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Bo Gyllensvärd：中瑞文化跨越千年的交往(中欧文化交流研究翻译之一)

【中欧文化交流研究翻译之一】

中瑞文化跨越千年的交往

作者：伯.吉伦斯瓦教授（Bo Gyllensvärd 瑞典文博专家）

译者： 广东省文艺研究所，卢瑜

（选译自《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一书，论文“中瑞文化跨越千年的交往”（China and Sweden Through a Thousand Year）

       众所周知，中国丝绸从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1年)便经亚洲大陆传到欧洲。位于斯德哥尔摩（Stockholm）以西的伯卡（Birka）是瑞典公元9世纪的商业中心。迄今为止，瑞典发现最古老的丝绸纹样残片就在伯卡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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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堡号”到广州，

 吴吕明摄于2006-07-18，广州，南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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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丝绸的对外贸易量从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6年 )开始增多，丝绸贸易先经陆上丝绸之路，然后取道中亚至欧洲，后来又从另一条交通线-海上丝绸之路运至地中海沿岸欧洲各国。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出现在中世纪（14世纪）到17-18世纪，绵延数百年，对欧洲影响深远。以瑞典为例，当时教堂神父穿着的长袍，圣洗台上的铺饰以及两边的幔挂，面料全是精美的丝绸。

       中国瓷、陶器自唐代便销往近东，后辗转销往欧洲。直到16世纪末，欧洲才与远东建立起直接贸易往来，其中葡萄牙最早，然后是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欧洲东印度公司商船将中国陶瓷运往欧洲销售，在瑞典出售的第一批瓷器是中国明代青花瓷。

法国，卢浮宫收藏的中国瓷器，吴吕明摄于 2017-10-06

       1631年，奥格斯堡（Augsbug）著名家具制造商海恩霍弗（Hainhofer）赠送了一件十分罕有的中式橱柜给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国王二世，里面装满各式珍奇中国器物摆件，还有克拉克瓷（Kraak）。克拉克瓷是一种模仿中国瓷的仿瓷，当时已在欧洲出现。这件由海恩霍弗赠送的中式橱柜后来被乌普萨拉（Uppsala）大学收藏。古斯塔夫国王二世的女儿，克里斯汀娜女王则收藏了330件同类风格的家具，大部分保存至今。17世纪末，瑞典有几户显赫人家也有专门房间收藏中国瓷、漆器及各种摆件，叫做“中国屋”（a la Chinoise）。当时从中国进口的各式中国工艺品，令欧洲的手工艺人尤其是陶工们倍感惊艳。工匠们无法掌握中国硬瓷工艺，只能在荷兰、英国、德国生产的软彩瓷（faierce）上模仿中国瓷的造型和图案。他们通常在白底上釉的土坯上用蓝靛绘出中国风格的景致、花鸟以及晚明-康熙年间中国瓷器流行的图案。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瑞典罗斯查得彩瓷厂(Rorstrad)的软瓷开始出现中国风格图案。同期，日本、中国的漆器在欧洲大获青睐，很快被仿制。1688年，约翰.斯托克（John Stalker）撰写的第一本关于掌握涂漆与上釉工艺的书在伦敦出版，书中的附图包括各种中国漆器样品。这本漆艺指南无论对研究中国的学者，还是爱好中国风格室内装饰的普通读者都很实用。1700年前后，漆艺深受欧洲上流社会女士们欢迎，漆屏风画中大量想象奇特的中国题材被仿制在壁纸上，以及模仿在皮质镶边装饰画中。这类对中国艺术题材的奇异想象和模仿被称为“中国趣味”（Chinoiseire）。17世纪后期，中国趣味在瑞典很快流行。瑞典女王私人藏品室”中国屋”（a la Chinoise）里，摆满中国瓷、漆器以及各类装饰品，壁炉旁、门边、墙上到处都是“中国趣味”装饰艺术风格。班特.加布里埃尔森.奥克森谢纳伯爵（Count Bengt Gabrielson Oxenstierna）有一间极为钟爱的中国屋，位于他在罗赛斯伯格（Rosersberg）的宅邸，四面墙镀金隔板上摆满青花瓷和各色彩瓷。1690年他将这间中国屋命名为“世外桃源”（Sanctum）（意为最珍爱之地）。中国屋前的大花园里有一个湖心岛，上面有一座蓝白条纹装饰的五角亭，其设计灵感来自仿南京报恩寺瓷塔而建的法国特里农瓷宫（Trianon de Porcelain ）。特里农瓷宫位于巴黎凡尔赛宫，装饰以蓝白纹为主。当时大部分中国瓷器藏品都经荷兰转运，能流传至今的为数已不多。

清代石青缎，“宝生昌”号广绣花鸟大挂帐

       1667年瑞典才出现第一部介绍中国和日本的书，内容是两名瑞典籍海员的记述，他们曾随荷兰商船到过远东。1731年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开始与中国直接贸易。商船满载瓷器、漆器、丝绸、香料和各种茶叶抵达瑞典的贸易港哥德堡（Gothenburg）。茶叶在当时是外来饮品，甫一落地，即成为获利最丰的贸易商品。这种新式饮品需要合适的器皿相配套，最适宜的当属中国瓷器。为此当时瑞典进口了大量的瓷杯、瓷碟、瓷壶、瓷烛台、瓷碗和瓷盘。

       十八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期间，洛可可艺术开始取代巴洛克艺术，中国趣味逐渐变成更富于欧洲意味的样式。华多（Watteau）、布歇（Boucher）、皮耶蒙（Pillement）等几位当时法国知名艺术家以中国风情进行创作，他们的画作被制成挂画或系列版画、装饰挂毯，在欧洲流传开来。同期中国趣味也在德语世界艺术家的作品中出现。这些画品构图充满想象，大多基于荷兰、法国17世纪关于中国出版物的描述，想象多于现实。这些出版物包括1655年卫匡国的（Martinus Martini）的《中华新地图集》（Novaes Atlas Sinensis）、1665年约.尼霍夫（Joh. Nieuhof）的《荷兰使团初使记》（Het Gezamtschap der Nederlandische Oost-Indishe Compagnie）、1667年亚瑟那修.科士查（Athanasius Kirscher）的《中国标志建筑图示》（China Monumenta...illustrata....）。1687年菲尔（Phil）的《中华帝国对联集锦》（Couplet, Imperii  Sinonem...  and others.）。书中的插图不少是凭想象而绘制，出自那些从未到过远东的人之手。直到18世纪，欧洲对中国风土人情的了解，还停留在一个遥远而朦胧的理想世界中，直到法国耶稣会士团陆续发表关于中国的报告，才激发了欧洲上上下下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四书、五经”被译成多个欧洲语言版本。当时欧洲人认为，中国人就生活在乌托邦式的理想国中。以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tz）、沃夫( Wolf)和法国两位重农学派人物代表米拉博（Mirabeau）与 魁奈（Quesnay）为代表，他们都非常推崇中国儒家思想主导的社会制度。当时推崇儒家思想的重农主义在瑞典得以传播，还与弗里瑞克.谢弗伯爵（Count Carl Fredrik Scheffer）的推动有关。他本人对儒家思想推崇备至，与欧洲几位重农学派思想家一道，将儒家思想介绍到瑞典。他曾任古斯塔夫（Gustaf）王子（即后来对儒家思想很有了解的古斯塔夫国王三世）的私人教师。1753年7月25日，来自普鲁士的露易斯.尤里卡王后获赠生日礼物“中国亭”，在“中国亭”启用仪式上，年仅六岁的小王储身着中国服饰扮成中国王子，还操着刚学的几句中国话，将“中国亭”的钥匙交给母亲，然后中国式兵操和中国题材戏剧一同在“中国亭”上演，拉开系列皇家娱乐活动的帷幕。

十八世纪洛可可艺术人物鉴赏

       这座“中国亭”深受欧洲大陆同类“中国趣味”建筑风格的影响，位于特宁霍尔姆（Drottningholm）皇家夏宫内，其整体风格不事张扬。 “中国亭”屋内四墙画着红黄相间的棕榈树，绿色拱形屋顶，门旁窗边都画了不少中国士兵和龙纹图样。四围精美壁纸与丝绸座椅靠背相映成趣，靠墙整齐的中国瓷器与漆艺屏风、清漆斗柜遥相呼应。“中国亭”建成十年后，建筑师阿代尔兰茨(C.F. Adelcrantz) 和简.艾瑞克.瑞（Jean Eric Rehu)对原建筑进行扩建。他们二人是当时顶尖的建筑设计师，尤其擅长将中国风物与欧洲“洛可可”室内装饰艺术结合，营造一种 “中国趣味”混合艺术风格。法国画家布歇的“中国趣味”画作被当时的瑞典艺术家复制，作为装饰直接画在墙上。位于特宁霍尔姆（Drottningholm）的“中国亭”是当时欧洲“中国趣味”艺术风格的产物，至今这种混合风格的建筑遗存已不多。

漆器

       十八世纪，瑞典很多宫殿和宅邸都配有“中国屋”，屋里不但挂着“中国趣味”室内画，还精心摆放中国茶餐具，里面装着贵重食材。当时中国瓷器尽管由远东进口，但价格远比德法英等本土制造的瓷器便宜，因而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对华外贸易90年间，瑞典大约进口了3000万件中国瓷器。刚开始，销往欧洲市场的茶餐具订单按欧洲人要求在中国完成设计制作，因此，早期市场上的青花或珐琅彩瓷是真正的中国瓷。然而不久，器形和装饰图案的设计稿先经欧洲发往中国广东，再由工艺娴熟的中国工匠按图复制生产，瓷器上的图案变得越来越欧化，其中一种纹章特殊的瓷器叫做“纹章瓷”（armorial porcelain），是欧洲显赫人家的定制瓷。当时欧洲（含岛国英国）共计数千个家族定制了“纹章瓷”以彰显家族荣誉。瑞典约350个家族拥有家族纹章瓷，其中有部分设计出自杰出艺术家克里斯汀.普莱奇（Christian Precht）和简.艾瑞克.瑞恩（Jean Eric Rehn.）之手。格利尔（Grill）家族也定制了“纹章瓷”，并且还专为古斯塔夫国王三世定制了一套大型中国瓷餐具。这套大型瓷餐具在克瑞普斯霍姆（Gripsholm）城堡，上有蓝金色绘制的瑞典国徽和皇冠纹样，由简.艾瑞克.瑞恩设计。格利尔（Grill）家族是与瑞典东印度公司关系密切的家族之一。在当时定制的纹章瓷中，最美的要数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内里斯（Carl von Linneaus）定制的茶具和咖啡专用瓷器。瓷器用绿、褐、粉色珐琅彩绘制出精美花卉图案。整个十八世纪欧洲的陶瓷、墙纸、漆器和室内装饰都深受中国趣味影响，如果说洛可可艺术没有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是不能成立的。

清乾隆 清花粉彩徽章纹盘

       1757年和1763年，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分别发表《中国建筑设计》和《东方式园林文丛》两部专著，对欧洲园林设计产生很大影响。威廉.钱伯斯曾随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广东呆过几年，对广州附近的建筑及庭院设计做过详细研究，回到欧洲后专为英国皇家设计园林，其作品包括伦敦丘园在内的各种园林，这些园林都装饰了中国塔式建筑和其他带有东方风情的建筑。整齐划一的法式园林曾一度主导欧洲造园艺术风格，但随着“中国趣味”影响的逐渐扩大，法式园林被“自由如画”的英式园林取代。“如画”的英式园林通常点缀各种异域风情建筑与装饰：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连天绿茵、曲径通幽、深浅池塘、天然生趣，这种由钱伯斯开创的“英中式园林”一经出现，很快风行欧洲。弗瑞奇克.派博尔（Fredric Piper）赴英国学成建筑设计，为古斯塔夫国王三世设计位于德罗特宁霍姆勒（Drottningholm）和哈伽（Haga）的几处“中国趣味”园林。他还为格利尔家族其中一个位于哥第伽（Godegård）的宅邸设计了规模不大却很有品味的花园。这些花园至今还能见到。

       19世纪初，瑞典哥德堡号与广东停止直接贸易，尽管人们对中国风尚的热情随之消退，却并没有完全消亡。20世纪末“洛可可”艺术复兴，加上一定程度上对来自日本艺术的关注，人们对远东艺术再度萌发兴趣，产生了新的艺术风格，又称为“新兴”或“年轻的艺术”（l'art nouveau or Jugend ）， “新兴艺术”在瑞典也曾流行。

       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中国向西方世界敞开大门，几位瑞典学者得以到中国进行地理、自然科学、语言学、人类学和艺术方面的研究，20世纪早期地理学家J.G安德森（Andersson）发现了河姆渡新时期仰韶文化遗址，这一发现将陶瓷研究的年代往前推移一大步。他还在北京西北周口店洞穴发现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遗址，这是一项考古界的重大发现。由于安德森的这些重大贡献，促进了他与中国专家的密切合作。后来经中国政府同意，安德森将一件新石器时期文物样本带回瑞典，这件文物成为1929年落成的瑞典远东古代博物馆镇馆之宝。随后，博物馆又陆续补充中国的周朝青铜器和周、汉、唐代的陶瓷。瑞典成立专门委员会，帮助瑞典科学家在中国进行科学研究并收集研究样本，还提供资金支持。1921年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出任该委员会主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社会兴起了解中国的新热潮，除了文博界还有众多私人藏家开始系统收藏中国艺术品，尤其是陶瓷。瑞典一批知名藏家组建了瓷器俱乐部（China Club）瑞典艺术史学家奥斯瓦.西伦（Osvald Siren)在中国长期研究中国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并出版了具有前瞻性的专著。奥斯瓦也为瑞典国立博物馆贡献了自己的藏品。

       瑞典最著名的艺术赞助人和倡导者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国王三世，国王本人1926年访问过中国，当时他还是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国王多年来通过不懈努力收集了大量文物藏品，遵照他意愿，这些文物全部被捐给瑞典远东博物新馆。位于斯德哥尔摩一座江心岛上，瑞典远东博物馆新馆由旧建筑改建而成。这里的藏品不仅布展专业而且生动有趣，最重要的藏品分别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瑞典一直密切保持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瑞也共同举办过几次成功的重点文物展览。

       当今世界的人们比以往更有兴趣了解中国、中国人民以及中国的文化。中国菜在瑞典很受欢迎，每个城市或社区也都能找到中餐厅。瑞典的大学专业设置，除了中文专业也设有中国艺术史专业，中国从过去西方人眼中乌托邦式的国度，已经成为如今国际社会的一员，并且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正在与日俱增。

广州佚名画家绘广州商馆区

图片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肖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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