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徐诗颖：试析艾青桂林文化城诗歌创作的“比兴”意象

试析艾青桂林文化城诗歌创作的“比兴”意象

徐诗颖：《试析艾青桂林文化城诗歌创作的“比兴”意象》，《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艾青曾选择桂林作为将近一年避难的驿站。同时，这一年也成为艾青诗歌创作生涯的一个黄金点:不少诗歌作品既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又能顺利保存至今。仔细分析艾青诗歌得以传承的原因，可以发现其中之一得益于他在诗歌意象具体化方面所下的功夫，而比兴手法的使用令其增色不少。作为艾青诗歌意象系统组成部分之一的“比兴”意象，主要可以分作三种类型进行更进一步地探究:象征型意象、比喻型意象和综合型意象。

关键词: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艾青诗歌“比兴”意象;象征型意象;比喻型意象;综合型意象

1938年11月至1939年10月，因战乱而流徙四方的诗人艾青选择了桂林作为避难的骚站。虽然驻足时间短暂，但不能否认的是这段日子成为了他创作生涯的一个黄金点:以极充沛的诗情、绮丽的想象写下一大批反映时代面貌、表现人民心声的传世之作[1]（P209）。艾青曾为《艾青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版)作自序时写到:抗日战争初期是我创作最多的一个时期[2]（P89）。据不完全统计(包括离开后在桂林刊物上发表的作品)，除了在桂林创作发表了文章13篇，短诗33首之外，还创作出版了长诗3首，诗集、诗论6部，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诗库，成了桂林抗战诗坛极具号召力的一面旗。[3]（P475-476）

相较于同时期的标语口号式诗作不能完好保存的情形，艾青不少抗战诗歌依旧传诵至今。仔细分析艾青诗歌得以传承的原因，可以发现其中之一得益于他在诗歌意象具体化方面所下的功夫，而比兴手法的使用令其增色不少。艾青非常重视形象思维活动，因为诗只有借助形象思维的方法才能产生持久的魅力[4]（P7）同时，艾青非常注重诗和时代、社会以及人民的联系①，深入到人民中间，积极思考民族的前途。对此，艾青曾说:‘称只有了解我们民族的苦难，才能了解我的诗”[1]（P172）。由此可知，诗作所呈现的比兴意象会以实实在在的生活为基石，与桂林文化城这一抗战文化大后方环境是不可分割的。以上二者的综合既保证了诗歌的脍炙人口，又不让诗歌轻易掉进形式主义的泥坑而失其本色，以达到“是诗人使人唤醒感官向题材的迫近”[4]（P199-200）

作为艾青诗歌意象系统组成部分之一的“比兴”意象，结合艾青的诗歌创作，主要可以分作三种类型进行更深一层地探究:象征型意象、比喻型意象和综合型意象。

一、象征型意象

在艾青的理解里“意象”和“象征”到底是什么呢?艾青曾说:‘意象是具体化了的感觉”[4] （P199）“象征是事物的影射;是事物互相间的借喻，是真理的暗示和譬比”[4]（P201）。象征类似于“兴”，一要有物、二要赋予这个物内涵和意义或者对此物渗透感情。象征的精髓在于:有形喻无形、有限喻无限，刹那喻永恒[5]。如果能恰当地使用好象征型意象，就能让主观和客观之间取得联系，把你所看见的，或是所想到的，变成可感触的东西，把生活的感受用具象化的形式介绍给你的读者[4]（P31）。因此，要分析好艾青诗歌的象征型意象，就要从诗歌的创作背景出发，用形象思维的理念观照诗歌，从而与诗人对这个意象的寄托达成共鸣。

对艾青本时期诗歌所包含的象征型意象进行梳理分析过后，笔者拟把它们分作两类论述，一类是纯粹抒发个人情怀的意象，一类是与抗战相结合的意象。

属于第一类的实际上是诗人看到某地景色后所寄托的个人情怀(与抗战无关)，比如:《冬日的林子》、侧乔乡、《秋晨》、《低洼地》等。譬如《低洼地》，艾青在桂林居住一段时间后来到了乡村，一刹那就被这低洼地优美的景色和勤劳淳朴的民俗感动了:“没有比林间的低洼地更美的了/幽暗而静寂丰富而深邃野蛮而神秘……没有比林间的低洼地更和谐了/站立在荫影里的临时的工场也是可爱的/而工人们—永远的勤劳者在勤劳着……”这里的低洼地是乡村小小的缩影，诗人看到如此迷人和谐的景色，不由自主地再次用诗歌来感激土地对人类的奉献:“我在沉思着感激着终于深情地唱出了土地之歌……”

第二种类型占据了本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位置，体现了艾青的诗歌创作观，有:《街》、《女战士》、《我们的田地》、《吹号者》(长谋 ,《他死在第二次》(长诗)等。艾青非常看重诗歌与时代的结合，曾为驳斥人们对“抗战诗”所产生的种种误解而作过如下说明:“我只要指明，诗人能忠实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是应该的。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录”[4]（P160）。在《街》一诗里，诗人展现了被日寇敌机狂轰后的城市街头景象:“敌人撒下的毒火毁灭了街—/半个城市留下一片荒凉……”诗人选择曾经住过的这条街作为象征型意象例子是具体而典型的。诗中描述了被烽火所驱赶的难民，各式各样的地方都变成避难所，房屋被燃烧殆尽等战后惨象，整个小城陷入“痛苦的痉挛”。这条街象征着已被轰炸的桂林，有力控诉了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恶劣罪行:他们接连不断地对桂林进行狂轰滥炸，给市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由此可见，艾青创作“街”这个意象是与他的真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魄《忆桂点滴》一文里提到:“在桂林时，敌机轰炸很厉害，连我住的房子都被炸了”[6]，“烧房屋七八百可”，“一层废墟，尸体横陈，满目凄凉惨不忍睹”，“外省被难同胞，惨遭浩劫，无家可归者，达万余人”[7]。在艾青看来，诗人愈经验了丰富的生活，愈能产生丰富的形象[8]。正因为艾青经历过如此骇人的场面，才能够真实感人地将它写进诗歌里面而不至于空泛地抒发感情。

此外，抗战类诗歌的象征型意象并不完全属于悲观主义类型，艾青认为黑暗和灾难只是暂时的，只要通过反抗和斗争，必然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因此，在《街二》的最后两节，他创造了一个为拯救国难而毅然参军的少女意象:‘她在另一条街上走过/那么愉快地向我打招呼……/—头发剪短了，绑了裹腿/她已穿上草绿色的军装了!”少女意象的出现顿时让整首诗歌的情感基调变得明朗起来了。巾帼不让须眉，连女性都毫不犹豫地奔赴战场，对于那些怯弱的人来说，还有什么理由逃避现实呢?诗人用这个象征型意象告诉大家困难只是暂时的，国人是不会被苦难压倒脊梁的，只要前赴后继、众志成城，必定能够战胜敌人的侵略，建立新中国。另外，像《吹号都》、《他死在第二次》这两首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长诗，分别塑造了两个为抵御敌寇而顽强抗争并最终献出生命的士兵意象，被赋予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甘愿自我牺牲的性格特征[4] （P199），象征了千千万万在祖国不同战场上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士们。诗人所歌颂的视死如归精神，激励着受难的人们毫不犹豫地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直到最后胜利的来临。  

二、比喻型意象

艾青在本时期的诗歌创作里频繁使用着比喻型意象“比”的本意是借物喻物或借物喻情[2]（P529）。那么跟第一部分所提到的象征型意象有何区别呢?实际上，象征型意象是相对整首诗而言的，而比喻型意象是针对诗歌的具体部分而言的。梁宗岱曾经对二者的区别作过解释:“比，便是基于想象的‘异中见同’底功能的拟人和托物……所谓比只是修辞学局部事体而已”，“至于象征……却应用于作品的整体”[9]。具体来说，由于诗歌所提到的某个抽象观念或者心理情绪的具体性不足，让人一时难以琢磨，所以才产生比喻型意象。

对艾青本时期诗歌所包含的比喻型意象进行梳理分析过后，笔者拟按照比喻的基本分类方法对此分作三类进行论述，第一类是明喻类意象，第二类是暗喻类意象，第三类是拟喻类意象。

明喻类意象是指有比喻词的比喻型意象。它们在诗歌创作实践里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形:以实比实和以实比虚“以实比实”，简而言之，就是以物比物。由于诗人所要表达的某个物体本身特点不是很具体，或者本身所强调的某个点不够鲜明突出，所以他就要从其他物体上面找出与之相类似的点作比喻，使本身此物的特点能够更为突显。最先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关于形似的比喻，譬如《敌机残骸》，有一部分是描写敌机被我们的高射炮射中掉落后的形态:“终于躺下了—只剩锈黑的骨骼/铁皮四散着/一切狼藉而沉默/如宴后的鱼骨……/曾以狞笑俯视大地……/曾以毒恶悠意屠杀……”诗人把敌机的残骸比作宴后的鱼骨，不仅比得相像，极富生活气息，而且还通过此给国人树立了信心:侵略者是不会有好结局的，他们最终会像宴会碟子上的鱼一样被我们毫不留情地吃光，影射着会被团结一心的中国人全部赶出国土。还有一种是神似的比喻，就是用他物的某种神态来比此物的手法，比如在诗作《吊楼》里，第一节就把难民住在河流两旁的吊楼比作一群依偎在一起的衣衫槛褛的乞丐，让原本平凡的吊楼群一下子“活”了起来。描写这些密集建造的吊楼群所形成的难民区，是诗人用来暗示并谴责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民不聊生的生活，让人慨叹不已:“在那些城市的边上/无数的吊楼/像一群乞丐/槛褛挨着槛褛/站立在河流的两旁”。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神似的比，是进入到彼物精神意义的深处，从而发现某个突出的点来唤醒此物，这是较之前两点更为深入的，比如《我爱这土地》一诗，鸟本身是非常地弱小，可它却愿意担负为祖国鸣响未来的重任:即使需要死，连羽毛也要腐烂在土地里面，它也愿意。诗人在此以鸟自喻，用“嘶哑”二字形容鸟的歌唱，暗含了诗人在这场战争中经历了许多艰辛与坎坷，愿像鸟一样用诗和灵魂来表达对祖国深情的爱，愿用行动为祖国献身。一种不屈不挠，顽强前进的精神激励着国人。

“以实比虚”的“虚”主要指的是抽象的事物。诗人不会直接定义这种抽象的事物，而是将其变成具体可感的意象介绍给读者。譬如写于桂林而主题是怀念在山西工作生活的诗歌《怀临汾》。当时全国多地遭敌机狂轰滥炸，善感的诗人很容易就会联想到人生诸多的生离死别场景(包括自己的亲身经历)，怀念友朋的主题便自然而然地进入诗人的视野:“虽然是漠然地谈起友朋的踪迹/—但死了的和活着的/一样使我们亲切啊/而且我们又像那些/把人生看做浮萍的古人/慨然地接受/明天的离别”。每个人对人生的理解都不尽相同。诗人给我们诉说的人生是战争下的人生。诗人认为处于战争下的人生类似于浮萍，不知道明日将会漂泊何方，也不知道何时才能与失散的朋友重逢。既然生离死别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那么诗人希望大家能坦然接受变数，好好保重，共同迎接相聚的时光。

暗喻类意象指的是没有比喻词但在深层意义上构成比喻关系的意象。譬如写于桂林遭日寇狂炸后一天的《死难者画像》，描述了五具尸体被轰炸后的惨状。此时，诗人内心对敌人的愤怒感和仇恨感必然还处在最为强烈的状态。在最后一节里，诗人写到了一个大洞:‘这是多么深的一个大洞啊/就在这大洞里/日本法西斯土匪为中国人民/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里诗人用了暗喻类的意象—仇恨的种子，种子是人心的比喻。日本法西斯土匪在中国大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从心底里是不会原谅他们的。一次次的罪行，激发着中国人民决心赶走法西斯的强大信念。如果直白表露这种情绪，整首诗歌就会落入标语口号式创作的陷阱。如果将这种情绪形象化，就会使这个暗喻类意象显得逼真可感了。

拟喻类意象赋予万物有血有肉的生命灵动。艾青本时期的诗歌大量运用着这类比喻型意象，像《我们的田地》、《街》、《敌机残骸》、《在路上》、《江上浮婴尸》、《吊褛)),《纵火》等。以《吊楼》为例。从开篇起，诗人把吊楼拟人化，将吊楼看成一群依偎在一起的衣衫槛褛的乞丐，并且将这个拟喻类意象贯穿全诗，在诗的最后一节再次作出回应。全诗并未出现任何关于“难民”等描述人的悲惨生活情形的词句，而是用“吊楼”作为中心象征，避免滑入干喊思想主题的平庸境地，极度鞭挞了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给国人带来的无限灾难，真实再现了令人不堪入目的难民居住地。同时，为加强吊楼所呈现给人的忧郁氛围，诗人既正面书写吊楼孤苦悲哀的处境，也使用了不少作为反衬之用的拟喻类意象。正面描写吊楼的拟喻类意象诗句有:“站立在河边/以黑色的窗户/当作蕴藏了无限忧郁的眼，“吊楼是悲哀的/就在有太阳的日子/他们也只能像盲女般微笑着/而在雨天/它们就像寡妇般/在河边低低地咽泣了”等，反映了难民们无助的生活，战争胜利的遥遥无期;而河流、波浪匆匆旅行，都不曾看一眼吊楼，不对其留下些许安慰，说明难民们的生活是不受关注的。如果战争不结束，他们只能默默的等待生命的终结，不会得到任何人的怜悯。灯光璀璨和热闹繁华的城市更在吊楼面前炫耀着它的骄傲与奢侈，绝对不能体会到吊楼的悲哀和孤寂。这些用于反衬的拟喻类意象近乎残酷，更加升腾了读者对这群难民的同情心。然而，最黑暗的时候往往是黎明的前奏，此诗更多还是暗含着化悲痛为力量的意蕴。诗人希望通过这首诗能唤醒更多的国人决心为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下的国民而斗争，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必将出现。

三、综合型意象

艾青曾在《诗论·创造》里说过:“在万象中，‘抛弃着，拣取着，拼凑着’，选择与自己的情感与思想能蹂合的，塑造形体”[4]（P216）。鉴于此，艾青细心选取着综合型意象，尽可能与自己的情感匹配起来“综合型意象”的使用在艾青诗歌里是分具体情况进行的:一类是针对具体部分而言的，一类是针对全文而言的。

第一类针对具体部分而言的综合型意象，一看上去它们与下一部分在意义上是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起了“兴”的作用;同时它们本身又有“比”的作用，对下一部分有喻物寄情的意义。举《吹号者》(长诗)的第三部分为例:“那道路/是一直伸向永远没有止点的天边去的/那道路/是以成万人的脚蹂踏着/成千的车轮滚辗着的泥泞铺成的/那道路/连结着一个村庄又连结一个村庄/那道路/爬过了一个土坡又爬过一个土坡/而现在/太阳给那道路镀上了黄金了/而我们的吹号者/在阳光照着的长长的队伍的最前面/以行进号/给前进着的步伐/做了优美的拍节……”吟之诵之，道路、太阳和吹号者有什么关联呢?仅看道路和太阳的部分:道路是平凡的，又是千辛万苦地跋涉着，延伸到没有止点的远方。可太阳意象的出现给疲惫的道路带来了美好的希望，让道路不再苦于奔命而勇敢地往前行走。这两个意象最初只起了“兴”的作用。同时，把它们与吹号者的部分联系起来，就有了“比”的意义:路虽然没有尽头，就像战士们往战场走的时候也未知能否凯旋而归。然而，吹号者的存在便改变了这一切。吹号者是太阳的化身，永远给人进取光明的源泉!他不断吹响着行进号，给战士们以勇气和信心。他对这群战士的贡献是巨大的，以优美而健康的姿态站在伟大革命的巅峰，以高昂而壮阔的声音指引着队伍冲锋向前，迎接光明。战士们听到这个充满动力的号角，即使不知道结果如何，也会选择奋不顾身地往前冲。即使有人倒下了，也正因为有了决不中止的冲锋号，才能让战士们继续冲向前方，与敌人拼死决斗。同时，这吹号者及其号角，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化身，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战斗精神不死，永远激励着炎黄子孙战斗不息[3]（P476），前赴后继。

第二类所针对全诗而言的综合型意象也是基于同样的运用。这个综合型意象本身只起了“兴”的作用，但对全诗而言，它隶属于象征型意象系统，起了“比”的效果。换言之，诗中的形象是象征性的，而意象可以是写实的。关于这方面的意象使用例子在艾青本时期的诗歌创作里也有不少。譬如《纵火》这首诗，火焰是象征型意象，全诗写的是日寇在桂林②上空悠意地投下成百的炸弹，造成城市瘫痪，平民死伤无数，有幸逃难出来的人也陷入极度恐惧中。其中有一个场面描写的是火烧得越来越猛烈，火焰侵蚀的范围几乎能把整个城市给吞没，其扩散的速度比难民逃跑的速度还快，其场面堪称震撼:“火更猛烈了/它无阻拦地扩大着/那压迫人心的乌黑的浓烟/显得多么沉重呵/像要从空中成块地坠下……”在这里，我们首先捕捉到的是“兴”的意象，诗人把火焰燃烧后形成的滚滚浓烟比作天上坠下的大块，足以把一个城市给压垮和消灭，这说明当时火焰燃烧范围大、程度深。对于全诗而言，它又有了“比”的作用，象征着敌人的疯狂进攻让国土有全面沦陷的危机，国民无时不为逃难而过着痛失家园、居无定所甚至要随时付出生命危险的生活，从而警示国民要奋起抵抗，不能让敌人有吞并和消灭国土的机会，共同把这些“杀人的精灵”赶出去，重新建设美好幸福的家园。

四、结语

学者程光炜将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称为“艾青的时代”[10]。纵观艾青桂林时期的诗歌创作意象，无论与抗战是否相关，所选取的“比兴”意象与他的生活是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大多充满忧郁悲哀的情慷，真实有力地传达着包括自己在内的国民的忧伤，并用简练淳朴的字句抚慰着国民的心灵。有人非难艾青诗里的忧郁，艾青对此作了如下真诚的回答:“我如何解释我的忧郁呢?这就是说，我如何能使自己完全不忧郁呢?我所看见的东西真的就完全象你们所看见的那么快意么?还是我非把任何东西都写成快意不可呢?我相信，我是渴求光明甚于一切的……我实在不欢喜犹郁’啊，愿它早些终结吧”[2]（P171-172）的确，艾青写“忧郁”不是他的主要目的，更多的还是要通过个体生命与时代精神、民族苦难的高度融合，向国民传递温暖和感动，让大家读诗后能倍受鼓舞，从而为保家卫国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与敌人作生死决斗。这如同邵荃麟写《艾青的<北方>》时所总结的:“他的诗会从优美而忧郁的情调中带给你一种温暖的热情，给你鼓励和感动，那使你难以忘却的”。[3]（P476）

注释:

① 艾青在接受学者周红兴和诗人罗沙等人到访并与其商量《艾青谈诗》时说:诗，应当和时代、社会以及人民结合起来。(周红兴艾青研究与访问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216)

② 艾青曾接受学者周红兴的采访时谈过《纵火》这首诗就是写桂林大火的。(周红兴艾青研究与访问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210)

参考文献:

[1]周红兴.艾青研究与访问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2]海涛，金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艾青专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3]蔡定国，等.桂林抗战文学史[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

[4]艾青.诗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5]谢应光.艾青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94

[6]罗标元，等.桂林旧事[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 :307

[7]1938年12月3日《广西日报》头版。

[8]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457

[9]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165

[10]程光炜，等.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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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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