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王本朝：欧化白话文：在质疑与试验中成长

欧化白话文：在质疑与试验中成长

王本朝《欧化白话文：在质疑与试验中成长》，《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内容提要：新文学革命以白话文运动为开端，口语化和欧化是白话文变革的主要路径。作为现代语言和思想的凭藉，白话文的欧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同声音的批评和质疑。新文学倡导者不断论证欧化的可行性与合法性，阐释白话文欧化的意义及其限度，提出欧化即现代化，为欧化白话文建构现代社会和现代思想的依据。新文学作家积极开展欧化白话文的创作实验，探索欧化的多种可能性，推动白话文的欧化与传统汉语和生活口语的融合，形成了现代汉语表达的细密、严谨和繁复等特点。由此，欧化白话文成为新文学重要的语言方式。

近百年来，欧化问题一直困扰着现代中国的语言、文学和文化发展，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无法绕开的话题。所谓欧化，就是借鉴、吸收西方语言表达方式和思想观念而生成的书面语形式，它既是创造现代汉语的重要资源，也是新文学主要的表达方式，也与汉语传统、社会生活和读者接受存在一定的枘凿不合之处，引发了白话文的口语化与书面化、大众化与现代化的不同认识和评价，涉及到白话文和新文学创作的资源、方式和路径等问题。

一、语言与思想的凭藉：白话文欧化的价值诉求

欧化白话不同于古白话，最早出现在19世纪西方传教士创作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之中。有学者认为:“从西方传教士到晚清白话文运动，再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构成了一条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展线索。”①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欧化”主张则是自觉而广泛的价值诉求，拥有新的语言文学和思想文化支撑，彰显了现代语言和思想建设的主体力量。傅斯年、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都曾积极倡导或支持白话文的欧化选择，《小说月报》还组织了关于白话文欧化问题的讨论。白话文的欧化意在弥补或修正传统汉语及其思维方式的缺陷，促使汉语精细化、明确化，扩大汉语的表现力，成为承载现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凭藉。在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之后，傅斯年以白话文的欧化回应胡适的主张，认为建设白话文主要有两大凭藉，一是“留心说话”，促使白话文的口语化;二是“直用西洋词法”，实现白话文的欧化。欧化即“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技”，“取个外国榜样”，成为“欧化国语的文学”，改变中国文“组织上”的“简单”、“铺张”，思想上缺乏“深度”和“精密”，而“文学的精神，全仗着语言的质素”，“思想依靠语言，犹之乎语言倚靠思想”，“精密深邃的思想”要有“精邃深密的语言”，“想免得白话文的贫苦”，“惟有欧化”，要改造传统思想也需要欧化。这样，白话文不但负有“长进国语的责任”，也同时担负着“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的责任”②。傅斯年也以“人化的文学”回应周作人“人的文学”主张，认为“‘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他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③。显然，傅斯年的白话文欧化主张，有着两方面的预期，一是创造欧化的国语和“人化”的文学、二是以欧化国语推动现代思想的启蒙。欧化白话文被同时赋予工具论和本体论两方面的意义，不仅需要顺应白话文的时代要求，创造新文学，而且还要成为现代思想启蒙的语言方式和观念凭藉，实现现代语言的“长进”和思想的“改造”。后来，胡适在描述这段历史时，将傅斯年的欧化主张解释为“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④。他虽然承认白话文欧化的必然性，却相对突出了它的工具论意义，忽略了傅斯年对语言与思想共生互动的本体论构想。

白话文的欧化以改变传统语言方式，创造新文学，传播新思想为构想，从而获得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和理由。郑振铎认为，因为“中国的旧文体太陈旧而且成滥调了。有许多很好的思想与情绪都为旧文体的成式所拘，不能尽量的精微的达出”，“为求文学艺术的精进起见”，所以，“极赞成语体的欧化”⑤。欧化可改变传统汉语的粗疏，促进语言艺术的精密与进步。周作人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提出可在试验中去发现欧化的优缺点。“关于国语欧化的问题，我以为只要以实际上必要与否为断，一切理论都是空话。反对者自己应该先去试验一回，将欧化的国语所写的一节创作或译文，用不欧化的国语去改作，如改的更好了，便是可以反对的证据。否则可以不必空谈。但是即使他证明了欧化国语的缺点，倘若仍旧有人要用，也只能听之，因为天下万事没有统一的办法，在艺术的共和国里，尤应容许各人自由的发展。所以我以为这个讨论，只是各表意见，不能多数取决。”⑥显然，周作人着眼于欧化的实际运用，而不是理论的空谈，对白话文的欧化持鼓励和包容态度，这无疑会对白话文的欧化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有助于欧化白话文的文学实践。后来，周作人又将欧化问题纳入文学创作的影响与模仿中去讨论，认为文学创作不能够“模仿”，无论是对传统还是西方，但“受他们影响”却是应该的，“也是有益的”。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⑦欧化能为汉语表达提供新鲜的空气，增强其活力。所以，汉语需要“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容纳‘欧化’，增加他表现的力量”，但又不能“强他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出现“三株们的红们的牡丹花们”的写法⑧。何况，“一民族之运用其国语以表现情思，不仅是文字上的便利，还有思想上的便利更为重要:我们不但以汉语说话作文，并且以汉语思想，所以使用这言语去发表这思想，较为自然而且充分”⑨。周作人的“以汉语思想”和傅斯年的“借语言改造思想”有着相似的思维逻辑，都认同语言和思想的共生性，只不过，周作人的结论是:“运命指定的或好或歹的祖遗的言语”，“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修改或扩充，但根本上不可能有所更张”⑩。汉语作为“祖遗的言语”不能被完全欧化，因为有汉语思想的限制。傅斯年想用白话文的欧化为现代思想提供新的凭藉和资源，周作人则为汉语的欧化设定了“修改或扩充”的“范围”，汉语和汉语思想也就是欧化的边界。

傅斯年

严既澄从语言文学立场声援白话文的欧化主张，认为“语体文到了今日”，已“过了提倡的时期而人于普遍运用的时期”，“语体文不但可以欧化，而且是应当欧化”，因为“欧化的意义就是严密的文法化”，何况“欧洲各种文字之严整和细密，是我们的白话文和文言都望尘莫及的”，而中国的白话“并未经过许多学术专家的陶冶和历练”，如果“普遍地将它推用于一切学术的领域上”，就会发觉“它疵漏百出，用起来捉襟见肘”。白话文的欧化“自然而然地风行起来”就是“补救的方法”，就是为了“洗练我们几千年来一贯相承的笼统模糊的头脑”。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凭籍这种欧化的趋势去努力提高语体文的方法地位和价值，建设严密的、精细的新文学”【11】。茅盾和鲁迅也从思想变革立场为欧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针对有人看不懂“新式白话文”的情形，茅盾认为问题不出在欧化白话文的形式，而在它的“意思看了不能懂。因为形式上的不惯，稍习便惯，思想上的固执，却不是旦夕可以转移的，如今的‘新式白话文’的小说，气味和从前的小说大不相同”，“现在一般人看不懂‘新文学’，不全然是不懂‘新式白话文’，实在是不懂‘新思想，”【12】。新式白话文实际上就是新思想，语言的欧化即思想的欧化，只有思想变革了才能理解新文学。鲁迅也认为白话文的欧化有其必要性，“中国的文或话”，“实在太不精密了”，“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要医这病”，需要“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13】。汉语使用“欧化文法”，“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14】。语言表达的不精密证明思想粗糙和思维混乱，白话文的欧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汉语表达的模糊和粗疏。

现代思想启蒙需要白话文变革的支持，现代白话文的建设更需要欧化思想和语法的援助，由此形成了欧化白话文的意义逻辑。欧化白话文并非只是语言现象，也是现代思想启蒙话语的产物，担负着语言学之外的思想启蒙使命，成为传播现代思想和知识最为便利而有效的工具。无论是新思想或者白话文，都推动了白话文的欧化选择。如同陈望道所说:“凡是思想精密、知道修辞、理解文法的人们，一定不会反对语体文的欧化”，欧化主要是对“原有文法的扩展”、“颠倒或离合”【15】。文法的“扩张”、“颠倒”或“离合”，既改变了传统思维的粗陋和简单，顺应和承载了现代社会的丰富和思想的复杂，也增加了语言表达的逻辑力量以及思维的准确、填密和明晰度。

二、读者的名义：白话文欧化的批评与质疑

欧化白话文在被倡导和试验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现实和文言传统的批评和质疑。五四时期学衡派和甲寅派反对白话文的欧化，有其传统的偏见和情感的坚守，就是新文学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对新文学创作生搬硬套欧式句法现象多有不满。汉语的本色是语义简明，节奏轻快，不成熟的欧化句式则背离了汉语语法，在主谓结构上搭房子，增添各种附加成分，给人以估屈警牙之感。1922年1月，梁绳祎就给《小说月报》写信说“看不懂欧化的语体文”，因为它的“文法任意颠倒”，“一字一字的勉强写出。一句和一句，像连又不像连，像断又不断，假使不念原文，看去也就似懂又不懂”【16】。胡适对欧化白话文也颇有微辞，说:“我是向不反对白话文的欧化倾向的，但我认定‘不得已而为之’为这个倾向的唯一限度。今之人乃有意学欧化的语调，读之满纸不自然，只见学韩、学杜、学山谷的奴隶根性穿上西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这是最可痛心的现象。”在传统诗人身上“穿上西装”，在文言里加人洋文，读起来“满纸不自然”。这样的欧化只是将欧化词汇加以机械式填充，而没有实现思维和文法的转换和借鉴。胡适希望“凡人作文，须用他最自然的言语;惟有代人传话，有非这种最自然的语言所能达者，不得已始可用他种较不自然之语句”。针对这样的欧化白话文，他不无自嘲地说自己“落伍”了【17】。胡适的“落伍”，既是对他所倡导的口语化白话文的维护，不也是对欧化白话文的一种反讽?梁实秋也认为:“有一种白话文，句子长得可怕，里面充了不少的‘底’、‘地’、‘的’、‘地底’、‘地的’，读起来莫名其妙，—有人说，这就是‘欧化文’。”【18】在他看来，欧化白话文与翻译有关，主要是由“硬译”带来的，“有些翻译家，因为懒或是匆忙或是根本未通，往往写出生吞活剥的译文”，即是“硬译”【19】。硬译成了“很时髦的一种文体”其丑态“正不下于洋场恶少着洋装效洋人之姿势仿洋人之腔调而自鸣得意”【20】事实上，白话文的不顺畅有译文因素，但也不完全是翻译的结果。至于文中说到的，“中国文无疑的是很进化的了。许多的欧洲文的繁杂的规律在中文里都不成问题，中文是如此之圆滑含浑。我不知道有哪一个语言学家要改造中国文法使成为欧化。至于文学家呢，固然有一部分是在使用着极端欧化的文字，但是还没有人公然提倡这东西”【21】。“圆滑”和“含浑”是否就是汉语的特点，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梁实秋所说“欧洲文的繁杂的规律在中文里都不成问题”，却有悖于事实，至于“没有人公然提倡”显然忽略了傅斯年积极倡导白话文欧化的功劳。

梁实秋

30年代对欧化白话文的不满，主要有三股力量。一是文艺大众化的倡导者，二是文言复兴派，第三就是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语录体。对欧化白话文的批评最为尖锐的是瞿秋白。他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没有完成它的任务”，“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它“仍旧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以前的文言一样”【22】。这样的白话“并不是真正的白话，又已经算不上文言，不是活人说的话，也不是死人说过的话，而是非驴非马的骡子话”【23】，“是不人不鬼的言语”【24】。这种白话“对于中国的平民，真正的无用，同样的无用……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真正没有，同样的没有”【25】。所以，应该“打倒”“五四式的半文言”的“杂种话”【26】，而建设大众听得懂、写得出的现代白话。表面上，为了社会大众的听得多、写得出是瞿秋白反对欧化白话文的理由，其实质却是为了夺取文艺领导权。他将欧化文艺看作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27】，而“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这是争取文艺革命的领导权的具体任务”【28】。在瞿秋白眼里，为了无产阶级争取文艺革命战线上的领导权，必须展开对欧化文艺的批判，白话文的欧化与大众化成了语言的政治，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也成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场所，作为潜在政治力量的社会大众也不过是想象而虚拟的文学读者，都服膺于政治革命的预设。实际上，“欧化”之于传统文学和文化，有着极其鲜明的异质性，出现语言的“杂异”或“乖张”，也应算是正常的文体现象。

浦江清认为白话文的产生，是“应翻译外国思想外国语言之要求，而与文学之进化无涉也”，胡适的革古文而为白话，是“语言之外来影响”和“统一国语之需要”，“时势逼之使然”，“今日流行之欧化文学，与中国固有之文学，断然不相衔接，为中国文学上之一大遗憾”【29】。30年代的文言复兴派也持这样的立场，但缺乏浦江清的学理眼光，多是情绪化的偏见和无厘头的搅局。汪愚祖从中小学的读经教育，认为欧化白话文“估屈不可理解，须假想为英文而意会之，姑能得其趣味”【30】。但他不得不承认青年人喜爱欧化白话文的事实，只是他有顾虑，担心“青年因长久诵习语体，潜移默化，而耽好所谓时代作品”，特别对“现代文艺之诡橘”和“新奇刺激”，“多孜孜不释手”。由此带来“习以浪漫，为机巧刻薄，驯至甘堕于流浪的生活”的结果【31】。下面这段话更能说明他的紧张，他认为:“吾国所谓现代语体文，乃新文化运动之产品，而其运动之意义，在于发挥个人主义，毁灭礼教，打倒权威，暗示斗争，今则变本加厉，徒求感情之奔放，无复理智之制驭，青年浸淫日永，则必有更新奇之作品，方得读之而快意。”【32】这不过是白话文运动中守旧派的老调重弹，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白话文的影响力，表明白话文的欧化就是思想的欧化，彰显了个人主义和反抗精神，欧化白话文就是现代思想的证词。只是白话文当初批判文言文“估屈警牙”，十多年后又被复古派用来批评欧化白话文，却让人有30年河东40年河西的感觉，如同黑格尔所说当你抬别人尸体的时候，抬你尸体的人已走到门边来了。【33】历史的吊诡也就在这里。汪触祖的说法不过是借尸还魂，经不起反拨和批判。林语堂有感于白话的俗白和哆嗦，而“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34】，提倡文白夹杂的语录体，他认为:“语录体简练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有白话之爽利，无白话之噜苏”【35】。实际上，要让白话文做到既文又白，既简练又从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周作人也说过“国粹欧化之争是无用的;人不能改变本性，也不能拒绝外缘，到底非大胆的是认两面不可”【36】。但要加以运用和实践，则有一个长期的摸索过程。毕竟白话文之于文言和欧化不同于在食品里放盐和糖，可以按一定比例去操作。在欧化白话文陷人大众化和文言文左右夹击的时候，林语堂提出的语录体不过是出来搅局而已。

林语堂

三、欧化即现代化:欧化白话文的合法性

欧化白话文在经受质疑和批评的同时，也积极探索白话文欧化的限度，重建新文学的接受方式，提出欧化即现代化，建构欧化白话文的现代性依据。五四时期，郑振铎就指出语体文的欧化应有一定程度，那就是:“他虽不像中国人向来所写的语体文，却也非中国人所看不懂的。”【37】欧化白话文能被中国人看得懂，就是“欧化”的限度。胡适将“不得已而为之”作为欧化倾向的“唯一限度”【38】。欧化是“不得已”的选择，而非为欧化而欧化。郑伯奇也持这样的立场。他认为:“太欧化是应该反对的，就是说不必要的欧化，辞藻上的欧化是应该反对的。但，用语、造句及文章结构上必要而不得已的欧化不仅不能反对，而且应该拥护赞成。”【39】他还将“生活”作为欧化的依据，“在语和文里面，跟生活有关系的欧化是必要的，跟生活没有关系的装饰式的欧化是不必要的”【40】。欧化一旦与现代生活有关，也就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刘半农还为欧化设置了作家标准，认为:“语体的‘保守’与‘欧化’，也该各给他一个相当的限度。我以为保守最高限度，可以把胡适之做标准;欧化的最高限度，可以把周启明做标准。”【41】从力倡白话的胡适文章里看到古文的空间，从偏爱古文的周作人那里发现欧化的可能。

为欧化设置限度，主要是为了避免过度欧化，这个欧化的“度”被限定在欧化文法上，这也是白话文欧化论者达成的最大共识。朱光潜也主张适度的欧化，因为白话还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工具，它还须加以扩充和精炼”【42】，特别是传统汉语“缺乏逻辑性”和“缺乏弹性”【43】，“需要适宜程度的欧化”。【44】但他反对“生吞活剥地模仿西文语言组织”和“堆砌形容词和形容子句，把一句话拖得冗长臃肿”。【45】具体说来，就是“不要生吞活剥”，“如果一句话依中文习惯可以说得同样精确有力，我们就绝对不能欧化它;欧化须在表现上有绝对必要时才可采用”【46】。1940年，郭绍虞从白话文文法的欧化讨论了它的必然性及其限度，认为欧化所给与新文艺的帮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写文的方式，又一是造句的方式”。写文的方式体现在标点符号、分段写法的使用。造句的方式，“变更了向来的语法”，二者都是“一种新姿态”，也是“新文艺所以成功的原因”。【47】不过，他也指出:“过度欧化的句子，终不免为行文之累”【48】，“现在的新文艺，若使过求欧化，不合中土语言惯例，其结果也不易成功”【49】。“过度欧化”也就是“忽略了中国语言文字特性”，“违反了口头的语言习惯”【50】。所以，“要矫正句式之过度欧化，惟有在文学之音乐性上加以注意。能注意到文学的音乐性，自然易于断句，自然使人易于明了其意义，而不会陷于过度的欧化了”【51】。他还进一步指出“欧化”与“文体”有关系，如“一颗受了重创而残破的心灵，是永久的蕴藏在她的怀抱”，是新文艺家创造的新句法，它“用于小说则可，施诸说白便不宜”，有的在“描写的散文可以用，抒情的散文便不适合”。【52】欧化存在文体差异，相对而言，欧化句法更适于说理文。老舍也说过:“欧化的语句有时候是必不能舍弃的，特别是在说理的文章里。”【53】

白话文的欧化始终绕不开社会的接受问题。鲁迅、朱光潜和朱自清等提出应给欧化白话文有一个生长和接受的历史过程。鲁迅认为社会大众接受欧化有一个时间过程，“逐渐的检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54】。朱光潜也提出对欧化白话文，“不要躁进债事”不要想“一墩而就”，“这一代所认为欧化的，下一代就习惯成自然;这一代欧化得轻松一点，下一代欧化得彻底一点，如此逐渐下去，到适可程度为止，也许可以免除许多固执者的少见多怪。照我看，这是自然的大势所趋”。【55】胡适开初构想的白话文是“能够用耳朵听的”，“既可读，又听得懂”。【56】但白话文并没有按照胡适的意愿走，而是越来越“听不懂”，而转向诉诸“阅读”的感知方式。如同朱自清所说:“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57】“现代化的语言是比旧文言旧白话复杂得多、精密得多”。【58】自然就没有旧文言和旧白话好读和好懂，因其欧化而失之亲切，特别是白话诗。怎么办呢?在他看来，只有借助于时间养成新的阅读习惯，“经过相当时期以后，习惯就自然了”【59】。

1943年，王力在他的《中国现代语法》中认为:“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太深了，于是语法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种受西洋影响而产生的中国新语法，我们叫它做欧化的语法。”【60】面对白话文语法的欧化趋势，王力的态度是，“用不着赞成，也用不着反对。欧化是大势所趋，不是人力所阻隔的;但是西洋语法和中国语法相离太远的地方，也不是中国所能勉强迁就的”。“欧化到了现在的地步，已完成了十分之九的路程;将来即使有人要使中国语法完全欧化，也一定做不到的。”【61】朱自清在为该书作序时提出了欧化即现代化的观念，认为:“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语在加速的变化。这种变化，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62】在他看来，“欧化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般动向，写作的欧化是跟一般文化配合着的，欧化自然难免有时候过分”。【63】“所谓欧化，似乎专指，至少偏重，中国语言采用欧洲语，特别是指英语的文法而言”，但欧化的意义不止于在文法上，还有“新的思想样式或感觉样式”和“辞汇的‘欧化”’。因为“我们的国家在现代化，我们的军队在现代化”，“现代生活反映在语言里”，才能“适应和发展现代生活”，语言的欧化也就“是必要的，不得不然的”。虽然有大众化讨论，“力量相当雄厚”，但“都不能抵抗那个‘欧化’的潮流”，所以，“语言的‘欧化’实在该称为语言的现代化，那才名实相副呢”。【64】白话文的欧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生活的结果，表现了现代思想和感觉的现代化。【65】白话文的欧化即是语言的现代化，欧化白话文也就有了现代性的身份认同和价值指向。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欧化现象，冯雪峰有过经典性的总结:“‘欧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契机”，“如果不经过文化和思想上的‘欧化’”，“中国就不会有新的民族文化的诞生”。【66】欧化既拥有现代社会和现代思想的合法性支撑，也推动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发生。可以说，汉语自19世纪末就开始走上欧化之路，不仅出现了语音、词汇和句法的变化，文体的浅近、平易变化，还有思维方式的严密、精确和理性选择，更有思想的自由、个性与丰富的追求。所有这一切都与欧化白话文紧密相联，是其得以发生与生长的重要凭藉。

四 、试验与成长:欧化白话文的创作实践

1922年，当人们质问白话文如何“欧化”时，茅盾采用周作人的“各自实验”，“没法提出条目来令人研究”作回答。。可以说，从白话文欧化主张提出的同时，新文学就开始实验和探索。新文学何以为“新”?白话文的欧化就是其标识之一。五四以后的白话文，看似语体文，实是欧化的书面语，并不是胡适所主张的“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68】，“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白话文【69】。尽管在后来的大众化和民族化讨论中，人们批判了白话文欧化的贵族气和洋腔调，但欧化白话文已成为文学创作的新传统。正如胡风所说“欧化”已经“被容纳到语言的有机统一里面”，【70】“‘五四’新文艺的语言，我们不应也不能把它抛弃。因为它不但创造了和二十多年来的民族斗争过程相应的‘民族形式’的作品，建立了一个伟大的传统，不但是千万的多少有文化生活的国民所共同享用的文字，而且，它的基本的语汇和语法也是大众口头语言的基础的部分”【71】。“我们所要求的‘欧化’正是新生的‘民族的’语言的成份，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创造民族形式的活的语言的性格之一。”【72】胡风的意思非常清楚，如果无视或否定欧化白话文，也就否定了新文学，也会使大众语运动“落空”，“变成只是否定过去的战绩的、两脚不着的”“空谈”。【73】胡风自己的文章就有鲜明的欧化风格，以至于有读者说是“满篇像荆棘的字句”，比《资本论》“还要难读”【74】，“无忌惮地使用术语”，虽有“特殊作风”，却给人“走人八阵图的感觉”【75】。

确实如此，新文学创作走了一条欧化之路，探索了欧化白话文的多种可能性。朱自清认为，“现代写作的人”“似乎都多多少少徘徊于所谓‘欧化’与熟语化两条路中间。他们求清楚，不得不‘欧化’;他们求亲切，又不得不熟语化。亲切也便是‘风趣或力量’。怎样才能教‘欧化’与熟语化调和得恰到好处，还待研究和练习”【76】。事实上，欧化白话文已完全渗透于新文学叙事、说理和抒情之中。胡适认为:“凡具有充分吸收西洋文学的法度的技巧的作家，他们的成绩往往特别好，他们的作风往往特别可爱。所以欧化白话文的趋势可以说是在白话文学的初期已开始了。”【77】后来，他承认:“这二十年的白话文学运动的进展，把‘国语’变丰富了，变新鲜了，扩大了，加浓了，更深刻了。”【78】实际上，这里所说的“丰富”、“新鲜”、“扩大”、“加浓”和“深刻”的“国语”，已经不是他当年提出的俗白的白话了，而是欧化的白话文。尽管这种“白话”被瞿秋白称之为文学革命的“怪胎”，“象马和驴子交婿，生出一匹骡子一样，命里注定是要绝种的了”【79】，但它已成为新传统，像空气一样弥散开来，渗透在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多种文体里，“绝种”之说也就成了妄断的咒语。白话诗无论是它的排列方式，还是它的意象和结构都是欧化的，朱自清说过:“新诗的白话跟白话文的白话一样，并不全合于口语，而且多少趋向于欧化或现代化。”【80】穆旦是中国现代最具欧化特征的诗人，他大量使用长句子，诗句之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现代小说语言也有着明显的欧化特征，如鲁迅《伤逝》有“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这样繁复的修饰句子，属于典型的欧化句式，但却精细而丰富地表达了“我”懊悔与期盼的复杂心理。张爱玲的《封锁》一开篇就说:“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蜡，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字句短小，有传统汉语特点，但却表达了不可控制的现代感，如同“开电车的人开电车”一样，只能“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并且你还不能“发疯”，显然是欧化的思想和体验。相对而言，现代散文拥有更多传统的一面，但它的语言方式也有欧化特征，特别是说理文。如朱自清《背影》的语言被认为有平实、简洁、口语化特点，但依然有文言成分，如“赋闲”、“勾留”、“北去”等等;也有欧化句法，如“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则多欧化句式，如“我们看见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两星的，枯燥无力又摇摇不定的灯光。我们的梦醒了，我们知道就要上岸了;我们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对“灯光”的多重修饰以及主语的重复使用都采用了欧化句式。

欧化白话文的试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例证。一般说来，新文学作家中郁达夫、王统照、丁玲、茅盾、巴金、路翎以及新感觉派作家的欧化倾向相对更为明显。白话文的欧化有多种表现形式，最大变化是语法结构【81】。最为明显的就是长句的使用，以单句表达复合句的内容，围绕主题句，以多个短句的并列和承连，或断裂和转折，体现感受和意义的复杂性。普实克认为郁达夫的小说《烟影》，“更多地运用了较为复杂的句式”，如小说开篇:“每天想回去，想回去，但一则因为咳血咳得厉害，怕一动就要发生意外，二则因为几个稿费总不敷分配的原因，终于在上海的一间破落人家的前楼里住下了的文朴，这一天午后，又无情无绪地在秋阳和暖，灰土低翔的康脑脱马路上试他的孤独的漫步。”“整个句子的主语完全消失在大量的形容词和极其复杂的谓语之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占据主导的地位的，一切都被削减到了同一个层次，在这个复杂体中地位平等。”【82】王统照早年小说的句子也很长，附加成分多，由多重分句组成复句，给人以叠床架屋的印象。如小说《雨夕》中这样写道:“他在半年以前，时常有种深深伏在心底的恐慌与忧虑，就是他最恐怕果然使得他的情感迫榨成了破碎的状态的时候，那么他便对于‘生存’二字上，有些保持不住了。”【83】句子长了，意义缠绕，给人以哆嗦、重复之感。上面这句话，可以压缩为:“半年以前，他时常感到恐慌与忧虑，最为担心却恰恰出现了生存的困难，心理情感也随之破碎了。”丁玲20 , 30年代也喜爱长句子，如:“夜晚，她更是不能安睡的辗转在她的那张又香又软的新床上，指尖一摸触到那天鹅绒的枕缘，心便回味到那一切精致的装饰，漂亮的面孔，以及快乐的笑容……好像这都是能使她把前两天的一场气忿消失得净尽，而只醉一般的来领略这些从未梦想过的物质享受，以及这一些所谓的朋友情谊。”【84】多重修饰语的使用，加上从主动到被动的句式变化，也就让意义变得不那么清晰了。欧化句式怎么会长起来呢?一是修饰语多，二是联合成分多。修饰语用来修饰主语、谓语和宾语等句子成分，联合成分可把有关联的事物连缀起来，如时间、空间、因果和条件关系等等。相对说来，新文学作家在环境描写、情感抒发和发表议论时，喜爱使用长句子。郁达夫的小说多感觉体验性和独白抒情性的长句，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施蛰存和刘呐鸥的小说也存在大量的欧化句式，它有助于表达曲折细致的内心感受，传达曲折而辩证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渲染和营造环境氛围，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意义的精炼和清晰以及表达的晓畅和节奏感。这或许就是欧化白话文创作试验中的不完善之处。

具有欧化语言倾向的现代作家非常多，成功的例证也随处可见。1924年，许杰创作了小说《惨雾》，其中有:“天河从屋背面横过，小星填满了河街，一颗颗细洁得可爱，直挂到南边的尽处，与那些隐隐约约，用远树和山影组成的如长堤一般的黑影相接。”【85】多个短句的拼贴组合成长句，形成语言的链条，如同滚雪球，气韵贯通。一般认为，老舍的语言是口语化的，但依然有欧化倾向。他认为:“避免欧化的句子是不容易的。我们自己的文法是那么简单，简直没有法子把一句含意复杂的话说得圆满呀!可是，我还是设法去避免，我会把一长句拆开来说，还教它好听，明白，生动。把含意复杂的一个长句拆开来说，恐怕就不能够完全传达那个长句所要表现的意思了，句子的形式既变，意思恐怕也就或多或少总有些变动;即使能够不多不少的恰如原意，那句子形式的变动也会使情调语气随着改变。”【86】在他看来，“欧化文法”，可“使思想的表达更加连贯，文字更加流畅”。【87】巴金的创作也证明了欧化白话文的实绩。巴金自己说过:“有一个时候我的文字欧化得厉害，我翻译过几本外国书，没有把外国文变成很好的中国话，倒学会了用中国字写外国文。”【88】他的欧化句式却不给人估屈警牙的感觉，而有细致填密的特点。他通过对一个对象反复而多角度地叙述，虽是短句子，但却反复使用，形成层层递进的复句和排比句式。如《家》写高觉新在妻子难产死后的突然醒悟:“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幸福，夺去了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两个女人。他现在开始觉得这个担子太重了，他想把它甩掉。他在挣扎。然而同时他又明白他是不能够抵抗这一切的，他是无力的、懦弱的人。他绝望了。”【89】使用联合结构作主语、谓语和宾语，形成排比句式，虽简单而重复，却丰富地表现了高觉新的痛苦和无助。巴金也使用欧化的长句子，如《家》写新思潮期刊的影响，“报纸上的如火如茶的记载唤醒了他的被忘却了的青春”，“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他们三个人，使他们并不经过长期的思索就信服了”【90】。多重定语作修饰，句式冗长，读起来虽有些拗口，但却能表达事理的复杂性。

新文学创作为白话文的欧化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欧化白话文也扩大了新文学的表达方式，形成了白话文的严谨、细密和繁复等特点。如定语、状语、补语和各种插人语的大量使用，现代白话文的句式被延长了，汉语承载意义的功能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增长。当然，要实现白话文的欧化与传统文言和生活口语的深度融合，做到“洋为中用”和“化西为中”，应是它长期实践和探索的方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批准号:11 AZD06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袁进:《重新审视欧化白话文的起源—试论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②③傅斯年:《怎样写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

④【77】【78】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胡适文集》第3卷，第288页，第288  289页，第29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

⑤【37】郑振铎:《语体文欧化之我观》，《小说月报》第12卷第6号，1921年6月10日。

⑥周作人:《语体文欧化问题》，《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39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下同)。

⑦⑧【36】周作人:《国粹与欧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516页，第517页，第517页。

⑨⑩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753页，第753页。

【11】严既澄:《语体文之提高和普及》，《文学周报》第82期，1923年8月6日。

【12】【67】茅盾:《通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1号，1922年1月10日。

【13】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

【14】鲁迅:《玩笑只当它是玩笑(上)》，《鲁迅全集》第5卷，第548页。

【15】陈望道:(语体文欧化的我观》，《陈望道文集》第3卷，第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6】梁绳林:《通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1号，1922年1月10日。

【17】【38】胡适:《通信》，《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4号。

【18】【19】【20】【21】梁实秋:《欧化文》，《梁实秋文集》第I卷，第490页，第490页，第491页，第490页，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

【22】瞿秋白:《普格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

【23】瞿秋白:《新英雄》，《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34页。

【24】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62页。

【25】瞿秋白:《无用的人与东方文化》，《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9页。

【26】【27】【28】瞿秋白:《欧化文艺》，《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92页，第491页，第492页。

【29】浦江清:《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1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0】【31】【32】汪惫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174页，第173页，第17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3】黑格尔:《导言》，《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2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4】【35】林语堂:《论语录体之用》，《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4卷，第188页，第189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9】【40】郑伯奇:《论欧化》，《郑伯奇文集》，第179页，第18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1】刘复:《中国文法通论》，第80页，岳麓书社2012年版。

【42】【46】【55】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全集》第6卷，第247页，第250页，第250页，中华书局2012年版。

【43】【44】【45】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446页，第446页，第44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47、48、49、50、52、52】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语文通论》，第93页，第100页，第103页，第100页，第109页，第106-107页，开明书店1941年版。

【53】【86】老舍:《我的“话”》，(老舍全集》第17卷，第307页，第306-3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下同)。

【54】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I04页。

【56】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文集》第2卷，第462页。

【57】朱自清:《中国散文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33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

【58】【76】朱自清:《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314页，第314-315页。

【59】朱自清:《在中国语文诵读方法座谈会上的讲话》，《朱自清全集》第11卷，第332页。

【60】【61】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334页，第334页，商务印书馆2Q11年版。

【62】朱自清:《中国语的特征在哪里》，《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64页。

【63】朱自清:《诵读教学》，《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178页。

【64】【65】朱自清:《新语言》，《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294页，第295页。

【66】冯雪峰:《论通俗》，《论文集》(中)，第1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8】胡适:《论小说及白话韵文》，《胡适文集》第3卷，第38页。

【69】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第3卷，第60页。

【70】【72】【73】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全集》第2卷，第780页，第781页，第72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1】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的实际意义》，《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第425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下同)。

【74】【75】郑学稼:《论“民族形式”的内容》，《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第509页，第511页。

【79】瞿秋白:《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76页。

【80】朱自清:《诗的形式》，《新诗杂话》，第105页，上海三联书店1984年版。

【81】王力曾认为，五四以后出现的欧化语法主要表现在:“复音词的创造”、“主语和系词的增加”、“句子的延长”、“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联结成分的欧化”和“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嵘中国现代语法》，第334-373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82】〔捷克」亚罗斯拉夫·普实克:《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第162页，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

【83】王统照:《雨夕》，哎王统照全集》第1卷，第113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版。

【84】丁玲:《梦坷》，《丁玲短篇小说选》(上)，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85】许杰:《惨雾》，《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第1册，第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87】老舍:《中国现代小说》，《老舍全集》第17卷，第480页。

【88】巴金:《谈我的“散文，，》，《巴金全集》第20卷，第536-5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89】【90】巴金:《家》，《巴金全集》第1卷，第399页，第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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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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