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刘勇、姚舒扬：文化认同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文化认同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刘勇、姚舒扬：《文化认同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三期

摘要：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是党中央的重要战略决策，是我国经济发展布局中又一个关键环节，也是区域发展重大的命运转折。为此，从中央到京津冀地区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家级的协同机制和强有力的政策法规双管齐下，极大地促进了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然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文化认同同样是重大而不可忽略的。对京津冀而言，文化认同又恰恰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如何从文化认同的角度促进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文化认同

京津冀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是党中央的重要战略决策，是我国经济发展布局中又一个关键环节，也是区域发展重大的命运转折。为此，从中央到京津冀地区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家级的协同机制和强有力的政策法规双管齐下，极大地促进了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然而，在注重协同机制和政策激励的同时，文化认同对协同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也不应该被忽视。从全球范围来看，大约只有30%的经济合作是由于技术、资金或者战略方面出现的问题而搁浅，而大约有70%的原因是由于跨文化沟通方面的问题而造成的。因此，没有文化认同就难以获得协同发展上的真正突破。

       对京津冀而言，文化认同是一个薄弱环节。比如北京天津仅一步之遥，但京剧不是一个唱法，相声不是一个讲法，足球也不是一个踢法。长期以来，京味文化、津门文化和燕赵文化三者鼎足而立，各成气象，这既是京津冀的一大特点，但也给文化认同带来困难。文化认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并着手解决。

一、文化认同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环节

文化认同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基础，是协同发展快慢、优劣的关键因素，也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当今社会，评判一个区域之间协同发展的好坏，通常会聚焦在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而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视。事实上，文化与社会、经济、生态一样，是影响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最关键的因素。只有正确认识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区域的协同发展。  

“文化认同”即“区域文化认同”，其中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是“区域文化”，其二是“认同”。区域文化更多的是历史传统因子，而认同则是区域文化延伸至现代的情状。

区域文化是地区之间所拥有的相似文化特质。如果将整个中国的文化看作是根文化，那么区域文化就是“枝”文化。对这种由于地理位置、历史积淀所致的区域文化，人们早有意识。在哲学上有“南老北孔”之说，在思维行为上有“北人厚重，南人机灵”之说，在生活方式上则有“南米北面，南甜北咸”等说法。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详细描述了中国不同特色的文化，对饮食文化有如下描述:“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厌其擅;河北食胡、葱、蒜、韭，江南畏其辛辣，而身不自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1]

着眼于中国内部，但凡区域文化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是城市区域经济发展快的地区。比如:长三角有吴越文化，珠三角有岭南文化，胶东半岛有齐文化，川渝有巴蜀文化等。

如果没有传统积淀下的区域文化，经济、交通等发展其实是事倍功半的。比如同一制度体制在不同的区域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非洲的尼日利亚实行的是与欧洲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然而经济发展的结果却相差千里。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实行了西方经济学家主张的自由主义，结果也是适得其反。

而“认同”一词其实是指同一性，心理学中将其称为一种心理机制，是“自我”区分于“他者”的标准。特定的文化认同可以加强彼此的同一感，最终凝聚成为拥有共同文化内涵的群体“认同”在时间范畴上跨度很大，从古代一直延伸至现代。比如珠三角的岭南文化，至今都得到珠三角地区人们的认同。但京津冀地区原本的燕赵文化，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退，因此现时中很难达到“认同”。换言之，历史传统所促成的区域文化只是“区域文化认同”的一个很好的基础，但重要的是在当下是否能够用这样的基础再次达到“认同”的标准，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将“区域文化认同”看作一个整体，强调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强调文化认同是区域协同发展中的重要环节，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区域间经济、合作等各方面的发展。

从区域间经济发展方面来看，欧盟是在一体化道路上走得最远的，能够建立起区域共同市场和经济政治联盟，就是因为基督教文化和新教伦理文化是“欧盟”各个组成国家的基础文化认同和人文基础;而多元文化下的区域组织，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几乎都在区域合作的道路上步履蹄珊，就是因为文化具有“多元性”而非“同一性”。

从区域间合作关系方面来看，城市政府通常希望通过城市间的共同合作来解决那些仅靠一个城市无法解决的问题，如环境、交通、通讯问题。但是，城市区域合作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其中“人”的因素占了绝大部分，而人的决策往往会受到“文化认同”方面的极大影响。比如，香港和广东地理位置相连，有着极为相似的区域文化认同，这也就导致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大量的香港人携带资金、技术来到珠三角地区创业，一时间粤港的合作极为频繁，也极大地促进了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而在这样的助力之下“珠三角”城市群也得以最终形成。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与国内劳动力成本低廉有着密切的关联。但相比之下，无论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还是中国内部其他地区，都有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地方。因此，粤港的合作更多的是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合作，是文化认同推进区域合作的典型例证。

“区域文化认同”的作用是重大的，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拥有区域文化认同，就是拥有一致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俗语中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区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所思所想都是一致的，在沟通中可以相互理解，也可以深入细致探讨，从而为区域间的各种交流奠定了公众基础。其次，拥有区域文化认同，就是拥有信任他人与自信的“本金”。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政府部门，在接触到自己熟悉的文明、生活方式、饮食等内容时，自然会产生一种亲近的心态，更容易接受这种因“熟悉”而产生的信任感，同时能够传达出自身对于这种文化熏陶程度、与他者相似程度的信号，并从中获取自信。最后，拥有区域文化认同，就是拥有一个和谐积极的氛围。区域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拉近城市间的距离。高铁可以缩短的是城市间的地理距离，而只有文化认同，才能缩短区域间的心理距离。当居住在一个区域里的人们认可自己的区域文化时，就产生了和谐积极的氛围，从而形成了整体的凝聚力。

二、文化认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中心，与长三角、珠三角一起，被认为是我国三大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的集聚地带。但从目前区域内主要城市经济总量的指标来看，京津冀地区的GDP远远小于长三角，同时也低于珠三角的整体水平。京津冀三地在经济、交通、社会等各方面已经进行了很好的沟通，从北京到天津只需半个小时的时间，但交通的便捷无法掩饰在文化认同方面的薄弱。只有认识到文化认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才能使三地“协同”得更好，更加具有凝聚力，更加具有主动性。

京津冀地区是具有“区域文化”的，燕赵文化就是三地文化的母体。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这成为千百年来燕赵文化的独特标志和燕赵人民精神风格的集中概括。如今，河北别称为“燕赵”，但从燕赵区域的划分来看，燕赵区域东部临海，黄河为其南界，太行山和燕山山脉为西界和北界。地理位置恰好涵盖了北京、天津及河北三地。燕赵文化虽以“慷慨悲歌”为其特色，但燕赵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也是丰富多彩的。随着京津冀三地的文化开始不断地繁荣进步，随着北京文化、天津文化和河北文化开始彰显各自的活力，燕赵文化的影响力开始慢慢衰减。但需要强调的是，其实三地无论如何地突显个性，事实上都是燕赵文化的累积与裂变。共同的文化背景，相连的地域人脉，享有的“区域文化”基础是不可更改的。

从历史角度来看，京津冀三地，特别是京津之间的文化认同是有深厚底蕴的。比如20世纪30年代所形成的“京派”作家群，就是京津文化认同的重要例证。所谓“京派”，特指20世纪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的成员有周作人、沈从文、废名、林徽因、师陀、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等。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说:“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杂志上的不平，且引别一某先生的陈言，以为作者的籍贯，与作品并无关系，要给北平某先生一个打击”“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2]

“京派”的作家聚集于北京，但并不只有北京人，而“京派”活动的场所也并非只在北京，而是扩展到了整个京津地区。著名的京派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就创办于天滚“京派”作家之一萧乾回忆说:"1935年我接手编《大公报·文艺》时，每个月必从天津来北京，到来今雨轩请一次茶会，由杨振声、沈从文二位主持。如果把与会者名单开列一下，每次三十至四十人，倒真像个京派文人俱乐部。每次必到的有朱光潜、梁宗岱、卞之琳、李广田、林徽因及梁思成、巴金、靳以(但不久他们二人赴沪了……)。还有冯至，他应是京派的中坚。”[3]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文学或者历史的角度，京津地区都是紧密相连的。

从文化环境上看，京津冀三地的文化气氛都极其浓厚，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极大的一致性。突出的表现是21世纪后，三地都自觉将文化建设作为自己发展的核心内容，显然三地都看到了文化的重要意义，这种自觉的态度形成了三地良好的文化氛围。北京作为首都，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的枢纽，近年来，如音乐节、艺术节、文化交流年等活动举办的非常频繁。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的槽运重地、物流中心和交通枢纽，在文化上，特别是20世纪以来，天津的文化建设更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90年代，相继建成了天津图书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等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同时也维修了中国大戏院、艺术博物馆等重点文化设施。河北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块宝地拥有极为宝贵的文化资源。近年来，河北开始了建设广场、修建园林、栽种花草的城镇化建设，在力度、规模和意识观念上都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状态。良好的文化氛围，是三地在当今社会达到“认同”的契机，也是三地达到“文化认同”的基础条件。

天津图书馆

可以说，京津冀地区是有条件发挥文化认同对区域协同发展的作用的，但现实状况是，对于文化认同重要性的认识还比较单薄。三地协同发展的最终目的绝不仅仅是促进北京一地的经济发展，这在主旨上就与“协同发展”相背离。北京作为首都，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应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s元的272. 6万贫困人口。[4]北京被称为首善之区，如何既能保持首善，又能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才是需要思考的重要环节。如今文化认同的薄弱，使京津冀地区缺乏凝聚力、创新力和推动力，只有关注到文化认同薄弱所带来的问题，才有可能进一步改进并发展。

首先，没有文化认同，就没有区域融合的凝聚力。如今河北更多地打出燕赵文化，天津打出津门文化，而北京则立足于京派文化。内在的联系与相辅相成已被打磨殆尽，文化中的棱角却越发明显。仅从戏剧文化入手，就可发觉三地的“分歧”之深。北京的京剧已有200多年历史，融合昆曲、秦腔和一些民间曲调，因北京是该剧种形成的所在地，故而在清末、民初一直把它称作“京剧”。随着京剧走出国门，国际影响逐渐增大，因而一度被称为“国剧”。与此同时，北京也对宣传京剧文化做出了众多的努力，申奥的宣传片，广泛覆盖的公共广告都成为宣传京剧的载体。天津，则以天津快板闻名。天津快板是195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曲种，是由群众自发创造并发展起来的。由于天津快板风格粗旷、爽朗、明快、幽默，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风味，深受天津人的喜爱。天津快板的特点之一就是用天津地方口音述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天津”对于快板的意义。如今，这种带着浓重津味儿的曲艺与狗不理包子等并列成为了天津最具特色的内容。在河北，河北梆子是河北的经典戏曲种类。有人说要想了解河北人是什么性格，就去听河北梆子，可见河北梆子在河北人心中的地位。如今，河北对河北梆子这一地方戏种格外重视，甚至成立了河北梆子传承与发展促进会，旨在推动河北地方戏的传承和发展，为河北梆子培养传承人，目前已有会员200余人。京津冀三地有自己主打的戏曲种类，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专属”的姿态更加突出。可以说京津冀三地文化的趋同性虚化，而相异性却增加。但事实上，京津冀在戏剧方面的问题还是有方式可以解决的。比如河北梆子，来到燕赵大地后，首先引起关注的就是北京。清初著名地理学者刘献廷在其扩阳杂记》载:“秦优新声，有名乱弹者，其声甚散而哀。[5]如今，河北梆子在北京、天津都有相关戏曲社成立，在北京有丹声社、群声社;在天津有复兴剧社、移风剧社、益民剧社、民主剧社。之后，河北省、天津市和北京市都先后成立了国营河北梆子剧团。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发展剧种，天津市又成立了小百花河北梆子剧团，天津市戏校也设立了河北梆子专科。这也就意味着三地的戏曲在走向融合，但这种融合还是比较单薄的，或者说是非常单一化而未普及的，如何让文化认同感能够大幅度提升，从细节方面考虑会有更多的启示。

京剧

天津快板

河北梆子戏

其次，没有文化认同，就没有区域发展的创新。京津冀地区存在着三种文化，即皇城文化、槽运文化和直隶文化。而这三种传统文化的“固思”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当下京津冀文化的发展。北京坐享“皇城文化”，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帝王之气，将北京与他地隔绝起来，无形中为北京造成了阻碍。这种“官本位”的文化，导致京津冀地区不同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融合的趋势，反而使文化矛盾有所激化。而天津的“槽运文化”，使得天津在经济上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可以享受小富即安的心态。天津虽然拥有开放的意识，但在京津冀文化融合方面，却相对的保守。河北有良好的地理优势，享受临近京津地区所带来的便利，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便利，使得河北的“直隶文化”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发严重。这种直隶文化的心态，逐渐在消磨河北自身的特点，无法确定自己的定位。三地固守自身的文化特质，使得文化格局没有创新性的改变，也使得文化心理没有创新性的突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京津冀地区的发展。

最后，没有文化认同，就没有区域建设的推动力。文化研究作为文化认同的基础，对区域建设有着推动的作用。尽管三地都始终坚持进行文化研究，但基本上是囿于一地。比如北京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京味’“京派”等都已经纳入研究视野。天津文化研究以及河北燕赵文化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不小的成就。但将三地联合在一起的研究，通常还是从经济角度切入。而本应作为核心的文化研究还没有广泛地进入视野之内。

文化建设作为文化认同的手段，同样对区域建设有着推动的作用。对比洛杉矶、纽约、伦敦等大城市，文化建设是由当地政府负责制定法规，宏观指导，而企业负责推动文化投资，组织文化生产。一些公共组织即非政府行业，进行信息沟通、行业服务和评估推介等。国际经验表明，政府、企业与非政府组织间的默契配合、相互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是区域文化建设的助推器，而京津冀地区这种意识还没有形成。

三、文化认同推动京律冀协同发展的具体构想

文化认同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如何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推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是函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用文化理念凝聚人心，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精神助力。文化理念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指长期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中的人们，逐步形成的对自然、社会与人本身的基本的、相对一致的观点与信念。京津冀地区的人们拥有同根同源的燕赵文化，因此享受的是相同的文化环境，感悟的是相同的文化理念，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极大优势，应该充分加以利用。文化理念的一致带来的最大益处在于凝聚人心。凝聚人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企业联合，如果难以凝聚人心，协同机制和国家法规只能是被动的启用，而无法真正磨合。只有让京津冀地区的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在根本上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才能在经济、合作、生态等各方面的协同发展过程中，变被动为主动。

第二，在文化认同感的驱动下，推动产业的发展，打造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品牌，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增添助力。京津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北方经济瞩目的热点，也是环首都城市圈的核心。不过，在“双城”的发展过程中，这一优势并未给区域的合作带来便利，反而成为比其他区域更难以协调的障碍。当长三角、珠三角开始日益形成紧密的区域经济合作体并开始参与全球竞争时，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冀还尚在为理顺合作机制而努力。换言之，这就是京津冀还未重视到文化认同重要性的缘故。仅以长三角而言，工商业是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的经济来源，而工商业的发展恰恰依赖于长三角地区的文化认同感。长三角的区域文化影响塑造着长三角区域的创业者、职业经理人、企业家以及商业从业人员，让他们始终保持一致的文化素养、文化底蕴、文化意识、文化精神及文化境界，共同强化着他们的创业创富精神、企业家精神、商业精神及商业文明传统。在他们的跨区合作中，也因其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而获得了充分而持久的保障。而在京津冀，这样的良性循环还没有形成，区域产业间的互动还非常的生硬。对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如果可以打造一批同属于三地的优质产业品牌，在三地之间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三地企业家、创业者等人的联系与配合，不但可以促进京津冀三地产业横向推广的进程，而且也可以使经济得以纵向提升。

第三，通过文化认同增强区域旅游发展的凝聚力，依托旅游资源和自然生态优势，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保证。旅游作为京津冀一体化的先行行业，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先锋，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言:“京津冀地区旅游合作发展始终是旅游区域发展的重要研究问题之一。依据聚集经济的观点，旅游资源聚集和市场聚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资源和市场聚集的特殊聚集方式。[6]但仅从经济角度分析京津冀旅游合作问题是不够的，由于文化认同感比较薄弱，同样导致了京津冀的旅游业缺乏凝聚力，使其合作产生问题。北京是我国旅游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虽然河北与天津也拥有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是由于北京皇家建筑的极大“吸引力”，使得河北与天津处于北京旅游的“阴影”之下。换言之，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缺乏一个统一的形象。因此，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打造一个统一的形象，增强区域旅游的凝聚力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认为，可以参照美国奥兰多迪斯尼的构想，利用特大项目带动京津冀三地的参与合作，使得河北与天津在区域旅游合作中获得更加平等的地位。

第四，在文化认同感的引领下进行人才培训，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长效支持。京津冀地区是中国人才资源聚集的重要基地，其人才培养能力、人才资源的规模和素质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三地的人才资源，特别是河北的人才资源存在着流失情况。据统计，京津冀的人才主要集中在天津、北京、石家庄、秦皇岛等大中型城市。河北省在2000~2004年4年间流失人才10819人，出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5447人，约有90%流向京津民营企业。[7]也就是说，京津冀的人才流动是由河北流向京津。如果能够在文化认同感增强的基础上，对人才进行培训，让其对三地的整体性有正确的认识，而不是一味地靠近京津冀经济圈的经济增长极，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人才地区分布不均，人才利用率偏低等问题。对此，京津冀文化部门已经提出要实施三地文化人才联合培养工程，创新文化人才培育机制，通过支持课题研究、学术研讨、国际交流、著述创造和舞台表演等方式，发掘一批懂文化、知经营、善管理、跨领域的文化高端人才。除此之外，为了给三地人才服务，实现三地人才区域发展，三地已基本确定，启动“京津冀区域人才交流系列洽谈活动”模式并联合打造一个京津冀区域人才交流的统一网络发布和共享平台。众多的举措，也为文化认同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注释

[1]王士性:《五岳游草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1页。

[2]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

[3]萧乾《致严家炎》，萧乾:《萧乾文集》(第十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页。

[4]刘海玉:《“环首都贫困带”再调查:北京依然孤独地繁荣都，((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12月26日，第17版。

[5]刘姗《河北乱弹的演变与特娜，《邢台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6]宁泽群、李享、吴泰岳、汪金辉《京津冀地区的旅游联动发展:模式、对象与路千劲，《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沁013年第1期。

 [7] 《燕赵都市报》报社:《高铁开启京津冀同城时代，河北如何锻造人才“磁铁’?》，《燕赵都市报》2009年4月20日，http://news. yzdsb. com. cn /system /2009 /04 /20 /000900794.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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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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