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刘玲：注目细部，走向纵深 ———读方忠《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

注目细部，走向纵深

———读方忠《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

刘玲：《注目细部,走向纵深——读方忠<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1989 年，方忠教授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第一篇研究台湾文学的论文，至今从事台湾文学研究已有 29 年。陆续出版了《台港散文 40 家》( 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5 年)、《台湾通俗文学论稿》(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0 年)、《20 世纪台湾文学史论》(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年) 、《台湾散文纵横论》(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年) 等十余部著作，著作的出版历程反映了方忠教授台湾文学的研究进程———以个体散文作家研究起步，此后不断变换研究角度，从文体研究、文学史研究再到台湾文学的文化学研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台湾研究理论体系。

2017 年出版的新著《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两岸文学研究角度切入，专论“五四”新文学传统对台湾当代文学的影响，深入展开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台湾当代文学中的传承和创新问题。本书论域具体，较好地厘清了台湾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深刻而复杂的关系，有力回应了“文化台独”分子的嘈杂声，建立了一个包括台湾文学在内的整体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推动中华文脉与华文文学的有机融合。论著的特色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整合研究: 传承新变，双向互动

在台湾文学研究中，无论是第一代学者刘登翰的“分流整合”论，还是第二代学者陈辽、曹惠民的 “整合两岸”论，都具有可贵的整合式探索精神。方忠作为研究台湾文学的第三代学者，同样强调“整合两岸”的文学观，始终以一种整体性的眼光来观照两岸的文学活动，力图建立一个包括台湾文学在内的整体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两岸文学同根同源，存在内在的一致性，为整合两岸提供了现实基础。

台湾文学无论是日据时期的感时忧国、艰难跋涉，50 年代的自由主义抗争，60 年代现代派文学的成功开拓，70 年代乡土文学的回归，还是 80 年代都市文学的反叛革新，都始终贯穿着“五四”新文化精神。比如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综观其在台湾的发展，无论是光复时短暂的光明期，还是反共政策下恶劣的黑暗期，台湾现实主义始终担负着社会使命，在潜隐中得以延续。

日据时期，吕赫若等人控诉日据时代的社会病态，揭露殖民者残酷，倡导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以强有力的姿态继承新文学乡土批判精神; “反共”文学时期，姜贵等人勾画“阴郁的老中国图景”，赤裸展示民众愚昧麻木状态，通过典型人物唤醒民智，现实主义因子隐藏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外衣下，曲折延续。两岸文脉的传承只有阶段性的低潮期，却从未有过断裂。

整合视野下，方忠既关注台湾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延续，也注意到了台湾文学创作中的特色。正如他在绪论中所说: “台湾文学是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由于局部地区的特殊际遇而形成的有特色的文学。”【1】方忠教授并无“大陆中心”观念，肯定台湾特色文学对大陆文学的反哺，强调两岸文学之间“双向互动、互为影响”的关系。著作中常采用平行比较法，同中求异，突出两岸文学对话性。如论述“五四新文化精神与当代台湾女性创作”时，突出表现台湾女性创作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的超越。郭良惠《心锁》露骨情欲，复杂乱伦，内向探索; 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历史变迁，政治反思，“不安分”的尝试; 李昂《暗夜》披露大胆，文风泼辣，问题意识强烈。

台湾当代女性作家用理性指导自由书写，超越老一辈的温柔敦厚，以女体本位超越女性自身禁锢。再如“台湾当代散文与五四散文传统”一章中，余光中发表《减掉散文的辫子》，倡导“现代散文”，大胆清算“五四”散文传统，抨击散文界流行的所谓 “花花公子的散文”和“浣衣妇的散文”，在继承中有了全面性的突破，创造出开放自由兼容并包的新散文文体。台湾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决定了台湾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的支脉，在整个世界华文文学格局里保持着鲜明特色，但又从不同的角度丰富着中华文学的整体内涵。

二、影响研究：具象实证，文本细读

“五四”文脉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毋庸置疑在台湾地区同样存在。但台湾当代文学是如何传承“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呢? 这种传统在台湾当代文学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这些问题研究者无法回避但实在难以明确回答。正如方忠教授在后记中所言，“聚焦于五四新文学传统对台湾当代文学的影响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学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 第 520 页)“五四”新文学传统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模糊的传统，而作为研究客体的台湾当代文学同样有着丰富的样式。针对这个难题，方忠教授主要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将异质丰富的台湾当代文学与 “五四”新文学传统进行了细致、详实而富有说服力的实证性影响关系考察。方忠教授尊重台湾文学既存现象，不以“台湾文学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这一宏大论述先入为主地观察，而是通过文学 “细部”的抚摸获得真实具体的质感，从而准确地表述“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关系。

方忠教授从具体作家和作品出发，对个别具体作家的影响考察让传承关系变得清晰可见。著作的最后两章为“陈映真小说与鲁迅现实主义精神” “余光中诗歌与新月派诗歌传统”。选取台湾当代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位作家，从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上论证台湾当代文学对“五四”传统的继承。被誉为“台湾鲁迅”的陈映真在谈及鲁迅对他的影响时说: “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2】陈映真继承鲁迅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具有开放姿态的创作方法和凝练冷峻的语言风格。同时又将意识流﹑ 心理分析﹑象征等手法引入到现实主义创作中，融各家之长，形成多样化的﹑开放型的﹑独特丰富的艺术风格。如同是死亡言说，陈映真赋予其新的历史内涵，试图用死亡来消除罪恶﹑净化世界，完成人性的救赎。

余光中接受古典主义思潮，诗中大量古典式意象，知性与感性层次分明又相得益彰; 实践“三美”理论，诗画和谐统一，营造立体意境，音节整齐与变化相辅相成; 追求现实主义“大诗观”，敏锐的时代精神，壮丽的家国情怀，于平凡处见真情。无论主题还是艺术风格，余光中的诗歌都可谓是承续新月派诗歌的典型。方忠对具体作家作品挖掘细致深入、论证丰富，模糊的“五四”文学传统有了具象的作品传承，清晰明确。

任何形式的文学研究都必须建立在细致扎实的文本细读基础上，方忠教授显然做到了这一点，作家的艺术风格评判都基于作家作品的细致分析。全书没有任何一个章节是脱离文本分析而宏观把握的，文本细读随处可见。从基础性工作的语词细读﹑结构分析到整体把握的语境分析，方忠教授的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如论及余光中诗歌时，采用语词细读的方法。不仅从字义辨析、音韵组合、修辞手段等浅层面分析，还深入到语词细读等深层面，把握语词的能指功能。《残荷》用雨珠﹑满月﹑蜻蜓﹑青蛙等具象串联起荷的生命周期，构成动态画卷，流露出作者“怎挽六月盛况”的惋惜无奈之情。细读中，余光中诗画交融之境与闻一多“三美”论的绘画美不谋而合，传承自然显现。

再如散文分析中采用语境把握的方法，侧重散文文本中的场景分析。林海音笔下打糖锣的老头儿﹑辉煌光亮的胡同﹑七月十五的西瓜灯﹑“出红差”的场景，构成一幅富于北平地方特色的画卷，写活了老北京的“城南旧事”，使读者体味到作者浓浓的乡情; 琦君笔下明眸皓齿的佳人﹑过年的热闹景象﹑无限回忆的看戏场景也都洋溢着杭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繁盛之景。这些故乡风土场景化为文化符号，成为赴台女作家安置漂泊心灵的精神家园，在乡愁中成长，“在寻求自我价值和生命存在中延续着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传统。”( 第 123 页) 在细读中触碰文本现象背后的本质传承，深入细腻，清晰表明出方忠教授对学术研究求深、求透的不懈努力。

三、学术个性: 钟情散文，汇融通俗

在台湾文学研究的第三代学者中，多数学者有自己较为出色的关注点，如黎湘萍的陈映真研究和理论建构、计璧瑞的日据时期文学研究、刘俊的白先勇研究，方忠教授则明显钟情于台湾散文。从第一本著作《台湾散文四十家》到集大成的《台湾散文纵横论》，都能感受到方忠教授对台湾散文的热爱以及独特的鉴赏能力。《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散文研究同样出色，著者把台湾散文与“五四”散文传统的关系概括为“台湾当代散文秉承了五四散文的流风余绪，在全面吸纳五四散文艺术精神的基础上开拓创新 ，从而形成了繁盛的局面”( 第 311 页) 。

值得注意的是，方忠辟专章研究 “台湾当代散文与京派散文传统”的关系，此研究角度较为新颖。此前的台湾散文研究分为作家作品研究和专题研究两类，作家研究聚焦于余光中、简媜、张秀亚等热门作家，专题研究则集中于女性散文、乡土散文、幽默散文和佛理散文。而在现代散文传统中独树一帜的京派散文，以其独有的特质影响了后起的台湾散文家，这一现象却未有研究者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

“京派散文作为京派文学的一支，其发展并非静止不前，它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延续之中推及台湾散文，一批承袭五四文学流风余韵的作家不遗余力的书写，也为京派散文风韵的传播开创了先声。虽然他们的散文创作不能都以‘京派’命名之，但探求其创作的艺术特色、思想底蕴，却可以发现京派散文影响之印迹”( 第 337 页) 。

方忠教授论证台湾当代散文与京派散文传统的内在一致性，有助于梳理京派这一文学流派的影响和文学史意义，当代台湾散文的发展特征也更易把握。被称为“承袭京派风气的新秀”的张秀亚咏唱田园生活和自然，语调柔婉，诗化氛围，节制和谐，作品带有明显的“京派”印记，为京派散文传统在台湾的承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和经济社会风貌，台湾当代散文也为京派散文增加了许多新的质素。如台湾散文家视野开阔，风格超然淡泊，追求和谐人生，把京派寂寞清涩的现实散文发展为谦冲平和的知性散文，“千变女郎”张晓风作为知性散文的典型实践者，散文亦秀亦豪，大气从容。

《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全书中另一引人注目的章节为“台湾当代言情小说与现代言情文学传统”。对言情传统的书写体现了方忠对通俗文学的关注，也反映出方忠教授所秉持的“汇流雅俗”的文学观。早期著作《台湾通俗文学论稿》从作家﹑文体等角度介绍了台湾通俗文学的发展，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盛赞: “方忠的《台湾通俗文学论稿》不仅在大陆学界是首倡的，就是台湾也还未见过如此系统和深刻的学术论文。”【3】自选集《雅俗汇流》将报导文学、高阳的历史小说、席慕蓉的诗歌划入“通俗文学”的范畴，成为台湾通俗文学研究的一大创举。【4】 而此次新作仍肯定通俗文学价值，选取最具台湾本土特色的言情小说为研究对象。大陆言情小说自晚清以来呈现繁荣景象，在新文化运动前夕达到高潮，建国后又销声匿迹，而在彼岸的台湾文坛上，言情小说生机勃勃。时代不同，却又遥相呼应，人物形象、叙事艺术和创作观念的传承借鉴不言而喻。以往对言情小说的研究，都局限于分析言情小说的叙事，方忠不落窠臼，从社会、传媒、读者等方面综合分析两岸言情小说的内在关系。

 “五四”兴盛的通俗文学赖于印刷事业的扩大，台湾言情小说的发展受到电子传播媒介的直接推动; 方忠教授反驳一些学者“以读者为中心的言情作品是文化工业下的文学谄媚”的观点，认为“广受读者欢迎的言情小说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是极具文学价值的”( 第 248 页) ，台湾言情小说家注重迎合读者口味，但不是一味的委曲求全，而是建立一种平等的艺术对话关系，在读者的广泛接受上实现作品的文学价值。方忠教授不以偏颇的眼光看待通俗文学，而是秉持兼容雅俗的文学观，对台湾俗文学投入了相当大的关注和研究，明确揭示出台湾通俗文学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通俗文学的空白，极具先锋精神。

《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以整体性的眼光审视“五四”文脉在台湾文学发展中的传承，彰显“五四”新文化精神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并以开放的文学观念突出台湾的文学特色，在新的历史情况下重新认识台湾文学的独特意义。方忠教授注目文本，严密论证，在细读中触碰传承本质，具体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传承与创新”这一课题，为华文文学研究贡献了最新成果，对于促进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1】方忠等：《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文学新传统》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页。本文引文凡是没有特别说明者，均引自该著作，为简略起见，只在文中标注页码。

【2】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第27页。

【3】范伯群：《<台湾通俗文学论稿>序》，《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3期。

【4】尹丽：《整合两岸，汇流雅俗——评方忠<雅俗汇流——方忠选集>》，《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年第12期。

图片来自网络

责任编辑：谢慧清、夏婉琦

往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