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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 赵稀方:也斯:《后殖民食物与爱情》

赵稀方 跨界经纬 2020-01-18



也斯:《后殖民食物与爱情》



赵稀方,也斯《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名作欣赏》2018 年第 5 期


摘 要:也斯《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有关“吃”的故事。顺着“食物”的线索, 爱情的变故,求诸作者独特的香港后殖民立场,这是本文尝试的“考察”路径。

关键词:香港 后殖民 食物 爱情


作者赵稀方


讲述香港的故事,人们往往以也斯的“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开头。在也斯的笔下,香港是一个空洞的能指,是意识形态角逐的场所,人们争着要说香港的故事,争着要代表香港。“这里一个玫瑰园的故事,那里一个五十年不变的故事。这里一个东方卡萨布兰卡的故事,那里一个上海的故事。这里一个洒热血抛头颅的革命爱情故事,那里一个今日你令我肝肠寸断明天我令你身首异处的财经爱情故事,这里一个有良心的民族资本家的故事。”这些都是外在的对于香港的定型化的想象和传奇,真正的香港人,在这些“大故事”的夹缝里,“意兴阑珊,欲言又止”。看来要说一个香港的故事,真正不容易。



令人好奇的是,真正的香港人“欲言又止”的香港故事究竟是怎么样的?想知道这一点, 莫过于听一听也斯本人的香港故事。这里想谈的是那篇著名的小说《后殖民食物与爱情》。这篇小说发表在1998 年5月《纯文学》第1期上,曾被收在“三城小说系列第二辑”的首篇,并成为书名。也斯说:“到底该怎样说,香港的故事?每个人都在说,说一个不同的故事。到头来,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事,而是告诉了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他站在什么位置说话。”在这篇小说里,也斯当然也在说故事, 虽然小说的故事性不强,我们正可以由此了解这个说故事的人,分析他站在什么位置上说话?



许子东仍以“香港意识”中的“身份困惑”和“此地他乡”来解读《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并很方便地引用了小说中的几句话以为例证。“此处他乡”等是许子东用来概括“九七”前香港文学的一些模式,套用到每一篇小说上去未免简单,更何况《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是一篇发表于“九七”后的小说。“九七”后香港小说已有“转向”,笔者有过专门论述,此处不赘。周蕾曾谈过也斯作品的“物质感”,这种“物质感”是抗拒“模式”的。与其省事地套用“模式”,还不如具体地回到小说所谈论的“物质”之中。


简单说来《后殖民食物与爱情》说的是有关“吃” 的故事。顺着“食物”的线索,爱情的变故,求诸作者的后殖民立场,这是本文尝试的“考察”路径。



开门见“吃”。小说的第一句话是:“黄昏时分阿李拐进我的酒吧,手里拎着从下面卑利街市买来的一袋叫不出名字的水果。他坐近酒吧柜一角,剥开狭长的棕色果壳叫我试味……”这第一次的“吃”,有点特别。吃的人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东西。吃了以后“,我”觉得“有点像晒干了的龙眼肉,里面的核很大,外壳也像龙眼棕色硬脆的质地,但形状却是像豆荚那样半月形一串,叫人疑心是荷兰豆跟龙眼杂交以后的私生子”。这种“叫不出名字”的水果,在小说开头出现, 是有喻义的。它引出了“我”对于自己三种生日的交代, 和对于“杂交”身份的困惑,“我这么大一个人,一直没有做生日的习惯。大概因为当年父母来偷渡来港, 我是私家接生的,连出生纸也没有。长大以后去领身份证的时候不懂看英文就把当天的日期当生日写上去了。家里提的是中国阴历的日子;身份证上是应付官方的虚构日期;还有姨妈后来替我从万年历推算出来的日子,我备而不用,也没有真正核对过。就这样三个日子在不同的场合轮番使用……”



香港历来被视为英国和中国的杂种,连紫荆花据说都是杂交的后代。在这杂交的地方,一切都变得错乱。对于追求纯洁本土的人来说,香港是没有位置的。不过,也有人将这种杂种性,转而视为香港的长处。李欧梵认为:“也许香港文化的特色,就在于它的‘杂性’,它可以处在种种文化的边缘——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却不受其中心的宰制,甚至可以‘不按理出牌’,从各种形式的拼凑中创出异彩。”李欧梵调侃地说:没想到他命名香港的词“杂种”,已经在后殖民理论中变得很时髦。这一点受到了叶荫聪的较真批评,后者认为李欧梵所谈的“杂种”与霍米·巴巴所说的“杂种”根本不是一回事。也斯开头将杂种水果与“我”的出生联系起来,大概是对香港文化身份错乱的象征,也是对于纯净本土迷思幻想的逃避。


也斯


“杂种”水果以后,开始了一次聚餐,是大伙儿给“我”和慧慧安过生日。不过,这只是小说的倒叙。从时间上说,真正第一次吃饭,是“我”与情人玛利安的单独吃饭。


“我”开一家发廊兼咖啡厅,看起来懂一些香港历史,也不满于定型化的叙述,想自己写一点,“对,完全不是那种直接的比喻关系,是这些缤纷多姿的现代头发,与它们的主人之间那种复杂多变的关系,令我对报上连载的爱情小说不大满意而开始想写起我自己的故事来。我在念书的日子也舞文弄墨,隔了多年再拿起笔来,觉得最难的还是面对许多说不清楚的人和事,像打了结的一团头发,不知从何开始”。“我” 和玛丽安的相遇,是她来洗头。在闲谈中,“我”告诉她,她现在位居要职的酒店是当年日军侵略九龙时的总部,这令她惊讶而佩服。接着,“我”和她发现了彼此对于食物的共同爱好。当玛利安感叹今年再也找不到禾花雀的时候,“我”保证可以帮她找到,这就有了他们俩的第一次约会:吃禾花雀。



这一次的食谱完全是中式的,“禾花雀、金银润、冬菇、鱼翅……”中式传统饮食给“我”带来了爱情,回到酒吧以后,“她在镜中回望我,仿佛突然发现了青蛙的我原来是一个王子,她回过头时仿佛吻了我的脸”。这个时候,“我只是从字幕上看见有人在高歌血浓于水的爱情、千万年的爱情、母亲的爱情”,仿佛要从中国的大爱中,分离出自己的爱情。不过,中式饮食被证明只是一种幻觉,玛利安事实上并不专嗜中餐,她的口味中西兼通。在第二次聚餐,大伙给“我” 和慧慧安搞生日派对的时候,玛利安带来的是法国甜品,还有“她去西班牙旅行时认识的几位法国朋友专门负责特别够味的音乐”。这第二次聚餐的食品,似乎比较合乎“我”的口味。多元混杂,“各人带来了不同的食物:中东蘸酱、墨西哥头盆、意大利面条、葡式鸭饭、日本寿司”。中国食品当然也不能少,“我们还在不能举炊的酒吧里弄出了热辣辣的夫妻肺片,甚至夸张地用油锅烧出了糯米酿猪大肠”。不过,这样一次够味的聚餐是在回归前风雨飘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方面是民族气节高昂的电视爱国歌曲晚会, 一方面是兰桂坊洋人颓废的世纪末狂欢。”中国人的高昂和洋人的颓废,似乎与香港无关,似乎又与香港有关,使香港处于失重的歇斯底里的状态中,“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也不能幸免地大吃大喝,荒腔走板地乱唱一通,又恋爱又失恋,整个人好似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失重的飘浮状态”。



第三次聚餐是全文的重点,小说不惜用了整个第二章的篇幅。这次聚餐表现了“我”和“世伯”——玛利安的父亲——在口味等级上的巨大差异,最终导致了“我”和玛利安的分手,使小说情节发生了转折。


随着“我”和玛利安爱情的进行,与女方长辈的见面势在必行。“我”提议在中区酒店新开的法国餐厅和世伯见面。没想到,世伯竟曾在这家五星级酒店掌管过饮食。世伯的记忆里只有“前朝那高贵的暗绿色的法国餐厅”,对于这个降低了档次的餐厅很看不上眼,“仿佛盛时不再:室内嘈吵了一点,人客随便了一点,酒杯上少了印好的字母,连侍者倒酒的手势也没有那么熟练”。至于眼前这些银盆赠送的民俗小食、米通饼之类,他更不感兴趣,觉得吃这些“粗东西”的“大概是傻子”。小说中屡屡提及,世伯最向往的仍是高级法国餐厅:“世伯没有明说,但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还是酒店顶楼过去那所高级法国餐厅比较像样。”“在香港这几十年发展出来的饮食界,强调的当然是法国菜。正如世伯说的:法国菜才能卖钱嘛! 泰国菜能卖什么钱?而当然,在他心中,法国菜应该是像过去酒店顶楼比埃罗那种派头的。”顶楼高级法国餐厅的堂皇、殖民主义的气派,已经过去了,只余下世伯那种对于往日辉煌的留恋。对于这种殖民贵族品位,“我”是抵触的。“我”也是在国外学的烹饪,但并不“西方中心”。“我”喜欢烹饪的混合,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却不愿意被西方同化,而坚持要显示出地方味的个性,“是法国烹饪和泰国调味美妙的结合,令我感到,不同的文化煮在一起是可能的”。“那些混合不同文化的食谱,带着法国风味,又有独立的泰国的辛辣与尊严,仿佛还在我的口腔里萦绕未散。”



这种要求东方尊严的想法,不但为老派的世伯所不齿,也被新派的餐厅“女部长”否定了。这位女部长强调:“我们的不是泰国菜,是新派的法国菜,吸收了广泛的亚洲的影响。”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新面目。如果说从前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将自己视为高高在上的独尊中心(像那座顶楼法国餐厅一样),将第三世界视为低等卑微的存在;现在不一样了,在全球化的策略中,西方适当地吸取第三世界的元素,形成新的西方口味,却仍然否定你的存在。这种殖民主义思维,引起了“我”的反感“,本来好有自己个性的泰国,一下子变成了广义的亚洲了。这大概是跟我们身处香港有关吧。泰国变成没有了在欧洲远距离所见的神秘异国情调,只是赤裸裸的芭堤雅、陪浴、妓女和艾滋!”谈的是泰国,事实上心里想的是香港。“我” 很敏感地想,香港在西方人眼里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异国情调吧:“那位跟我以前叫布政司现在叫政务司司长同座的外国人,眺望窗外港湾的灯火一边进食,一边想象的又是一个怎样的香港呢?”



前面提到,叶荫聪曾批评李欧梵的“杂种”概念与霍米·巴巴相去甚远,也斯以烹饪作为比喻却与霍米·巴巴有神似之处。霍米·巴巴强调一种“文化差异” 的现实,它的历史前提是后殖民移居的历史、文化与政治的离散、流亡的诗学等。这种文化差异,要求打破根深蒂固的文化本质主义的观念,即不再将文化看作固有的本源,却着眼于殖民及移民对于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冲击,它要求确认文化混杂的现实,并把社会文化差异看作一个复杂的、持续的协商过程。霍米·巴巴的“杂交”(Bybridity)指的是在话语实践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状态。从批判殖民话语的立场上说,杂交的效果主要是动摇了殖民话语的稳定性。他的“模拟”(Mimicry)指的是当地人对于殖民者的一种模仿,内含着嘲弄和变形, 殖民话语于此变得面目不清。模拟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于殖民话语的尊重,但在实践上却戏弄了殖民者的自恋和权威。在《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中,法国与泰国食品相互混合,泰国个性并不因此失去,而是改变甚至颠覆了法国口味,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口味,这是霍米·巴巴思路的生动说明。



不过,霍米·巴巴强调“文化差异”还要求与当下流行的文化多元主义观念相区别。他认为,所谓的文化多元强调的是异质并存的宽容原则,并存的前提是差异,而不是混合或融合。也斯的看法也许不尽相同,他既强调食物的混合或融合,如法式与泰式的融合,但同时强调多元并存,大概因为融合并非易事, 而多元并存却是首先要做到的。


在聚餐中,“我”一再强调各人的口味和想象都是不一样的。聚餐一开始,小说就提道“:我很快发现,即使一同坐在这餐厅里,彼此想的大概也是不同的东西呢!玛利安怀念巴黎的酒和乳酪,还说起最近在西班牙吃到的火腿和烧肠;我想到的是在伦敦读发型设 计那段嬉皮日子中在海德公园附近试食那所别有气味的小店;世伯在这东方之珠五星级酒店掌管饮食多 年的一朝重臣在加快昔日的光辉。”聚餐快结束的时 候,小说又提到,玛利安回想的是浪漫艺术家的红酒, “世伯怀念那些银器亮闪闪的排场,我想象亚洲热带的芒果混合姜汁粗野的辣味端上台,名正言顺地与高 贵的鹅肝平起平坐。大家一同围坐在一张餐桌的旁 边,却是各自想象不同的食物”。多元化其实也不简单,因为它首先抗拒“中心”,比如“我”对于世伯的 贵族殖民等级的“中心性”的抗争。只有在“中心” 消失以后,才能真正地多元并存。



言不投机,女儿自然站在父亲的一边,“我”在宴席上“被孤立成为玛利安过去口中母亲的角色:一个不懂饮食文化的平庸妇人,在他们父女的聚餐中一个无话可说的闲角”。爱情由此崩溃。在晚餐结束回去的路上“,我”和玛利安开始争吵,从此不再见面了。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聚餐,是小说的结束。在口味不同,“我”已经开始抗争的情况下,读者很容易期待一个小说高潮,最终解决问题。



没想到结尾平淡。小说没有加深敌意和冲突,只有容忍和多元。仍然是生日聚餐,回应了小说的开头。虽然情缘已尽,但“共同的日常食物兴趣与口味永存”。玛利安还记得“我”的生日,向老李提议去意大利川菜馆。阿李觉得“我”不喜欢,换了屈地街地痞小店钊记。“我”倒是无所谓,不同口味都可以接受。生日那天上午,做的是意大利饭,“我”对于玛利安的怨气也在酒中消失了,“玛利安比我原来印象中显得稚细一点,好似不是一个跑了去听法国 DJ 通宵跳舞而可以伤害我的女人,她其实只是一个喜欢不断搞睡衣派对、火锅派对的妹妹。由于她是那么天真, 到头来你接受了她,觉得事情也许就是应该这样,没什么好分析和批评的”。在下午吃意大利川菜馆的时候,“我”还在席间感叹了众味难调,怀疑能有一种大家共通的食品,“跟懂酒的衣莎贝去兰桂坊试菜,尝她带去的佳酿,真是一件美事。但另一方面,我也可以跟馋嘴的阿李老赵去上环或西环的横街窄巷,在那些破旧肮脏的旧店里,尝一些要失传的厨艺,同样可以大快朵颐。还有坚持正宗法国菜的法国朋友若律,反叛了日本菜的日本朋友美子,我跟她们各自都有过愉快的进食经验,但这么多人走在一起就难了,真有一种可以适合这么多不同的人的食物吗?”



意大利川菜馆本是一个中西口味混杂的地方, 一些人却偏偏在这里追求正宗川菜。“他们连最基本的郫县豆瓣也没有!”“部长还叫我们吃豆瓣东星斑呢!”“蒜泥白肉无辣!”抗争的结果,是越来越糟糕,“讨好严厉的民族主义的声讨,把各种各样的辣味都放进去,结果就真的不能下咽了”。殖民主义所引起的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民族主义。


结局是圆满的。慧慧安来了以后,“我”和这个同生日的朋友相拥而吻,不同背景的人围坐一桌,高高兴兴地喝酒吃菜。不过,这并不是一种消解了矛盾的廉价大团圆,而是以容忍为代价的。玛利安带了法国男朋友来,按说这很容易引起我的不悦,不过“我” 不以为意,“我们第一次见面,没有不好的感觉。他们真是天生一对,十分登对”。对于矛盾、冲突与相处, 小说最后有一段陈述:


有些人离开我们到处生活,又有些新的人加入进来。我们对事老是各有不同的意见,彼此争吵不休,有时也会伤害对方,但到头来又还是走在一起,也许到头来也会学习对彼此仁慈。


混合、冲突、抗拒、容忍、共处,这种立场出自于香港特定的历史位置。香港处于中英之间,混合着东西两种文化,这种边缘的地位和过渡的性质,既是香港的短处,也是长处,正如周蕾所说:“这种非香港人自选、而是被历史所建构的边缘化位置,带来了一种特别的观察能力。”自己既不足以成为根源文化,并受到排斥,它自然本能地排斥中心意识、本质主义, 同时不排斥混合,注意在冲突中相处。也斯在小说中经由食物和爱情,显示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香港后殖民立场。



图片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夏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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