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南帆：双重视野与文化研究

双重视野与文化研究

南帆：《双重视野与文化研究》，《读书》，2001年4月

一面硕大的玻璃嵌在墙上;十余只斑斓的热带鱼浮游在玻璃背后，赏心悦目许多人的心目中，“赏心悦目”就是热带鱼饲养的意义——这还能有什么疑义？可是，不久之后，一个面积相当的电子屏幕代替了嵌在墙上的玻璃。屏幕之中显现的热带鱼、水草和一串串水泡均是电子影像;某种程度上，电子影像甚至比真实的热带鱼还要生动。对于现今的数码成像技术，这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游戏。这时，人们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仅仅企求赏心悦目，插上电源就够了，一切繁琐的事务均可以彻底免除。然而，如果电子影像不会生病或者突然死亡，也不会惹人怜爱或者伤心悲拗，这是否预示了另一个怪异的前景:电子影像是否正在篡改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自然对话?自然是否正在迅速地退后甚至消失？如果生存于愈来愈密集的人工符号之中，人类的命运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压力，甚至会迫使人们重新想一想:热带鱼的饲养是否还存在另外一些意义?

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喻示了一个重要事实的浮现:电子技术成为一系列新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催生婆，这些传播媒介形成的冲击波正在打开生活的种种传统界限，重新书写一批著名范畴的涵义，诸如自然与文化、虚构与现实、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科学与神话、生与死、远与近、进步与落后、权力与民主、财富与贫穷如此等等。一批传统界限的消失产生了一系列亦真亦幻的恍惚之感。对于亲眼目睹电子传播媒介历史演变的人说来，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分界依然清晰可辨;可是，如果下一代人心目之中的电话机或者电视机如同窗外树木一样“自然”，与生俱来，那么，二者不都是他们所置身的“现实”吗?

迄今为止，电子传播媒介已经积累了一大批意味深长的问题:电影给人们的视觉开启了什么?电影工业昭示了文化生产方式的哪些根本改变?城市人口每日耗费几个小时观看电视节目?电视与教育、书籍以及儿童成长之间如何产生联系？中华等发达国家的电话普及率是多少？移动电话改变了哪些生活观念？计算机联网为金融活动带来了什么？网络精英是哪一代人的偶像?如何利用互联网从事政治竞选和发布商业信息?详尽地搜集种种统计数据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电子传播媒介已经进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正在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和行政组织产生深刻的改造。种种传统仪式——例如，政治或者宗教聚会，师生授受的教育形式以及活跃在一个个村落的社戏——正在被电波、电缆、芯片和集成电路所摧毁。技术的力量正在清除这些文化仪式拥有的象征符号。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类身体的延伸;如果人类的身体因为媒介的配置而发生变异，如果人与机器的结合体正在形成某种新型的单元。那么，这种身体与机器组织的社会必将放大和引申上述的种种变异。新技术的内化与文化的转型同时发生。一些理论家甚至主张按照生物学的原则理解机械，某些机械正在跨越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界限。马克·波斯特认为:“人类对于身体的机器复制过程已经到达这一时刻:人类正在以电脑和一般意义上的电子媒介交流系统对人脑进行一点一点的复制。一种智能性的机械身体如今已成为工业、科技和大学圈内许多人士梦寐以求之物”。这时，机械、电子技术与主体建构之间复杂的联系，必须得到正视(参见《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电子传播媒介对于主体的形成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这个意义上，正面提出和阐述“电子文化”这个概念，已经时机成熟。相对于印刷文化和纸张的社会，电子传播媒介是否诞生了另一种文明？如果说，种种历史湮没的遗址和古老的典籍还如此引人注目，那么，无论如何，人们没有理由对于即将进入的另一种文明视若无睹。

在大多数人那里，电子传播媒介的崛起通常被视为一种进步的标志。这不仅因为电影、广播、电视或者互联网相继为大众的日常现实，制造了巨大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新型传播媒介的问世，往往是与进一步的民主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证明，媒介的垄断时常导致符号的垄断;反之，符号的解放必然吁求媒介的解放。相对于报纸，电视显然提供了一个远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同的性别、年龄、文化阶层都可能围绕电视形成种种共同体。电视分别被视为称职的安慰者、孤独者的伴侣、新闻中心或者良师益友。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抱怨电视是一种单向的发射电视，仍然垄断了信息的收集、组织、编辑、诊释和发布。因此，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再度激动了人们。许多人看到，计算机互联网正在将这些权力归还大众。互联网是无中心、无权威的互联网。不仅最大限度地敞开了门户，而且，互联网的特征是大众与传播媒介的互动。

所以，人们对于解放之中所包含的另一些新型的隐蔽枷锁不易察觉。人们往往忽略了，电子传播媒介的强大功能之中存在强大的控制。的确，电视是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这扇窗口正在向人们展示无边无际的经验，人们仿佛从这个窗口跃入一个不同寻常的天地;然而，如果人们察觉到，如此之多的人面对的是同一扇窗口之中的相同景象。那么，人们就会意识到这个窗口隐藏的另一种威力。无论是呼吁、召唤、劝诫还是发号施令，电视的符号体系和传播范围都是无可匹敌的。如果说电视发射台的部分权威来自机械的力量，那么，互联网的无中心网络结构——互联网的进出路径是分散的——同样得到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网络似乎是一个自由出入的空间。海关、边防线、国界、辽阔的海域和崇山峻岭——这些传统的空间栅栏对于互联网已经失效。民族国家赖以划定的地理界限，正在被漫不经心地跨越。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技术知识和语种突然显示了比地理位置远为重要的意义。没有一定软件知识和技术的人无法在网络之中自如地驰骋。计算机程序的编写者已经事先指定了人们所能驰骋的范围;另一方面，英语是网络空间的通行语种——不谙英语的人进入网络之后常常空手而归。换言之，只有受过良好教育和通晓英语的人才能更多地享有网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人们无法想像，一个文盲可以利用网络制造不凡的机遇。这个意义上，网络提供的自由是以享有某些社会条件为前提。这即是另一种新型的限制。因此，在我看来，必须在双重视域之中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既预示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双重视域的意义在于，人们的考察既包含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既充当伯明翰学派的弟子，又扮演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也许，人们没有必要急于确定一个结论，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电子传播媒介的评价。人们需要的是分析和展开，从而看到哪些方面呈现为一种解放，哪些方面又呈现为一种控制。许多时候，电子传播媒介考察的双重视域几乎同时开启。如同人们意识到的那样，多数电子传播媒介不是逐渐从民主转向保守，从开放转向封闭，或者将局部的微型解放纳入总体性的权威体系;在我看来，二者之间基本不存在某种辩证的转换，电子传播媒介的解放和控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解放和控制均与电子传播媒介的技术特征联系在一起。电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如果电视台没有如此强大的发射功率，电视又怎么能得到如此之多观众的拥戴?另一方面，如果电视台运行的费用不是如此之高，广告商又怎么能如此规模地包揽文化权力，裁定电视节目的趣味，甚至充当惟一的裁决?

这提示人们充分地关注电子传播媒介的性质。这时，人们迅速地想到了麦克卢汉的著名论点:媒介即信息媒介传播什么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的性质所传送的信息机械的意义不在于机械本身，而在于机械如何为人类所使用麦克卢汉在这个意义上反复地阐述了印刷术与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例如，“电力时代生活中的新结构和新形貌，越来越多地与机械时代陈旧、线性和切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相冲突”。电子传播媒介甚至改变了传统的扩张式社会组织模式而产生了彼此纠缠和相互拥挤的内向性“爆炸”（《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所以，技术程序的意义是决定性的，不同的传播媒介将会改变既有的信息。鲍德里拉形象地阐释了麦克卢汉的观点:“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消费社会》，波德里亚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虽然麦克卢汉的论点曾经遭受异议，但是，媒介的性质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人们至少必须意识到电子传播媒介与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所以，J·希利斯·米勒在麦克卢汉论点之上进一步说:“媒体的变化将改变信息。换个方式说，‘媒体就是意识形态”'J.希利斯·米勒认为，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了出版、无线电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新的电传技术现在生产出用以取代所有这些的新形式这些新媒体——电影、电视、互联网——并不仅仅是以未被改变的形式传播意识形态或真实内容的被改动的母体。它们构成它们所‘输送’的内容，并任意把那个‘内容’改造成该媒体本身所强加的信息的表达”（《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新技术制度》，《文艺研究》2002年五期）J·希利斯·米勒察觉到，电子传播媒介不仅决定性地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肌理，而且大规模侵入政治生活、社区生活和社会生活。“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抵制全球金融资本主义霸权的各种手段、意识形态、大学、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所有那些问题，都由于我的这样一个信念而曲折地表达出来，即新传媒技术是所有这些领域的决定性因素”。

J·希利斯·米勒解释说，衡量电子技术的巨大突破决非仅仅局限于科学范畴尽管发明者并没有蓄意地制造某种社会变革，或者预见这些发明的后果，但是，这些发明还是制造了一次深刻的文化断裂。J·希利斯·米勒赞同地引述了德里达的观点:电子传播媒介终结了传统的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爱情信件。他们认为，上述学科均是与印刷文明乃至民族国家观念、言论自由的权利结合在一起的电子传播媒介正在刷新这一切。德里达甚至断言，政治制度退居第二位民族国家的地位没落了电子传播媒介侵入家庭和民族，混淆了种种内与外的界限。个体、自我、隐私、家庭、工作地点、大学等等无不随之改观更为严重的是，“它们也威胁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假定，即政治行动基于某一特定的地域，具有明确边界、种族和文化统一性的一个特定民族国家”。J·希利斯·米勒总结说，“民族国家自治性的衰落或削弱，新的电子社区在电脑空间中的发展，具有新的人类感性的一代人的可能产生——这是新的电传制度产生的三个结果”。有趣的是，J·希利斯·米勒并未像许多思想家那样对于电子技术的未来忧心忡忡;他期望电子传播媒介的开放性可能产生新的革命性联合——因为“新电传技术可能是资本主义创造的，但这种技术超越了创造者而具备了自己的力量和生命”相对于印刷文明，某些权威可能因为电子传播媒介的启用而得到了千百倍的扩大;但是，这不等于说接受主体的能动性完全消失人们无宁说，这是一个未确定的因而也充满了创造可能的新型空间——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人们才会充分意识到隐藏于大众之间的潜力。

传播媒介与文化类型之间的历史呼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麦克卢汉认为，石头是穿越纵向时间、粘合许多时代的媒介，纸张却倾向于联结横向的空间，建立政治帝国或者娱乐帝国的确，新旧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风格不得不追溯至传播媒介的性质与构造。结绳纪事不可能产生微积分，长篇小说不会铭写于甲骨或者竹简之上，机械复制技术的成熟彻底涤除了艺术周围神秘的崇拜气氛，互联网络对于传统的作者与版权等概念提出了重大的挑战。谷腾堡发明的印刷术如何彻底地撼动了宗教、政治、科学和文学，印刷文明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哪些联系，法律、规章制度和特定的民族意识形态如何利用印刷机器得到不断强化，这是许多人备感兴趣的题目。巍峨的皇宫、朝廷奏议、烽火传讯、族旗猎猎——这些历史景象与电视机里的竞选政治、电子信息组织的立体战争分别属于不同的文明。如果说，寓所之中的家庭是一个传统的社会空间，那么，这个社会空间正在遭受电子传播媒介——从电话、电视到计算机网络的彻底改造从信息的攫取、购物形式到身体的快乐，一系列变异或显或隐地陆续发生一切都在证实，传播媒介不仅是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的工具，同时，传播媒介还决定了文化的类型、风格以及作用于社会现实的方式和范围。

如同历史揭示的那样，早期的统治阶级控制传播媒介的主要目的在于垄断文化和知识，生产维护主导权威的意识形态，并且造就一支加固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文化卫士——巫师、史官、僧侣以及一大批骚人墨客，无不程度不同地从属于这一支庞大的队伍近现代社会，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崛起之后，商业与市场经济愈来愈多地介入传播媒介的争夺战从报纸、平装书到电视、计算机互联网，文化的生产能力、生产规模和传播范围日益强大。文化的成分与功能也日益复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的地形图之中，文化是被决定的;文化如同经济活动以及政治活动的副现象。但是，电子传播媒介的运行，至少表明，文化的“反作用”——文化对于社会的组织和控制功能急剧地增强。全球化时代的形成可以部分地视为电子传播媒介的杰作许多时候，电子技术的胜利怎么估价都不过分。当然，这并非主张文化决定论或者技术至上，但是，人们不得不看到，印刷文明所形成的“文化”、“经济”“政治”等一系列传统范畴正在遭到瓦解和重组电子传播媒介时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边界开始消失，文化生产本身正在成为最为强盛的经济产业之一。电视的影像生产产生了巨额的利润，众多网站竞相拥向股市，这一切无不暗示了电子传播媒介、文化生产与经济的共谋关系。电子传播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是一种“文化”，电子传播媒介的运作方式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经济活动。许多时候，电子传播媒介充分证实了阿多诺对于文化工业的阐述:“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甚至自从这些文化形式一开始作为商品为它们的作者在市场上谋生存的时候起，它们就或多或少已经拥有了这种性质。但是，在那时，它们对利润的追求只是间接的，仍不失它们的自治本质。文化工业带来的新东西是在它的最典型的产品中直截了当地、毋庸乔装地把对于效用的精确的和彻底的算计放在首位”（《文化工业再思考》，《文化研究》第一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版）虽然文化、商品、经济利润、意识形态各个环节并非一脉相承，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文化与经济正在前所未有地交织为一体，共存共荣;文化对于物欲的抗拒意义正在缩减乃至丧失电子传播媒介的符号体系、机械性能、运行费用、传播效果无一不在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合作推波助澜。对于电子传播媒介说来，需要一门政治经济文化学。所以，电子传播媒介对于现实的影响、支配以至于重塑是多维度的。从个体的身份归属、种族文化的面貌、意识形态的建构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电子传播媒介正在形成某种核心。这个意义上，出现鲍德里拉式的断言并不奇怪。现实正在变成符号的模仿无论是反抗还是顺从，这一切乃是人们深陷其中的历史环境。

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区域。尽管“文化研究”的内涵仍然众说纷纭，但是，文化研究已经时髦地成为显学。或许，“文化研究”的概念模糊不定，即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这表明了文化研究游离于传统学科的程度——人们无法援引传统学科的范畴予以界定理查德。约翰生认为，文化研究“必须是跨学科的(有时是反学科的)”相近的意义上，詹明信将文化研究称之为“后学科”许多时候可以说，文化研究的考察不是以某一学科的疆界为活动半径这时，人们必须意识到问题的两个方面:第一，文化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至少证明了文化研究的兴盛恰逢其时。无论如何命名这个时代，人们都可以发现，现今所遇到的问题是综合性的。例如，电子传播媒介的考察必须联合文学、符号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如此等等。

换言之，传统的学科地图已经无法分配和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文化研究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描述与分析尽管跨学科的分析也将产生另一些后继的疑问。但是，至少在目前，文化研究显示了突破学科疆域之后的巨大活力从考察的对象到考察问题的方式，许多文化研究因为抛开了陈陈相因的程式而富于开创性。其次，文化研究成为显学之后的一个危险是被重新体制化人们可能重新设立某些文化研究的规章和模式，予以定型，从而为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再度增添一个新的学科表面上。学科提供了某种理论框架与学术规范;然而，这一切是知识生产、分类、占有与分配所形成的后果。所以，学科时常有意地呈现了什么，聚集了什么，或者隐藏了什么，掩盖了什么——学科所声称的“普遍真理”并非如此地普遍在我看来，跨学科的意义不在于设立一个超级大型学科，跨学科的意义在于解除既有学科的遮蔽，开启传统学科框架背后的盲区。对于文化研究说来，拒绝体制化——拒绝重新演变为一个固定学科的动力源于日常现实的启示。日常现实的压力时常使学科的框架摇摇欲坠文化研究抛开了精英主义、经院主义的习气。文化研究不再依据某个学科的传统版图——例如，文学、历史或者经济学——指定一个超凡的独立舞台，这包含了回归日常现实的企图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时候，我所搜集的许多材料来自《参考消息》、《南方周末》等日常读物它们的确不是经典，但是，它们是一个有力的说明——说明电子传播媒介已经多大程度地演变为日常现实的组成部分。当然，回归日常现实决不是撤消理论分析的另一种说法，犀利的理论分析往往是学科给予的不可放弃的遗产。文化研究必须保持日常现实与理论分析之间的强大张力，从历史性演变的描述到有线电视频道某一个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从符号学的阐述到计算机网络虚拟生存的经验。大理论与日常现实的结合无疑是文化研究引人入胜的风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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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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