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李永东：“两个天津”与天津想象的叙事选择

“两个天津”与天津想象的叙事选择

李永东：《“两个天津”与天津想象的叙事选择》，《文学评论》，2016年第四期

内容提要： 进入租界时代后，天津固有的城市定位、空间结构、古典诗境被修改。不过，“中国人的天津”与“外国人的天津”并未实现文化的大融合，而是处于并置、区隔、对峙的状态。两个天津的存在，既是一个权力问题，也是一个叙事问题。新时期作家为了对旧天津进行整体构形，以“变形记”模式来实现城市空间的跨越叙事。“变形记”中的假定身份是情节推进的关键元素，但属于避重就轻的叙事选择。当涉及租界与华界、中与西、新与旧的文化关系时，天津想象倾向于选择“以旧驭新”的姿态，体现了天津作家不愿屈服于西方的“现代”定义，试图越过“西方中心主义”，对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作出新的考量。然而，新时期小说的旧天津想象受制于政治民族主义，着意抵抗“殖民的西方”，少有借镜、反思“外国人的天津”的文化遗留，未能容涵文化民族主义与反殖民相结合的表意结构。 
关键词：天津租界；文学想象；叙事策略 

01

被租界修改的天津：空间再造与性质调整

与上海类似，近代天津也是一个因租界而崛起的城市。开埠前的天津“只不过是一个繁盛一点的县治罢了。自从有清咸丰十年，与英国订了续约，开为商埠以来”，“渐渐的改了从前顽固不化鄙陋偏邑的面目”(1)。1884出版的《津门杂记》形容天津卫“实水陆之通衢，为畿辅之门户，冠盖相望，轮蹄若织，虽大都会莫能过焉”(2)。此时的天津还延续着水陆通衢、畿辅门户的城市定位。进入20世纪的天津则很快成为新兴的商业都市，并在二三十年代达到繁荣的顶峰。实际上，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商埠和最现代化的城市，是一系列“解构”“重构”的结果。

“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这是明朝末年流传下来的民谚，也是旧天津形象的经典提炼。天津城以鼓楼为中心而建，鼓楼钟声与城外的江景共同营构了天津城的诗意时空，鼓楼对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即是天津古典诗意时空的传神写照。炮台则是天津作为京城门户的表征，表明了“卫”的城市身份。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天津的发展脱离了既定轨道，殖民势力对天津的城市空间“进行系统性的去神圣化”(3)，对空间重新进行赋义。19世纪60年代起，英、法、美、日、德、俄、意、奥、比等国先后在天津城外的海河边各自设立了租界，到了20世纪初，九国租界的总面积达23000余亩(4)，相当于天津城面积的8倍(5)。列强的军事入侵和外国租界的开辟，改变了整个天津的空间结构，重塑了天津的时空性质。八国联军侵华后，天津被联军占领，鼓楼颓坏，天津城的城墙被拆除，城市空间由封闭走向开放。1901年9月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允许列强在天津等地驻兵(6)，却不许中国在天津周边20里内驻兵(7)。

由此，“天津卫”所包含的“筑城设卫”的初始意义被消解，京畿门户的城市功能被降低。海运与铁路的兴起，以及封建皇权时代的结束，极大地削弱了天津作为漕运要津的城市功能。汇聚天津城珍贵文化典籍的铃铛阁，亦毁于甲午战火中，庚子后成了学校。由此，“鼓楼、炮台、铃铛阁”所组成的天津形象被肢解得七零八落，天津固有的城市定位、空间结构、古典诗境被修改。这种修改无疑具有象征意义，天津在象征意义中被拖入殖民性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朝着商业性、殖民性和市井文化混杂的方向奔进。

铃铛阁

列强凭借武力破坏了天津城晨钟暮鼓的时间循环感和登高望远的自然诗意，另置空间构造了现代化、异托邦的租界城市景观。“殖民列强实行的空间再造机制，具有人种置换和等级排外的本质特征”(8)，面积是天津城八倍的九国租界，把天津城挤兑成了次要的、边缘的区域，在空间上宣告了对天津的强势占领，并以令人惊异的现代异国情调鄙夷天津城的传统文化空间。租界的繁荣伴随着殖民性的递增，时人称天津为“ '次殖民地'的都市”(9)。多重殖民帝国共存的天津，提供了一幅缩微的世界空间地图。父母为传教士、生于天津的美国人约翰·里查德·赫西，在20世纪 20年代的天津就能获得漫游世界的奇特空间体验(10)。然而，无论对华人还是洋人来说，天津的世界主义主要停留在物质、景观的层面。

天津除了辟有九国租界，还是近代洋务运动的大本营。制造局、水师学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在天津先后设立，“洋务”成为晚清天津的时尚。有诗云：“水雷电报成功后，洋务于今最擅场。若有能文佳子弟，及时送人水师堂。”(11)但是，中外文化在天津的面叙，并未实现大融合的趋势。与同为租界城市的上海相比，外国势力嵌入天津的历史更加残暴、更加血腥，故一般天津华人对租界空间、外国风尚、各国洋人怀有畏惧和抵触的心理，刻意与之保持距离。

上海

洋务运动和租界现象对天津华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器物层面，未能根本性地动摇华人的生活根基，未能深刻地重塑华人的精神世界。在天津，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虽然并置共存，但租界与华界是两个世界，九国租界也各自为政，这就造成了天津城市空间的多重区隔，时人感叹“天津市内区域的分别，比什么地方都复杂。寻常商店备一部送货的车子，要上九道捐才能通行各地。不独捐税太重了，手续也多么麻烦啊”(12)。城市空间的区隔增加了自由游走、文化借镜的阻力，空间与人的互动关系受到影响，例如，“天津中国人的市面，比上海集中于租界的不同，仍然在中国辖境内”(13)。作为商埠的天津，在商业上尚存在诸如此类影响中外交流的障碍，文化上、观念上的中西碰撞交流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正如租界里某北洋军阀公馆的客厅，楼下的客厅是完全中式风格的，楼上客厅则是彻底欧式的(14)，中和西处于区隔、对峙的状态，而不是像上海的文人、商人的生活空间那样，呈现出中西杂糅的风格(15)。

尽管“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6)，但是，在旧天津，空间与社会关系的生产，是按照分化原则进行的，华界和租界走向了分途发展。旧天津的城市状况，影响到新时期小说对天津形象的塑造。本文要讨论的是新时期作家如何想象民国时期的天津。

中西文化与权力空间的并置，使得“双城模式”成为想象天津的重要方式(17)；中西文化与权力空间的区隔，使得中国作家偏好讲述天津城的市井故事，而洋人只在意“租界生活”的记忆与想象；中西文化与权力空间的对峙，使得反殖民与民族主义观念控制着天津故事的生发方向。旧天津想象既立足于天津的历史状况，又为其所束缚，在叙事模式和观念表达上尤其如此。

02

“变形记”与旧天津的整体构形

近代天津的发展，可以看作一出“变形记”。租界空间的添加和膨胀，让“一个天津”变成了 “两个天津”，即“中国人的天津”（以天津城为主的华界）和“外国人的天津”（九国租界）(18)。两个天津的存在，既是一个权力问题，也是一个叙事问题。它给城市叙事带来了诸多可能性，也制造了一点麻烦一一作家需要耐心处理权力空间的关系问题。对于热衷于为旧天津立传的作家而言这个问题显得尤为切要。

德国租界

新时期天津作家抱着为旧天津立传的雄心，创作了诸多中、长篇小说，题目直接标明天津的就有肖克凡的《天津大码头》《天津俗人》《天津少爷》，林希的《天津卫的金枝玉叶》《天津闲人》，陈守信的《乱世津门》，李治邦的《津门十八街》，白希的《天津教父》，武歆的《天津少爷》，等等。在中国除了上海，大概没有哪个城市的作家对自己城市历史形象的关切程度超过天津作家，他们是如此热衷于在天津的名义下讲述过去的故事，热衷于建构小说中的旧天津形象。

旧天津想象对于作家来说，既是诱惑，也是挑战。其挑战表现在：旧天津权力空间的并置、区隔和对峙，使得“一般人都怕去租界地”(19)，也就是说普通天津人难以在“两个天津”之间自由游走，因而作家对旧天津进行整体赋形时，需要处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在叙事中调配人物身份与城市空间的关系。要实现对旧天津的整体赋形，必须寻找合适的表达方式，包括合适的人物和故事——既要与天津的城市状况、文化性格相匹配，又要兼顾到“两个天津”的表述。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诸多天津作家诉诸于同一种解决方案，这种方案可以称之为“变形记" 模式。

着眼于人物命运起伏的“变形记”叙事模式，与天津这个城市的“变形”历史暗中沟通，相互映射。新时期小说天津想象的“变形记”模式，带有“地方性”写作的性质，“变形记”构成了诸多小说的叙事要素，如《四风楼》（周凡恺、王上）、《天津大码头》（肖克凡）、《津门十八街》（李治邦）、《神鞭》（冯骥才）、《潜伏》（龙一）、《三一部队》（林希）、《一杠一花》（林希）、《金汤》（林希）等小说，都采取了“变形记”模式。这里的“变形记”无需以卡夫卡表现人生的荒诞、孤独和异化的《变形记》来类比。

旧天津想象的“变形记”主要指向人物身份的变换，这种变换不是主动的、必然的、常态的，而是被动的、偶然的、奇突的，具有戏剧性和传奇性。《四凤楼》中的连喜喜一夜之间摇身一变，由码头苦力变成了冒牌的洋行代表万国才，执掌天津英租界的宝丰洋行，成为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天津大码头》的主要人物虞金诚的命运与身份变换同步推进。《津门十八街》中宫廷御厨的儿子流落到天津，身份不断变换：剪纸艺人、小饭馆老板、津门小吃一绝的创造者、对抗日本侵夺行为的民族英雄。在这些小说中，华界与租界的情形，中外势力的对抗，各色人等的面目，时代的变迁，等等，都被“变形记”带动了起来，由此呈现了躁动、芜杂、世俗的旧天津形象。

旧天津想象的“变形记”模式具有扩张空间和组织事件的叙事功能。傻二发辫由油光粗壮到断裂枯黄再到彻底剃除，构成了《神鞭》的叙事主线，这条主线把华界和租界社会，华人与洋人的对抗，革命的发展，都组织到一个故事框架中。《四凤楼》利用了连喜喜的多个身份一一码头工人、东安胡同的穷小子、冒牌的万国才、宝丰洋行的经理一一来生发故事，连喜喜多重身份的叠加、倒错和穿越，成为组织天津社会的关节点。故事的空间不断向天津近郊、南市、英租界、日租界等延展，租界的荒淫邪恶，买办之家的禁闭寡情，贫民少女的纯洁恋情，城市商业与国家政治的纠葛，共同组构了天津的历史面影，并由连喜喜的多变身份来统摄。旧天津想象借助“变形记”，让人物进入不同的社会空间，这些社会空间是“根据差别之逻辑、分化之距离的逻辑而组织起来的”，“具有象征空间的作用，这是一个生活方式，以及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地位群体所形成的空间”(20)。“变形记”不仅突破了人物行动的空间局限，而且构设了空间权力、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的对照和冲突，并对之作出了价值判断。

“变形记”极具表意张力，不仅推动人物身份、命运的变化，而且在动态关系中对历史、文化、人性进行检视和拷问，从而给旧天津的俗世故事添加了思想的深度。林希的《金汤》对革命历史的重述，建立在洪必胜政治身份的“误会”和翻转的基础上。冯骥才擅长以身体的重塑来隐喻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三寸金莲》中的小脚和天足，表面看来分属华界的戈香莲和租界的牛俊英，实际上可以把女儿牛俊英看作母亲戈香莲的另一个自我，小说表达了本土文化和租界文化合流的愿景。周凡恺、王上的《四凤楼》和肖克凡的《天津大码头》展现了商业性、殖民性的近代天津所释放出来的人性之恶。《四凤楼》从身份异位、地位颠倒的角度来想象天津，把底层人物连喜喜一夜之间推向“人上人”的角色，让他对洋场社会展开一场以恶抗恶的疯狂报复，展现了被金钱与色欲所攫取的丑态人性。《天津大码头》的核心人物是虞金诚，维系他行动的坚强信念是从混混卢振天的手中夺回正昌商行，实现父亲的遗愿一在御河上修一座浮桥。小说把虞金诚的愿望置于血缘伦理的关系中加以炙烤，人性的阴鸷邪恶与爱情的破坏力被推向了极致。

冯骥才

天津作家为了对旧天津进行整体构形，以“变形记”模式来解决叙述空间的难题，把华界、租界空间整合到人物和情节的系统结构中。需要强调的是，以“变形记”来整合天津的各个权力空间，是出于叙事的需要，是想象的结果。因此，为了抹平想象与历史之间的裂缝，在“变形记”中被修改的人物身份往往带有假定的性质，是假设的、冒充的、虚拟的。连喜喜以万国才的名义参与洋行事务（《四凤楼》) ，洪必胜的革命和反革命身份是国共双方臆想的结果（《金汤》），兄弟、父子血缘关系的真假出人意料（《天津大码头》），地下革命者属于双面人，依靠虚假身份来掩盖真实身份（《潜伏》）。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旧天津书写过于依赖虚假身份来生发故事，“变形记”中的假定身份成了情节推进的关键元素。“变形记”固然具有市井传奇的色彩，但属于避重就轻的叙事选择，反映出作家对“两个天津”进行整体把握时有些力不从心，又勉为其难。

电视剧《潜伏》

之所以勉为其难，是因为天津的传统“津味”包括“老城里”“三不管”的“津味”和“五大道” “小洋楼”的 “津味”，“这两种‘味儿’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总也合不成一个‘味儿’”(21)。两种“味儿”把华界和租界截然区分开来，“变形记”则勉为其难地把它们合拢，这就造成了旧天津想象在华界、租界空间进行转换时，文化格调和人物命运存在割裂感。两种“味儿”难以融合的现象，使得天津作家搁置了“来自西方的影响与焦虑”(22)，转而专注于“中国人的天津"的味儿的发掘，但对于 “外国人的天津”的叙述，沿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稍显陈旧的本土文化眼光，按照“西方主义”的观念来剪裁租界和洋人形象，这就造成在审视中与西、文明与殖民、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时，难免存在概念化的倾向。

03

“以旧驭新”的叙事姿态

“东方的现代，是欧洲强加的产物，或者说是从结果推导出来的。”(23)对于半殖民中国而言，此说不谬。需要补充的是，所谓的“现代”“文明”“进化”“科学”等概念，是由欧美殖民帝国定义的，近代中国不过屈从并接受了这一整套观念，从而过度贬抑本国的国民性格、传统道德和民族文化。影响到文学，形成对“现代的”、“西方的”“新的”观念和人物的膜拜，对“传统的” “中国的” “旧的”观念和人物的嘲弄。把这一套观念挪到对旧天津的评价上，自然“外国人的天津”属于“现代的”“西方的”“新的”，“中国人的天津”属于“传统的” “中国的”“旧的”。天津外侨以租界的现代景观为傲，1924年雷穆森在《天津租界史》一书中强调，是外侨把“一片臭气冲天的沼泽地建成一座现代化城市”(24)。然而，新时期的天津作家并不买账，他们并不大兜售“外国人的天津”的现代气派和城市记忆，反而愿意承认旧天津的主流文化是“以贫苦移民为基本载体的行帮文化”(25)，愿意承认“天津卫处处都是俗人”(26)，是“平民文化的大本营”(27)。正是基于对天津市井、平民的理解和倾心，新时期小说的天津想象一改对“现代” “西方”的膜拜，以变通的策略书写了“中国人的天津"对“外国人的天津”的规训。这种“以旧驭新”的写作姿态值得关注。

在天津想象中，“现代的” “西方的”租界文明经常处于被消解的境地。五四时期焦菊隐的小说《租界里》(28)写大学生“他”带着妹妹和朋友焕如、渊如到俄租界的俄国花园去玩。经过英租界，那里的街道又宽又整齐，街口有标牌，不会像在中国地界容易迷路。他们于是说道：以后一定要住在租界。到了俄国花园，他们被整洁的环境和优美的景色所吸引，不由得感叹：没有租界，他们哪有福气消受如此优雅的景致。意外的是，在花园中，几个中国学生对妹妹和渊如大耍流氓，纠缠不休。由于正是五卅运动后中英双方闹矛盾的时刻，他们怕叫来外国巡警反而遭到歧视，民族自尊心使得他们只能忍受。自这件事后，“他”对于租界，对于一切事情都失去了热情。天津青年的彻底失望，与其说缘于对同胞失去信心，不如说是因为参透了租界兼具“现代性”和“殖民性”的性质，对天津的城市现代性产生了深刻的幻灭。想象天津的这一态度，在新时期小说中则进一步转化为“以旧驭新”的书写策略。

焦菊隐

“在文学中，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地点，不如说是一种隐喻。”(29)在天津想象中，租界和华界寄寓着不同的文化观念。在故事空间的安排上，“中国人的天津”往往具有传统道德伦理的色彩，“外国人的天津”则充满现代的邪恶。在林希的家族故事中，大家族生活在天津城，侯家子弟寻花问柳的小白楼、蓝扇子公寓则位于租界。在冯骥才《三寸金莲》中，租界的淫荡之风威胁着天津城。“现代”在天津想象中还频繁地成为被嘲弄的对象。袁世凯“维新民风”，实行“新政”，革除天津恶习的举措（《高买》），学贯中西的程议长整顿南市大街的事件（《丑末寅初》），都受到调侃和解构。

天津想象中少有新式人物的塑形，即使涉及新式人物，有时也处理为中西合污的形象，如《神鞭》中的洋货店掌柜杨殿起，《买办之家》中的海军大学学生，《天津卫的金枝玉叶》中的新女性苏燕。而小说的主人公大多属于兼容新旧的人物，如《神鞭》中的傻二，《三寸金莲》中的戈香莲，《四凤楼》中的连喜喜，《津门十八街》中的种大麦，《买办之家》中的余隆泰，《天津卫的金枝玉叶》中的母亲，《天津大码头》中的虞金诚等。兼容新旧的人物要么最终归依传统道义，要么在传统文化人格中生发出容纳“现代”潮流的情怀。《三寸金莲》表面看来是租界的天足会会长牛俊英打败了天津城的小脚领袖戈香莲，但小说结尾提供的信息表明：牛俊英是戈香莲的亲生女儿，早年为了让女儿躲过裹脚的劫难，戈香莲设法找人把牛俊英带走了。因此，“斗脚”的结果，戈香莲虽然败了，但也可以说戈香莲胜了。在她的葬礼上，和尚道士的诵经声与洋乐队的鼓乐声交织在一起，这既是天津的文化新变，也未尝不是戈香莲的心愿。这就是天津想象“以旧驭新”的表述策略，把“新”附着在“旧”的调节机制中。

武汉京剧院《三寸金莲》

天津想象涉及到新与旧的竞争关系时，并不掩饰对租界现代性的追慕或惊恐，但最终以向传统观念和人物致敬而结束。《天津大码头》的家族仇恨故事隐含了关于知识、财富和道德的寓言这里的知识是指与外国租界相匹配的洋学问。在小说中，洋学问被当作令人艳羡尊崇的稀有资源，是虞金诚联络华洋两界的资本。虞金诚会说西语和标准国语，会演话剧，会做“学生菜”，凭借这些洋学生的特征，沦落底层的他俘获了卢玉洁、玉姑、刘宛珍的芳心；虞金诚能够运用浮力原理解决实际问题，会说伦敦口音的英语，擅长英国式的幽默，懂得西方人的交际规则，这些使得他获得了采矿专家刘清岳和洋商纳森的赏识，并因此进入英租界，当上天津售煤所的经理。虞金诚利用洋知识获得身份和财富，征服女人，把华界的混混兄弟玩弄于股掌，可以看作两种文明和“两个天津”的角逐。但是，小说对租界和洋知识既表达了敬意，又以道德标准消解了这种敬意。虞金诚不择手段地获取财富、报复卢家兄弟和情敌，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品格，导致他以洋知识取得的一切最终化作云烟。《天津大码头》讲述的虞、卢两个世家的爱恨情仇故事，也可理解成 “身份互换"的故事，洋学生虞金诚和混混卢振天的命运走向，到最后实际上是互换了位置。互换包含对繁华、乖张、洋派的天津形象的抹除一一多年之后，黑底金字的“正昌商行"的老匾，被收旧货的虞家后人卖给了开炸糕铺的夫妇，老匾上的“正昌商行”四个字被刨去，用作炸糕铺的案板，店铺专卖冒牌耳朵眼儿炸糕，很受欢迎(30)。在旧天津想象中，关于文化和人性的思考，徘徊在新旧之间，正如《四凤楼》和《天津大码头》都为男主人公安排了关系密切的三位新旧女性。三位女性代表了旧天津的三副面孔，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对三位女性取舍不定，反映了旧天津想象的观念彷徨。比较而言，男主人公更倾心于旧式女性，表明了旧天津想象的传统道德趣味。

电视剧《天津大码头》

新人物、新旧冲突，在旧天津想象中以有别于新文学的方式得到处理。林希的小说在这一点上非常有代表性。在林希讲述的有关侯家的故事中，部分人物故事似乎正在接近新文学的套路，最终却分道扬镳。长篇小说《天津卫的金枝玉叶》关于六叔萌之退婚与开祠堂惩戒的叙述，原本属于新文学反家族制度的好素材，小说却把它处理成家族势力与新潮青年共谋的一场喜剧。萌之与桃儿的故事似乎朝着革命青年与丫环恋爱的方向发展，但在关键之处却与新文学套路背道而驰：丫环桃儿放弃了与萌之结成伴侣远走高飞的机会。侯家大院热衷于社会活动的新女性苏燕，厌恶寻花问柳的丈夫，忍受不了丈夫的侮辱，毅然抛下年幼的女儿，孤身出走，“解放”自己。小说渲染的是新女性的亲情冷淡，抗战结束后，苏燕已是国民党高官的夫人，为了自己已有一切不受影响，她竟然不愿与离别多年的女儿菊儿当面相认。在“爱”的哲学的映照下，苏燕新女性的形象被解构。

“以旧驭新”的叙事姿态，造就了津味小说的独特品格。冯骥才写《三寸金莲》时，有意在文化与审美的交叉点上做文章，“接受传统又抗拒传统，拿来欧美又蔑视欧美”(31)。冯骥才的这种创作意识及其呈现的思想艺术风貌，可以看作是津味小说创作的共有秘籍，也是冯骥才、林希、龙一等作家天津想象的共同文化趣味。当涉及租界与华界、中与西的文化关系时，天津想象倾向于选择“以旧驭新”的文化姿态，体现了天津作家不愿屈服于西方关于“现代”的定义，试图越过 “西方中心主义”，对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作出新的考量。

04

政治民族主义规约下的反殖民叙事

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都市的接受情形，如果抹平时空的差异，大致符合史书美所说的“分岔策略”，即把西方现代文明区分为“都市的西方”和“殖民的西方”。在租界化的上海，“都市的西方”被优先考虑为需要仿效的对象，但同时也就弱化了原本应该受到批判的“殖民的西方”(32)。而在天津，由于中西文明在近代天津处于区隔与对峙状态，“中国人的天津”与“外国人的天津”之间存在明显的裂痕，因此华人不仅对“都市的西方”持疏离的态度，而且顽强抵抗着“殖民的西方”。对“过去的过去性”(33)的理解，制约着新时期作家想象旧天津的姿态。“殖民的西方” “外国人的天津”在新时期小说中基本上被处理为需要抵抗的空间，从属于民族主义与反殖民的话语体系，指导这套话语体系的思想原则是政治民族主义，而不是文化民族主义(34)。

新时期小说关于旧天津的想象，尽管表述重心往往落在“中国人的天津”，但其中也不乏异国情调、洋场景观的描述和洋人形象的塑造。冯骥才的《神鞭》，以惊诧的眼光展示租界洋人的器物、服饰；周凡恺、王上的《四凤楼》，对洋买办皮特、松野和律师法克斯着墨较多；王松的《沽上遗调》，写到一个日本骗子；龙一的《借枪》《深谋》《尊严，1939》等小说中，常常把各种洋人作为故事的配角……然而，新时期天津作家并不擅长把人物与故事置于中西文化框架中来打量，因而洋人往往以“殖民者”、“侵略者”的身份进入小说，租界形象则被处理为一系列的景观和政治事件的拼凑，最终突出的还是“中国人的天津”与“外国人的天津”的对抗关系。

新时期小说的旧天津想象少有触碰文化的冲突，几乎以政治利益冲突代替了文化冲突，把租界和洋人作为政治势力来表现，政治民族主义成为租界和洋人形象塑造的主要依据。从政治民族主义出发，华界与租界、华人与洋人都是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符码进人天津叙事中，反帝、反殖的主题操控了对租界和洋人的想象，租界、洋人与殖民帝国被当作可以置换的对象。冯骥才《鹰拳》中的英国兵，《神鞭》中的日本武士，周凡恺、王上《四凤楼》中的洋行经理，以及李治邦《津门十八街》、张仲《龙嘴大铜壶》、林希《买办之家》中的日本人，等等，这些外国人主要是以作为“殖民帝国的一员”的集体身份进人天津故事。这一身份在人物关系、情节推进和主题表达中所具有的意义，远远大于外国人作为“个人”的意义；外国人的“人物性格”所具有的文本功能被削弱，民族政治的符号功能被放大。其结果，就是反殖民叙事的内涵被简化，华洋冲突朝着政治民族主义的方向奔突。

龙嘴大铜壶

冯骥才的短篇小说《鹰拳》写英租界民园球场，突出其简陋；写租界里的体育竞赛，不是把它当作洋娱乐来写，而是勾勒出这样一幅场景：“逢到这种球赛，边线外边却密密麻麻站满了人。卖风糕、药糖、爆肚儿、杨村糕干和炸豆腐的，都把车儿、挑儿、架儿弄进去，一时热闹非凡”(35)。参赛的中国队是由一群苦力组成的“十一友”，球场边还有一位气定神闲的练功老者。英租界的足球赛，场景氛围有点“不管”地带或中国庙会的味道，与旧上海类似空间的洋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小说淡化“西方都市”的文化旨趣，突出对“殖民西方”的对抗，球赛被写成了政治民族主义的宣告。写比赛，强调的是大猛、小猛兄弟对外国人的“耍戏”，这个时候，最能引发围观助阵的中国人起劲叫好，“仿佛把平日在租界受洋人那些窝囊气，在这喊叫声中，也痛快地发泄出来了”(36)。“耍戏”招来了大胡子外国兵的恶意伤人，瞅准机会踢断了大猛的腿。“十一友”再一次与外国兵赛球，就成了一次民族主义的复仇，采取的还是带有侮辱性的技巧攻击：戏耍一番之后，把球照着大胡子外国兵的脸踢去，踢了个满脸花。洋人照例是靠蛮力解决问题，以西方的拳击把二猛打得昏头转向，此时老者站了出来，把大胡子外国兵伸过来的手掌捏得粉碎，中国鹰拳完胜西方拳击。《鹰拳》的反殖民叙事，采取的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身体对抗方式，身体（功夫）的较量也就是民族尊严的较量。“当民族主义者转向对付国内的外来敌人时，也是利用仇外心理挽救自尊心”(37)。旧天津想象的民族主义表达，实际上还是在“两个天津”的冲突中展开，弥散着“仇外”的情绪，对附加于租界文明的所谓“良性殖民主义”(38)，缺乏细致辨析和深度回应。

吉尔·德拉诺瓦认为：“只有当传统受到质疑，或似乎受到质疑时，民族主义才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近代思想。”(39)新时期小说的旧天津想象，无疑都可以归入民族主义叙事的范畴，然而并不一定以传统受到质疑为前提。周凡恺和王上的《四凤楼》、李治邦的《津门十八街》、冯育楠的《津门大侠霍元甲》、张仲的《龙嘴大铜壶》、聪聪的《远离租界的胡同》、白希的《天津教父》、武歆的《天津少爷》等小说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叙事，并不是建立在质疑传统的基础上，未能容涵文化民族主义与反殖民相结合的表意结构，而是为政治民族主义观念所操控。当然也有例外，冯骥才的《三寸金莲》和《神鞭》就是把民族主义和传统反思相结合的小说。两篇作品写小脚，写辫子，写老祖宗的家底。小脚和辫子是西方人固有的“东方印象”，西方人谈起中国人的小脚、辫子，带有猎奇、鄙夷的意味在内。因而中国的近代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就是以消除辫子和小脚为象征：剪掉辫子是民族革命的成功标志，禁止裹脚则是女性解放的重要目标。冯骥才在旧天津的背景下讲述小脚和辫子的故事，把老祖宗的家底讲神了，叙述的方式带有市井叙事、民间传奇的意味。冯骥才当然不是为了宣扬“国粹"而写小脚和辫子，而是聚焦于天津租界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惰力”“自我束缚力”(40)和自适力、更新力的关系。《三寸金莲》和《神鞭》中的天津城与租界处于对峙的结构中，租界的西洋景和洋人怪异、各色、咋呼，与天津城的市民格格不入，并对之构成了特别的胁迫感、恐惧感，但这种胁迫感和恐惧感最终为民族文化的更新力所化解。小说中的“殖民西方”与“都市西方”重叠在一起，作为外在的诱因促使中国传统的内在更新，最终完成了对都市现代性的占领和殖民性的消毒。冯骥才的《三寸金莲》和《神鞭》的反殖民书写，立足于审视传统，可以归人文化民族主义的写作。然而，有关天津的想象，具有这种眼光和格调的作品到底属于少数。如果旧天津想象不能设置一个高于 “民族主义的目标”(41)如果对租界文明的审视不能超越“两个天津”的对抗模式，不能超越二元对立维度的仲裁，进人殖民与现代交织的表意系统，那么，旧天津想象就难以实现新的突破。

天津租界和华界并存的城市结构并未造成中西文化的深度对话，旧天津想象缺乏现代主义和唯美颓废的文学品格，也无小资情调可卖弄。旧天津想象基本上属于市井叙事，以天津老城的市井眼光打量租界文明，在政治民族主义观念的调控下执行对殖民的批判。市井、殖民、民族国家这三者的组合，构成了天津想象的反殖民叙事的基调。城市和文学之间存在互文关系。新时期的旧上海书写对殖民文化怀抱返魅的心态，旧天津书写则致力于对殖民文化进行祛魅。租界城市本来是具有特殊优势的文化观测点，能够有效切人中西文明碰撞交流的情形，以及所带来的复杂文化心理和身份意识。然而，新时期的旧上海想象和旧天津想象都走向了偏至。旧上海想象执意涂抹“摩登”的浮华色彩(42)。旧天津想象则沉迷于传奇色彩和市井趣味，应和了“中国人的天津”的文化传统，少有借镜、咀嚼、反思“外国人的天津”的文化遗留，少有从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来抒写中外文明纠缠、撕扯、混杂的城市故事。这既是天津书写的特色，也包含些许遗憾，并且似乎带有宿命的意味。不过，如果天津作家能够从洋鬼子的天津想象中获得一些启示(43)，那么，涂抹出的天津形象将因中西文化的缠绕而走向深广和繁富。

注 释

(1) 喜晴雨轩主：《津桥蝶影录》，《北洋画报》1926年7月7日，创刊号。

(2)(11) 张寿：《津门杂记》，第2页，第66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8) [意]马利楚：《建构混合态的异托邦空间一一一天津的意大利租界》》第54页，第55页，《城市史研究》第25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4) 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等九国都在天津辟有专管租界，各租界存在的大致时间分别为：德租界1895一1917，奥租界 1902一1917，俄租界1901一1924，比租界1902一1931，英租界1860一1942，法租界1861一1943，日租界1898一 1943，意租界1902一1944；美租界1862年辟设，1902年并入英租界。

(5)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租界·前言》，第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议和大纲》，第1006页，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7)《交还天津来往照会》，第59-60页，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

(9) 屏群：《天津的小报》，《众志月刊》1934年6期。

(10)(38) [意] 马利楚：《想象的空间：1901~1947年及以后天津意大利租界的重现和镜像》，第80页，第80、107、126页，孙立新、吕一旭主编：《殖民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2) 求幸福斋主（何海鸣）：《津沽杂记》，《红杂志》1923年28期。

(13) 求幸福斋主（何海鸣）：《津沽杂记》，《红杂志》1923年29期。

(14) [英] 布莱恩·鲍尔：《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1918一1936》，刘国强译，第15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5) 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第35一36、167 页，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16)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第25页，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7) 李永东：《双城模式的旧天津想象》，《天津社会科学》 2014年6期。

(18) 如果按照权力空间和权力主体细分，还可以分辨出更多的天津，如“日本人的天津” “英国人的天津”“法国人的天津”“混混的天津”“商人的天津”……“两个天津”只是笼统的说法。

(19)(35)(36) 冯骥才：《神鞭》，第163页，第49页，第4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0)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社会空间与象征权力》，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303一30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1) 藏策：《“津味"到底什么味儿》，《小说评论》2008年4期。

(22) 贾振勇：《文学史的限度、挑战与理想一一兼论作为学术增长点的“民国文学"》，《文史哲》2015年1期。

(23) [日] 竹内好：《何谓现代一就日本和中国而言》，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4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4) [英] 雷穆森：《天津租界史（插图本）》，第4页，许逸凡、赵地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5) 林霆：《天津小说三十年的文学史观察》，《小说评论》 2008年4期。

(26) 肖克凡：《人间城郭：肖克凡津味小说精选》，第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7) 林希：《老天津：津门旧事》，第239页，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28) 焦菊隐：《租界里》，《现代评论》1925年9月，第2卷第39期。

(29) [英]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现代主义的城市》， [英] 马·布雷德伯里、詹·麦克法兰编：《现代主义》，胡家峦等译，第77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0) 肖克凡：《天津大码头》，第42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

(31)(40) 冯骥才：《我为什么写〈三寸金莲〉》，《文艺报》1987年9月19日。

(32) [美] 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一1937》，第4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3) [英] 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第2页，卞之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34) “政治民族主义指的是对民族或国家的强烈的政治认同。文化民族主义指的是一种对母语文化的强烈认同。" 政治民族主义“对民族的主权和独立，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荣衰强弱十分关心"。见阮炜：《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书屋》1997年6期。

(37)(39)(41) [法] 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等译，第121页，第108页，第23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42) 李永东：《纪实与虚构：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怀旧书写》，《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5期。

(43) 李永东：《他乡即故乡，故国亦他国：论洋鬼子的天津租界记忆与想象》，《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18辑，巴蜀书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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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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