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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 凌逾:小说与电影的可叙述与不可叙述之事——论《色,戒 》的跨媒介叙事

凌逾 跨界经纬 2020-01-18


小说与电影的可叙述与不可叙述之事

——论《色 ,戒 》的跨媒介叙事

凌逾

  摘要:文章比较了《色,戒》的原著小说与改编电影, 探究语言话语与视觉叙述如何再现可叙述与不可叙述之事, 文字文本中的视角与再现模式如何被视觉文化与视觉想象塑造, 文字文本如何策略性地引用并改写视觉图像,小说与电影具有怎样对立又融合的悖论关系, 两者的视角和效果是殊途同归还是并在歧出。

  关键词:可叙述之事;不可叙述之事;跨媒介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673-0887(2009)02-0007-05

 

  跨媒介叙事探讨不同艺术媒介之间的异同,探讨图像、声音、文字等多种媒介如何整合共同完成事件叙述,还探讨一种媒介向另一种媒介文学的转化和变异,探讨不同的艺术符号并置时,会出现怎样的符号系统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会产生哪些诠释上的问题。按理说,小说与电影之间存在矛盾对立因素,这源于两者使用的语言与影像媒介材料各异。小说运用语言,精于挖掘思想、抽象分析和展现主观视点,促使读者从思想中获得形象;电影以声音和画面产生强烈的直接性和戏剧性力量;电影语言是蒙太奇,运用富于表现力的拍摄角度、运动和照明,进行银幕镜头的组接切换,精于表现感情和情绪,促使观众从形象中获得思想①。但各种媒介既有其固有的优势也有其局限性,因此,各媒介都在寻求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之道。例如,在小说和电影之间可以跨界思考,寻找小说和电影共同的叙事性,这可从叙述视角的类型、场景空间的画面设置、时间的叙述如闪回和倒叙等层面加以考量;不同媒介的故事转换还可以考虑:小说和电影的故事如何突出重点或转移焦点?读者如何体验故事?罗宾·R·沃霍尔分析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不可叙述事件的种类,提出了不必、不可、不应、不愿叙述者和新叙事几个术语②。从这几个术语出发,辨析小说和电影的《色,戒 》,可以体察跨媒介叙事的微妙玄机。2007年末,李安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华语电影《色,戒》热播,小说、电影和书报、网络等媒介各自借势燃烧,再版盗版,评论争辩,成为一场跨媒介叙事的狂欢盛宴。《色,戒》串联起了多种叙事艺术形式,这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成就了迷人的阅读路径和再解读可能。小说和电影比较的叙事学是新发展的研究路向,电影与小说原著《色,戒》对照,更有利于透析两者的优劣短长,从中也可以透视出具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比如,文字文本中的视角与再现模式如何被视觉文化与视觉想象塑造,文字文本如何策略性地引用并改写视觉图像,小说与电影具有怎样对立又融合的悖论关系,两者的视角和效果是殊途同归还是并在歧出。


 

一 、可叙述和不可叙述之事

 

  电影从纯技术发明发展为艺术,转折的关键点是梅里爱将电影与文学叙事结合,电影脱胎于小说。但随着现代新电影突飞猛进的发展,当代小说家反而从电影叙事中吸取灵感。张爱玲在当时是迷恋电影的新女性,其《色,戒》③具有电影化色彩,体现出小说叙述的现代性。小说主要展开于三幕场景,一为易家的麻将桌场景,一为咖啡店, 一为霞飞路钻石店,由此搭起了整个戏架,其余诸事线索,由王佳芝和易先生的意识流、心理活动交织,串接现在与过去的时空故事。小说开篇采用现在时态叙述,运用了电影的特写镜头,聚焦于易家的麻将桌,并运用了电影布光方法,“麻将桌上白天也开着强光灯”,再加上洗牌时一只只钻戒的光芒四射,还有白色桌布耀眼的反光,“酷烈的光与影托出佳芝的胸前丘壑”,这种电影式的顶部布光和俯拍镜头,体现出张爱玲俯瞰笔下人物的一贯架势。小说开篇借对白铺排人事,影射出各种势力的潜滋暗长,隐喻全篇故事将在棋场、戏场、情场和战场中交织生发。



  小说中的不必叙述者即属常识而不必表达之事件。小说是剪去了琐屑片断后的人生。《色,戒》原著表面看来故事简单,叙述了一出间谍色诱案,因为女主人公对情爱的一念之差,敌手得以逃脱,并导致了己方成员全军覆没。但实际上,在小说的寡文省事背后,叙述出来的每一处细节都含有深意,是在指向、牵绊出未叙述之事。小说的不愿叙述者是由于遵守常规而不愿叙述的事件。原作出现特务、间谍等字眼,但没有涉及汉奸、兵匪等其它字眼。显然,作者在近三十年时间的改写过程中,体悟出在错综复杂的人生之前,人性是非善恶不是一两个概念术语那么简单。原作重点并不在于为一两个字眼辨析正名解脱;其叙述场景空间、人物对白和意识流,意在对难以言说进行言说。小说的不可叙述者,即是不能用言语讲述者。《色,戒》没有叙述王佳芝对刺杀行为的认识,对学生同党的认识,其临死时的心态,小说难以叙述王佳芝对作为美人计牺牲品这一创伤的悲痛情绪,也难以叙述女性对自身悲剧命运的痛苦体悟。



  小说的不应叙述者源于社会常规不允许。《色,戒》的不应叙述者典型地体现在对女性身体的叙述。在张爱玲写作的20世纪50年代,性叙述属于禁忌内容,尤其对女作家而言。张爱玲冲破这一疆界,体现在三处叙述中。一是前半部分叙述王佳芝对易先生的感觉,“还非得盯着他,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跟前晃”。二是故事高潮部分叙述易先生“一坐定下来, 就抱着胳膊,一只肘弯正抵在他乳房最肥满的地半球外缘。这是他的惯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却在蚀骨销魂,一阵阵麻上来”。三是结尾部分叙述谚语云,“权势是一种春药,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于是有人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对辜鸿铭等人的说法,王佳芝持讥讽的态度,而张爱玲论及此话时则持更彻底的反讽意味。这三处叙述并不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的商业动机,而是展现了故事发展的三个过程,叙述王佳芝起初对易先生用尽心机,到易先生终于上了鱼钩,最后是为了铺排出王佳芝对这一切行为的厌倦和信念的坍塌,这迥异于主流话语的叙述。它也迥异于男性传统叙述——体现出凝视女性身体的色欲感和权力感;张爱玲的叙述渗透出女性反凝视的权力意识,体现出女性对身体主体性的反省。小说突破了不应叙述事件,具有新叙事的颠覆性特点。

 


  电影《色,戒》的优势体现在其可叙述内容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如临其境的场景再现,如听其声的对白,如见其面的神情。但电影也有难以再现的内容。小说反复叙述王佳芝的焦灼而矛盾的心态:一是焦虑任务再不完成,不能在易家住下去了;一是对真爱感情认识的恍惚迷离。对此,电影只能借助演员的神情表演,难以进入人物的意识流内心。现代电影不是没有进入人物内心的技法,如新浪潮导演阿伦·雷乃(AlainResnais)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LastYearatMarienbad,1961年),影片模拟人的思维,用跳跃手法将可能性和猜测混合,不断靠近主人公的潜意识世界。电影《色,戒》不在此处用力。

 

  中国文论中以“虚实相生”术语解决的问题,在西方文论中分解为不必、不可、不应、不愿叙述者,确实更有利于剖析问题。李安点破了张爱玲笔下难以叙述的虚事,融入了张爱玲的传奇人生实事,这既发展再造了原著,也破坏了原著。作者在原著中极力回避指涉自身,电影增加了王佳芝被再婚的父亲抛弃的不幸身世,并有意将易先生这一符号落实为易默成,将人物原型丁默村和胡兰成合二为一,影射张爱玲的恋父情结与所嫁非人。张爱玲不愿叙述的事件,如为革命杀人血流成河的暴虐,电影浓墨重彩地再现。原著冲破了不应叙述的性话题,但还是谨慎地不愿露骨叙述,避免一说就俗的悖逆处境。电影对“色”的再现比原著更为前卫而大胆,这也是《色,戒》电影被热捧的重要原因。电影出现了四次此类画面,一是王佳芝与梁闰生的第一次,二是王佳芝与易先生的第一次虐恋,第三次是王佳芝为易先生唱《天涯歌女》,第四次是易先生审完犯人之后的宣泄。这反映出两人感情酝酿提升的几个变化层次。这些场面不像电影《钢琴课》那样具有柔情和诗性,而更多具有酷虐的成分,衬托出易先生代表的男人社会的恐惧心态,衬托出王佳芝为情而死的合理性。然而,在当下的全球化电影世界语境中,关于性叙述的各种镜头已经登峰造极,因此,电影《色,戒》在对不应叙述事件的颠覆性上,在实际效果上,反而不及张爱玲的小说。


 

二 、性别视角聚焦

 

  小说和电影《色,戒》比较,还有个重要的考察因素,即女作家与男导演的性别视角聚焦,由此导致的性别观和情爱观差异。李安在国外演讲的时候指出,《色,戒》电影具有反父权主义的颠覆性,尤其是王佳芝说“走,走吧”的时候,五千年长久的父权制度一刹那就崩溃了④。电影是否实现了反父权的主旨,这要从视角聚焦角度入手分析。叙述话语里的聚焦(focalization)术语用来回答“谁在感知”问题,即是视角(view),是作者创作叙事的态度,而不仅仅是视点(pointofview),热奈特认为这术语没有区分叙述话语的声音(voice)与视看(vision)。托多罗夫和热奈特以叙述者大于、等于、小于人物为原则划分不同的聚焦方式。全知零聚焦是叙述者所知大于人物所知。内聚焦是叙述者所知等于人物所知。外聚焦是叙述者所知小于人物所知。

 


  张爱玲的小说以女性视角为主,立足点在王佳芝。小说以全知视角叙述为主,间杂内聚焦视角,进入王佳芝的内心视角,叙述其意识流达二十多次,占有重要的篇幅。小说进入易先生的视角只有两次,其目的仍然是为了衬托女主角。原著有不少笔墨属于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nara-tion),叙述者的报导、解读或阐释和认识评价与隐含作者的不一致;隐含作者(impliedauthor)指真实作者的另一自我,是他或她做出种种选择,把叙事文本创作为“按这种顺序排列的这些话”,让文本浸透着他或她的价值标准。对于不可靠叙述中的误报、误读和误评,读者要抛开叙述者的语言,重新建构有关内容;而对于不可靠叙述中的不充分报导、不充分解读和不充分认识,读者必须对叙述者的看法进行补充。小说高潮部分重点叙述了王佳芝对易先生情爱的转变,“这个人真爱我的”。但隐含作者果真如此认为,此时本要遥相呼应地叙述易先生的感情,但这部分内容缺场了,小说只叙述了易先生对由权势而至的奇遇的得意与悲哀。他们的“情”全不对等。小说结尾部分,易先生清理完情场、官场和间谍场中的一应事务,终于有时间回味与王佳芝的关系,自认为这女人“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易先生形容猥琐、用情不专却自命不凡,正是易先生自以为是的感受,突显出王佳芝的可悲。她为爱变计,不过是陷入了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所谓真爱, 不过是自己真爱易先生的幻觉投影而已。这更突显出她此刻行为和此前行为的荒谬可笑。她骗了自己一生,却骗不了读者,所以,为之鸣冤叫屈的不可能是易先生,只有作者和读者。《色,戒》的隐含作者赞同还是反对女人“为情而死”,在说不清的细节中初看自我矛盾,但仔细研读,作者的用意显然是劝诫女性戒情,并由此认清父权话语中的爱情神话。

  

  李安的电影以男性视角为主,电影立足点在易先生,突显出男人的主体和主导位置。

  


  一是突显男性的主控地位和权势话语。在小事情方面,易先生喜欢说“你看,你决定”。但在重要事情上,他斩钉截铁,别人不容置喙。电影增加了易先生几句关键的定情语句:“穿着”,“戴着,你跟我在一起”,“我对钻石不感兴趣,我只喜欢它戴在你手上”。这些攻破了女人心防的话语有杀伤力,男人的情义恰恰剥夺了王佳芝的话语权。原著两次提及王佳芝觉得易先生“悲哀”,油然产生了“温柔怜惜的神气”。虽然她的爱没有得到呼应, 但她是有主体意识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李安电影将“爱”置换成了“被爱”,女人因为被爱而爱,这正是父系话语的经典。易先生原本只有符号身份,电影加添了名字。在买戒指细节上,原著中由王佳芝做主,电影中由易先生决定时间和地点。原著写及丝袜,是为了叙述王佳芝的直觉“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一道裂痕,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但电影再现王佳芝脱丝袜的效果,却给了观众最是那温柔的一脱的柔情感。电影的结尾添加了王佳芝犹豫最终放弃吃毒药自绝的镜头,她将希望寄托在易先生身上,将生死权交给了易先生,这又再次削弱了女性的主体性。

 


  二是电影淡化了对女性悲剧性的认识。张爱玲的小说标题为“色,戒”,中间用逗号或间隔号,既是分界,也是联结,使标题产生出多种解读的可能,可以是字面的单一意义,谈色,谈戒,也可以是字面的多种组合意义,谈色戒,谈戒色,谈色与戒的相成或悖逆的关系。张爱玲小说虽然名为戒色,实际是要女人戒情。电影将标题改为《色¦戒》,用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左读两可的汉语特点,点出主旨,劝诫男性戒色。人生如棋,人生如戏。男人把真戏当假戏来演,男人轻易就分清了情与性,电影大师费里尼为男人的四处留情辩解,“不过是把器官借给了别人”。女人把假戏当真戏来演。钻戒在小说中本不是美人变计的绝对因素,但电影转移了焦点,易先生用钻戒俘虏了女人的心,女人被界定为物质化的。电影渲染女人为爱而奉献牺牲的合理性,这显然也不是反父权的。王佳芝突然放生了易先生,不是如李安所言,女人不与主流社会合作,就坍塌了父权体系;而更反映出,女性对父系话语的遵从, 女人以爱的幻觉看人事,如张爱玲晚年还宣称“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正是女人们的死结,女人们的悲哀。



三 、冷与热

 

  对读《色,戒》让人体会到张爱玲小说的冷和李安电影的热,这缘于不同的性别视角和社会历史观导致的题旨命意的差异。张爱玲小说没有叙述男人的恐惧,只叙述女人的诚惶诚恐和失败预感,读者觉得冷。李安的电影反复提到男人的恐惧,观众却觉得暖热,这是奇怪的现象。

 

  张爱玲的冷,因为反讽。原著不止于“戒情”那么简单。张爱玲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忽略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⑤“飞扬 ”与“安稳”正是“超人气”、剧变式的“戏剧性冲突 ”与平缓朴素的日常生活的冲突。张爱玲舍飞扬而守安稳,剔除政治,带着对生的巨大背景的绝对失望,其作品的主题是悲观的,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她不强调历史文化政治背景,而进入对个人灵魂造成核爆却与大众不相干的心理切面,这显然不合主流重大题材的话语方式。但这与法国罗伯·格里耶的想法接近,“现代世界是动荡的,不稳定的,一切存在都缺乏最小的完整而固定的意义……所谓思想意义及真理不过是僵化、凝固的集体意识形态之神话”,世界最多的是空缺、不在场、无时间性、无因果性……正是在“零碎的片段、断裂的支柱、坍塌的体系和碎屑的言语”中填补或寻找空缺的意义,在不断地对传统进行颠覆和解构中,新电影或新小说获得了新意。

 


  如果说,十六岁的张爱玲写作《霸王别姬》认识到女人色衰爱驰悲剧命运,不同于传统文本中项王为男人的面子要虞姬死,张爱玲的虞姬看透了女人的悲剧命运,自己选择死;那么,《色,戒》是认识到古往今来西施、貂禅式美人计的本质,美人计的残酷性为正义的革命掩盖,不管成功与否,女人都成为血泪交织计策的牺牲品。王佳芝明明三年前就认识到“我傻。反正就是我傻”,然而她还是继续参与了这出荒谬戏剧的演出,上演了飞扬时代中的女性悲剧。电影在这点上比原著表现得更冷酷。“王佳芝,上来啊”,一声召唤,她从此踏上了不归路。电影增加了重庆方面小头目老吴,反映出他们利用王佳芝的残酷本质。老吴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履行成功后送她去出国留学的承诺,他烧掉了王佳芝给父亲的信,烧掉了她的退路。而其他人都在这出戏中小心地保全自己,直到最后,其他成员都贪生,没有吞吃毒药,被送上了刑场。王佳芝成了廉价的傀儡。女人,为了飞扬的事业要牺牲掉幸福和生命;为了安稳的生活要蒙受舆论的诋毁,不管如何选择,都逃不脱悲剧的命运。

 


  李安的热,因为怀旧。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发表于 1950年,李安的电影拍成于2007年,时间跨度为57年,隔着辛苦路往回看,一切逝去了的,都会成为亲切的怀念,电影着力回复那个时代的色香味。电影增加了大量的社会历史时代大话语命题。电影虽然更贴近人生,但它丧失了张爱玲小说中原有的反省立场,远距离叙述的风格, 语言的思辨性和张力,对女性心理和悲剧命运的冷静观照。女作家小说与男导演电影体现出室内与室外、家与国的区别。电影的开幕镜头将原著的室内厮杀景致转向室外,首先亮相的是虎视眈眈的警犬,而那拽狗的人三角脸三角眼,面目狰狞,犬人合一,此后电影反复出现警犬镜头,隐喻这一干人物不过都是鹰犬。开幕镜头的室外戒备森严,十几个黑衣男子持枪站岗,布满楼上楼下,将小楼围了个水泄不通,让人分不清是护卫还是囚禁。梁朝伟饰演的易先生鬼气不足,猥琐不足,还得由三角脸的特务和阴森的秘书衬托出丑恶鬼性。电影反复叙述男人世界的厮杀,以及男性的恐惧,特务间谍的恐惧,易先生给别人上完酷刑后的恐惧,日本人的恐惧,男人们把“千秋万代挂在嘴边,但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恐惧”。电影淡化了女性心理表现,表现出男性中心的社会历史观,这恰恰是张爱玲极力躲避的时代飞扬的一面。李安称电影的主题意在表现“人只有假装才能去触摸真实的东西”。但到底什么是真实的?

 


  对照分析的结果,正好与麦克卢汉对冷热媒介的认识相反。他认为“热媒介 ”是高清晰度的,对受众参与的要求偏低,如印刷书籍:“冷媒介”如影视和电话,清晰度低,更具挑战而启迪幻想,需要接受者与发出者相互交流,共同生产意义。小说《色戒》有意不让读者迅速弄清原委,出现了多次倒叙后,才渐渐让读者进入间谍故事。在效果上使读者对人物有距离感,获得了冷静反思的空间。这跟接受美学的理论吻合,传播内容需要保持适度的冷, 才能给受众更多挑战和创造的空间,冷的神秘也是魅力的源泉。而电影《色戒》热,电影的闪回出现得比小说早, 它更早端出答案,为此增添了内地山区热血青年学生上前线的镜头,然后才转向港大学生的爱国计策。李安的电影淡化了张爱玲的冷,成为温情的故事。电影观众尤其为激情的画面迷惑,往往容易认同人物,难以激情疏离地观看,难以产生反叛性思考的距离。


 

  李安的《色戒》确实是精彩的艺术电影,仿真再现了 20世纪初的摩登上海,挖掘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演员们全情投入,罗曼蒂克氛围浓郁,对上了当下华人追求高贵、优雅品味的时代潮流,粤语、吴语、日语、英语、国语交融使人产生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幻觉。歌德说,上升的阶层是面向世界的,而没落的阶层是面向心灵的。李安和张爱玲正好分处两极。李安被人称为是“年度权力霸主”,电影为大众热捧,小说原著显得受冷落,让人觉得悲凉。李安解读原著的意义,认为“张爱玲用性心理学去碰抗战这个大题材,显示出与主旋律不一般的话题”,张爱玲是以性心理去碰触抗日话题吗?张爱玲的身体叙述,体现出虚无观念,人只不过是活着;小说在多义而充满暧昧的幽暗的混沌中,爱与死、色与空、真与假的主题成形就绪;张爱玲更是在反复咀嚼女性的悲哀,为自己镇痛安神, 是鲁迅说的“自啮其身,欲知本味”,所以,《色戒》还有重要问题留待研究,张爱玲近 30年间如何反复改写这部小说?小说有几个版本?如果李安往张爱玲的自省思索这个方向发展,他反而可以碰触到华语电影发展的大问题——思考心理精神层面的孤独,心灵的碰撞,人与人关系,人与神的关系。李安在拍《色戒》之前朝拜了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或许,他本是心存此念的。


 

注释:

①(美)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邵牧君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②(美)罗宾· R· 沃霍尔:《新叙事:现实主义小说和当代电影怎样表达不可叙述之事》,宁一中译,见(美)詹姆斯·费伦彼得·丁拉比诺维茨:《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马海良、宁一中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241 -256页。

③张爱玲:《色·戒》,见《张爱玲文集 》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48 -269页。

④王寅:《李安:〈色,戒〉是撕破脸了》,《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7日,第 5 版。

⑤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原载《苦竹》,1944年12月第2期,收入《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73页。


凌逾:《小说与电影的可叙述与不可叙述之事》,《常州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凌逾:《对照记 ──〈色,戒〉小说与电影互文对读》,《香港文学》,2008年第2期


图片源于网络

任编辑:夏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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