封城诞生了为数众多的“万贯富翁”，贫富差距极大。

最后一个层次，是皇权站在最顶端割韭菜。不论官僚、权贵将财富积累到何种程度，他们终究只是梁焘所说的，被朝廷刻意优待、豢养的“京师民众”，是皇权的韭菜地。平常对他们的宽纵是为了在非常之时抓出来收割。当年宋仁宗对西夏用兵，就强行向开封城中数十户豪富借款，仅李氏一户就借了20余万贯；稍后在河东用兵，又向城中的“上等户”搞摊派，许多豪富被摊派了超过1万贯。所以说，开封的百年繁华就是一场畸形的消费盛宴，是一场割韭菜游戏啊。

三、乾隆为何痛恨东林党？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本书最后一个内容：乾隆为何痛恨东林党？

明朝晚期的“东林党”，可以说是中国秦制时代的一个异数。早在明朝末期，朝廷即致力于抹黑他们，将其形容为一群无事生非、沽名钓誉之人。至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更是借修《四库全书》之机，把东林党人钦定为乱臣贼子，说他们只批评、不建设，还不干实事儿，最后导致了明朝灭亡。事实真是这样子的吗？我们把焦点放在顾宪成、邹元标、杨涟、顾大章等东林党核心人物身上，看看他们做过哪些事儿吧。

我们就拿邹元标反对“考成法”来举例。考成法是内阁首辅张居正设计出来的一套考察官员的方法。按张居正的设计，巡抚、巡按的工作业绩由六部进行考察；六部、都察院的工作业绩由六科进行考察；六科的工作业绩由内阁进行考察。月有月考，年有年考。这套模式听起来不错吧，可在实际操作中，它却变成了内阁对监察系统的变相打压。

要知道，在变法之前，言官的六科是独立于内阁存在的。他们是对皇权、相权的制约，可以对皇帝的不合理决定行使否决权，对朝廷的行政、司法、人事进行全面检查，内阁也在其检查范围内。但张居正的考成法一出来，就相当于剥夺了六科的独立性，从而建立了以内阁为核心的一言堂。

考成法还加强了对底层百姓的剥削。因为这套机制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重点是“赋役完欠”情况，也就是百姓税赋、劳役的完成情况。当时官府要追查拖欠的税赋劳役，就要“追比”，简单来说就是抓人、打人、关人，直至缴足所欠税款为止。当地方官员的政治前途与追比的成效高低挂钩时，地方官只好使出各种残酷手段逼迫底层百姓，很多人甚至弃家逃亡，东林党人对此极为不满。

等到万历五年，即1577年，他们的机会来了。张居正之父去世，百善孝为先，按规定张居正必须辞去内阁首辅一职，回家服丧。但张居正不愿意离开京城，所以授意言官们上书皇帝，请他挽留张居正。此时被认为是东林党领袖的邹元标站出来强烈反对。他在奏疏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这种反对并不是对张居正道德层面的苛求，而是让张居正远离政坛，借此终止考成法。但考成法代表的是皇权的利益，所以邹元标不可能得到皇帝的支持，最后邹元标被廷杖80，流放贵州，落下了终身残疾。这就是乾隆所说的东林党“沽名钓誉”，但人家邹元标的奏疏中明明白白写着，他们是在为民请命、为重新建立言官监察体系、广开言路请命啊。

到了1602年前后，因为朝堂之上无力回天，顾宪成等人开始以东林书院为据点，集结在野读书人批评朝政，渐渐形成了一股颇有影响力的舆论力量，东林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等到明喜宗当政时期，魏忠贤上位，开始大肆逮捕并杀害东林党人。他不但要在肉体上消灭敌人，还要在精神上摧毁敌人，所以在朝堂上制造“假道学不如真忠义”的舆论。意思是说，东林党人是一群假道学，而魏忠贤和他的手下才是真忠义。之后魏忠贤的同党又炮制了一部《三朝要典》，给东林党人定了性。书中痛骂东林党，说他们为了达成自己“留名青史”的险恶目的，不惜拿各种琐事喋喋不休地攻击皇帝。后世那些针对东林党的批判言论，在这本书里大多都能找到原型。

等到清朝编纂《四库全书》时，乾隆皇帝又进一步给东林党人定了性，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明朝亡于东林党。乾隆是这么解释的：东林党集结在野读书人讲学，只要讲学就要标榜自己讲得好，讲得对；有了标榜，就会形成不同的门派；形成门派，等于形成了有组织的团体，就会引发门户、朋党之争。门户、朋党不以朝廷利益为先，于是明朝就灭亡了。这个逻辑有些牵强，但能看出乾隆对东林党的痛恨，其根由是在于对知识分子讲学的痛恨，因为讲学会把人聚到一起，讨论时事、辨别是非，形成有力量、有影响力的团体。

从商鞅强制大家族分家开始，统治阶层就一直痛恨团体的存在，在朝中禁止官员结党，在民间禁止人民结社。他们巴不得除了自己，所有人都变成毫无凝聚力的一粒粒沙子，任由统治者进行宰割。在他们看来，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乾隆怎么能喜欢东林党呢，任何一个党派他都喜欢不起来啊。

为什么在统治阶级眼里，东林党这么可怕？平心而论，东林党真正的力量并不在于挽救明帝国的灭亡，事实上他们再怎么努力也挽救不了。他们做的事情，说白了就是要用制度章程，如《大明律》来约束皇权，把它关到笼子里去，从而维护有理想、有情怀的知识阶层参政议政的权利，并尽力维护底层老百姓的利益。

他们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虽九死其尤未悔。杨涟被铜锤打断肋骨、铁钉穿透双耳，还用鲜血书写“大笑，大笑，还大笑”。顾大章被投入诏狱，右手被剁得只剩下拇指与食指，仍作遗诗“当留日月照人心”……如此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是中国秦制时代极为少见的思想光辉。这种光辉传至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让他们提出了“君主为天下之大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先进思想；到了晚晴，这些思想又被谭嗣同、严复等人挖掘，由此谭嗣同发出振聋发聩的批判：“两千年来之政皆秦政，皆大盗也！”而严复等人则提出“兴民权，抑君权”的进步主张，在救亡图存的危难关头，为中华民族找到了一条涅槃重生的新路。

结语

讲到这里，《秦制两千年》这本书就讲完了。

通过读这本书，我们了解了商鞅变法是怎么奠定两千年秦制基础的，历朝历代是怎么割人民的韭菜，又是怎么通过限制民间讲学结社，来削弱人民对抗统治者的力量的。用一句话来概括本书：秦制就是封建帝王用来全方位控制民众，愚弄和削弱民众、掠夺民众财富的一套制度体系，是史书上那些明君贤相背后“见不得人”的玩法和伎俩。

唐太宗李世民提出“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他总结隋朝灭亡的经验，明白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但大多数历史书籍没告诉我们，他还汲取了另一条更务实的教训“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意思是说，要让老百姓听话，就得安排大量的劳役，让他们整天忙个不停，就不会有别的心思了。你看，统治者的“以史为鉴”，反而让被统治者陷入更大的苦难。

今天我们学历史、读历史，不能光看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那一面，还要看到明君贤相私底下那些诡谲多变的东西。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对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仁爱精神。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去帮助一个人，比宣称‘我爱人民’要困难得多。”大人物的那些光鲜亮丽、慷慨激昂的话术未必能够推动时代进步，反倒是小人物具体而微的坚守与抗争，才是让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

恭喜你和“今今乐道”读书会一起读完了你生命中的第6868本书，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有益的启发。

【编辑：北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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