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如何以财政解读王朝兴衰？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一段两千年的帝国财政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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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书摘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以故事的方式诠释了中国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拨开两千余年帝国制度的迷雾，把握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络。作者以中国历代王朝为经，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纬，上至秦汉，下至晚清，详细梳理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制度之流变，分析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力图从田赋制度、货币制度、官营经济三方面说明中国传统政治之兴衰与帝国财政状况密切相关。

本书分为三部分，以中国历史上三次社会与财政的重建为划分阶段的标准。第一部分聚焦于秦汉到南朝时期，以汉武帝建立的国有体制，汉武帝、王莽的金融垄断，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为线索，解读这段时期的财政现象；第二部分以北魏的土地国有制改革为始，论及唐代土地国有制所引起的巨大混乱，以宋代金融改革引起的大崩溃收场；第三部分自元代政府试验性的财政政策起，随后论述明清时期的保守财政，以晚清财政近代化的努力和惰性为终。

关于作者

郭建龙，独立作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出版作品有：小说《告别香巴拉》；文化游“亚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三千佛塔烟云下》、《骑车去元朝》；人物传记《一以贯之》；商业传记《势在人为》；历史游记《穿越百年中东》。

本书鲜知

学什么？了解国家兴衰与财政状况的密切关系

盐铁官营制度的建立，始作俑者竟是吴楚七国之乱？备受称赞的王安石变法居然加速了北宋的灭亡？饱受内忧外患的清朝如何能维持财政平衡？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系统总结了中国历代财政治理之经验，观照当下中国经济之改革，为转型中国提供智慧资源。作者通过一部中国历代财政制度史，展现了一部“大政府”与 “小社会”博弈的历史，一部官僚集团治理手段日益专业化的历史，为读者提供了开启历代王朝兴衰之门的密钥。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1.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动。2.财政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演化和发展。3.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支柱（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经验教训和最终归宿。

你还会发现

· 中央帝国财政收入的田赋制度；

· 中央帝国财政收入的官营经济；

· 中央帝国财政收入的货币垄断。

一、中央帝国财政收入的第一个密码：田赋制度

田赋制度说白了就是税收。无论古今，税收都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支柱，古代中央帝国的第一个收入来源就是土地税和人头税。

土地税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税种，它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征收的。

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带头搞起了初税亩的实验。所谓初税亩，主要就是勘测丈量土地，确定好土地的归属权，然后在此基础上征收土地税。通过土地改革，鲁国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也有了更多钱用来养军队，这让鲁国变得强大起来。鲁国的改革路子，很快就引来其他诸侯的效仿，其中，地处西北的秦国学习得最成功。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变法，商鞅把变法的重点也放在了土地改革上。当时，秦法规定，承认土地私有，鼓励垦荒，谁开垦的土地就归谁；同时，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农民不得擅自离开土地。这样一来，农民不仅成了粮食生产的机器，还通过缴纳土地税为国家积累财富。

商鞅变法成效显著，让秦政府的税收收入则增加了20倍，为秦国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到了西汉时期，政府不仅要征收土地税，还出现了人头税。所谓人头税，就是年龄在15岁到56岁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要向国家缴纳120钱。从此以后，土地税和人头税就成了各个朝代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然而，政府想要增加收入，单纯靠提高赋税恐怕是不行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历代王朝里都有很多土地和人口是不需要纳税的。

比如，西汉和西晋的各路藩王诸侯，他们治下的土地和人口就不向中央纳税；东汉时期的豪强世族，他们的土地和人口也不纳税；而唐朝的各个节度使所管辖的土地和人口，更是不向中央纳税。

所以，历代王朝想要通过土地税和人头税来增加财政收入，除了加税之外，更重要的举措是厘清土地和人口的具体数目，西晋时期的土地税改革和东晋时期的人头税改革，就是典型的例子。

不过，晋武帝司马炎的计划很快就落空了。主要原因是当时西晋政府的核心部门都被豪强世族把持着，他们是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分田到人就从根本上触动了他们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抵制，西晋的土地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到了东晋，政府想要在人头税上做文章，于是就开始重新排查全国的人口数目，但也因为五胡乱华的原因，人口流动性太大，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实际上，从秦汉到明清，历代中央帝国的土地税和人头税的增收总是面临各种问题。无论是唐代的“租、庸、调”税制度、明代的“一条鞭法”，还是清代的“摊丁入亩”，往往只在一开始有些作用，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间很快就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抵制新政策。

所以说，土地税和人头税看似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实际上只占据了一小部分而已。

二、中央帝国财政收入的第二个密码：官营经济

汉初“文景之治”时，因为皇帝信奉黄老之学，提倡无为而治，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就是土地税和人头税，对百姓的其它征税也非常少。

但汉武帝刘彻继位后，他对匈奴发动了接二连三的战争，几仗打下来，汉武帝的国库就已经空了，仅靠那点土地税和人头税，连财政亏空都弥补不了，就更别提支持对外战争了。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想出了一个奇招，就是依靠专制力量，垄断资源，具体就是通过建立官营企业，对盐、铁等百姓生活的必需品进行专卖。

其实在汉代以前，统治者对对老百姓开发矿石、木材、渔猎和海盐等资源并没有过分管控，只是在山海地区设立关卡，让他们按照一定比例缴纳税收，这笔税就被称为山泽税。

但汉武帝为了扩大国库收入，把自然资源收归国有，然后成立专卖的官营企业，赚取高额的利润。为了防止民间力量分一杯羹，在成立国有专卖企业的同时，汉武帝还下令严厉打击走私资源的人。这样一来，政府就成了市场中唯一的经营者，拥有了垄断优势。

食盐和铁器都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政府从这两项垄断中赚到了足以支撑帝国运转的钱，后来这种做法就被许多朝代保留了下来，成为重要财政收入来源。专卖的领域也逐渐扩大，从最初的食盐和铁器，扩展到了酒、茶叶等多种领域。

除了官营专卖制度，汉武帝还有两个“财政创新”政策，也被后世君王纷纷效仿。这两个政策，就是“均输”和“平准”。

“均输”就是政府插手商品运输和销售以平抑物价。这本来是一种市场调节的手段，但真正实行时，政府不仅没有平抑物价，反而利用权力专制权力，轻松形成垄断市场赚取额外的利润。

“平准”政策指的是在地方上建造粮仓，当本地粮食丰收时，政府就收购粮食放入仓库，防止粮价太低伤农；等本地出现灾害粮食价格上涨时，政府再从仓里拿出粮食平价卖出，防止粮价暴涨。

理论上，“平准”制度是为了保障社会稳定，保障民生的好政策。但是，在历代帝国的实际操作中，平准仓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甚至给官商勾结的腐败提供了条件，让平准仓失去了它最初建立时的作用。

三、中央帝国财政收入的第三个密码：货币垄断

古代中国各个王朝都有自己的货币体系。从西汉开始，中央政府就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利用货币垄断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这种办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铸币掺假，另一种就是滥发纸币。

我们首先说铸币掺假。西汉开国时，使用金属钱币，放任民间铸币。民间铸币的好处是引入竞争机制，谁都可以铸钱，但重量不足的钱币，会渐渐被市场淘汰，最终流行的钱币，都是质量和信用好的。

但到汉武帝时，国家财政亏空太大，除了建立官营专卖制度外，政府开始在铸币上动心思，具体做法就是由政府垄断铸币权，然后在钱币中掺假。

当时的法定货币是黄金和铜币，但汉武帝另外发行了一种白金货币，白金就是银和锡的合金，这可不是当时的法定货币。

白金的出现让货币体系出现了混乱。民间一方面在交易中抵制这类货币，另一方面又大量偷铸假币，以此牟利。政府抓了十几万偷铸假币的犯人，监狱都住不下了，但依然不能禁止偷铸行为，因为利润实在太高了。

白金货币把国家的经济秩序搞得一片混乱，汉武帝无奈之下只好废止了，但是他“货币创新”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他接着又推出了三铢钱和五铢钱，说白了，就是重量不足的劣币。他通过为种手段让民间财富迅速缩水，并集中到政府手里。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滥发纸币，这个比铸币造假还可怕。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纸币，以宋朝的“交子”最有代表性，所以我们就拿交子来详细说一说。

交子最早出现在四川，这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宋太祖赵匡胤灭掉四川的后蜀政权后，把当地的铜钱全都集中解送京师以缓解中原的货币短缺问题，又因为四川本身不产铜，铜钱在四川就基本消失了。于是，宋太祖下令，四川地区只能使用铁钱，并禁止其他地区向四川流通铜钱。

但铁根本不值钱，购买力非常低，而且铁钱非常重，这给贸易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于是，四川民间出现了一种存款凭证。人们把金属货币存在钱庄里，钱庄出具存钱凭证，老百姓拿着这种凭证买东西，卖方收到凭证后，再到钱庄换取金属货币。这种存款凭证，就是“交子”了。

交子在四川民间流行后，很快就被中央政府注意到，并收归国有化发行。一开始的时候，交子是有准备金保障的，也就是说，你的钱庄发行多少交子，就得在政府储存相应比例的贵金属货币，防止百姓拿交子兑现的时候钱庄拿不出钱来。

但这种稳定很快就被中央政府自己打破了。《文献通考·钱币考》中说：“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之有两界自此始。”

这段史实讲的是，宋神宗熙宁五年，也就是公元1072年，为了应对财政危机，中央政府在四川多发行了新一界交子，同时也没有按照惯例收回老一界交子。结果，交子立即贬值了一倍，百姓手里的钱瞬间缩水，中央政府则顺利施展乾坤大挪移，把将近十二亿钱币的财富从民间转到自己的口袋里，缓解了财政危机。

尝到甜头后，中央政府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条解决财政亏空的“妙计”。既不用费力收税，也不用搞官营专卖制度，只要动一动印钞机，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从民间聚敛钱财，听上去很美，但是，印钞机一开，再想回头可就难了。

到了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中央政府又增发了15万贯交子，到哲宗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中央政府再次增发48万贯交子。并且，中央政府开始允许交子走出四川，在陕西、安徽、河南等地使用。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聚敛财富的范围，开始从四川扩大到陕西、安徽、河南等地。

到了蔡京任宰相的时候，形势就更加严峻了。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崇宁二年又增一千一百四十三万……由是引法大坏，每兑界以四引面易其一。”意思是说，蔡京再次下令增发1143万贯交子，而且这些交子都是没有准备金保障的。交子因此迅速贬值，价格跌了近一百倍，一贯只能换十几文钱。

蔡京一看形势要失控，竟然再出昏招，规定新发行的交子一贯可以兑换旧交子四贯，这下更糟糕了，交子一下子贬值四倍，持有交子的人损失了80%的财产。于是，中央政府就在“财政困难—疯狂印钱—恶性贬值—发行新币”的套路中越陷越深。

总之呢，滥印纸币表面上看能让政府迅速敛财，实际上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自杀行为。滥发纸币直接引发北宋末年的经济崩溃，这也是北宋灭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总结

以上就是《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每个朝代兴盛和灭亡都有多种原因，但经济一定是最核心的因素之一。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健康的财政政策，是支持一个朝代政治、军事、文化兴盛的源头之水；当经济之水枯竭时，也必然导致国家走向衰败。每一次朝代更替，帝国盛极而衰的根本原因往往就在于它无法建立一个长久、可持续的财政体系。

在王朝初期，政府税收可以较好地养皇室、养官僚、养战争，但这样的财政体系过于脆弱。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制过于膨胀，加上自然灾害、战争等情况，正常的税收已经无法负担财政支出，政府只能靠官营经济和货币垄断等正常税收之外的手段，从民间大肆掠夺财富。这样一来，财政系统将不受控制地发生混乱，长此以往，整个帝国就会陷入混乱，从而引发人民不满，最终被替代。

封建时代，在中央帝国崩溃之时，统治者们往往都没能明白灭亡的真正原因。今天我们通过读《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这本书，从经济角度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虽然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已经比古人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现在正在发生的、将来还会发生的事情，都有过去的影子，希望书中讲到的历史脚本能够给我们一些警示吧。（编辑：王岳）

此为本书书稿的删减版，更多详细内容请听完整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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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文字、图片部分来自今今乐道APP和网络，老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