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周维东：焦虑与突围——新诗在电子传媒时代如何生存

焦虑与突围

——新诗在电子传媒时代如何生存

周维东，《焦虑与突围—新诗在电子传媒时代如何生存》，《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摘要：于坚关于“诗歌上电视”在网络上发表言辞激烈的看法使新诗的读法问题再一次受到关注[1]。相较于此前新诗读法的讨论，这次对新诗读法问题的关注有着新的特点:一，新诗的读法问题不再仅仅局限于理论的探讨和技巧的推广，面临现代传播手段介入新诗阅读的新际遇;二，讨论的参与者打破以前为求新诗生存的同心协力，新诗工作者内部出现理论分歧。在这些新特点背后，本次关于新诗读法的论争揭示出新诗在电子传媒时代如何求存发展的思路问题。

关键词:“诗歌上电视”;朗诵;电子传媒时代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66X (2006 ) 06-0041-OS

20世纪初叶，中国诗歌语体与文体的变革使新诗读法问题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辉煌古典诗歌传统的国度，中国现代新诗自诞生开始就有着超乎其它文体的负累，这使得新诗的读法问题一直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其背后包含着新诗的创造者和继承者为求新诗生存和拓宽新诗发展空间的处心积虑。近来，于坚关于“诗歌上电视”在网络上发表言辞激烈的看法使新诗的读法问题再一次受到关注。相较于此前新诗读法的讨论，这次对新诗读法问题的关注有着新的特点:一，新诗的读法问题不再仅仅局限于理论的探讨和技巧的推广，面临现代传播手段介人新诗阅读的新际遇;二，讨论的参与者打破以前为求新诗生存的同心协力，新诗工作者内部出现理论分歧。在这些新特点背后，本次关于新诗读法的论争揭示出新诗在电子传媒时代如何求存发展的思路问题。

于坚

01

一、电视+朗诵—电子时代的诗朗诵

 “诗歌上电视”引发的关于诗歌读法的论争，显然不同于此前新诗读法讨论根据新诗语体、文体特点而进行地理论探究，涉及到现代传播手段介人诗歌阅读的新情况。但“诗歌上电视”核心也不简单的等同于音像传媒对于文学作品的介人而引发的美学界关于“文学是否消亡”的争论，其焦点依旧是诗歌的阅读问题，因为“诗歌上电视”并没有完全改变作品的形式，与电子传媒对于文学作品的改编而进行的“再创作”有本质不同。虽然“诗歌上电视”可以进行多种探索，涉及电视朗诵、Ptv等形式，但都没有改变原诗的完整性。因此，“诗歌上电视”本质上讲是“电视十朗诵”，最根本还是朗诵，与建国初期在中国遍及的诗朗诵运动没有本质差别，只是传播的途径从“广场”变成电视，朗诵的焦点从“革命”变成“审美”。

诗歌的朗诵，更确切的讲是新诗的朗诵，其利弊得失争论已久。这也是“诗歌上电视”引起争论的原因之一。诗朗诵涉及诗歌发展的两个方面:一是诗歌是否需要发声(属于诗歌的音响方面);二是诗朗诵能否准确的传达诗歌内涵;是否是一种合理的传播途径(诗歌的传播方面)。三四十年代开始在建国初盛行的诗朗诵运动，让很多诗人和诗歌研究者记忆犹新，这实际也增加了我们对于诗朗诵本身的片面理解，似乎诗朗诵就是一场集体诗歌运动。其实，诗朗诵涉及的诗歌音响美是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即使不谈中国古典诗歌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就是诗歌的音律美，就新诗而言，打破古典诗歌的音律之后，诗歌的音乐美也是新诗探索者不懈追求的一个方面。“赵元任、陆志韦、李思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林庚、饶孟侃、刘梦苇、孙大雨、叶公超、何其芳、卞之琳、朱光潜、王力、郑敏等等，一代一代诗人和理论家汇人这股反驳的潮流。他们希望通过重建某种诗律，使汉语新诗获得音韵的美感”[2]。参与这次争论的张桃舟先生所列举的事实的确揭示出新诗发展中的追求的一个方向。使新诗获得音乐美也就是要使新诗走出无声，成为可以发声的文体。而且，新诗在探索过程中，也的确出现了音义俱佳的作品:《再别康桥》、《死水》、《雨巷》、《相信未来》、《回答》……都是这样的作品，当我们独自朗诵，我们能很快的进人其营造的美学境界之中。不仅在汉诗当中音乐美是诗学追求的重要方向，外语诗歌同样如此。日本的徘句，泰戈尔的诗歌，西方古典诗歌无一不具有优美的音律美，即使最打破古典的现代派诗歌，象征诗派也将音乐美作为诗歌的必须要素。“那被命名为象征主义的东西，可以很简单的总括在好几族诗人想从音乐收回他们的财产的那个共同的意向中……”[3]，在象征诗人看来只有在音乐当中，诗歌才能进人象征的境界。可以说，在中外诗人看来，音乐性是诗歌的本质之一，诗歌就应该是发声的文体。但是，尽管中外诗歌都追求音响的效果，诗歌的发声与电视朗诵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诗歌音乐美的尝试更应该是诗人进行的创作尝试;诗歌的音响效果只是为了接受者接受的快感，它可以个体诵读，也可以集体朗诵，或者电视朗诵，但并不一定要通过电视诗歌的形式来尝试，因为电视诗歌又涉及到诗歌的传播问题。

诗人于坚对“诗歌上电视”发表“诗歌是无声的”的见解并未涉及新诗的音响层面，其更关注新诗的传播。“无声”在于坚那里并不是否定音响的存在，而是诗歌内涵的无声。在这里，“声”，即诗歌的一种理解方式;“无声”，即诗歌没有一种确定的理解方式。于坚认为:“诗歌乃是沉思默想的产物，写作是无声的。”“难道作者在最深的房间里写作一生，为的就是最终来到这儿，面对着麦克风，由它把你的语言变成一个声音的出口?双腿有些发软，像是在接受审判，前面是一个巨大的洞穴，由那些叫做读者的岩石所组成的洞穴，诗人在黑暗深处写作一生，难道就是为了在这个洞穴面前，背着一袋煤炭，亮起来?”[4]于坚在这里显然否定的是电视诗朗诵用一种读法就确定诗歌全部内涵的粗暴做法。诗歌是沉思默想的产物，当然接受也是一个沉思默想的过程。只有在无声的过程中，读者发挥自己的联想才能得到自己独特的诗歌感受，它可以使诗歌获得无限的生命力。

诗歌朗诵

于坚对电视诗歌一定拿腔拿调的看法显然具有偏颇性，显然受到建国初中国开展诗朗诵运动记忆的影响。这种做法在文化日益多元的今天可以得到解决(其无非是害怕诗歌的意义受到曲解)【1】。但无论是集体朗诵还是电视朗诵都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用一种解读代替了诗歌的全部内涵。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艺学上的这句名言说明了诗歌接受过程中读者对于作晶的再创造。用后现代理论来讲，每一个读者对作品的理解都是一种“误读”，都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作品的理解，不可能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穷尽一部作品的全部内涵。文学的魅力正是来自其内涵的无穷性。集体朗诵或电视诗歌朗诵对诗歌传播造成的可能后果是: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朗诵方式，都只是用一种或几种误读取代读者对于诗歌无限理解可能。它可能使诗歌出现一种权威化的理解方式，从而削弱诗歌本身具有的艺术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于坚几乎来自本能对于“诗歌上电视”的反感是有道理的。电视扩大了诗歌的传播空间，但削弱了诗歌本身存在的艺术空间。

02

二、焦虑的风景——整体突围与当前境遇的龃龋

值得注意的是，“诗歌上电视”引发诗界的争论，焦点并不在于“诗歌上电视”的可能性和具体操作问题，而是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降诗歌日益边缘化而提出的不同拓宽诗歌生存空间的发展思路。诗歌建设者内部对电视的接纳和拒绝的分歧，并不表明双方对于诗歌是否需要走出低谷采取不同意见，而是双方对当前诗歌发展采用借助电子传媒的“整体突围”，还是首先关注诗歌当前境域再图发展的思龃龉。

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诗歌日益边缘的事实是引起“诗歌上电视”尝试的直接原因。2002年，中央电视台《电视批判》栏目就《电视散文诗歌》展开讨论，邀请诗人林莽和诗评家吴思敬作为嘉宾。两人虽然对《电视诗歌散文》节目中许多对诗歌粗俗、肤浅的解读提出批评，但对于电视作为拓宽诗歌生存空间的一种途径都非常乐观，认为“诗歌上电视”“不仅央视节目的档次有所提高，而且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广大的电视观众，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观众，提供一种学习诗歌，重温诗歌的很好的条件”;“电视对诗歌的宣传会比纸上媒体更直接，覆盖面更宽”【2】。其认为“诗歌上电视”的范围可以是“古今中外的诗歌名篇”(不单纯针对当前的诗歌创作)【3】。显然，林莽与吴思敬二先生是对诗歌拓宽发展空间采取“整体突围”的策略:通过电视传媒的高效性提高诗歌整体的关注度，从而培养社会的诗歌兴趣，促进诗歌的普及与发展。

2006年，于坚在网络上发表“诗歌是无声的”的言论，对“诗歌上电视”采取激烈的抨击态度。其主要观点在上文已经提及。需要指出的是，于坚此举并非对诗歌普及采取拒绝的态度，而是对诗歌普及是否需要尊重诗歌本身艺术规律提出的看法。于坚的这种看法显然是站在诗歌发展的当前境遇之上.但其揭示出一个实质的问题:诗歌发展已经导致了诗歌读法的分化，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一问题。

中国20世纪初叶的诗歌革命使汉诗的读法产生显著变化是不争的事实。这使得我们不可能用普及古典诗歌的做法来提高新诗的生命力。从新诗诞生开始对新诗读法的讨论都说明这个问题，新诗的普及首先必须是读者对新诗艺术规律的认可。然而，从上个世纪开始的诗歌读法探讨都屏蔽一个重要事实:新诗在近百年的发展演变中，内部也在不停的发生着裂变，这导致新诗内部的读法也发生分化。新诗内部裂变导致读法的分化我们可以借用艾略特关于诗歌“声音”的理论来进行界定。艾略特在《诗的三种声音》中把诗的声音分成三类:“第一种声音是诗人只对自己或不对人任何人讲话。第二种声音是对一个或一群听众发言。第三种声音是诗人创作一个戏剧的角色，他不是以他自己的身份说话，而是按照虚构出来的角色对另一个虚构出来的角色说他能说的话。”[5]这三种声音在新诗的发展中客观的存在着。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现代诗歌、80年代出现的后新诗潮就诗歌的声音而言基本都属于第一种;40年代出现的中国诗歌会诗歌及其后的政治抒情诗，还有多数朦胧诗都属于第二种声音;第三种声音也在中国诗歌中客观存在着，譬如某些政治抒情诗、一些现代派诗歌都有这种倾向，只是没有前两种蔚为大观。从诗歌的读法上讲，第二种声音及第三种声音显然更适合于朗诵，因为其略带叙事的背景赋予诗歌比较确定的内涵，它可以使朗诵者于听众之间形成一个沟通的平台。譬如北岛的《回答》(仅列举诗的第一节):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怔，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这首诗的内涵尽管也具有不明确性，譬如:为什么“卑鄙”可以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倒成了“高尚者的墓志铭”，但只要知道这首诗创作的背景，就能很明确的知道这是北岛制造的反讽效果。诗的全篇也就是强化一种怀疑精神，朗诵并至于削弱诗歌的艺术空间，倒可以强化诗人的情感。但是，第一种声音显然就不适合于朗诵，因为其诗歌内涵带有太多个人化的东西，因此包含诸多不确定的因素，朗诵可能会削减诗歌的内涵空间，而且不容易形成与听众的沟通，这类诗歌的接受最好是个人无声的沉思默想。譬如于坚的《作品川号》:

越过这块空地

世界就隆起成为高原

成为绵亘不绝的山峰

越过这片空地

鹰就要成为帝王

高大的将是森林

坚硬的将是岩石

像是面对着大海

身后是平坦的天空

我和高原互相凝视

越过这块空地

我就要枚它的巨影吞没

一叶扁舟

在那永恒的大波浪中

悄无声息

作品的名字是不确定的，作品的内涵也是不确定的，它需要我们于沉思中与诗人的情感沟通，即使有专业的诗评家讲评，用来朗诵也不一定能受到比较好的效果。而这样的诗，在当前的诗歌创作中还有很多。因此，即使在电视上更多推广新诗，也不能完全拓宽新诗的全部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当下正在进行的“后新诗潮”的生存空间—“诗歌上电视”更是“后新诗潮”诗歌艺术特点的漠不关心。这是于坚激烈抨击“诗歌上电视”的根本原因。对于坚而言，其反复强调“诗歌是无声的”，更确切的讲是“后新诗潮诗歌是无声的”，其意图是想告诉人们新诗的发展首先必须在尊重诗歌发展当前境遇的基础上求发展。

综观两种对“诗歌上电视”的不同态度，其话语背景都是对诗歌边缘化的焦虑。林莽、吴思敬二先生基于诗歌缺乏社会关注的大背景认识到电视传媒对诗歌普及的重要性;而于坚则是对于这种焦虑做法的焦虑，.诗歌的确需要发展，但是否就可以不尊重诗歌发展的当前境遇?这无形中将诗歌在电子传媒时代的艰难生存处境揭示了出来。

03

三、焦虑之后—电子传媒时代诗歌如何发展

像文学整体境遇一样，诗歌在电子时代也经受前所未有的尴尬。一方面，文化消费时代使文学消费者更喜欢具有视觉直观性的电视、电影等电子文化产品，压缩了诗歌发展需要的读者基础，使诗歌日益更加边缘化。另一方面，电子传媒作为高效的传播平台，让诗歌建设者对其对诗歌“边缘拯救”的能力心存幻想。电子传媒时代让诗歌建设者本已焦虑的心情更加波澜起伏，这在本次“诗歌上电视”讨论所表现出的集体浮躁中可见一斑。关于“诗歌上电视”的讨论，有很多言论颇能代表对诗歌界对诗歌发展的某种心态，对此我想谈一点自己的肤浅看法。

(一)走出新诗发展的“朗诵情结”

张桃舟先生在反驳于坚言论时用“诗歌的非朗诵时代”概括新诗发展中对音律的追求但没有获得成功的事实。这种概括本无可厚非，但笔者对新诗是否会拥有“朗诵时代”心存怀疑。张先生对诗歌的“非朗诵时代”是这样看待的:“自从那场颠覆性的诗学变革，将适于吟唱的律绝词调驱逐出历史的舞台，中国诗歌就开始变得“暗哑无声”了。在此，“诗歌的非朗诵”意味着，诗歌不宜、不能也无法用来朗诵。”[6]从这种看法臆测，新诗的“朗诵时代”应该是:“克服语言(现代汉语)的某种先天限制，最终赋予新诗能够与古典诗词相媲美的声律和诗形”[7]。对此，笔者对新诗发展能否会拥有像古典诗词一样的“朗诵时代”心存怀疑。新诗自诞生之日与古典诗词迥然的语体、美学特点，就决定了其接受习惯与古典诗歌的分离。新诗读法的理论探讨络绎不绝，对新诗艺术特点的指认与新诗读法的确定都达到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在这里就不再重复，其总体说明的情况表明新诗的普及将会是另外的一片天地，不一定就要如同古典诗歌一样被处处诵、吟。而且，张先生还认为朗诵是判断新诗音律实验成效的途径之一。这让笔者联想到新诗发展中的一种看法:似乎新诗走向像古典诗歌一样做到到处朗诵才算成功(张先生的文章里倒没有这么看，其还专门强调这一点)。这绝不是笔者个人臆测，在90年代新诗走向边缘化时，就有人认为中小学教育，甚至学龄前教育没有推广新诗的结果，更有人将新诗不能像古诗一样作为童蒙的工具而认为新诗对汉诗发展的思路错误。这些观点在新诗没有走向成熟之前都只能保留看法，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走向朗诵并不是衡量新诗成功的唯一标准。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多种可能，有格律化追求，也有自由诗的追求，它们都有走向成功的可能，不能用一种标准成为新诗发展的负累。

对“朗诵”的追求反映出新诗发展中的“朗诵情结”:渴望新诗能够实现如同古典诗词一样的形声兼备。这种情结来自于中国古典诗词辉煌的成就对于新诗的发展压力。笔者认为，新诗的发展更应该尊重其自身发展的自然之道，不能因为对现实困境的焦虑而赋予新诗发展更多的栓桔。

(二)新诗在电子传媒时代的发展应该首先尊重新诗的当前境遇，走“个人聚合”式发展道路  

诗歌在电子传媒时代的确面临新的机遇，电子传媒的高效性和普及性不能不说是对于诗歌发展普及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良好平台。但新诗的发展仍然应该首先尊重诗歌创作发展的当前境遇，因为新诗的发展首先是创作的发展，只有当前创作受到尊重，新诗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源泉。

就诗歌的创作现状而言，作为当前创作主要构成部分的“后新诗潮”及“后后新诗潮”都走向个人化的创作道路，从上述关于诗歌“声音”的理论看，他们的诗歌都是不适宜于上电视朗诵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艺术规律。因此从尊重当前创作的角度出发，新诗的发展应该是少数个体开始对当前诗歌艺术规律的把握，从而聚少成多，形成新诗发展的普及。不尊重新诗创作的当前境遇，甚至有损其艺术的规律而企图新诗的“整体拯救”有可能导致因噎废食。

(三)“诗歌上电视”可以成为与平面传播并存的诗歌传播形式，但绝不是新诗发展的拯救之道

如果将“诗歌上电视”认为是“毁诗”之道【4】，笔者认为是小题大做，电视只是诗歌传播的一种普通的形式，就如同我们手抱诗集、沉思默想的接受一样，并不会像于坚所讲那样会毁掉诗歌。在未来，随着诗歌读者的多元化，诗歌传播手段也会多元化，电视和平面媒体都会成为诗歌传播的媒介之一。就像小说、话剧与电视节目对小说、话剧的改编共存一样，电视并不可能导致诗歌的销毁。但是，电视同样不能成为诗歌的拯救之道。电视能增加诗歌的普及，但也能引发观众对诗歌的反感。新诗的发展只能在广泛培养新诗接受习惯的基础上自然发展。没有必要焦虑诗歌会走向灭亡。诗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量出现，网络诗歌的盛行都说明了诗歌的顽强生命力。但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增加新诗接受方式的普及，这才是真正的拯救之道。

注释

[1][4]于坚.诗歌是无声的[N].南方周末，2006-02-16.

[2] [6] [7]张桃舟.诗歌的非朗诵时代[N].南方周末，  2006-02-16.

[3][法]瓦雷里.波特莱尔的位置[A].戴望舒译诗集[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17.

[5]艾略特.诗的三种声音[A].王恩衷.艾略特诗学文集  [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294.

【1】于坚在《诗歌是无声的》中(《南方周末》2006年2月16日)，时电视诗歌朗诵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朗诵是这种活动，我经常看到这种可怕的场面，某人在一秒钟之前还是个正常人，当他一开口，他忽然疯掉，神经质地手舞足蹈，憋出某种暗示着“悠扬”“激昂”“高完”“柔情  似水”“多愁善感”“愤怒”……之类的意思的声音来。惨不忍睹。如果诗歌是自然的，那么朗诵就是做作，哗众取宠是必然的，朗诵，就是对诗歌的很不高明的谋杀。”“每一个作者，只要一面对麦克风，不由自主地就进入一个圈套，声嘶力竭要使自己的作品‘朗’起来。由此甚至出现了‘朗诵的时代’。不能进入朗诵的诗歌，就没有存在的。一些诗人意识到朗诵的危险，其实那是一个诗歌的断头台，诗歌一旦配上那样的声音，例如电视台播音员的声音，那诗歌就成为声音的裹尸布下面的尸体。”显然，于坚对朗诵的看法带有偏见。这种技术层面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于坚的对朗诵的看法受到了建国初诗歌朗诵运动记忆的影响。

【2】【3】公孚林莽、吴思敬在2002年在中央电台《电视批判》节目中的发言。岁林莽、吴思敬在200年在中央电视台《电视批判》节目中的另膀——<电视批判>第8次论坛》，http://www.cctv.com/tvguideltvco文字来源:电视批判栏目专稿《为电视营造诗意空间为诗歌捅上电视翅/xzlz/900.ahiml

【4】于坚在《诗歌是无声的》中观点，见《南方周末》2006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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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凌逾

责编：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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