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戴文红：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

构筑“可能生活”

——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

戴文红，《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内容提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印刷文化转向现代电子媒介文化；无论是影像化阅读，还是电视“文化讲座”，经典的接受正成为“景观制造”——一种淘空了内容的形式消费。为了有效抵制“景观社会”，我们必须将实践的力量置入日常的行动，使生活更多地转向道德和精神的方向，即通过对经典的心智性阅读，重新认识、体验生存环境与生活本身，构建更为完满和健康的人生。经典一旦成为我们精神中的一部分，将增强自我，铸就自我，扩大自我的深度与视域，进而改变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乃至实现对于现实的改造，使我们的文化生活更富于张力。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如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以其叹为观止的速度发展，并与文化的交融、渗透日益广泛和深入，有学者指出，我们正进入一个“信息社会”——这是工业社会之后的一种技术社会形态，它以信息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为核心，是信息、知识起主导作用的知识经济社会，故人们又称之为“知识社会”、“网络社会”、“虚拟社会”等等；在这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本成了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信息技术成了有效执行社会—经济再结构过程的不可或缺的工具【1】。自20世纪中叶以来，视觉文化——一种在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推动下，立足于视觉因素，以“图像”或是“影像”主导人们审美心理结构的崭新文化形态——便迅捷兴起，成了当代日常文化生活中的饕餮盛宴。

面对信息技术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和形象的垄断性推进，20世纪60年代法国哲学家兼电影导演居伊·德波指出，当代社会已从生产阶段发展到了一个独特的“景观”阶段，即进入以影像物品生产与物品消费为主的“景观社会”。根据他的描述，“景观”（spectacle）不是影像的聚积，其本质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2】。如果说此前的社会生产方式在人的生存方式上从“存在”堕落为“占有”，那么，“景观社会”则进一步把“占有”转变为“显现”，社会存在表象化已凸显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形式。居伊·德波还指出，景观不仅仅是一个影像问题，它“是对人类活动的逃避，是对人类实践的重新考虑和修正的躲避。景观是对话的反面。哪里有独立的表象，景观就会在哪里重构自己的法则”【3】。作为一种更深层的无形控制，景观所要求的是被动的接受，它通过表象的垄断，通过无需应答的炫示予以实现【4】。当物质生产方式转向以影像方式为主导的景观生产方式，真实世界沦为影像，影像便升格为貌似真实的存在。故波德里亚有言：“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5】

维克多·雨果

在维克多·雨果的笔下，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右手指着一本摊开的拉丁文《保罗书信集注》，左手指着黄昏时分的圣母院，满怀忧伤地说：“这一个将要扼杀那一个，书将要扼杀建筑。”他预言，印刷术比建筑更为可靠地记载着我们人类的记忆、经验、思想与情感，它终究要消灭教堂与建筑术【6】。近二百年过去了，建筑当然没有消失，它只是丧失了原有的文化旗帜的功能。如今，信息技术又对印刷术发起了挑战，书籍是否会被互联网所取代或扼杀？经典的接受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经典的传播对于我们的生活具有怎样的意义？本文拟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景观制造”：经典接受的变异

随着文化空间由“印刷媒介场”向“电子媒介场”的位移，文学与审美的世界正走向式微，那些雍容大度的经典的读者正在消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006年完成的第四次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国民图书阅读率持续走低，从1999年的60.4%下降到2005年的48.7%，其中城市居民阅读率的下降更甚于农村居民。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分析说，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加大，使43.7%的人“没时间”读书；另外，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方式的兴起，分流了受众，使29.1%的人越来越“不习惯”传统的阅读方式。2010年第七次国民阅读调查显示：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低年龄、高学历人群是数字化阅读的主力军；2009年，上网人群中69.7%的人选择“网上聊天/交友”，61.2%的人选择“阅读新闻”，48%的人选择“查询各类信息”，只有18.1%的网民选择“阅读网络书刊”；在选择数字化阅读的国民中，有52.1%的读者能接受付费下载阅读，91％的人表示在阅读电子书后不会再购买此书的纸质版，58.1%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7】。总之，越来越少人真正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传统的经典作品，越来越少的人受到文学阅读的决定性影响；而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因特网，“在塑造人们的心灵和情感的空缺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正是这虚拟的现实在诱导人们的情感、行为和价值判断方面发挥着最大的述行效能（performative efficacy），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世界”。【8】

按照传统心理学家的研究，一个人的读书兴趣大致分为六个阶段，其中第四阶段（10—15岁）为故事期，第五阶段（15—17岁）为文学期，第六阶段（17岁以后）为思想期【9】。这种解释是与印刷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语境相关的。阅读是思考与言说的一种形式，真正的阅读是一种“孤独”的活动，是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然而，当可视文化取代了印刷文化的地位，人们现在所追求的，却是一种让人目眩的景观秀：上网、聊天、发帖、读碟、玩游戏、看电视、听MP3等等。从小就在影像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其人生几个阶段的兴趣图式很可能变成了这样的情形：电视广告期（1—5岁）、动漫期（5—10岁）、电子游戏期（10—17岁）和网上冲浪与读碟/发帖期（17岁以后）【10】。对1980年代中期及之后出生的年轻一代而言，文学阅读已无足轻重，不再是一项重要活动了；“艺术不再被证明为一种高级活动，甚至也不再是一种人们也许会体面地全身心投入的补偿性活动”【11】。阅读分崩离析，自我也溃散殆尽。在这个网络当道，文学式微的年代，当代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耶鲁学派”的主将之一哈罗德·布鲁姆无限悲伤地说：“我们正在败退，并无疑地还将败退，这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很多优秀的学生将弃我们而去，另寻其他学科和职业，这种抛弃已随处可见。他们的选择无可厚非，因为我们不能保护他们，使他们免受我们专业内知识和审美价值与成就标准降低的连累。”【12】他宣称：“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我们正处在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各家图书馆也难逃此劫”【13】。

刘旦宅、董天野绘《红楼梦》连环画插图

从当前经典的接受看，静态的方式包括阅读以电子书、电子杂志为载体的电子文本，以及专家鉴赏、评点的学术著作、论文与电子期刊，还有以插图、漫画方式等形式普及经典的各种读本——如，刘旦宅、董天野等绘的《红楼梦》连环画，戴敦邦的新绘全本《红楼梦》，还有蔡志忠关于先秦诸子著作的漫画等等。以电子书为例，这些当代科技的新产品，在为我们提供一种便捷、省时、省力的同时，实际还是一种约束。当我们手捧着书籍阅读时，可以非常自由地随处在书中留下记号，可以用不同色笔在文中画着重线，或在空白处做笔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读者的参与仿佛在给印刷而成的书本添枝加叶——目前，这在电子书等屏幕阅读中是不易做到的。而且，正如艾柯所指出的那样，“现代载体很快就过时。为什么要冒险和这些有可能变成空白、无法辨认的东西纠缠不休呢？……书优越于文化工业近年来投入市场的任何产品……倘若我必须挽救某些方便带又能有效抵御时间损害的东西，那么我选择书”【14】。

汉王电纸书

实际上，操作电脑或汉王、纽曼阅读与手拿着书一页一页地观看，是完全迥异的身体活动。对此，美国学者迈克尔·海姆（Michael Heim）有精彩的概括：“书籍会给人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出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注意力高度集中，内在的暗示感受性也得以提升。由于书本，我们可以通过沉思冥想中的全神贯注和稳定符号的持续暗示抵达心灵深处。而发出磷光的符号却像是一种轻度催眠，从而导致视觉断裂于大部分日常感觉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光的符号所引发的注意力已集中在较深的精神层面。实际上，表面的符号闪烁很可能阻止了深度的同化吸收。”【15】只有信息而无智慧的阅读是残缺的，正是在这意义上，电子书等还不足以剥夺书籍的声誉，它们与其说是传统书籍的终结者，毋宁说是传统书籍的一种延续，它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阅读习惯，但并没有也不可能超越和替代传统书籍。

真正可能威胁到传统书籍的存在，挑战传统经典的阅读的主要是“可视化”阅读，即经典的动态接受方式，它们包括通过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的阅读，以及诸多与经典相关的影视、戏曲、“讲坛”、动漫（Flash）、网游等等。经典的“可视化”，一方面使经典向大众文化辐射，走进大众生活，提高了大众对经典的兴趣，扩大了经典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则借助于经典的名头，以形象、直观、便捷的方式极大吸引了大众的眼球。显然，这是一种双向的需求。经典的“可视化”接受，使经典的神圣色彩迅速退却，文化的世俗化进程日渐加剧。与西方社会非常相似，在这个过程中，在我国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里，回避或者压抑审美成了普遍的风气，文学批评正在被“文化批评”所取代：动漫、肥皂剧、电视、电影、时装、摇滚乐以及主题公园逐渐取代荷马、莎士比亚、陶渊明、杜甫、曹雪芹这些大家之作，成了高等学院教学与研究的核心内容，文学研究者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16】。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经典的“可视化”让我们赢得什么？又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呢？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指出：“当你在阅读时，你的五觉都用了：眼睛从书页上辨视文字，耳朵听着朗读的内容，鼻子闻着纸张、黏胶、墨水、硬纸板或皮革等熟悉的气味，你的手触摸着或粗糙或柔软的纸页、平滑或坚硬的封面；甚至味觉，有时，读者会用舌头添着手指。”【17】五官感觉的积极、全面的参与，使书籍的阅读并不显得沉闷、笨重、单一，而且促进了理性思维的发展——这是一种心智性的深度阅读。

《战争与和平》电影剧照

而影视是一种与小说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最好的改编，除了保持原作的主要情节与人物性格之外，次要的、没有直接关系的都可以删除。如《战争与和平》，小说可以详细而缓慢地分析彼埃尔的心理发展，可以描写娜塔莎的感情变化，但电影不能享受这种奢侈。于是，很多经典名著转化成影像后，我们对这些名著的印象大都被这些影像留下来的印象所替代，而它们告诉我们的，通常仅是一个最通俗的、最平庸的故事而已。尽管人们反复“重拍”、不断改写、再现经典，它们仍然给我们造成最浅薄的印象，总是让人觉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而差强人意。影视艺术除了文化普及的功劳之外，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负面作用。当代学者孙郁指出，一部比较成功的电影或电视剧看过之后，我们的激动之情可能也难以言表，但却不像看过好的小说、散文那样，思维随之转动，并常有一种思考的冲动，把人的视野直接引向思维的天国；影视艺术将人的知觉固定在一种快慰之中，这一感官机能的活动未曾通向人的内心，更不可能向内沉潜而加以提炼、净化——在开启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方面，影视艺术比语言艺术稍逊一筹。他说：“影视文化的出现，让人看到了艺术更大的潜能，人类可以利用的表达方式，真是层出不穷。不过，影视文化的最大毛病在于，它离人的语言‘游戏’越来越远，对于青少年来说，过分的亲近影视艺术，忽略对文字的接触，在我看来，是不可小视的社会问题。”【18】当人们把自己的自由时间无缘由地交给了电影或电视，被它们盲目地驱使，浪费光阴不说，长而往之，智力与创造欲亦随之弱化，身心都被影视所操纵。这正如丹尼尔·贝尔所揭示的，“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视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电影作为世界的窗口，首先起到了改造文化的作用。……青少年不仅喜欢电影，还把电影当成了一种学校。他们模仿电影明星，讲电影上的笑话，摆演员的姿势，学习两性之间微妙的举止，因而养成了虚饰的老练。在他们设法表现这种老练，并以外露的确信行为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困惑和犹疑时，他们遵循的‘与其说是……他们谨小慎微的父母的生活方式，不如说是……自己周围的另一种世界的生活’”【19】。

于丹品《论语》

经典的“可视化”接受除了影像化外，还有类似于“百家讲坛”的“文化讲座”。以“学术超女”于丹为例。于丹品《论语》与《庄子》曾在央视黄金时间向亿万观众热播，《于丹〈论语〉心得》的销售量一度突破了四百万册，这一“媒体制造”的奇观引起了人们最为广泛的关注。毫无疑问，于丹的出现契合了国人文化自豪感勃兴的当今时代需要，这从诸如“孔子回来了”一类醒目的标题就可看出。但如果我们以为于丹在“普及”文化经典方面功莫大焉，这未免有些夸大其辞或一厢情愿。一方面，于丹的系列“文化讲座”的确激发了人们对于《论语》等经典的阅读兴趣，扩大了经典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但是，正如人们所揭示的，于丹对于传统经典的解释存在诸多严重的谬误，有以讹传讹之弊；另一方面，于丹对于传统经典的解释凸显了“去政治化”的价值取向，舍弃了精英文化的选择和制度本身的诉求之后，孔子的形象被扭曲成了生活状态的儒家。清华大学哲学系贝淡宁教授指出：“通过告诉人们他们不应该抱怨太多，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关注内心幸福，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于丹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现实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导致人们生活巨大改善所需要的种种集体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她倡导安于现状，其观点是保守的、支持保持现状的。孔子的在天之灵一定十分不安。”【20】这种批评在一些人看来可能多少有些学究气，因为在资本支持的大众传播工具和消费市场，于丹舍弃精英文化立场和制度本身的诉求是必然的，她把政治化的孔子删减之后，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提供给大众，的确满足了普通百姓的精神需求。不过，最核心的问题可能在于：于丹只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推销自己的“私货”——所谓的“心得”，以误读、歪曲孔子学说中最核心的价值来蛊惑读者或观众，而不明就里的“大众”还以为其功德无量，使学术研究走出了“象牙塔”。杜维明先生对此评论道：“理想的情况是学术界的精英研究提高知识界的品位，知识界的品位提高文化界的素质。但实际的情况是，文化界——你说庸俗也罢，大众品位也罢——直接影响了知识界的浮躁，知识界直接干扰了学术界。”【21】为此，2007年3月初，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十位博士生、硕士生联合签名了一篇檄文《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向“文化超女秀”与“文化掮客”说不！

综上所论，与传统的书籍阅读比较而言，无论是影像化阅读，还是电视文化讲座，经典的接受正蜕变为“景观制造”，多为一种官能性的浅层阅读。消费文化的最重要特征是“媚俗”与“流行”。“媚俗”的激增是平民化的结果，它使一切文化形式（包括文学艺术）削高就低，成为“大众化”的文化，而被剥夺了“化大众”的使命。于丹曾直言不讳地说：“不是我们用文化教育民众，而是民众用遥控器选择我们。”【22】这种以“受众”为中心的“媚俗”，决定了文化消费是一种淘空了内容的形式消费，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被割裂了，表层影像与深层意蕴之间已然筑起了栅栏。当下经典正被大规模、深层次地蚕食、消解、颠覆和戏拟，成了集政治寓言、感官刺激及商业气息于一身的“景观制造”，“表达阶级的社会预期和愿望以及对具有高等阶级形式、风尚和符号的某种文化的虚幻参与”【23】。这样，“消费的世界实际上是每一个人相互景观化的世界，是每一个人分离的、疏远的和不参与的世界”【24】。经典的接受一旦成了“景观制造”，成了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经典的传播便意味着经典的消亡。难怪美国学者理查德·凯勒·西蒙会说，所谓的“垃圾文化”，无一不是古典文化在当代新现实中的翻版！

在消费文化的背后有着貌似强大的理论，即自由和平等。殊不知，在消费意识形态的主宰下，“人们在自由选择去发展自己的偏好时，更多的人总会发展在价值上比较平庸的东西，而各种价值又被认为是平等的，因此，为大多数人所‘喜闻乐见’的恶俗价值就会具有更大的竞争力而获得成功。这正是结合了自由和平等的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25】。在景观娱乐的灿烂光环背后，一种平庸化的趋势正支配着世界现代社会。哈贝马斯指出：“文化批判公众之间的交往一直都是以阅读为基础的，人们是在家庭私人领域与外界隔绝的空间进行阅读的。相反，文化消费公众的业余活动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展开，无需通过讨论继续下去：随着获取信息的私人形式的消失，关于这些获取物的公共交往也消失了。”景观的在场使消费者失去了创造者的权利，成了一个生活于“感官机能”的纯粹接受者。思想的停滞意味着，人类的命运离开了自己的掌握，开始向一种不可测度的深渊下坠。美国媒介学家凯尔纳的担心不无道理：“或许未来的人都会惊讶过去的人们曾经连续不断地看了那么多的电视，看了如此多的糟糕的电影，听了那么多的平庸的音乐，阅读了那种垃圾杂志和书籍，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甚至“未来社会将回过头来把我们的媒体文化时代看作是一种令人惊讶的文化野蛮主义的时代”【27】。

“可能生活”：日常生活的重构

日常生活是日常的观念活动、交往活动和其他各种以个人的直接环境（家庭、村落、街区等天然共同体）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活动的总称，它不同于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精神生产和政治、经济、公共管理等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等非日常活动【28】。“日常生活是所有事物的尺度：人类关系完成或未完成的尺度；生活时间运用的尺度；艺术实验的尺度；革命政治学的尺度。”【29】如果要植入一种生活的意义，就必须返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反思与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可能让我们得到幸福。

莱布尼兹

按照莱布尼兹的观点，一个世界如果与逻辑规律不矛盾，就叫“可能世界”；“可能世界”有无限个，神在创造这现实世界之前，从中挑选了善超出恶最多的那个世界，把它看成是最好的一个并予以实现，便有了我们这个世界。【30】显然，“可能世界”是“可能生活”的灵感来源，不同在于：前者是纯思想的对象，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非现实的；后者则是“合目的的生活”，是现实世界条件所允许人们进入的生活。赵汀阳指出：“可能生活可以定义为每个人所意味着去实现的生活……尽可能去实现各种可能生活就是人的目的论的行动原则，就是目的论意义上的道德原则，这是幸福生活的一个最基本条件。”【31】人本质上是自由和创造性的，幸福只能来自创造性的生活，没有创造性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可是，“整个现代商业社会都在推销各种商业化的廉价快乐，从电视娱乐节目到网上八卦和偷窥，从打折商品到有奖销售，从健身操到跑步机，从垃圾食品到健康食品，从大众名牌到爬行类宠物，从度假村到旅游团，甚至还有‘科学的’性交或手淫指导，尤其还有把人类伟大思想和作品‘通俗化’的图书、电视剧和电影。现代的标准化教育、生产和管理以及普及到所有人的现代传播，使得快乐都似乎唾手可得。”【32】

电视娱乐节目

现代社会所提供的大量廉价快乐不但无助于增加人们的幸福，反而深刻地破坏着人们的幸福：“屈从于预设对象（是他自己无思活动的结果）的观众（spectateur）的异化，以下面的方式表现出来：他预期得越多，他生活得就越少；他将自己认同为需求的主导性影像越多，他对自己的生存和欲望就理解得越少。”【33】当人们被剥夺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和交往的可能性，也就被剥夺了他们亲自创造自己“可能生活”的机会。“尽管我们的时代经常将自己展现为一个一系列多重节日的时代，但其实，我们的时代是没有真正节日的时代。……这一时代庸俗化的伪节日是对真实对话和天赋的滑稽模仿；它也许煽动起了一种过度经济消费的浪潮，但它们导致的不过是一种幻灭，一种只能被即将到来的一些新的诺言的幻灭所补偿的幻灭。”【34】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由“时间”和“注意力”组成的，然而景观的“洪水”最有可能冲垮它们。居伊·德波发现，景观统治的实现不再主要以生产劳动时间为限，而是对劳动时间之外的休闲时间的支配和控制；这种可悲的生存被动性，是景观制造的【35】。我们休闲生活的模式都是由景观事先设计的，是资本逻辑对劳动之外的时间所实施的一种全新的殖民统治。我们不再是听从自己的个性，甚至已不知道自己的真实需要，更谈不上在休闲时间舒展自己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我们一旦沉溺于感性的、庸俗的、个别的事情之中，已然忘却了神圣的东西，便与以尘土和水自足自娱的“蠕虫”无异。然而，人类毕竟不甘于蜕化为“蠕虫”，日常生活的极度贫乏意味着日常生活的革命性变革刻不容缓。

我们知道，“想像”是一种创造形象的观念活动，它的功能在于“无中生有”地化抽象为具体，并“有中生无”地让“不在场”者拥有一种“在场性”。“从词源上看，‘虚拟’（virtual）一词来自virtus，这个拉丁词的意思是力量、男人气质和美德。在经院时代的拉丁语里，virtualis指一种潜力，‘力量’（virtus）之中的‘力’。按照这种哲学意味，虚拟之物不是剔除真实之后的剩余，而是可能发展为实际存在事物的潜力。”【36】也就是说，“虚拟”意味着一种发展为实际存在之物的潜力，即在“真”（true）与“伪”（false）之间建构起某种关联，让原本“非此即彼”的模式演变成“亦此亦彼”的格局。德国接受美学家伊瑟尔指出，文学是人的自由天性的一种独特实现方式，文学的根本意义在于使人多样化的“可能生活”得以呈现。在他看来，想像是虚构的潜能，虚构则是想像的目的与规范。如果说，现实代表着有限，想像代表着无限，虚构则代表着有限与无限的具体统一；虚构为想像输入目的、提供规范，使想像与现实结合于语言、文字、符号，成为实在的文学文本。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学，正是因为文学作为虚构、一种跨界行为，使人的无穷生命潜力得以呈现【37】。这种“虚构”使得每一个艺术作品都独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以其自身的价值、逻辑和理由存在的“心灵世界”，它对已经存在的这一世界来说，是不可以替代的重要补充。

文学艺术批判和否定现存社会，正在于它构造了一个不同于现存社会的象征世界，这种象征世界彰显“未露面的事物”，使人避免成为一个“单向度的人”，即丧失了批判、否定和超越现实的能力的人。因此，文学艺术可能有些玄远，人们未必都能实际有效地利用它，但是，通过它，我们增进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理解。人们通过审美经验瞥见大千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存在。接受美学家姚斯就发现：“阅读经验能够将人们从一种生活实践的适应、偏见和困境中解脱出来。在这种实践中，它赋予人们一种对事物的新的感觉，这一文学的期待视域将自身区别于以前历史上的生活实践中的期待视域。历史上生活实践中的期待视域不仅维护实际经验，而且也预期非现实的可能性，扩展对于新的要求、愿望和目标来说的社会行为的有限空间，从而打开未来经验之路。”【38】

《麦克白》剧照

的确，在那些伟大的经典作家——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的作品中，他们从不同的高度和深度，就人性的各种倾向，对整个人性作了详尽无遗的描述；他们通过否定或怀疑现成的某种情势与事物，并促成其崩溃或纠正，提升了人类所处的痛苦、悲剧、喜剧和躁动的生存状态，引导我们获得更加充盈、完整的人生。以《麦克白》为例，它生动再现了主人公人生意义的破灭过程，表现了他对于人生与未来的绝望；而这一切都是由主人公内心道德崩溃所引发的，它促使其走向背叛和谋杀，并与贪婪和野心结盟——原本结盟的应是使他称王和解决所有难题的盟约。麦克白的毁灭，让人们深刻体认到：如果人类一旦否认那些价值观，或试图赋予其私欲，他们会发现人生意义转瞬即逝；除非人类拥有真实、美好和仁善的价值观，否则不可能获得完满和健康的人生。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新的深度，并因此而重新创造人类的存在。

经典的阅读由此培育了我们敏锐的批评意识和独立精神，丰富了我们对于人类情感与生存智慧的体验与把握，养成我们澄明周全的思辨能力，以及关注人类精神发展和整体命运的宽广胸襟，而有效地扩展我们的存在，建构了我们的生活态度与想像生活的方式。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回忆说：“我看托尔斯泰的东西，特别感到激动，我觉得他站得那么高，可却像你人生的伙伴，在你最困难时他可以帮助你，他总是要告诉你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你很难达到，可有了它在，事情就不同了。”【39】居伊·德波说得好，革命的艺术家是那些提倡干预或介入的人，并且为了瓦解和毁灭景观，他们自己积极地介入景观，“预示人们要首先发展一种真实的欲望以代替现存的补偿物；他们将拒绝被他人所规定的行为之全部形式，并不断地彻底改造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满足；他们不再认识生活是某一稳定性的单纯维持，相反，他们热望他们行动过程的无限丰富”【40】。麦克卢汉也认识到：“在艺术家的创造灵感中，有一种固有的、潜在的嗅出环境变化的过程。感觉到新媒介使人发生的变化，认识到未来就是目前，并且用自己的工作为将来铺路的人，始终是艺术家。”【41】德国神学家汉斯·昆申言：“在一个受无意义威胁的时代，艺术有助于使‘意义’问题出场，有助于激发对‘意义’问题的追问，有助于面对‘意义’问题。”【42】他们都深刻触及了文学艺术与人生在最深层意义上的关联：人生需要文学甚于文学需要人生。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必定会卷入生命和人类存在的意义一类问题的探讨，使我们面对着“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要求。在生活世界内在的文化启蒙中，经典发挥的作用将是决定性的，艺术与诗意是这场日常生活“革命”的利器。

一切意义的开端是实践。人类从未像今天这般迫切需要阅读和书写。为了有效抵制“景观社会”，我们必须将实践的力量置入我们日常的行动，将我们的生活更多地转向道德和精神的方向，将自己从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整体作用过程——包括从消费到压制，从电视广告到通过电视进行操纵——中解放出来。通过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典的深度阅读，我们才能重新认识、体验生存环境与生活本身，在自省时听到自我的声音，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实现自我完善。由此，我们的日常生活便具有了追寻“可能世界”的品性，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现实行为便呈现出“可能生活”的特征，从而现实地交往与生存，现实地创造价值和有意义的“生活世界”。

1994年，美国成立了一个名为“关掉电视网络”（TV Turn—off Net—work）的组织，主张“关掉电视，打开生活！多读些书，少看些电视！”（Turn of TV，Turn on life！More Reading，Less TV！）这是有识之士对人类良好学习状态的一种期待，其深层含义是不言而喻的。2003年，艾柯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作了《书的未来》的演讲，他满怀信心地说：“书仍将是不可缺少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一个供我们仔细阅读的环境，不仅仅是为了接受信息，也是为了要沉思并作出反应。”【43】2009年，法国电影大师卡里埃尔在与艾柯对话时深有同感地说：“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阅读和书写。……倘若电脑可以直接转换我们说出的话，那我们必将回归口述时代。然而，这带来另一个问题：不懂读和写，人能否表达自己？”【44】当我们在接受经典的方式上，再多样化一些，更独立一些，竭力避免被电子科技语言格式化；当我们对着书本上下冥想，或探究现象界之奥秘，或提笔书写情怀，以扩展自身孤独的生存世界时，必能有效地将现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内化为人的内在素质，构筑起一种全新的、积极本真的生活情境，即以“解放了的自由欲望”为基础的个人生活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

布鲁姆指出：“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自我在寻求自由和孤独时最终是为了一个目的去阅读：去面对伟大。这种面对难以遮蔽加入伟大行列的欲望，而这一欲望正是我们称为崇高的审美体验的基础，即超越极限的渴求。我们共同的命运是衰老、疾痛、死亡和销声匿迹。我们共同希望的就是某种形式的复活，这希望虽然渺茫却从未停息过”【45】。在他看来，经由阅读而面对伟大，是一种私密而费时的过程，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文学研究无论怎样进行也拯救不了任何人，也改善不了任何别人的生活或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但是，美学引领我们上升。在这个由媒体产生观点的时代，布鲁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文学文本与社会世态、人类生活和历史事件无关，而在倡导一种远离生活世界的文学阅读与研究；他力陈审美的自主化，彻底否定文学的实用功能，是为了突出阅读消减人的孤独、增强自我和铸就自我的功效，而将文学重新推向人类的内心：“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像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46】

2000年，布鲁姆再次强调恢复阅读方式的重要性，并语重心长地说：“要读用人类语言表达的人类情绪，你必须有能力用人性来读，用你全部身心来读”；“我促请你寻找真正贴近你的东西，可被用来掂量和思考的东西。不是为了相信，不是为了接受，不是为了反驳而深读，而是为了学会分享同一种天性写同一种天性读”【47】。在布鲁姆看来，作为文化的积淀，经典存留着一个文化传统中最基本的宗教信条、哲学思想、伦理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阅读经典就是磨砺我们的心灵，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遗产，就是守护我们的文化记忆。他深信，经典经过个人心灵和情感的发酵，最后通往一个个独立的读者，培育一个个独立自主的人格，而在我们的身上唤起、强化、保持一种旺盛的生命感。

英国学者约翰·科廷汉（JohnCottingham）说得好：“人生的完满取决于人类系统地发现世界之美的奇迹和愉悦的能力，以及开发人类的情感、悲悯情怀和与他者理性对话的道德感悟力。”【48】阅读那些伟大的经典，不止扩大了我们自己的生命，还把更多的生命注入了没有边界的时间。经典一旦成为我们精神中的一部分，将会大大提升或扩大自我的深度与视域，把我们的生活系于过去、现在、未来连贯一体的“历史之流”，进而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乃至实现对于现实的改造，让我们获得更为完满和健康的人生。在适应时代，重建价值秩序，发现和培育时代精神，促进时代与个体的健康发展等方面，经典将发挥着重大作用。当我们成为文学乃至文化经典阅读的践行者，轻轻拂拭时间留给它们的灰尘，那缕书香将绵延不绝，使我们的文化生活更富于张力，脚下的地平线也将更广阔和深远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时代新阅读方式研究”（08TQB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参见［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03页。

【2】【3】【4】【11】【24】【29】【33】【34】【35】【40】［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第6页，第76页，第6页，第5页，第7页，第110页，第129页，第135页，第10页，第70—71页，第9页，第130—131页。

【5】［法］波德里亚：《消失的技法》，载《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参见［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管震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165页。

【7】参见《网络时代我们还读书吗？》，《参考消息》2007年4月24日；《第七次中国国民阅读调查发布》，http：//www.cnr.cn/allnews/201004/t20100427_506342531.html.

【8】易晓明编：《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9】参见高玉祥编：《个性心理学概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10】参见赵勇：《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

【12】【13】【16】【45】【46】［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中文版序言”第3页，第412页，第29、414页，“序言与开篇”第8页。

【14】【44】［法］让—菲利浦·德·托纳克编：《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第7页。

【15】转引自赵勇：《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第158页。

【17】［加］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吴昌杰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2页。

【18】参见孙郁：《新旧之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02页。

【19】［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4—115页。

【20】【21】参见陈来、甘阳主编：《孔子与当代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42页，第165页。

【22】参见夏榆：《“读书”没有“时间”？》，《南方周末》2003年6月26日。

【23】［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25】【31】【32】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生活和公正的理论》（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第148—149页，第153页。

【26】［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

【27】转引自丁宁：《重新认识艺术教育》，《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28】参见衣俊卿：《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向》，《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29】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6页。

【36】［美］玛丽—劳勒·莱恩：《电脑时代的叙事学：计算机、隐喻和叙事》，载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37】参见［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汪正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6页。

【38】［德］H.R.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39】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41】［加］埃里克·麦克卢汉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1页。

【42】［德］汉斯·昆等：《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潮》，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9页。

【43】［意］艾柯：《书的未来》，康慨译，《中华读书报》2004年3月17日。

【47】［美］哈罗德·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第14页。

【48】［英］约翰·科廷汉：《生活有意义吗》，王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谢慧清

推荐人：李芷宜

往期回顾

关于投稿：投稿邮箱[e-mail]。

要求：提供作者个人简介100字左右，照片1-2张。

关于赞赏：三分之一作者稿酬、三分之一编辑酬劳、三分之一公众号运营。

【跨界太极】  第1261期

关注跨媒介  跨学科  跨艺术

跨地域  跨文化理论及创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