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季凌霄：“听”得见的城市: 晚清上海的钟声与感官文化

“听”得见的城市: 

晚清上海的钟声与感官文化

季凌霄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01期

内容提要：论文从 19 世纪下半叶在租界上海出现的钟声切入，讨论围绕钟声而形成的听觉感官文化。钟声蕴含着城市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故而当时的出版物采用了写实的再现 “框架” 对之进行说明，同时记录下时人听取钟声的心智反应与身体倾向。钟声的听觉过程涉及听、看与知。例如火警钟的听觉过程是在听、看和钟声——城市地理知识之间的不断回返。在此过程中，人们对城市展开了地图式的抽象与理性的体认， 借由钟声获得感知城市的新的视点; 城市作为行动者，亦通过钟声将其合理化的机体展露出来。与此不同的是，传统城市的钟鼓声所关联的听觉方式总是包含着对身体安置的规定，将感知与行动引向边界城市中的具体地点。物质性的城市、钟声与听觉感官文化是同构的关系。

关键词：钟声；听觉方式；感官文化；城市感知；听觉现代性

一、引言

1921年春天，悬挂于山东路上海公共租界中央捕房消防瞭望塔上的火警大钟已“服役”40年了。由于木结构的钟楼历经岁月，底座支架以及各个接榫处的木头已腐朽不堪，从而造成楼塌钟坠的危险；并且，由于火灾的电话报警系统早已推广，这口大钟已然派不上用场了，【1】因此工部局决定将它卸除。卸除之后应作何用、放置何处?关于这个问题，工部局内部以及一些上海的寓居者展开了持久的讨论。工务处处长戈弗雷 ( Godfrey) 和火政处消防总长都提议将它安放在工部局大楼内，戈弗雷认为这口钟 “联系着过去，这样的东西已经留存不多了”， “如果工部局成员能够看到它，我会觉得非常高兴”。第二年 ( 1922 年)  10 月，工部局决定将它永久置于极司菲尔公园 ( Jessfield Park) 中国亭前面的草坪上。【2】如果说废弃的火警钟 “联系着过去”，那么，它唤起的是谁的记忆，又是怎样的一段城市历史?

设若站在旅居上海的外国人社群的角度，火警钟所勾连的历史，无疑是他们远离故土、筚路蓝缕、“艰苦创业” 的故事。上海开埠 ( 1843 年) 之后，英人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将本为桑田坟茔的上海北郊建设成现代租界。1854 年，英租界成立工部局，开始系统地进行城市建设，随后引入了一系列的现代化设施与城市管理办法，其中就包括完善的消防设备、有效率的救火组织和明确的火灾报警系统。1860 年代， 在工部局火政处以及救火队的草创时期， “消防队员全是西人自愿参加，没有薪酬”，【3】从中亦体现出西人社群共同守望的精神。因此，退役的火警钟被放置在极司菲尔公园内，这一做法极富唤起社群情感的教育意义。

火警钟的故事对于华人来说，可能是另外一个版本。火警钟是现代(  性) 都市的表征之一。一旦租界的火警钟 ( 声音) 响起，继之者则是救火队迅速出动，采用先进的消防设备展开灭火行动这一 ( 视觉) 过程。从中，华人切实地感受并赞叹  “现代的” 城市生活是什么样的。华界的消防系统效法租界而建设。拿火警钟来说， 在南市士绅以及会馆、公所、商号、善堂等机构的努力下，上海县城学习租界的做法，于 1910  年秋天建成火警钟楼并投入使用。【4】1910 年代，在租界，随着电话报告火警的方式日益普及、火警钟声日渐消逝的同时，鸣钟仍然是南市火灾报警的重要做法。沪城与租界之间，存在着现代化程度的“时间差”。不独火警钟，19 世纪下半叶，马路、自来火、水龙、大自鸣钟等一系列现代便利设施一起，构成了租界独特的视觉与声音景观———不仅前所未见，它们发出的声音亦可能闻所未闻，由此形成人们对现代 ( 性) 城市，特别是上海这一颇具异质性和特殊性的城市的感知。

对于上海城市、视觉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已有诸多研究。这些研究不仅讨论了都市本身的视觉性: 19世纪下半叶现代性 “进入” 上海，在地方情境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空间构形 ( spatial configuration) ，这一空间构形包含实体空间、对它的观念和感觉，以及人们在其中的活动，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独特的视觉景观;【5】也讨论在城市中流动着的视觉再现如何建构与折射出一种形成中的现代视觉文化与观看方式，以及一种华人在西方/ 现代与自身之间的关系性凝视。【6】相形之下， 声音景观、听觉感官文化与上海的都市现代性之间有何关联，这方面的研究却暂付阙如。

本文尝试从晚清上海的钟声着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性的讨论。在笔者看来，19 世纪下半叶上海租界用来向广大公众传递信息的城市钟声———主要是大自鸣钟与火警钟，偶尔也有教堂钟———提供了绝佳的案例。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作为一套 “现代” 信息传递系统的钟声 ( 包括钟楼在城市中的位置、钟与钟声的物理特征、钟声信息的设计等等方面) 而得知，一个现代的市政怎样建构城市的声音，一座追求合理性的现代城市如何发出它的声音，又如何通过声音向其栖居者展露 ( 什么样的) 自身———这种展露绝非城市一方的喃喃自白，同样也是在城市中生活着的人们听觉实践的一种回返。因应于钟声与现代城市，一种新的听觉实践或者说听觉方式正在形成。它包括对钟声的书写，这种书写制定了一种听觉的 “框架”，指导人们如何听取钟声; 以及人们听到钟声，即刻的身体与心智反应。而在听觉过程中，人们实现了对城市的感知、体认、想象。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过程虽由听觉触发，亦会牵涉其他的感官方式;   不仅牵涉对城市的 “感”，也牵涉对它的 “知”，且 “感” 与 “知” 无法分开。

这里已表明，城市的声音并不就等于 “可听见的” 或 “被听见的”。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对 “听觉方式” ( listening patterns) 及与之相关的 “声音环境” ( sonic environment) 、 “声音景观” ( soundscape) 、 “听觉感官文化” ( auditory culture) 等概念进行澄清。

声音景观作为人所听到、感知到的，对其周遭世界的声音的总体印象，从而区  别于外在于人的、物理的 “声音环境”。应该说，从 “声音环境” 到 “声音景观” 这一过程，便是经由听觉方式的作用。“声音环境” 是物理的、是 “特定情境中所有声音能量的总和”;   但声音景观 “更强调那个环境是如何被身处其中的生命所理解的——事实上，人创造着声景”。【7】

听觉方式至少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接近声音内容的文化心智 ( cultural mind) 。我们周围的声音当中，有些声音让人有意倾听，例如传递特定信息的信号 ( signal) 音;  有些声音对于共同体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是属于共同体的 “标志性声音” ( soundmark) ; 有些声音则是人们不会有意识地去倾听，但却勾勒出人们身处其间的环境特点的声音基调( keynote)……【8】因此，能够或者说倾向于听到什么声音、如何理解这些声音、这些声音与情感之间是否能够建立 ( 怎样的) 联系，这是由听觉方式决定的。听觉方式不仅影响听觉者对于声音内容的把握与理解，也影响听觉者与声音之间在情感上的远近，因此不仅仅是知性的，它关涉心灵。

二是听觉活动的身体感官倾向。听觉总是一种身体涉入环境的过程，“声音景观随着感知者在环境中的移动而移动，它随着我们的行为互动而持续变化”。【9】如果跟视觉作一比较， “看” 总是与外部世界保持着距离，而 “听” 则与外部世界产生实体接触。【10】由于声音在空间中散布、总是形成一个包围着我们的声音世界，因而听觉比视觉更接近于触觉，它更加牵动身体。

这两个层面，用赫什金特 ( Charles Hirschkind) 的话来概括，可能就是 “感官知识” 与 “具身倾向” ( embodied aptitude) 。赫什金特对1980、1990 年代开罗的磁带布道作了民族志研究。录制在磁带中的布道声在开罗的各个空间播放，从而形成一种遍在的 “伊斯兰声景”。“通过磁带的流通而形成的声音激活与维持了感官知识和具身倾向的基础，从而支持了现代伊斯兰广泛的复兴运动。”【11】需要指出的是， “感官知识” 与 “具身倾向” 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方面———心智与身体不是二分的。赫什金特进一步指出: “‘听’ 赋予身体以情感的潜能，将其储存在运动觉与联觉经验的前意识褶皱 ( preconscious folds of kinesthetic and synaesthetic experience) 中， 如此，赋予身体以一颗具有接受能力的敏感的心———心正是道德知识与行动的首要器官。”【12】

与  “听觉方式” 相比，  “听觉感官文化” 的意涵似乎更加宽泛一些。汤普森( Emily  Thompson) 对1900 年至 1933 美国建筑声学与听觉文化的研究指出，在这一时期，人们在建筑中对声音进行测算，在办公室、住宅等建筑中使用吸声材料，从而创造了缺少反射的声音，导致了声音与建筑的分离，也改变了由声音中介的人与 建筑之间的关系。这种  “新声音” 后启电声技术所制造的可控制的、与真实的物理空间脱离的声音，培养了一种 “现代的” 听觉方式。在这项研究中，汤普森给出了她对 “声音景观” 的定义:

正如视觉景观，声音景观应该既是一个物理环境，同时又是感知该环境的方式，和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建构。在声音景观的物理层面，不仅包括声音本身和穿透空气  的声波能量，还有那些使得声音得以产生或被消除的物质。在声音景观的文化层面，包括科学的和审美的听觉方式、聆听者与其所在环境的关系，以及支配了什么样的人所能听到什么样的声音的社会环境。【13】

根据汤普森的定义，在我理解，听觉感官文化除了包括听觉方式以外，还包括形塑声音环境和听觉方式的观念、社会与权力关系等等层面。也许，听觉方式和听 觉感官文化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但至少在这篇文章中，我倾向于将听觉方式与听觉过程联系起来，即我们如何 “听” ——总是先有声音世界、再有 “听” 这一活动，或者两者是同步发生的。而听觉感官文化则可能再向之前一步，【14】还讨论物理的声音世界何以如此呈现，听觉感官文化还包含了对声音的观念，以及由此出发、通过物质技术来实现的声音环境的建造，和通过声音 ( 发声或沉默) 而达成的社会秩序等等。当然，这些方面也都与包括感官知识和具身倾向的听觉方式相互重合、关联与作用。听觉感官文化同样也可能向后一步，讨论人们如何通过听觉而感知世界、与世界发生关系，它指向具体时空中人的存在方式。也许我们也应该将 “听觉” 二字去掉，因为感知总是联觉的、综合身心的过程; “可见” 或 “可听” 甚至 “可闻” 等，同样作为事物向人呈现自身的界面，我们由此来了解它。

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所听到的声音世界因人而异，但同一时空内的人们，由于生活的环境和物质状况、社会与文化结构一致，( 听觉)感官文化和听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的。总之，( 听觉)感官文化与听觉方式都关心具体时空中，人如何经由听觉 ( 和其他感觉) 而与世界接合、存在于世。

那么，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上海，新近建设成的现代城市如何发出钟声——如果我们将城市也看作行动者的话，人们如何听取钟声? 或者说围绕钟声形成的听觉方式是怎样的?  人们又如何经由听取钟声这一过程而接触、感知他们生活其中的城市? 从中体现出怎样的早期现代的城市感官文化与城市生活状况?

这篇文章将尝试解读以上问题。我将首先回顾上海在开埠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新近出现的各种钟声，这些在高处发出的钟声用以组织城市的日常生活，又与某种合理性的权威联系起来。接着，我将转到对钟声之听觉实践的讨论。一方面，当时的各类出版物不断地以写实的方式再现租界的钟声，向上海寓居者 ( 他们的流动性非常大) 说明并更新钟声这一日常生活知识。这不仅制定了一种听取钟声的 “框架”，告诉人们要如何去听;  并且表明，对于听觉来说，先期的知识准备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我将以更加具有城市地方性的火警钟为例，讨论人们如何通过 “听取” 钟声 ( 钟声所触发的身体的行动或倾向以及心智过程) 而感知城市、与城市发生关系。听取钟声要求不断地在听觉、视觉和知识之间回还往复，这要求对城市地理学的熟悉。在此过程中，城市向听觉者展露它的整体面貌，而听觉者也获得了一个抽象的、高处的视点来观看城市。除此之外，我也将表明城市亦是行动者，城市以某种方式发出钟声; 人们又借此理解城市、理解声音与城市的同构关系。

二、钟声鸣响晚清上海: 一种日常生活知识的生成

钟声，在上海开埠之后所进行的城市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鸣响在城市上空，向公众传递着不同的信息，成为组织日常生活的一种颇有效率的方式。19 世纪中期，上海已经建成的董家渡天主堂、圣三一堂等教堂均设有礼拜钟，由于规格不大，钟声只在附近传扬。1870年代初，公共租界工部局建造了火警钟楼，开始以敲钟的方式报告火警。此后不久，火警钟声除了表征时间之外，还表征地点。除了旧式的敲击钟之外，机械大钟 ( “大自鸣钟”) 亦开始悬挂在城市的高处发出声响。1860 年代，在法租界公董局大楼上就已修建了 “四面可看” 之钟。此时，大自鸣钟是作为一种现代 “奇观” ——既是视觉的，也是听觉的——出现在都市上海的。1880 年代介绍上海的图册将 “大自鸣钟应时鞺鞳” 列为 “申江名胜”，是引人驻足观赏与细听的景观 ( 图 1) 。此后的十余年间， “徐家汇、虹口天主堂、学堂、跑马厅等处皆有大自鸣钟，按时钟击”。【15】

1893 年，新建成的江海关塔楼上安装了四面可看的机械大钟，在形制与声响方面都令人赞叹。《申报》论说称 “此诚大有益于斯民，” 可见在 19 世纪最后的十年，钟表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已不再仅仅是无甚要紧的 “玩意儿”。大自鸣钟为日常生活开启了现代时间。

这些由现代管理机构建造起来的钟楼和钟，与这些机构的权威相联系，承担着组织日常生活的功能; 而这种组织方式依靠的是将钟声所传递的信息建构为一种日常生活的知识，而远非强制的命令，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使权威和权力变得隐性，使有序的现代日常生活表现出其 “自发性”。这意味着城市的合理化程度逐渐抬升——表面上看，有钟声的组织与控制，城市的日常生活便可以井然高效地向前进展。为 了胜任这一职责，钟声的信息清晰明了甚至精确，这对听觉和其他感官提出了更为 精细化的要求。也就是说，人 ( 听觉者) ——钟声——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都市感知与听觉方式都呈现出 “现代” 的特点。

机械钟表与一种合理有序的生活相关联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钟表这一媒介的形式决定的。芒福德  ( Lowis Mumford) 洞察了机械钟所带来的标准化与自动化，“机械时钟不管寒来暑往或白天黑夜，都能按小时告诉人们时间”，从而 “把时间和人们的具体活动的事件分离开来了”。“就人的机体而言，机械时间更显得是一个外部的事件。”【16】法国历史学家科尔班  ( Alain Corbin) 则在钟表逐渐替代敲击钟的这段时期中看到，在法国乡村 “钟表引起的冲突是神圣与世俗，宗教与世俗的冲突。这些冲突的背后还有与时间计算的进步相联系的其他代价。钟表的铃声渐渐让人不得不接受中立、持续、空洞的时间，它与钟声的时间相对立。钟声是神圣的时间的信号，宣告着喜庆或悲惨的事件”。【17】

尽管钟表早在明季就从西方传入中国， “自时厥后，贾舶贩运东来，日益称盛， 罗列五都之肆，几于触目琳琅。然此犹就其小者言之”。也就是说，钟表仅仅作为贵族生活中 “玩意儿”，既没有使现代性的时间改变国人的生活，也没有介入掌管时间的传统权威。一旦 “最大之钟，为公家所用，置于中国口岸”，这一上过发条之后总是不紧不慢、不知止息地振动与回返的媒介，便公然成为在官方之外的、第二种宣告时间的权威。【18】因它可以 “自鸣”，钟表便将时间跟传统权力与礼制剥离开来，放在后两者的  “外部”。时间丧失了来源，它单纯就是时间，是均质、中性的东西；而这间隔性的、有节律的钟声，同样表征着为它所笼罩的城市的合理化。

如果说大自鸣钟所组织的现代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或者说它表征的现代时间具有普遍性; 那么，1870 年代开始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报告火警的敲击钟， 其中所蕴含的日常生活知识则更加具有地方性。

1867 年底，时任工部局火政处总机师的小海斯 ( A. A. Hayers，Jr. )  首次向工部局董事会提议在城市中悬挂一口火灾报警钟。当时，报告火警主要依靠两种方式， 一是敲响三一堂 ( Trinity Church)  和圣救世主堂 ( St.  Saviour's Church) 等处的教堂钟，但只能让教堂附近的人听见，并且其声音还容易受到风向的限制; 另一种方式是让火灾发生处附近的巡捕向居民呼喊，这种方式很管用，但却很难普及。因此， 在火灾的报警信号方面，他在给工部局的报告中提出了以下建议: 首先，接到火灾警报后，可否让港口驻军鸣枪三声; 亟需安装一口火警钟，比如在海关大楼附近;接到火灾警报后，可否让停泊在江面的商船 ( 比如每隔一刻钟)  鸣响船上汽笛。【19】在小海斯的构想当中，火警信号要让整个租界知晓紧急事故的发生并进入警觉的状 态。因此，即将问世的火警钟，其声音必须要足够宏亮，足以传遍整个租界以及浦滩。

1871  年初，火政处在中央捕房的院内开始建造火警钟楼，随后将从英国定购的铁钟悬挂其上。1881 年，工部局又花费了 1500 美元从美国购得一口重达 5150 磅的铜钟——这便是后来放置在极司菲尔公园的大钟。这口钟的高度为 4 英尺，底部直径为 6 英尺 3 英寸。“从好几英里外就可听到它的声响。可以说，这口钟能够让整个上海听到火警。”【20】据《申报》记载:   “洋场火警捕房鸣钟，声彻十余里。”【21】1871 年底，复在虹口捕房另建一座火警钟楼。

中央捕房和虹口捕房的火警钟最初建筑起来时，“本埠凡遇火警，则英巡捕房大钟怒吼，与虹口捕房之钟同声相应”。【22】之后，随着租界范围的扩大、分区日多，其信号体系也日益复杂。【23】根据葛元煦 《沪游杂记》的记载，1870 年代中期，“遇火警先撞乱钟数十下，稍停，再以钟之声数分地段；如美界，一声一停;   英界在大马路北，二声一停;   大马路南，三声一停;   法界四声一停。昼则悬旗，夜则挂灯，以示方向，租界礼拜堂亦击乱钟相应，各处水龙闻声赴救，颇称迅速”。【24】自此，钟声编制了一种具体的规则，在表征时间、表征突发的紧急事故之外，还表征地点。到1885 年，火政区域的划分增加到 5 个; 1888 年为 6 个; 1904 年为 8 个。【25】

回顾火警钟楼与报警制度的建设过程，可以发现，首先，火警钟楼最终建在捕房的瞭望塔楼上，而非像最初提议的那样建在海关大楼附近，其中彰显的是现代市政的权威。钟声让 “整个上海听到火警”，则将市政的权威笼罩在城市上方，使城市在其 “保护” 之下。瞭望员为市政执行俯瞰、监察、控制整座城市的权力与义务。无论身在城市的何处，救火队听到火警钟之后可以迅速辨明火灾地点、展开救火行动。这是一套高效的城市救火机制，所有人各司其职，而钟声则扮演了调度的角色。

与此同时，火警钟所传递的讯息，是对租界居民来说不可不晓的日常生活知识，这种知识本身是客观中性的，不带有任何强制。而随着城市的地理信息被编码为火警钟声，人们对于声音、城市以及声音——城市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具备一种理性与抽象的认知。

应该说，19  世纪晚期上海的火警钟以及大自鸣钟声表征着日常生活必须的信息/ 知识，这一表征系统相对来说 ( 特别是与传统城市当中报告时间与火警的声音例如钟鼓、锣声等相比）较为复杂。对于上海居民来说，这要求对声音信号进行解码的能力。这一方面要求更为精细的听觉，且这种听觉无疑是要经受训练而获得的。另 一方面，火警钟的解码意味着不仅要对钟声与租界地理有所认知，更要迅速地辨别两者之间的指示关系。这种指示关系精确到各个租界之内、用作火政分区的具体道 路与河流。换句话说，市民在仔细听取火警钟的同时，必须要能够对整个租界进行地图式的想象；而随着租界的扩大、分区日多，钟声知识和想象的能力也应该得到更新。

三、钟声的写实再现: 

制定听觉 “框架”

1870 年代以降，随着上海出版业的繁荣，报纸、小说、城市指南笔记等出版物承担起向华人不断说明与更新各种现代钟声以及其中意味的任务。从这些印刷物中， 浮现出一种对租界钟声的特定书写方式，即对钟声及其传递信息的功能进行如实的描写说明。而与此不同的是，对于南市本已有之的钟声、更声等声音的再现，却多是 “写意” 的。

在大自鸣钟成为 “申江名胜” 之前，沪上值得游观者有 “上洋八景”，其中便包括了 “龙华晚钟”：顾画家昔有上洋八景之作，上海县志亦载之。其所谓 “八景者” 曰:  海天旭日， 黄浦秋涛，龙华晚钟，吴淞烟雨，石梁夜月，野渡蒹葭，凤楼远眺，江皋霁雪。【26】

这里，寺塔与钟声被构想为幽远安宁的意象，是自然意境的组成要素，象征着远离尘嚣的田园理想。1877 年龙华发生入室抢劫案后，《申报》的报道开头便说， “ ‘龙华晚钟’ 为沪城八景之一，虽僻在乡隅，而民安耕凿，几忘机械变诈之风”，【27】谁也没有想到这里会发生如此恶劣的事件。我们不能确知在当地乡民的日常生活中，“龙华晚钟”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但至少在文人的建构当中，钟声是 “机械变诈” 的反面。而 19 世纪下半叶随着开埠和租界的现代化而涌现在城市中的一系列钟声， 迅速打破了这一意象。来看一阙描写董家渡天主堂钟声的竹枝词:

董家渡畔泊渔艭，别有钟声破晓撞。知是西人传教地，不问高阁说临江。【28】

1853 年落成的董家渡天主堂位于江畔，“董家渡畔泊渔艭”，同样是渡口泊舟的古典诗歌意境，作者却一反传统的笔触写道:  “别有钟声破晓撞。” 此句一出，打破了画面的宁静感，也冲破了写意的层面，转而描绘实际钟声的响亮宏大，最后则道出钟声所具备的传递信息的功能，即召集西人进行礼拜，并且给出天主堂的一个视 觉形象即 “临江之高阁”。晚清竹枝词中对于其他教堂钟声的描写，亦突出其 “钟吼” 如 “鲸声”，响彻教堂，并皆指出这是为召集西人礼拜而鸣的钟声。

同样，南市更柝与租界的大自鸣钟都是报时之声，竹枝词对两者的再现风格亦各不相同。沪城夜晚的更柝虽比寺庙钟声更具世俗的功能性，在对它进行 “再现” 的诗文中，柝声却也愈益衬托出夜晚的阒寂：

各方弄内雇敲更，籁静宵深听柝声。【29】

而城市中大自鸣钟的报时却全然不同：

造成高大自鸣钟，四面分明字划浓。来往行人多对表，夜深卧听响琤琮。【30】十二时辰四面重，机关旋转响丁冬。行人未到先昂首，遥指高楼几点钟。【31】十二声洪度远郊，自鸣钟大出云霄。若能唤醒人间梦，较胜蒲牢百八敲。【32】

前文已经提到，到 1890 年代，法工部局、教堂、学堂、跑马厅以及江海北关等处均已装置大自鸣钟。其中，江海北关的大自鸣钟四面可看，并于夜间燃点电气灯， 浦江十里可闻其声。【33】竹枝词描写大自鸣钟昼夜鸣响，不仅 “洪度远郊”，并写明其夜间声敲 “十二”，指出其掌管时间、传递信息的功能。行人纷纷昂首对表，以确认时间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几阕竹枝词中对于大自鸣钟 “声” 与 “景” 的刻划相辅相成———其形象与声音均作为 “奇观”，亦作为现代时间嵌入日常生活的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成为引人驻足的 “申江名胜”。对于初游沪上者来说，不仅机械钟楼世所罕见，其声音亦可能是以前从未入耳、值得一听的 “上海之声” ——正是经由 “形”与 “声”，人们得以体验 “上海”，这座因现代化而与其他地方形成差异的城市。而对这些都市胜景的声形再现之所以采用写实的方式，也许正是因为要向读者说明、 描绘作为 “奇观” 的事物以及其中的日常生活知识；试图通过 “听” 与 “看” 去努力抓住其中所蕴藏的现代文明。

19世纪晚期以降，以都市上海为背景的带有写实性质的小说亦时常通过其中人物的遭遇来对现代的物质和社会文化进行介绍。其中，西人先进的救火设施、高效 的救火行动以及迅速的火警声报成为一个典型的、被乐于描绘的对象。20世纪初刊行的小说《海上繁华梦》中，描写了一起发生在虹口租界外的火灾，借此转而向读者解释了租界的火警敲钟系统，表明其相对于华界以鸣锣的方式报告火警的便利性:

“此时，前房后房一齐火发，只烧得红光烛天。邻舍人家见了，大家齐叫 ‘救火’，多吓得魄散魂飞。……此时惊动了地方保甲，立刻鸣锣报警，沸反盈天……”少甫道: “你且慢说，我往日听得人讲，北市火烧是撞钟的，外虹口是一记，里虹口是两记，大马路一带是三记，四马路一带是四记，法兰西租界是五记，新放公共租   界是六记。为甚要地方鸣起锣来? ” 子靖道: “那是租界里头。逢辰住的地方，因并不是租界了，才要地保鸣锣。”【34】

到 《海上繁华梦》出版时，租界以鸣钟报告火警的系统应用了 20 余年时间。直至 20 世纪最初的 10 年间，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种出版物仍然在普及火警的敲钟体系。这些日常生活的知识以非虚构的形式出现在虚构 ( 或半虚构) 的小说当中，并且不断得以更新。

对于寓沪者来说，包括火警钟与大自鸣钟在内的各种钟声既是听觉 “奇观”，又是蕴含重要信息的载体，而听取这些信息的能力意味着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社  会。作为 “写意” 的构成部分或作为 “写实” 的对象，钟声或处于自然/ 园林意境烘托的背景中，或被凸显到城市声景的前景中。应该说，两者都给出了听取钟声的“框架”，是听觉实践的一部分。租界钟声的写实再现方式，体现出现代都市日常生活对于耳朵的要求: 蕴含信息的声音作为一种需要仔细听取的客体; 同时也表明， 对声音知识的了解，对于听觉活动来说也是必要的先期准备。

四、“听得见” 的城市：

从钟声观看租界

19 世纪晚期，上述广泛流通于印刷市场上的读物，其写实性不仅在于不断向读者解释着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知识的声音，它们同样记录下时人听到钟声的即刻反应， 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声音所引发的具身倾向与心智活动，进而讨论其中蕴含着一种  怎样的现代的听觉方式，以及通过听觉而形成的人与城市的关系。

比 《海上繁华梦》稍早，于 1890 年代末发行的小说 《海上花列传》，记录了租界的火灾情况，包括时人是如何听取火警钟的:

一语未了，忽听得半空中喤喤喤一阵钟声。小红先听见，即说: “阿是撞乱钟? ”

莲生听了，忙推开一扇玻璃窗，望下喊道:   “撞乱钟哉! ”……

莲生等撞过乱钟，屈指一数，恰是四下，乃去后面露台上看时，月色中天，静悄悄的，并不见有火光。回到房里，适有一个外场先跑回来报说: “来哚东棋盘街哚。” 莲生忙蹦在桌子傍高椅上，开直了玻璃窗向东南望去，在墙缺里现出一条火光来。……

莲生只唤来安跟了，一直跑出四马路，望前面火光急急的赶。……只见转湾角上有个外国巡捕，带领多人整理皮带……【35】

从这则小说片断可以看到，租界的钟声报警以 “撞乱钟” 开始。火警钟从 “半空” 传来，由于主人公远离火场，所以先听见乱钟的小红与莲生确认，这是不是“撞乱钟”、是不是在某处发生了火情。唯有具备对火警钟的先期知识，才能有此确认。这里，听觉活动已经包含着理性认知，而非身体的本能反应——听到声音的惊恐。在撞过  “乱钟” 之后，租界火警钟会以敲击声数指示火灾的位置。因此，莲生一边派人查看消息，一边聚精会神地倾听接下去表征火灾位置的钟声。跟呼喊、鸣锣与乱钟——这些声音并不蕴含精确编码的信息——不同，指示位置的火警钟需要人凝神细听并且理性辨别，此时的钟声成为唯一重要的听觉对象。这一听觉活动同样伴随着心智的处理过程，即将敲钟声数返回到具体的指示地点。最后，莲生开窗向外望去，有方向性地查看火情，这是对声音——城市地理指示关系的体认。

这里，火警钟声所激发的听觉方式是一连串的身体与心智的反应: ( 乱钟之后)身体进入警觉状态，确认乱钟、意识到租界有火灾发生——听觉成为集中的感官方式  ( 以听取表征火灾地点的钟声) ——声音返回日常生活知识再返回到城市地理 ( 心智的处理过程)——视觉  ( 查看火情，以及可能看到迅速的救火行动和先进的救火设施) 。

如果将这则材料与《海上繁华梦》中对租界外火灾的描写片断进行比较，两地火警声报之听觉过程的差异更加一目了然。在孙玉声笔下，华界火灾的整个过程都充斥着慌张与混乱。报警采用人声呼喊与鸣锣的方式: “大家齐叫 ‘救火’”，是见到火情后几近本能的一种反应；接着，叫喊声 “惊动了地方保甲，立刻鸣锣报警”，锣声与 “保甲” 这一基层管理制度编织在一起; 而混乱的人声与锣声，对于尚不知火情的人来说，激起的亦是一种本能反应，即令火场中与火场附近的人立即进入警觉的状态，迅速逃离火场或进行救火行动。声音促发的，是一种急切的身体的使动， 甚至不涉及认知的层面。

有趣的是，这两部小说在对租界与界外火灾进行描写时，各自所持的观察视点也不相同。《海上繁华梦》的叙述者仿佛就站在火灾发生处的近旁，而遭遇火灾的角 色直接身处火场之中，从中奔逃而出；《海上花列传》的主人公却远处火场之外，并且能够在一个具有一定高度的位置来察看。前者透出慌乱，后者则凸显了火警钟声穿越空间、迅速传递信号的优越性，尽管在实际的情况中，火警钟也常常是滞后与不准确的。我们能够发现，这两种书写视点直接地与声音的位置和能够达致的空间有关。锣声是保甲区域地方的声音，它在火灾现场，与人处在同样的水平位置，在人的近旁——并且只有在近旁才能够听见;   但火警钟从高处笼罩与控制 “整个上海”，借此，人们获得了一个新的观察位置。经由火警钟声的听觉过程，人与城市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

19 世纪下半叶特别是 1860 年代以后，租界由于 “房屋之栉比、人烟之众多” 而火灾频仍。【36】火与救火过程成为引人注目的都市景象，人们常常在听到火警钟之后出而围观，这在当时的报刊当中时有记载：

早一点钟时，各家已大半睡静。陡闻法界警钟乱鸣，英巡捕房火钟随与响应。本馆访事人当即披衣出视，已红光烛天，烟焰蔽空。走至城河浜，行人如蚁，声若鼎沸，巡捕守住要路不得过，遂驻足焉。惟见各水龙并力喷射，犹如万道玉虬夭矫空际。【37】

应该说，听觉总是促发一种视觉的身体冲动，这是出于火灾与救火作为一种现代奇观的吸引力。而一旦火警钟声将城市地理信息编织进去，一旦具备相关的知识， 这种视觉活动便是有方向的; 与此同时不妨设想，当目光有方向地望向城市时，在听觉者的脑海中，一张火政分区的地图展开了，听觉者抽象地看到/ 想象了整个租界上海，然后又对它进行局部放大，向火灾发生的地点望去/ 走去。

正是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当然可以称之为火警听的听觉过程，尽管其中涉及的不仅仅是 “听” 而已——城市向听觉者展露了自己。城市作为一个全体浮现在听觉者眼前。听觉者心怀对城市地理与钟声记号的知识，其中蕴含着人对城市的理性的、抽象的认知; 以此为基础，他通过钟声定位城市，向城市张望; 最后，他将看到颇有效率的救火行动，救火队听闻钟声赶到火场，一切井然有序。这里，城市所展示的全体不仅仅是地图式的全体——在全面地了解火政分区的基础上，听到钟声而望向城市甚至走到火场，都已经包含着这种地图式的对城市的整体认知;  城市的全体还意味着，它作为一种合理化的存在而呈现出来：钟声笼罩整个城市，在其范围内，救火队与市民无论身在何处，听到钟声后都可以迅速奔赴火场、进行高效的救火行动——合理化的城市仿佛有机的身体，而钟声从高处、从整体指挥着身体的细部。

因此，城市是 “听得见” 的，“听得见” 意味着结合各种感官知识来了解城市；它也暗含着这样一层意味，即城市自己能够发声，火警钟远远不是市政机构覆加于城市之上的、飘浮于空中的声音要素。火警钟契合于城市的肌理，城市通过钟声展露自身; 反过来，人们也能够通过听取火警钟、观看随后的救火行动，来了解现代城市的内部。

我们知道，火警钟起初是租界配置的火灾报警系统，如若界外发生火灾，或不鸣钟、或鸣钟而救火队不出动。鲜少的例外之一，是 1899 年某晚发生在宝山县的一起火灾。“救火会各西人急驱皮带车而出……又因茅径小路，未便往救，遂中道折回。”【38】可见，虽然火警钟声可能溢出边界，但物理的城市却又设置了具体的区隔。

《申报》曾对租界火警的高效与华界往往救火不力的情况作过评论: “然租界火警虽多，而西人讲求火政不遗余力，虽一夕数惊，而随发随救，随救随熄，从无有蔓延   至如此之大者。虽西人器具之精良、人力之奋勇，苟街道不宽、车马不易，恐亦不能如是之施展也。” 这篇论说进一步指出，即便华人在沪城所置备的洋龙、号衣号帽、自来水龙头皆效西法，但火情一起却常常难以扑灭，这恰恰是因为 “街道之阻、城垣之限”。【39】可见，钟声与物质性的城市是同构的关系，火警钟声述说着租界城市的肉身; 人们又由火警钟来理解城市本身的呈现。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同样作为行动者，中介了围绕钟声而展开的听觉与救火实践，它借由钟声表白了它沉默的自身。

五、结语：钟声，现代的诱惑

从宝山火灾，西人救火队因道路不便而折返的案例，以及 《申报》认为沪城救火不力是因  “街道之阻、城垣之限” 的论说中，能够看出现代城市与传统县城在“肉身”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又通过声音表达出来、通过听觉实践为人所感知。

传统城市同样有其声音，包括从高处发出而贯彻城市空间的、用以传递时间或 警报信息、统一地组织当地日常生活的信号音。早在东汉洛阳，官府便以 “晨鼓暮钟” 的方式来规定人们生活的起行与止息。【40】明清两代，在城池中修建钟鼓楼成为“郡邑之通制”。清代 《凤阳县志》曾对鼓楼建造之要义作出说明:

鼓楼之设，必中城四达之衢所，以镇奠民廛，关锁地脉，严更号，戒昏旦，有合周官司寤之义。登其上者，辨五物之生，察四民之经，审十有二风、二十有八星 之和。叙于政教之施，亦有助焉。【41】

传统城市中的钟鼓之用往往在 “戒昏旦”，可视之为报时的功能，但它所表征的并不是纯粹的时间信息，更是一种特定时间段内的令行禁止、对身体安置的规定。在集中控制的城市中，钟鼓声唤起听觉实践，其中蕴含的具身倾向，与其说是读取、了解声音表征的作息命令，不如说是一种直接的、强制性的身体行动 ( 或不行动) 。钟鼓 ( 楼)  作为有城墙的传统城市的一种建筑制度，用以 “镇奠民廛，关锁地脉”，换句话说，城市通过钟鼓 ( 楼) 而呈现出它的身体，具有清晰而严格的边界。而尽管钟鼓声作为城市中统一的声音信号，对于民众来说，它却不表露城市的全体，而是返回固定的地点——比如家中。只有能够登临钟鼓楼之上者，才能 “辨五物之生，察四民之经，审十有二风、二十有八星之和，” 也就是说，能够看到城市的全体——这个全体，是万民万物安居其所的全体，但这并不是普遍的视角。

1910 年，南市的火警钟楼竣工后，“向市民开放游览”，【42】也就是说，“市民” 能够在钟楼之上俯瞰沪城——它的面貌亦在渐渐改变，马路得以开拓、沟渠得以治理。在城市物流与人流能够更快移动的同时，隔阂也在被破除。1907年南市成立救火联合会，打破原本三十九处救火社 “平时既不联络，临警鏖集一隅，争水争地喧嚷不已” 的局面。【43】1912 年，上海县城开始拆除城墙。城市的声音、感知城市的方式、城市的身体、日常生活同时朝着 “现代化” 的方向改变——日常生活的组织变得越来越合理，城市则通过声音 ( 或其他感官方式) 展露这一愈益合理化的自身。

南市的现代化事业有其蓝本——租界作为在过去半个多世界中兴起的现代城市亟富吸引力。对租界的感知是多方面的，其中，声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表述着这座城市的存在。

本文从 19 世纪下半叶在租界上海新近出现的钟声切入，讨论了围绕钟声而形成的听觉感官文化，以及经由钟声的听觉过程而形成的对早期现代合理化城市的感知——这种感知同样涉及听觉之外的其他感官，涉及感受与知识。19 世纪下半叶，大自鸣钟与火警钟蕴含着都市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知识，火警钟更是将整座城市的地  理知识编织到声音当中，这些知识具有客观中性的面貌。钟声背后彰显的是现代机构的权威，比如海关与市政;   其内里则是城市的合理化——只需钟声的管理调配，一切皆可井然高效。钟与钟声作为现代化的使者，让暂处 “现代之前” 者歆羡，也让当时的新兴出版物乐于描写、说明钟与钟声这一 “奇观” 以及它所传递的日常生活知识。正是出于此，这些对钟与钟声的再现文字采用了写实的方式，并且对钟声知识不断地进行更新，实则制定了一种钟声的听觉 “框架”。

这些带有写实性的材料同样记录下时人听取钟声的心智反应与身体倾向。钟声的听觉过程涉及听、看与知。大自鸣钟声引诱人抬头看钟与钟楼 ( 的外形) ，继而“对表” ——知晓与确认现代时间。火警钟声的听觉过程更为复杂，它是在听、看和钟声——城市地理知识之间的不断回返。在这一听觉过程中，一种新的人与城市的关系得以生成。一方面，人对城市整体有了地图式的抽象的、理性的认知，并且借由钟声获得了新的观察城市的视点;   另一方面，城市作为合理化的全体呈现在人眼前， 无论从何处听、何处看，都可以看到这一身体能够根据笼罩全境的钟声而进行有机的调节。

应该说，早期现代的城市征用了各种感官，一方面将理性的知识纳入其中，使一种高效便捷的日常生活得以组织，另一方面又使人感受到合理化城市自身的魔力。然而，这一城市的机体，却只是在早期现代的钟声当中匆匆显露，随后又迅速隐没。回顾钟声进入 20 世纪的命运，火警钟逐渐被更快速、更准确的电话所替代。起初城市钟声带来的 “震惊”，也越来越让人感到麻木。到 1930 年代，原来 “浦江十里” 皆可闻见的海关钟已不如往昔那样宏亮: “如果是在夜里，又如果黄浦江上没有一只船，再如果黄浦滩路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一辆汽车、电台，以及其他各种车  辆的时候，而同时如果你不是个聋子，那么每当时间过去十五分钟，你就有机会听得一种悠扬的音乐从天空中发出来，散在黄浦江上，传入你的耳中。”【44】如果这段表述不是特别夸张的话，要听清海关钟声，需要都市其他的喧嚣声暂时低沉下去。“二十世纪初，钟表才逐渐规范上海城市生活的步伐。”【45】随着钟表进入私人领域，钟表的 “看” 或者说 “读” 成为更加便捷的知晓时间的方式，钟表是一种视觉媒介——不用再等大自鸣钟“声敲十二”;   海关钟声逐渐从写实的对象，转变为上海的城市意象。

钟声衰落的原因是多样的：城市的扩张伴随着噪声的升腾，单靠钟声本身已经不能承载合理化生活所需之讯息的快速、精确的流动了，它太笨重、不轻盈且总是 出错、滞后、混乱;   另一方面，媒介技术【46】包括声音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断重组着感官比例，由此带来城市人生存境况的改变。20 世纪初，人们的身体僵化在需要投入倾听的电话旁，在机器的杂音当中努力抓取言语。信息的流动，愈益是以从城市中的一点到另一点的方式进行。曾经覆盖全城的火警钟永远静默在极司菲尔公园的草坪上；人们不再能够感知远处火灾的当下，电话报警使用了一种让城市喑哑的方式，就能够展开快速的行动、完成城市合理化生活的调节。对 19 世纪末匆匆一现的城市身体的欲望，转而要通过电梯上升到高楼的顶层、通过视觉去寻找了。

本文深受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报刊 ( 媒介) 史沙龙” 各位师友的指教，特在此致谢。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 项目编号: 2017M621337 )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关于电话如何加入已有的火灾报警系统并逐渐取代“旗灯钟楼” 等火灾报警媒介，参见金庚星: 《媒介的初现: 上海火警中的旗灯、钟楼和电话》，《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 年第 12 期; 金庚星: 《网络都市:  电话在上海》，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5 年。

【2】工部局的相关讨论参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关于消防钟等事》，1921 － 1922 年，档号 U1 － 3 － 1331，上海市档案馆藏。

【3】皮德涛:   《火警中的世界———晚清上海租界的消防》，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6 年，第 6 页。

【4】〔日〕小浜正子: 《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葛涛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34 － 137 页。

【5】参见 Samuel Y. Liang，Mapping Modernity in Shanghai: Space，Gender，and Visual Culture in the Sojourners' City，1853 － 98，Abingdon: Ｒoutledge，2010.

【6】参见彭丽君: 《哈哈镜: 中国视觉现代性》，张春田、黄芷敏译，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年。

【7】Barry Truax，Acoustic Communication，Norwood，New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4，pp. 9 － 10.

【8】Ｒ. Murray Schafer，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Vermont: Destiny Books，1977 /1994，pp. 9 － 10.

【9】Paul Ｒoadway，Sensuous Geographies: Body，Sense and Place，London; New York: Ｒoutledge，1994，pp. 86 － 87.

【10】Jonathan Sterne，The Audible Past: Cultural Origins of Sound Ｒeproduction，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

【11】Charles Hirschkind，The Ethical Soundscape: Cassette Sermons and Islamic Counterpubl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p. 2.

【12】Hirschkind，Charles，The Ethical Soundscape: Cassette Sermons and Islamic Counterpublics，p. 79.

【13】 Emily Thompson，The Soundscape of Modernity: Architecture of Acoustics and Culture of Listening in America，1900 － 1933，Cambridge，Massachusetts; London: The MIT Press，2002. 此书的导论部分已由王敦、张舒然译成中文，见 《声音、现代性和历史》，《文学与文化》2016 年第 2 期，引文见第 95 页。

【14】当然，这里，我不免将一个过程拆解得过于线性。

【15】《闻海关试击巨钟走笔书此》，《申报》1893 年 9 月 1 日，第 1 版。

【16】〔美〕刘易斯·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等译，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年，第 15 － 16 页。

【17】〔法〕阿兰·科尔班: 《大地的钟声: 19 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王斌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33 页。

【18】《闻海关试击巨钟走笔书此》，《申报》1893 年 9 月 1 日，第 1 版。

【19】《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火政处关于组建救火队、拟定章程、建立报警系统、半年工作和重大火情报告等文书》，1868 －1870 年，档号 U1 － 2 － 767，上海市档案馆藏。当时的海关大楼位于汉口路。

【20】《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关于消防钟等事》，1921 － 1922 年，档号 U1 － 3 － 1331，上海市档案馆藏。

【21】《救火伤人》，《申报》1877 年 12 月 22 日，第 2 版。

【22】《钟鸣易响》，《申报》1892 年 4 月 22 日，第 3 版，转引自金庚星: 《网络都市: 电话在上海》，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5 年，第 95 页。

【23】关于上海火警信号传递媒介从旗灯，到警钟，再到电话的逐渐发展变化之过程，参见金庚星: 《媒介的初现: 上海火警中的旗灯、钟楼和电话》。这篇文章也讨论了警钟信号体系由简单向复杂化的演变，从媒介的角度分析了钟声报警的缺陷。

【24】葛元煦: 《沪游杂记》，郑祖安标点，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6 页。

【25】金庚星: 《网络都市: 电话在上海》，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5 年，第 96 页。

【26】孙玉声:  《沪壖话旧录》，熊月之编:  《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 ( 第二册)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 年，第 183页。

【27】《龙华盗警》，《申报》1877 年 11 月 24 日，第 2 版。

【28】袁祖志: 《续沪南竹枝词》，顾炳权编著: 《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年，第 8 页。

【29】颐安主人:  《沪江商业市景词》，顾炳权:  《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年，第 171 页。

【30】颐安主人:  《沪江商业市景词》，顾炳权:  《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年，第 102 页。

【31】洛如花馆主人: 《春申浦竹枝词》，顾炳权: 《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年，第 49 页。

【32】袁祖志: 《沪北竹枝词》，顾炳权: 《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年，第 16 页。

【33】《闻海关试击巨钟走笔书此》，《申报》1893 年 9 月 1 日，第 1 版。

【34】孙家振: 《海上繁华梦》二集第二十七回《游冶之迷楼染毒疾郑志和深巷唱吴歌》，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 第 661 页。

【35】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十一回《乱撞钟比舍受虚惊齐举案联襟承厚待》，典耀整理，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 85－87 页。

【36】《阅申报所纪沪城巨劫因而论之》，《申报》1903 年 1 月 20 日，第 1 版。

【37】《三角地失火》，《申报》1877 年 1 月 10 日，第 2 版。

【38】《美界火警》，《申报》1899 年 1 月 22 日，第 3 版。

【39】《阅申报所纪沪城巨劫因而论之》，《申报》1903 年 1 月 20 日，第 1 版。

【40】夏玉润: 《中国古代都市“钟鼓楼” 沿革制度考述》，中国紫禁城学会编: 《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 ( 第七辑) ，北京: 故宫出版社，2012 年，第 603 页。

【41】［清］ 于万培等编纂: 乾隆《凤阳县志》 卷十四，转引自夏玉润: 《中国古代都市 “钟鼓楼” 沿革制度考述》， 第628 － 629页。

【42】〔日〕小浜正子:  《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葛涛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37 页。

【43】〔日〕小浜正子:  《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葛涛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33 页。

【44】上海通社编: 《旧上海史料汇编》( 上)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年，第 61 页。本书初版于 1936 年。

【45】〔美〕叶文心: 《上海繁华: 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王琴、刘润堂译，台北: 时报文化，2010 年，第 117 页。

【46】此处在一种较为宽泛的“物” 的意义上使用“媒介技术” 这个词，它将例如道路、交通工具等实体也包括进来，它们共同塑造了城市的物质性。这篇文章已经反复强调，物质性的城市与它的声音，以及 ( 听觉) 感官文化，是同构的关系; 在这种同构关系中，城市与人相互接合与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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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凌逾

责编：肖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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