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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 凌逾:创设“缝制体”跨媒介叙事:文学与手工符号的联姻

凌逾 跨界经纬 2020-01-18

创设“缝制体”跨媒介叙事:

文学与手工符号的联姻



凌逾:《创设“缝制体”跨媒介叙事:文学与手工符号的联姻》,《暨南学报》,2013年第6期,第2页至第8页,2013年6月出版


摘要:符号表达意义,不同符号融通,能激发创意。西西融合文学符号与手工缝制符号,独创“缝制体” 跨界创意:既发明符号意义的黏合剂———服饰熊或生态猴;也开创档案馆和文艺馆合一的符码呈现法。在叙事格调上,《缝熊志》 采用个人型叙事,重趣;《猿猴志》糅合对谈体与独语体,重理。“缝制体” 开启了新世纪后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新范式。
关键词:缝制体; 跨媒介;后现代;西西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0- 5072( 2013) 06-0002-07


Create“the Sew Style”:A blend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Hand-Sewn


Abstract: Blending literary writing with handsewn, Xixi's fiction has created a unique crossmedia narrative originality: “the sew style”,invented the meaning adhesives clothing bears or ecological monkeys; and has created the united presentation in both archives and literary museums.In the narrative style,FENG XIONG ZHI has used the personal narrative to emphasize the interestingness;and YUAN HOU ZHI mixed the dialogue with monologue to emphasize the rationality.The “sew style” has opened up a new paradigm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new century.

Key words:The Sew Style; cross-media narrative; postmodern;  literature;  Xi-Xi


符号无处不在,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不同的符号能否实现跨界融合?一直以来,西西在各艺术符码间谋求交融之道,创造出“西西体” 长篇系列:1975 年《我 城》的“手 卷 电 影体” ;1980 年《哨鹿》 和 1981 年《候鸟》 的“比兴影像体” ;1996 年《飞毡》 的“编织体” [1];2008年《我的乔治亚》的“造屋体” ,2009 年《缝熊志》[2]和 2011 年《猿猴志》[3]推出新的跨媒介创意———在文学语言符码与手工缝制符码间联姻,crossover,开创出新型文体,笔者将之命名为“缝制体”。


后两本书有不少同质因素:写作时间前后相连;文类都是散文;作品样式都是图文并茂;都是西西手工缝制布偶后,熔铸文学之思,诞生出的结晶体;都承续其前期作品《拼图游戏》、《旋转木马》、《剪贴册》 的艺术渊源。那么,手工符码与文学符码间如何联姻?



“缝制体” 的能指与所指

服饰熊与生态熊


不同符号的跨界交织首先要实现意义的交融西西的“缝制体” 着意打造毛熊文化与服饰文化的共同所指。文学的能指是语言,手工毛熊和猿猴的能指是布偶;所指是该词汇、该布偶代表的事物或意义,属于心理概念。“缝制体” 创意的关键点,是文学与手工缝制的所指指向同一意旨。罗兰巴特的服饰论认为:“从一种系统转译为另一种系统,既要内于语言结构,又要溢出其原则,成为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que) ”[4]。手工布偶和文学书写看似不搭调,但西西处理两者的对话打通,圆融无间,见出智慧。在符号的直接对象和动态对象基础上,重点发挥符号的解释项功能。在相应指称效应上,《缝熊志》将中西衣饰变迁、毛熊文化历史、手工制作毛熊、文学诠释服饰熊、布偶摄影等多种文艺和游戏整合为一,名、实、举合一;文、物、意合一;言、事、心合一。当代服饰时尚流行,多从经济效益考虑,缩短服装消费的缓慢周期;而西西则从实用、 实惠、 实权等角度切入考察中国服饰历史所指。




“缝制体” 着意于中西符码文化的意旨交融,开创西方毛熊的中国风。毛熊文化,始自欧美,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始以个人风格见称。西西制作中国服饰毛熊系列,洋为中用,堪称首创。以五千年文化底蕴,见熊知史,欧美毛熊难以匹敌,这是西西毛熊的优势所在。缝熊志》 分三部分,搭建出三种时空交织叙事:中国古代服饰熊、中西古今的故事熊、毛熊与我的当代环球旅游。时空跨度从传疑时代到商、春秋,直至明清。帕诺夫斯基创设空间图像学,阐释图像阅读的过程;到了福柯、西西这里,变成了图像的考古学,时间和空间可以统一考虑。西西建立中国服饰库,形成自己的水浒系列、古代名人系列、古代女子系列,独创出故事熊系列:每个系列都是独立王国,像部小说。西西制作中国服饰毛熊自成一体,基于她对中国历史人物的穿着打扮有个人见解, 独出机杼。其个人创编的中国服饰史,以母系的嫘祖为源起,因其开创了养蚕缫丝。西西给她穿套头衫,系围裙,贝壳项链显出她的富有,因古代的贝就是钱币。西西赋予女性人物重要的位置和空间, 如西王母、嫦娥、西施、卓文君、洛神、红拂女、公孙大娘、洛神、 公孙大娘、铁扇公主、花木兰等,将古代的传奇杰出女子位居前列,重新排位命名也是种符号化的过程。黄帝是游牧部落有熊的领袖,他最聪明的就是入赘嫘祖家,和西陵族合一,结束游牧生活,进入农耕时代。他居于成都两年,回到中原,战胜蚩尤,统一各部落,母系社会转为父系社会,服饰也冠冕堂皇起来,上衣是模仿四川三星堆大铜人的斜披肩,相连的是密褶裙。后来的君主,都爱穿开阔的密褶裙。中国古典服饰两大传统:一个是上衣下裳,始自商周,后来发展出襦裙等;另一个是上下相连的深衣,战国流行,至汉大盛,后世发展出长衫、 旗袍。服饰每次变化,多由于外来冲击。西西表层论服饰,深层论文化史、社会史。



西西设计服饰,一方面,以历史文本的史实为依据,如魏晋南北朝之前还没发明裤子;再如,范蠡是楚人,西施是越人,西西给他们断发纹身、上衣下裳的扮相,赋予新的视觉形象;还让范蠡梳短马尾,披上刺绣云肩,带民族色彩,嘉奖这位兼善军事和经济的奇材,既能勇进,又能勇退。另一方面, 不少中国服饰根本无图可循,只能想象, 西西从文学文本中寻找细节,找到根据,进行创造性想像为中国古代服饰增添新元素,如洛神甄后的灵蛇髻、屈原满怀的芳草、钟无艳额角象征丑脸的紫蝴蝶。西西的水浒人物服饰多想象:史进绣九纹龙;青面兽杨志脸上有刺青,字字可见;燕青头上簪花,满身花绣。浪子燕青是西西喜爱的人物,曾专门为他创作故事新编,称赞他在水浒英雄中,唯一能做到浪迹人海,不受名利所害,这颇似夫子自道。西西意在以文学想象审美化,超越古装造型,重塑对中国历史和文学人物的文化想象。



选取何种人物造像? 西西自称选取标准:“只选有趣的人物” (174 页) ,知情识趣,包容多元,真实历史与虚构文学人物并存。多选《水浒传》人物,未选《三国演义》人物。《红楼梦》只选曹雪芹,身着蓝布二褡裢,挂了风筝。他写风筝扎作,只为帮助穷困残疾的朋友。其自身长贫,而以艺济人,具悲天悯人胸襟。西西意在向这最伟大的同行致敬。《西游记》 则选原型人物玄奘,一副背包客模样。西西所选人物,不是帝皇将相、王公贵族, 而多是自由随性的在野派,如风尘三侠、 屈原、荆轲、王羲之、陶潜、郑和等。西西为庄子、稽康、阮咸造型,统统归入“斑马鼻子家族” ,突显化外之人的名士风流、洒脱不拘;并戏谑他们牛鼻哄哄;形神毕肖,别具情意。西西还着意为大量的异族男女造像,如嫘祖、妇好、钟离春( 钟无艳) 、忽迷、范蠡、屈原和成吉思汗等, 呈现中国文化的丰富性。西西四两拨千斤,言简意赅地点出服饰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并加入中国符码元素,提升西方毛熊文化的艺术层次,提升中国服饰文化的符码意涵。西西的布偶艺术注入个人的风格巧思,加入文学哲思意蕴,造像不是如石膏模特一般无面目,而是生动可感;融入手工毛熊、服饰文化符码,糅合中西方历史与幻想人物类型,既系列化、主题化、家族化,又各有独立意义,为文学开创出新的载体。



“缝制体” 搭建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开辟服饰外交、毛熊外交通道。《缝熊志》既有中国神话和历史人物出场,亮出民族服饰华彩;也有凯撒大帝和埃及女王、与当代的肚皮舞姑娘并置;金发碧眼美女与野兽共舞,还与铁扇公主牛魔王同台,成为中西混拌的化妆晚会。西西说,“在西方国家,英国的劳伦斯和法国作家洛迪都热爱阿拉伯文化,绝不因为种族、信仰不同,称他为邪恶的核心”。因此,西西将阿拉伯装的劳伦斯与中东女子并排而立:“劳伦斯是双色布料,黑与白,他的脸显示了。他配一件喇叭银饰,三年过去,银色变黄,和头绳更加匹配。中东女子只露出眼睛。她披的黑布,是我在伊朗购买,戴了一星期的头巾( 96 页) ”。阅毕,我们心生慨叹:还是做熊好,熊的世界,没有人的世界那么复杂纷扰,有数之不尽的麻烦纠葛。


西西自创毛熊服饰、自编文化故事,用西方毛熊艺术来阐述中国古典文化,中西古今文化时空经纬交错,创造出富有趣味和个性色彩的新叙事,发现别人未曾发现或被忽略的话题。这种创意超越于沈从文的史料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后者依托实物及图象、壁画、墓俑等形象资料,为几千年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发展绘出清晰轨迹,从原始社会,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直到明清以及近代的中国服饰文化,考见各民族文化演绎的经络和互相影响,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对于中国传统服装的研究,西西还关注过“夏鼐、孙机、周汎、 黄能馥、陈娟娟,以及新近一辈高春明(176 页) 。”目前,中国文化部门注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能同时重视新兴的文化形态,鼓励西西式艺术家们拓展跨媒介创作,这必将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情。



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因为猿猴濒危问题不被人重视,西西才着意制作猿猴布偶符号。有缺场,过程才获得展开的动力。孔子《论语》曰: “祭神如神在” ,祭神仪式决定了神在。西西自称《猿猴志》“如果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尊重生命,为那些人类发展上一直受歧视的生命说话,猿猴是切入点。阅读猿猴,其实就是阅读我们自己,可以读到彼此的相同,也可以读到彼此的相异。”人们多不了解猿猴,多分不清猿与猴。其实,猴有尾,猿无尾且智商高,有宽阔的胸膛。猿更接近人类。要按论资排辈,人不能称它们为“类人猿” ,而应该是,人类被称为“类猿人”。西西戏称,蜘蛛侠、蝙蝠侠就是猿人,高科技与蜘蛛蝙蝠之类混杂的新品种。全书的立场明确,指出地球不是银河系里的中心,人类也不是。人类绝对不是万物的主宰,大自然从未根据生物的种属来排列等级。西西质疑动物的分类法,命名是由人类为中心的角度出发,反映了人类自我中心的偏见。如果从动物的角度看,整套知识另有模样。全书寻根问祖,追溯人类最初的出处,反复提醒人类,勿唯我独尊,横加干涉其他物种。如果说,西西搭建娃娃屋,反思英国的香港殖民史;那么,缝制服饰毛熊,反思人类历史文化的变迁;缝制猿猴,从不少猿猴物种濒临灭绝的生存状况,影射人类的生态困境。西西善于切准符号意义,进入哲思层次。



“缝制体”档案馆和文艺馆合一的呈现法


“缝制体” ,文学符码和布偶符码需要同时呈现,一体两面,缺一不可。《缝熊志》和《猿猴志》出版后,多地举办过西西书展和布偶艺术展———两展并举。为恰切展现布偶文化的意蕴风采,西西一改深居简出的隐居风格,多次亲自布展。她不顾高龄,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精心设置布偶的位置、姿势、角度,尤其是男女布偶的对视或远望。只因微小细节都会产生出不同的展览叙事效果。显然,西西深谙“空符号” 之道:空符号虽没有“物质性” 符号载体,但能被感知,且携带重要意义,如眼神凝止、绘画和文学中的留空、音乐休止等,别有意蕴暗滋生。芬兰学者塔拉斯蒂认为,“符号的所在,是基本存在的结果” ,“所有世界和命运都从无意识中凸显出来,凝结为一个符号,一种品味,一种嗅觉,一种香水,一种姿态”。[5] 86 符号意义生产在发送、传达、接收的过程中会产生理解变异。因此,一次展览,即是一次新的故事重构。



西西“缝制体”不仅以实体“档案馆 archive”呈现,也以书面展览馆方式呈现———全书有文有图,插图与文学并存,着意融合美术符码。借用罗兰·巴特研究服饰符码的二分法术语,可以说,插图展示拍摄的布偶服饰,为“意象服装”;而文字呈现服装创设的意义,为“书写服装”。西西的“缝制体” 设计意象艺术和书写艺术合一,颇费心思。《猿猴志》 的猿猴图片展览,从“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 三只猴子开始, 而以身中五箭的大猩猩作结,寓含深意,这显然与作品的生态环保主题意蕴吻合,有警示之效。两本书作的插图摄影多为西西精心设计,布偶的背景展示空间设置特别:毛熊们的背景多为人文景观, 如国际列车、名椅、西餐厅餐桌、精品屋、影楼、书店、图书馆、灌木丛、阳台等地,不拘一格;猿猴们的活动空间多在大自然,在树丛间,或爬或跳,或坐或卧,抱树挂树,神情各异,姿态不一,与自然亲密无间。猿猴的布展方式,与生态主题切合。所有插图恰似艺术作品展览馆,这种艺术展览接地气,不仅是堂庙艺术,也有意挪移向大众、广场艺术,从书本展览,到网络展览、街头展览,不再是传统档案馆、博物馆展览方式,而具有后现代狂欢、诙谐的色彩



制作布偶,要以美术为根基;图文互涉也要有绘画根基和艺术鉴赏力。西西实验图文互涉体足足 50 年:从1963年的“画家与画”专栏,1975 年的《我城》,1986 年的《浮城志异》, 到1991年的《剪贴册》,1994年的《画 /画本》,再到 2001 年的《拼图游戏》和《旋转木马》,直至2009年的《缝熊志》,2011 年的《猿猴志》。西西图文书籍装帧日益精美, 彩图摄影与美编设计美轮美奂。《猿猴志》的插图还是很丰富,共150 幅,囊括猿猴布偶照片,参观猿猴动物园照片,中西猿猴书籍和电影海报,精选各国护猿海报,中西猿猴绘图, 还有猿猴类属表格,恰如猿猴百科图书馆、艺术馆、博物馆。其中,西西手绘插图5幅,何福仁手绘4幅。真实猿猴图片有不少是西西遍访动物园拍照所得,按照片画出来,然后再仿做。还有美编陈天授的猿猴手拉手的视觉设计插图,尤其是封面,以黄红橙暖色调为主,活泼可爱。何福兴雕刻的书名印章,有艺术性。雅克·德里达说:“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 新技术发展把文学带入全新的图像符码世界。



多种符码交织,导致西西“缝制体” 的“副文本” 元素丰富。热奈特认为,“副文本” 指文本的框架因素:包括书籍的标题、 题词、序言、插图、出版文本的腰封;美术的裱装,印鉴;装置的容器;电影的片头片尾;唱片的装潢,商品的价格标签等等。副文本与正文本构成了互文性,是作品文本的意义延伸, 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作品文本的再度创造, 是连接读者与正文的中介性文本材料[6]142-143。但是,西西“缝制体” 作品插图不像“副文本” ,因为图文对等,而非主从关系。尤其是《缝熊志》的排版:一文一图,一种服饰图画,一节短文,图文平等对话,互相参阅,缺一不可。一本书的气质,表达人的气质。大陆版《缝熊志》选时迁毛熊做封面:“他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可头上,一根鸡毛,暴露了行藏”———无邪的、傻呵呵的、忧伤的、尖锐的时迁。编辑雷淑容说,该书属于“手工 + 文学 + 设计” 风格。这正是“缝制体” 的特色所在。



人们偏见认为,手工布偶是妇女小孩的低层次艺术,一般女红多为玩乐、消磨时光、美化居室、为稻粱谋。而西西超越于此,既为艺术乐趣,也为右手的物理治疗,更谋求文学与艺术联姻的前卫实验,开拓创意:于千万人之说中,重说;于千万种女工中,重做,现出创见。西西制作毛熊和猿猴布偶,正如搭建娃娃屋,意在立言,立德,立创意。西西所缝毛熊和猿猴,每个都独一无二,不同于批量生产的布偶,神情单一。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愿做慢工细活者甚少。但特别之人,有特别之事。西西挑战手工毛熊制作的大难点,精益求精: “熊的体内以五组关节相连,故头和躯干、四肢皆能作 360 度旋转,这是与坊间毛熊最不同的手艺”(78页) 。不穿衣的裸熊,原型熊,才是熊中极品。她为了令毛熊屹立不倒,以站姿形象出现,尝试三年才成功。西西布偶精致,为悦己而作,不为商业目的。《缝熊志》说,有老外欲购玄奘熊展品,被告知此是非卖品(62页) 。西西拒认这些布偶符码的实用意义,只认可其艺术意义。其工艺品难以复制,绝不雷同,手工缝制、文学书写、跨界联姻同样如是,这决定了西西“缝制体” 的独特魅力,具有原创的灵韵感。在机械复制的批量生产时代,现代手工艺术缺失,手工制作日益稀有,变得弥足珍贵。海德格尔认为,手工支撑的技术是世界原初,手工技术和世界距离更近,人在手工中理解自然,带出顺应、庇护自然的本性。而以科学为支撑的现代工业技术,是逼迫自然,让自然摆出最大效益。香港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早而且快,在自然乡土问题讨论方面较欠缺。而文学贴近心灵,手工贴近自然。西西缝制和书写布偶,既利于亲近大自然,也利于深度思考。西西的缝制体文学,提醒人们关注手工与机械、城与乡、人类与田野、自然、生态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为香港文化提出了新的课题。



《缝熊志》和《猿猴志》,是西西布偶手工艺的档案馆志。西西偏爱以“志” 为书名,如小说《家族日志》、《浮城志异》,后者书名得灵感于《聊斋志异》。唐代颜师古说:“志者,记也”。志异,讲述奇观事情。志,则是文体,志书,实用文籍,如地方志、史志等,如陈寿《三国志》。志是记叙文,也含述、记、志、传、图、表、录等,有跨界意味。西西使用“志”,更自由随性,既是言志、寓言,也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其缝制毛熊猿猴,纯真有趣,有创意,像成年人的童话;她为布偶做记录说明,与布偶的趣致形象、温软触感相适应,采用优美温婉、绵里藏“骨” 的散文文字;美工设计也考究、 亲切。西西并不意在用毛海写魔幻小说, 而是以毛海与文笔合一书写“志”,客观、有智。她为了深入了解猿猴,走访世界各地的动物保育中心、热带雨林。其每个行动必有大目标,运用时间弹无虚发。这跟早年的旅游不同———为看山水;与中期旅游也不同———为看建筑、娃娃屋、美术馆、教堂、趁毛熊墟等等。美国人的“在路上”浪游风潮起于1957年前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港人兴起旅游热,环球游;大陆人直到二十世纪末、新世纪初,才兴起此热;而此时,港人已经转向关注生活品质、环保生态、人类未来生存。二十世纪中后期,香港确实有很多方面超前于大陆。西西创作的关注视野也在不断扩大,超越早期的九七、香港、英殖等话题,转而省思人类的文化大义、生存危机,从《缝熊志》的中西文化融合与交汇,到《猿猴志》 的生态忧思,这跟香港和世界文化的转向密切相关。



《缝熊志》 的趣味与《猿猴志》 的理性


《缝熊志》凸显出个人型叙事的效果, 以趣味性取胜 彰显出西西一贯的语言风格, 简洁、明朗,不是才气袭人,而是平淡内秀,言简意赅,话里有话,时有点睛之笔,富有洞察力,下笔为文有情趣,既风趣又知性,让人感觉到西西新学手艺的喜悦、乐趣。西西说:“我让阮咸披发,额前发丝会垂挂遮面,就用个晾衣夹咬住,十分后现代(48页) 。” 当世小发明,跑到古人头上去服务,时空穿越,确实具有后现代性。再如, 成吉思汗身上缀以元代才入华的钮扣;屈原的佩剑,是有景泰蓝彩饰的筷子;玄奘的耳环不过是个拉链头。西西自嘲手工的因陋就简,顺手也揶揄了后现代、套标签,反而生出了创意。西西认为,玄奘不是西游记中的小白脸,细皮白脸邪魔鬼怪欲得而啖之;而是西域记中的三藏法师,“经过沙漠风吹日晒,当然黑墨墨的” (粤语) ,“给他剃度时有点舍不得,因为mohair漂亮又昂贵,剪了那么多头发,等于剪掉了好几块钱喔,真是善财难舍” (62页) ,西西不仅见解犀利,也善于自我解嘲揶揄。“巾帼”,原来是钟无艳时代流行的假发,但是,“看来像荷兰足球明星古列治过去的发结” ;贫寒的司马相如,穿“犊鼻裈”,形如婴儿尿布,寒酸得很;接着,西西再来句神来之笔:“看来传到日本去了,如今相扑手仍穿这种短裤” ;但是他们是否真穷?到底是小老板,在香港是没可能拿得“综援” (香港综合保障援助) 。平常物事,一经西西质疑比较,便妙趣横生, 让人莞尔。西西指出,宋朝官帽,帽翅甚长,原来是为了防止官员上朝时交头接耳,那么,包公头上的官帽为何不见呢?作为小说家,西西解释得很巧妙,“因为起了一阵落帽风,把帽子吹走了,包拯正要去寻找哩。他这么一去,又有一宗奇冤大案等着他去破,那原来是皇上的身世之谜:狸猫换太子” (66页)。要读懂这段文字,最好参阅西西所写肥土镇灰阑故事,论及小孩身世断案,问母莫若问子。西西说是缝熊,其实指人:不仅是中西古今的文化名人,而且西西书写过的人物,也纷纷从西西笔下跑出来现身;不仅演绎文学,也演绎服饰、姿态、底蕴,前后文本形成互文关系。通读西西作品,才能体悟到相映成趣的奥妙。



如果说,《我的乔治亚》寄寓西西的理想家居梦、家园梦、家国梦,那么,《缝熊志》则寄寓了西西永远好奇的孩子梦、永远不老的童心梦。自制的布偶,搭建的娃娃屋,仿佛就是西西的爱子爱女,这些艺术品,不是头生的玄想物,而是手生的亲子女。西西戏称所做第一个毛熊孩子为“黄飞熊”,与武功高人黄飞鸿谐音。“黄飞熊”,一哥老大,小巧玲珑,西西总带着它出国巡游,做亲善大使。西西说,给虬髯客做胡子,缝脸时不小心剪掉了:“十分抱歉。迟些会长出来吧(59页) ” ;论及埃及女王的衣饰,则说“我欠她两枚权杖,有空再补偿(98页) ” ;肚皮舞姑娘“她身穿土耳其蓝舞衣,眼睛也是土耳其蓝,满身饰物是我带她到精品店,由她自己挑选的(100页) ”。字里行间,渗透出西西的浓浓母爱情、拳拳赤子心。《毛熊旅行团》 一节尤其谐趣,西西以母亲、师长般的口吻,谆谆教导自己的“水浒传系列” 的毛熊王国子民,因他们要参加“泰迪熊旅行团”,去毛熊故乡德国。行前,她进行出国须知安全训话教育: “杨志做组长,燕青可以带笛子;在航机上,记得关上手提电话;谈话时何不面对面,老讲手提电话,成为坏习惯;史进不能打赤膊,你那一身纹龙,只怕会引起欧洲的同志误会,追踪数条街;史进替我看好时迁,别去偷鸡,染上禽流感,我也救不了你……” 巧换叙事视角,所述其实是西西自己的环球游经验;语言妙趣横生,这是西西自《我城》起就创设的“慧童体” 风格。



《猿猴志》是对谈体与独语体混杂,集体型与个人型叙事交错。全书由两部分内容交错并置:一是独语体,六篇西西介绍猴类,为分原猴类、新大陆猴、旧大陆猴、猿类、濒临灭绝的灵长目等类别,加附录,逐一加以介绍。独语体以知识介绍为主,也谈及参观寻访的经验,缝制猿猴的感悟。西西自称,对猿猴的认识,是在阅读、观看、讨论、缝制、抒写里逐渐增长的。整个学习的过程,有新鲜、喜悦、担忧,大体上充满乐趣。即便是学术性介绍的文章,西西也有风趣的话旁逸斜出,如“长臂猴和蜘蛛猴都是武侠小说里的高手”,西西为把黑猴缝得出众些,将其眼神改成惊愕表情:“呵呵,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过尔尔”,谦谦君子,自我解嘲。二是对谈体,六篇西西和何福仁两人对谈,内容涉及猿猴的命名、分类、分布,中西猿猴的形象,动物园和保育中心,猿猴祖先与人类的演化,相关的名字和书。对谈方面,西西和何福仁两人分工合作,西西提出创意设想,何福仁则提纲挈领,列出谈话的题目,以范围类型为主,不以问题为主。缝制和对谈交错进行,齐头并进,不断生长。在对谈中,两人围绕共同的关注课题,寻找相关的资料,阅读共同的作品,有相等的文学趣味和艺术鉴赏力,由此展开对话,人生知己,殊为难得。大体而言,两人在保护生态总观点上一致的,但在一些小问题上略有歧异,比如对于雌雄分工、一夫多妻、父系和母系等问题,但求同存异未尝不可。有些问题不求解答,有些话题没有接续,有些话头断线了,留下了可供未来拓展的缝隙。在书中, 何福仁分享知识、 书籍和艺术, 见出体系;西西引经据典,见出性情比如谈动物园时说:“我仍嫌笼子太小, 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笼子”。《猿猴志》 的对谈体、博学海量的学理知识,类于西西和何福仁1995 年的对谈书籍《时间的话题———对话集》。在对谈体基础上,《猿猴志》将个人创作与集体书写合一,独语体与对话体呼应,男性思维与女性思维取长补短,拓展了思维视野的广阔性,增添了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



《猿猴志》以知识性、理性取胜,逻辑清楚,类别分明。全书引经据典,触类旁通,涉及大量有关的书籍、电影、海报、绘画、雕刻,打捞上了巨大的知识马林鱼。比较分析中西古今猿猴形象的变化:西方大体从贬到赞,中世纪以道德审判猿猴的食色性,晚近多赞美猿猴的野性精神,电影尤其如此, 如《金刚》、《人猿泰山》、《泰山前传》、《决战猩球》等;相比而言,中国人对猿猴的态度较为亲近,养猿、放猿、爱猿,画家笔下的猿多可爱喜人,文学方面典型代表是孙悟空形象。西西省思猿猴如何被各种文化媒介所建构,由此指出,最好的态度当然是不要神化也不要丑化。为此,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实地长时间地观察研究猿猴,著书立说,如《猿类星球》、《大地的窗口》、《裸猿》、《黑猩猩政治》、《猿形毕露》等,客观了解它们的习性、灭绝的原因,发现动物也有暴虐现象,不是一片和气。动物园从过去的圈养,转为开放,不再设置围栏,美国芝加哥野生动物园,新近还建设模仿南美丛林的微缩景观。世界各地的动物保育中心也越来越多,生态平衡问题日益为各国所重视。但尚未有人实验过缝制猿猴布偶和对谈猿猴文化的跨界叙事,所以,《猿猴志》 是首开记录。



西西的“缝制体” 自有渊源。其书写编织手工艺术,始于 1982 年短篇《感冒》,那结了婚而备觉无聊的女主人公,以打毛衣来谋杀时间。在以艺术创意层面,起于富有趣味性的《拼图游戏》。在编织体方面,则起于《飞毡》。1996 年,西西受波斯地毯的编织法启发,开创出网结增殖想象曲式的空间叙事,收罗香港的种种细节,缝制文学百纳被。按照帕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解读《飞毡》 可分为三阶段:一是前图像志,认知基本事实,初读时读者关注精彩故事,叶重生与花初三婚姻的好事多磨:从英雄救美、喜结良缘,到吃醋杀夫、丈夫出走,再到破镜重圆、花叶重生;还有花叶家女儿花艳颜与邻居花里巴巴的飞天爱情。二是图像志:看作者的用心之处,有趣诙谐的因子, 以小见大。三是图像学,分析图像的意义,从文献、习俗礼仪、信仰等文化层面的研究入手。读者在前图像志阶段追踪有趣故事,无法容忍细节枝蔓,埋怨结构散乱,这正是线性阅读的恶习典型。若突破线性思维模式,进入第二、三阅读阶段,探讨《飞毡》的布局、线条、色彩、光暗、透视, 可以发现其时空经纬编织的叙事创意:三卷204节,一节一事, 语篇衔接巧借汉语修辞中的蝉联法,串接肥土镇的昆虫学、植物学、天文学、考古学、炼金、乐器、化学、文物等知识和故事。各节事件和谐平等地并列组接,就像编织中针眼与针眼连接的“并缝” 法,也像波斯地毯每平方寸打320个结,经纬有致地编织成文字飞毯。而且,《飞毡》还与西西前期创作的“肥土镇系列” 形成了蝉联编织增殖的关系。西西的缝制法, 就像卡尔维诺《未来千年备忘录》论述的变形转化法“奥维德《变形记》讲一个女人感到自己正变成一棵忘忧树:两只脚深深植入土地,柔软树皮渐渐向上扩展,裹起大腿,抬手梳理头发,发现手臂长满树叶。阿拉奇纳(Arachne) 是梳纺羊毛、旋转纺子、穿针引线刺绣的专家,他的手指仿佛渐渐延长,变成纤细的蜘蛛腿,开始织起蛛网来。” 西西正是缝制书写、 变为忘忧树的艺术家,《飞毡》以“会飞的地毯” 编织香港的飞翔梦;《猿猴志》以“濒危的猿猴” 敲醒人类的危机感,这延续了《浮城志异》对九七生存、人类生存的忧思,难怪西西称《猿猴志》 为“哀伤三部曲” 之一。“缝制体” 系列如何延续?我们好奇地拭目以待第三部曲。



总而言之,西西的“缝制体” 独具创意,在看似无关联的文学符号与布偶符号间,以服饰和生态作为意义关联点,吸取各艺术媒介养分:服装史文学史、神话戏曲、电影名画海报、地理生物、自然科学……巧妙编织“百纳被”,糅合百科知识与艺术趣味,理性与感性交织,所指能指融合,图文档案馆艺术馆并举,表意风格多元,这些创意给后来者诸多启示。“问题意识的不断更新换代,尤其是范式更新(paradigmshift)是学科发展和 推进的必不可少的推助力”[7]。“缝制体” 无疑给学界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参考文献★

[1]凌逾.跨媒介叙事———论西西小说新生态[M].人民出版社,2009.
[2]西西.缝熊志[M].香港: 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9.
[3]西西.猿猴志[M].香港: 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1.
[4]罗兰·巴特.流行体系: 流行的神话学·导读[M].李维,译.台北: 台北桂冠出版公司,1998.
[5]赵静蓉.文化记忆与符号叙事———从符号学的视角看记忆的真实性[J].暨南学报,2013,(5) .
[6]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朱崇科.从问题意识中提升的诗学建构———评〈寻找身份———全球视野中的新移民文学研究〉[J].暨南学报,20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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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一、夏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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