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陈超、王永春：现代音乐的大众文化审美转向及民族性意识——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音乐”的现代性阐述

现代音乐的大众文化审美转向及民族性意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音乐”的现代性阐述

陈超、王永春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9年01期

摘要

【摘要】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东音乐被喻为是“国乐”，它将地方文化元素、西方乐理知识及乐器改造进行融合，呈现出一种大众文化的审美趋向。其时，广东音乐有着商品消费性、传播媒介化、娱乐趣味性和时尚通俗性的相关属性，有着追求传统民俗与现代精神的杂糅、民间器乐和西方演奏技巧的结合、通俗追求与生活场景的重现的特点，这不仅反映了20世纪早期中国现代音乐的大众文化审美转向及民族性意识，也体现了文化现代性在地方音乐中的典型表现。

【关键词】广东音乐; 大众文化;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J6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 － 6060( 2019) 01 － 0066 － 04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面临巨大变革，许多有识的知识分子纷纷走出国门，回国后对诸多传统的音乐艺术形式进行了重新审视和现代性思考。其时，欧美音乐的文化理论和乐器也被逐渐引进中国，中国音乐整体开始出现了中西融合和土洋渗透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广东音乐表现出了大众化的审美转向，虽然这一转向仍保有其地域文化的深层内涵。期间，曲调优美、旋律悠扬的《步步高》《平湖秋月》《彩云追月》《雨打芭蕉》《醒狮》等乐曲的流行，使广东音乐一度被称为“国乐”，风靡国内，让“广东音乐”成为一个影响较大的地方音乐。

其时，在广东地区音乐创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广东音乐糅合了民间传统元素和西方音乐文化，以其柔和曲调、节奏清晰、画面感强而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广东乐坛的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等都是一些集研究、创作、演奏、教学于一身的优秀音乐人。其一，他们对西洋乐器进行了借鉴及改造，将中国传统二胡中原有的丝弦改为用钢弦演奏，制造出了声音有别于二胡的粤胡( 又称“高胡”) ; 其二，在演奏过程中，由于西洋乐器的进入，他们将西洋乐器与中式民族乐器进行组合，把小提琴、萨克斯、电吉他等一些西洋乐器也带进了演奏过程，同时在用扬琴、琵琶等作为主要演奏乐器时，在开头或中间还会进行大段铺展，而传统的二胡、三弦等则由主变次，成了伴奏的声部，由此形成了“加花”“冒头”的新形式; 其三，他们的音乐传播观念也发生了一些转变，由于受早期商品经济文化的影响，音乐依赖媒体走向大众，成为广播与茶楼、电影与广告中的文化品味，成为人们追求现代性文化生活形式的点缀，呈现出了具有一定现代性品格的早期大众音乐形式。

总之，由于长期受岭南风俗、语言、地理和气候的影响，百年前的广东音乐虽然仍然表现出岭南水乡特色的文化特性，但国家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现代性文化意识萌芽已然让音乐内在发生了一些美学意义上的变化，大众文化趋向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一转向使广东音乐在民众中更加受到欢迎， 同时促使它很快地得以推陈出新，不少作品因而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现代流行曲。这种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地方音乐文化现象，也促使当时更多的音乐创作者开始思考如何进行中西文化在音乐表现中的结合。总的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东音乐呈现出了大众文化审美转向及其对地域风格的改变，不仅是时代使然，也是文化现代性走向的必然要求。

一、广东音乐的大众文化审美转向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京政府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上海、广州、厦门等东南沿海大城市的工业化、现代化开始迅猛发展，城市文明、商业文化带来了人口的流动，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现代文化消费的观念。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武汉、天津等城市出现了交际场、公馆、剧场、影坛、舞厅、茶座等，这些消费场所为近代广东音乐的发展及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受都市现代化的影响，广播、电影、广告、文艺报刊等现代媒介载体的发展，促使广东音乐的广泛传播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所以，广东音乐在这个时期的传播已经得益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工业化传播途径的推波助澜，具有了大众文化审美的特点，呈现了大众文化的某些文化属性。

其一，广东音乐呈现较强的“商品消费性”。大众文化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商品性，有人则直截了当地说: “艺术作为商品进入了市场流通以后，听任市场来决定它的命运，于是生产和消费必须按照供求产销的市场规则进行，遵从效益原则。”［1］考察大众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看它的商品属性是否突出。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唱片和广播电台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广东音乐”的传播。中国征信所的调查报告显示，仅 1933 年上半年，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预期盈余即可达10万元［2］。由于唱片和广播的推动及商业化操作，使广东音乐摆脱了以往靠个人自产自销的生产方式来进行的传播方式，转向通过依靠大众传媒等技术手段来推动音乐，致使其在大江南北风行一时。在这一时期，为了追求经济利润的最大化，唱片公司、广播电台、文化出版公司等机构开始合作，共同推出一些音乐以配合商业文化和市民消费的需要。在以唱片发行的形式来推动音乐的传播的同时，配合舞厅、茶座等场所的文化需求， 提供一些市民比较欢迎的音乐曲调。在此过程中， 商业机构推波助澜，广东音乐成为大众的文化消费品，商品特性比较突出。

其二，广东音乐具有一定的“传播媒介化”。大众媒介是现代工业文化发展的产物，在塑造大众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开始装设无线电台的初期和早期无声电影都大量运用了广东音乐。”［3］这致使早期的广东音乐具有了通俗流行的特点。据考据，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广播在播放商业性广告时，都会时常插播或专门播出一些广东音乐。在唱片发行中，上海唱片公司专门录制的一批粤曲和广东音乐都还附有乐谱，这就使得广东音乐在流行传播过程中能有一个载体，能够使得作品进行更好的“再传播”。因此，广东音乐的唱片和乐谱当时还能够流行于乐器学堂和音乐教室。除此之外，广东音乐也是当时无声电影配乐的主要内容，是车站、码头，甚至火车、轮船上的精神食粮，而适时出现在商业场所的职业乐队也催生了广东音乐乐曲的创作。据统计，在上海、广州、香港刻制的广东音乐的唱片公司，当时包括了和声、歌林、大中华、百代、高亭、壁架、维克多、远东、晶明等。而上海“百代唱片”在1908至1949年期间，刻制的唱片已经达到了6 357 面。上海各唱片公司录制的各类唱片则共达108 种之多，而其中广东音乐是最常录的品种［4］。

其三，广东音乐表现出较强的“娱乐趣味性”。娱乐趣味性是大众文化的突出特点。当时，地处珠三角的广州是茶楼遍布的地方，广州的西关、东山都有不少茶楼茶座。众所周知，时至今日到广州的外地朋友仍能感受到广州地区“茶文化”的丰富，广州人吃早饭都叫“饮早茶”，广州人把上茶楼喝茶、听歌、看戏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时，珠江岸边的长堤是广州商业繁华之地，流动人口多，娱乐场所有东亚酒店的粤曲茶座、海珠戏院对面的“温拿”、爱群酒店的十一楼、爱群楼对面的“丽丽”等［5］，而吕文成等主持的“中华音乐会”也在歌舞厅、娱乐场等民众娱乐聚集地经常演奏广东音乐，在演奏的过程中还不时渗入一些西方的爵士鼓，形式新颖，使人耳目一新，受到了当时普通民众欢迎，具有较强的日常趣味性。

其四，广东音乐具有较强的“时尚通俗性”。众所周知，岭南文化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兼容并包、市井平民化。高胡表演艺术家余其伟曾认为: “广东音乐精短、华美流畅而活泼，折射的是南方新兴都市新兴市民阶层及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风采。”［6］而吕文成的《青梅竹马》《醒狮》等就是通过一些体裁短小精巧的乐曲，以通俗的形态来表现市民阶层的愉悦欢乐的生活情调的。而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音乐元素之所以能较快地被纳入广东文化中，使得广东音乐能够呈现出全新状态，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广东地区民众对新鲜事物的包容和对时尚文化的追求。作为广东地域文化中的艺术类型——广东音乐也具有这一时尚通俗性，它包容和兼并，随时能在发展过程中进行适度调整，能随大众的需求而作出适度改变。

二、现代性视域下广东音乐的民族性意识

音乐是社会文化的反映，也是文化现代性转变的载体，20 世纪二三十代广东音乐表现出的大众文化特征，反映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现代性转型过程中民众审美价值的现代化转向。但显然，中国从几千年的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同时，传统音乐文化与现代音乐的排斥与对话，必然要经历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这正如休伊特在《修补裂痕：音乐的现代性危机及其后代状况》所认为的——传统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并非通常所谓的“敌对关系”，呼唤古典音乐的“超越”理想，并主张这种音乐精神应成为我们认识当今音乐文化的向导。于是，如何在现代性的视域下来看待广东音乐的大众文化审美取向，进而更为全面和科学地把握它的发展路径，就需要考究它具体的表现形态，而这种形态通常表现为传统民族性与现代大众化的糅合和共处。

( 一) 传统民俗与现代精神的杂糅

大众音乐注重的是流行的普遍性，它的题材需要根据民众的日常文化需求进行设置，它讲述爱情、亲情、友情，体现着普通人的生活情感、人生思考和思乡之情。所以它的内容选择不求阳春白雪，不拘泥于形式，注重一目即通，轻松自由。而广东音乐就是一种擅长对平民百姓生活小事进行描写的艺术样态，是一种以情寄景、以景抒情、情景交融的平民通俗旋律。它音域宽广，主题思想突出，往往以风俗、景观和历史故事为创作题材，带给人们许多轻快的美感和欢乐的享受。如《步步高》体现的就是岭南节日中欣喜的情感，而《醒狮》也与广佛地区的舞狮的民风民俗相为呼应。需要指出的是，《步步高》等节庆音乐已经具有了现代生活的内涵，体现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反映了 20 世纪受西方文化影响下社会市民和老百姓的生活场景，体现出文化中追求 “步步高”这一乐观积极的现代生活的一个美学意蕴。

( 二) 民间器乐和西式技巧的结合

音乐是语言形象得以构建的一种重要来源，是传播人与人之间情感最为有效和最为直接的方式。因此，在大众化歌曲中其旋律不仅要明快、悠扬和吸引人，最主要的还要通过音乐语言的渲染来使接受者能身临其境。从广东音乐包含着粤语的文字传统、语言美感来看，它正是通过旋律所承载的深厚的地域文化情怀来展开其旋律流动的。广东音乐本身就是源于民间音乐，言语别具一格，体现了岭南文化中以民间器乐和西方演奏的独特风格。音调清新，旋律优美，节奏明快。它的曲调在进行法、静止法和调式的过程中皆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而在演奏中， 又经常运用“加花”技巧，使得其鲜明的地方文化语言得以表现。广东音乐有些悠扬轻快，有些激昂亢奋，有些悲伤怨愤，广东音乐通过这些风格将岭南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激发出了近代广东音乐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民间乐器

( 三) 通俗追求与生活场景的重现

音乐的大众化转向追求的日常生活审美，从具体的平常人的生活场景上直接触动欣赏者的听觉和视觉，让人能更容易感同身受地构筑起一种音乐的画面感和意境性。而这种画面感与音乐旋律的结合，能够提升广泛大众对音乐的接受程度，也能进一步促进音乐在大众中的再传播。早期的广东音乐，不仅注重于情感意象的丰富性和个人化，还在于对自然景观的描摹和生活场景的再现，带有浓郁的珠江三角洲水乡的原乡特点。比如，《雨打芭蕉》就写出了岭南地区雨季中一个特有的情感纠结，体现了在微风中摇曳生姿的芭蕉在浙沥雨滴的敲击中的百态丛生，意趣盎然; 而《彩云追月》却刻画了睛朗天空下岭南人们乐观且快乐的生活场景。另外《欢乐的春耕》《春到田间》《鱼游春水》等都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因此，广东音乐在不同层面体现了岭南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贴近生活，富有情感，在音乐的旋律中建构了一幅幅岭南民俗生活图。

于是，文化现代视视域下的广东音乐，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转型中呈现出了民族性、民俗性与西方文化的结合和对话，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正如杨燕迪所言: “音乐中的民族性意识作为‘现代性’意识的一个方面，自 20 世纪初以后，成为推动中国音乐发展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推动力，其生命力至今未衰。”［7］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民族性、民俗性也是广东音乐不断得以发展进步、实现现代性意识觉醒的重要推动力。

明清壁画中的民间音乐

三、结语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广东音乐运用地方文化元素和西方乐理知识及乐器改造的融合，呈现出一种大众文化趋向的审美。广东音乐有着商品消费性、传播媒介化、娱乐趣味性和时尚通俗性的相关属性，有着追求“传统民俗与现代精神的杂糅”“民间器乐和西方演奏技巧的结合”“通俗追求与生活场景的重现”的民族性现代意识，这不仅反映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现代音乐的大众文化审美转向及民族性意识，也体现了早期文化现代性在中国地方音乐中的具体表现，具有某种典型性和示范性。

参考文献

［1］桂哲． 大众审美文化的商品属性［J］． 山东文学，2008 ( 增刊 1) : 186 － 187．

［2］葛涛．“百代”浮沉: 近代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盛衰纪［J］．史林，2008( 5) : 26 － 41，127．

［3］李法宝． 试论岭南影视剧的区域性消费［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 8) : 23 － 27．

［4］陶诚．“广东音乐”文化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104．

［5］张丹萍． 给黑夜“平湖秋月”，给白天“步步高”［EB / OL］． ( 2009 － 07 － 08) ［2018 － 12 － 28］． http: / / www． gzlib． gov． cn / gzrw/47339． jhtml．

［6］余其伟． 谈广东音乐［J］． 广东艺术，2002( 1) : 46．

［7］杨燕迪． 音乐的“现代性”转型: “现代性”在 20 世纪前期中西音乐文化中的体现及其反思［J］．音乐艺术( 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2006( 1) : 57 － 64．

图片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肖小娟

推荐人：肖小娟

---

【 往 期 精 彩 】

关于投稿：投稿邮箱[e-mail]。

要求：提供作者个人简介100字左右，照片1-2张。

关于赞赏：三分之一作者稿酬、三分之一编辑酬劳、三分之一公众号运营

【跨界太极】  第1174期

关注跨媒介  跨学科  跨艺术

跨地域  跨文化理论及创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