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陈英程：孙中山革命宣传的起源：传播、表演视角的解读

孙中山革命宣传的起源：传播、表演视角的解读

陈英程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03）：94-118

【内容提要】孙中山早期革命宣传的起源及其传播策略等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存疑。论文藉由新史料和新视角，精细地描述并阐明孙中山革命实践与晚清时期中外社会政治、文化、媒介环境的交错、对抗、结合。从传播建构和社会表演的角度看，孙中山的少年中国/振兴中华愿景的形成即是媒介化的结果，1894－1895 年孙中山与兴中会的反清 “密谋”实为媒介化的抗争表演，广州起义功败垂成亦是媒介化的舆论恐慌所致。“远程革命者”孙中山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宣传既“再融合了历史”，也诠释出一个革命者的“本真性”。

【关键词】

孙中山  革命宣传 

Young China  愿景 

媒介化  抗争表演

一、引言

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陈锡祺在1950年代曾指出: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究起于何时以及如何而产生，这是今天学术界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1】而桑兵等认为 : “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研究，难以取得较大的进展。”【2】其后陈建华也指出，“对于孙中山研究来说，有关革命源起的部分是重头戏之一”，可是，“由于原始 史料的发掘、鉴别、观点及分析等复杂因素，要‘很好地解决’殊非易事，因此陈先生的看法在今天仍具时效”。【3】笔者认为，这一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主要原因是先行研究过度依赖回忆录，而忽视了对相关报刊史料的发掘、分析和运用。

在政治史方面，近期的研究尝试解读“孙中山革命思想起源”的“外部原因”“历史背景”“海外因素”，或分析孙中山对民主共和的“移植”“改造”，等等。【4】其中多数承认甚至强调西学/现代性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但均无探索“同盟会成立 前”孙中山与西学/现代性的互动、建构过程。就报刊史研究而言，有一定创新性的专论，也多以宏观视角评析孙的“舆论活动”“舆论意识”“舆论思想和宣传实践”“新闻思想”，【5】论述内容主要是孙中山“宣传了什么”或“如何使用报纸”，叙事方式则是“对‘革命史’或者‘政治史’范式的一种修补”。【6】这些“修补”普遍忽略或回避从“传播视角”触及“革命源起”的问题，且缺乏对当时媒介环境和清廷 舆论手段的考察和论述，近乎将孙中山视为唯一重要的行动者。然而，在清末的政治场域/媒介场域中，孙中山是一个“新进入者”，其早期革命实践很大程度上属于“以言行事”。正如当时西方报刊所称，孙中山是煽动家、宣传家，是“一个远程革命者”( a long range revolutionist)。【7】

从传播史的角度看，要研究孙中山“革命源起”的问题和孙中山早期的传播实践，就必须将其纳入更广阔的视野，结合当时相关的传播实践 (包括流行的传播观念和媒介形式) 进行考察。换言之，有必要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传播)主体观，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宣传活动作为媒介导向实践 ( media-oriented practice) 或关涉媒介的实践 ( mediarelated practice) 【8】予以系统深入的考察。“所谓的媒介实践，关注的重点不仅是人们用媒介做什么，同时也是媒介使人做了什么，形成了何种传播形态，并由此产生了何种改变。”【9】虽然我们可以区分传播者和接收者的差异，“但这个差异并非命定，而是端视谁在文本的构成当中能加诸较大的力量制约另一方、谁有较大的力量影响社会阅读的方向”，“以这样的想法来看大众传播理论中所谓的传播者、接收者，应该就是在社会沟通的场合中与媒介互动、站在不同发话主体位置的谈话者或演出者而已”。【10】

从文化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角度看，也有必要运用新的理论和概念解读孙中山早期的思想和实践。根据杰弗里·查尔斯·亚历山大(J. C Alexander)的社会表演理论，【11】“实践的实质性可以由维度更多的表演概念所取代”，从而使个体或集体的“社会表演”能够“被系统地类推为剧场表演”，因为“即使最民主、最个体化的社会也依赖于维持集体信念的表演能力”。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主张运用“抗争表演”概念分析抗争行动，因为“所有形式的抗争都有赖于表演”。【12】在文化史领域，这种“表演的转向”表现为强调“场域”和“惯习”的场合论。以“表演”和“场合”为中心的方法鼓励我们作出这样的分析:个体 A做出行为B，因为他或她所在场域需要C(如对抗或妥协)。【13】

有鉴于上述问题和方法，本文试图通过重新发掘和激活相关文献尤其是隐伏于近代中英文报刊中的散碎史料，结合媒介化和抗争政治研究的分析策略，从更广阔的媒介传播场域视野探讨孙中山的早期活动，精细地描述和阐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与晚清时期中外社会政治、文化、媒介环境的“交错、对抗、结合”，希望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和思考晚清社会转型/移植现代性过程中，【14】中国知识精英现代意识的传播建构及其社会表演，与社会、文化、政治和媒介环境诸多场域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社会语境: 民主与民族主义的扩散

(一)    孙中山“慕西学”的政教背景

1878年，孙中山首次踏出国门远赴夏威夷，由此“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15】1879至1883年，孙中山先后入读英国传教会创建的伊奥兰尼学校和美国传教会倡办的瓦胡学院。从国际关系看，当时夏威夷王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均深受欧美政教势力的影响和控制，甚至面临被美国吞并的威胁。但相较于 “大清国”，这个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太平洋岛国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1870 年代，夏威夷已经是君主立宪国家，而且基本完成了“基督教 化”。【16】1910 年，孙中山曾非常直接地肯定夏威夷对他的影响: “这是我的夏威夷。我在这里长大和受教育。我在这里看到一个现代化的、文明的政府，使我知道这样的政府(对人民) 意味着什么。” 【17】可以说，夏威夷政治状况的变化发展，正是孙中山及其檀香山友人“认知解放进程的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18】

1878至1881年间，受当地种植业劳工需求和美国排华风潮影响，夏威夷华人人数激增至12804人，几乎占了夏威夷总人口数的1/5。【19】“异教徒”(华人)问题很快也成为夏威夷政客试图操纵底层民意的诡计。【20】为了维护种植经济，夏威夷政府做出妥协，一方面同意限制华人移民数量，另一方面则加大力度帮助华人融入主流政教体系。【21】1881 年初，美国纲纪慎教会夏威夷传教士谛文 ( S. C. Damon) 宣布重新向华人展开传教计划;年底，谛文的儿子芙兰·谛文 ( F. W. Damon) 受命负责华人教会事务。【22】《夏威夷人公报》( The Hawaiian Gazette)评论称:“发起华人教育运动是一个正确的举措，让我们尽一切办法和方式培养年轻华人( young China)，至少使他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公民。”【23】

芙兰·谛文曾周游欧亚“旧世界”各国，到过香港和广东，深信中国人能够融入现代文明。【24】1882 年夏，谛文学会“用粤语与华人交谈”并开始“用粤语向华民传道”，同时寻找可能培养成为牧师的年轻华人。【25】是年底，夏威夷纲纪慎教会月刊 《教友》( The Friend) 出版“华人问题”专刊，主张通过有计划的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帮助普通华人接受新观念和欧美生活方式而成为 “更好的公民和劳动者”。【26】《太平洋商业广告人报》(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甚至在报道中赋予华人教友“少年中国”( Young China) 的集体身份。 【27】1882年12月，夏威夷国王及一众政要先后出席华人教会圣诞节活动，肯定华人的进步。【28】

在“多元种族融合”的政教语境下，华人学生成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对象。据孙中山本人与其夏威夷师友忆述，孙中山“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29】受芙兰·谛文的指引，孙中山皈依了基督教并希望成长为一名华人牧师。【30】他“研究教义，勤谨异常，凡与论教理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31】是谛文最钟爱的学生。【32】1883年10月，谛文携孙中山前往香港，将其推荐给美国纲纪慎传教会传教士喜嘉理(C.Ｒ Hager) 。【33】喜嘉理当年被指派在香港筹建教会，他急切希望在香山地区发展信众，因此很乐意地收孙中山为徒。

(二) 夏威夷华人的民主共识与抗争实践

教育运动使进步华人逐渐形成公民意识。他们创办中文报纸《檀山新报》帮助侨胞了解当地和祖国的社会动态，【34】组建中华会馆等维权性质的机构，【35】甚至参与反对美裔白人“暴政”的政变。这些积极的诉求和抗争，表明民权观念和民主实践已经初步扩散至华人社会。

1889年，威尔考克斯 (Ｒ. W. Wilcox) 领导组建自由爱国联盟(Liberal Patriotic Association)，密谋通过政变终结美国传教会的“暴政”，要求赋予非白人土生和少数族群更多参政权利。【36】至少有4名华人加入威尔考克斯的政变行动，包括日后成为檀香山兴中会主要负责人的华侨青年何宽。何当时是《檀山新报》的记者，他参加了政变前夕的秘密宣誓仪式并在该报报道了这个组织的活动。【37】

威尔考克斯的抗争运动和随后由土生美裔白人领导的政变，都被一些论者认为有利于孙中山在华侨中“鼓吹革命”，或对兴中会有示范作用，【38】但语多猜测，有必要予以澄清和补正。首先，威尔考克斯代表的是上层夏威夷土生，其运动并非“反帝”和“反美”，而是反对教会派白人的“独裁”政府和“传教士寡头政治”;【39】威尔考克斯和他控制的报纸《自由主义者》(Liberal)也一度反对夏威夷女王，并在1893年白人发动政变几天后即公开支持共和国临时政府，甚至鼓吹夏威夷加入美国;【40】两次未遂政变，威尔考克斯都被当局赦免，后来还成为国会议员。【41】其次，所谓“夏威夷是夏威夷人的”，是夏威夷欧裔政客操纵下层土生选民的宣传工具，【42】它是包括排华在内的极端主张;孙中山视懒惰的夏威夷土人如同当时的满人，【43】他不但不认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也赞成夏威夷加入美国。【44】其三，威尔考克斯与何宽、孙中山是朋友关系，1894 年双方曾确立合作关系。

1893年，夏威夷白人发动政变，成立共和国临时政府。1894年2月14日，3000多名华侨在檀香山戏院集会商讨动议，反对临时政府推行排华法案。这次行动的组织者，正是几个月后成为檀香山兴中会主要成员的刘祥、何宽、郑金、程蔚南等华侨领袖。郑金在会上说 : “夏威夷华侨和其他国家的华人一直都是逆来顺受，容忍各种压迫，这些压迫要是针对其他任何种族，足以激起反抗甚至革命。政府见我们总是容忍不公待遇，便以为它对华人的种种不公平不会引起反对和仇恨。他们看错了，兔子急了还咬人。……有什么理由让上帝的一些子民受另一些子民蹂躏?我们难道不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吗?……夏威夷宪法规定这个政府为所有人所有阶层谋福利，但如果华人许可证法案被通过，将证明政府故意否认法律赋予我们的对等权利。美国的加利法案已经够恶劣了，但是这个被提议用来针对我们的法案更加有 违正义。”【45】值得一提的是，郑金等人显然事先就准备好集会消息和演讲的译稿——夏威夷几家主要英文报纸次日即报道这次集会并大幅刊出郑金等人的演讲内容。【46】5月中旬，程蔚南等谒见夏威夷总统，要求当局予以所有入籍和土生华人公民权。【47】这一抗争片段及其宗教色彩，说明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前夕，作为运动潜在参与者的夏威夷上层华侨，基本上已经“认知解放”并且开始诉诸公共话语动员侨众。

夏威夷华侨华人不仅敢于对外抗争维权，而且在内部也进行民主化尝试。其组建的消防队、保安局等机构都采用投票方式推选负责人，“选民”包括了华商和华工。夏威夷《每日公报》(The Daily Bulletin)认为:“在选举和政治方面，华人已经取得非常明显的进步，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公民权的价值。”【48】

民国时期，孙中山自述革命动员经历，其中强调兴中会时期夏威夷华侨“风气未开，人心锢塞”。【49】有论者据此误以为“那时多数华侨华人对孙中山鼓吹的祖国革命都不积极参加，对当地的政治斗争，更不参与”，【50】或怀疑“参与兴中会成立的人员的认识水平”，认为檀香山兴中会成员缺乏提出和通过反清民主革命誓词的思想基础，甚至否定檀香山兴中会革命团体的性质，【51】这显然是低估了郑金等人的民主信念和爱国精神。实际上，孙中山1897年曾强调:“与华侨相晋接，觉其中之聪明而有识者，殆无一不抱有维新之志愿，深望母国能革除专制，而创行代议政体也。”【52】更早以前，孙中山“常常说”当时檀香山的 “中国侨民差不多个个有些政治思想”。【53】笔者认为，正是有一众具备民权意识和民主抗争体验的进步华人，才有以建立“合众政府”为愿景的檀香山兴中会横空出世。

(三)    反清运动与反清舆论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中国的反清势力散落到华南诸省及海外各地，其中以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和两广地区的三合会势力较大。后者在美洲地区的分支致公堂也以反清复明为纲领，会员有数万人之多，包括各阶层的华侨华人甚至洋人。【54】在中法战争、1891年哥老会运动和中日战争的背景下，三合会在两广地区与海外的活动也更加频繁。与此同时，一些外国传教士和驻华记者热衷于向欧美报纸报道中国各地的抗争事件，“清国崩溃论”屡见于香港、夏威夷和英美主流报纸。国内社会的动荡 和国外舆论声势的相互交织，客观上强化了反清运动的集体想像。

中法战争前夕，《太平洋商业广告人报》转载香港报纸的评论称: “在这个国家被卷入一场对外战争后，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中国人会否团结一致上前线，抑或乘机起义反抗满人。……中国人是一个长期忍受苦难的民族，但是，他们不仅爱国精神尚在，而且在持续的‘压榨’过程中逐渐对清廷产生敌视，这可能会激发他们起义推翻满清王朝。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证明中国人早做好反抗准备，一旦出现一个能干的领袖揭竿而起，他将一呼百应，应者云集。”【55】果然，战争开始后，粤港两地近千名三合会党人无视清廷先前禁令，潜往惠州“谋为不靖”。【56】纽约《太阳报》的特稿称，清廷“非常不得人心”，反清会党已经渗透全国，中国犹如“处于阴燃 的火山口上”。这篇报道认为，李鸿章等权臣寻求与法国和解，因为他们担心战争将 引发导致清廷覆灭的内乱。【57】尽管清廷强势镇压抓捕会党人士，【58】但是中法战争后， 三合会仍然活跃于两广地区和海外华侨社会，筹资购买军火。 【59】

1891 年，哥老会在扬子江流域发起“反洋教”运动，香港、夏威夷和美国等地的报纸都予以大量报道。驻华记者和传教士普遍认为这场运动名为反教，实为反清，报道框架几乎都是“中国革命/内乱”而不是“文明冲突”。如在北京的传教士梅子明(W. S Ament)去信美国报纸，狡黠地宣称“中国向世界证明其正在迅速成为乌合之众和暴动者的国家”:“我们说这个国家是独裁政体，但或许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民主。公众情绪在这里就像在其他伟大国家一样可以决定一切。”梅子明声称反清复明 ( China for the Chinese) 和驱除鞑虏 (out with the Manchus)的时机已经成熟。【60】另一位 “中国通”希区柯克(Ｒomyn Hitchcock) 为华盛顿《国家论坛报》撰写的《中国政治——东方伟大民族现状》一文也描述了强烈的反满情绪，强调李鸿章的观望立场和决定性作用。该文指出，“中国人将会不断面对这种革命”，因为 “已经有一些组织在准备未来的行动。大量的枪支弹药被偷运到中国内陆地区，没有人知道具体的偷运数量。当总暴动的时机到来，起义军队很可能全副武装，一举成事”。【61】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上海和旅顺等地不断传言李鸿章谋反，香港和欧美众多报纸都 “有闻必录”，甚至头版头条报道，【62】以致旧金山和夏威夷的一些华人也认为李鸿章可能会被迫反清。【63】与此同时，湖南、广东多地发生反清暴动，相关报道接连见诸报端，【64】美国各地致公堂随即号召华侨赞助国内反清运动，英文报纸纷纷为其广而告之。【65】甲午后， “清国崩溃论”愈加流行。据香港银行家何东当时所言，假托“刘伯温”之名预言清廷覆灭的小册《烧饼歌》已经广为流传，在中国民众中产生 很大的影响，倒满革命可能随时爆发。【66】而纽约《太阳报》等甚至宣称“中国的满 清皇帝实际上已经失去对北京城墙外的统治”，“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67】 

三、“合众”与“援外”：

孙中山赴檀宣传再考察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68】从“社会表演”的角度看，孙中山能够创建檀香山兴中会，“打响”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枪，其关键策略正是利用马克思所描述的“集体表象系统” 作为其抗争表演的“舞台布景”。

1894 年夏，孙中山到天津上书李鸿章“劝李革命”。【69】10月12日，孙中山抵达檀香山，分别以“中国商人”“医学博士”身份进入报刊视野。【70】在随后的三个月里，他在檀香山、茄荷雷(Kahului)等地创建兴中会组织。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在描述国内反清形势与共和政治愿景时，强调了李鸿章的后台角色，策略性地向当地华侨和国际友人讲述兴中会的 “谋反故事”：

“兴中会(Hing Chung Society)的‘兴’是自由、解放、提升、复兴的意思，‘中’即指中国。这个团体的宗旨是将满清王朝从中国驱逐出去。目前是实施这个被期待已久的计划的最佳时机，这次军事行动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寻求自由的战争中最为猛烈的一役。中国人对他们当前的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将会随着这次攻击一起爆发。战斗将首先在广州和两广地区打响，目标是推翻满清王朝，创立代议制的共和政府。新的统治者将是一个纯汉人皇帝，李鸿章最有可能成为这个人。李鸿章多年以来一直密谋推翻满清王朝，成立国会，颁布包括授予选举权的公告。外国教师和商人将被引荐到中国。中国内陆大量丰富的资源将得到开发利用。外国风俗习惯和方法都将被引入中国。实现这一目标与国内外的中国人利益攸关，一旦中国成为一个进步的国家，他们都将获得巨大的回报和美好的前景。可靠的联络人被派往美国，古巴，加拿大，夏威夷群岛和其他任何有相当数量华人聚居的地区，他们的任务是创建兴中会的分支。与李鸿章联盟的华人中，包括许多在美国大学受过教育的优秀华人，这些人与他们的权贵朋友里应外合，暴动随时一触即发。”【71】

显然，孙中山很清楚当时的反清舆论和有关李鸿章势将倒满的报刊传闻，而檀香山兴中会的崛起则证明他融合各种“背景表象”的“即兴表演”策略是成功的。 据报道，檀香山、茄荷雷两地入会者多达500人。【72】其中包括知名华侨买办刘祥、华侨报人何宽，以及在夏威夷政商界活跃的李昌、郑金、程蔚南和钟工宇等。

孙中山的宣传并不局限于华人圈子，他同时还展开“外交”活动。他频繁拜访前夏威夷议会议长考卢库 ( Kaulukou) 等人请教政制问题，【73】并说服被临时政府排斥的威尔考克斯与兴中会合作。在孙中山等人鼓吹下，威尔考克斯相信“中国给了他施展抱负的机会”，声称“在中国获得成功并与中国联盟，是保持夏威夷独立和拯救夏威夷人的唯一希望”，决定到中国“开创辉煌的事业，成为伟大的人物”。【74】“化学师奇列”(E. C. Crick)等曾追随威尔考克斯的“美国人”，不久便被兴中会雇往广州为起义准备军火。【75】更值得注意的是，兴中会与威尔考克斯的爱国自由联盟存在不少相似之处——如俱乐部形式、举手宣誓入会、表演性起义(唤醒民众进行大规模抗争)、义军以红色服饰/佩饰为标识、起义失败后转而办报诉诸民众。【76】

1895年1月22日，孙中山乘船离开夏威夷前往香港，【77】与谢缵泰、杨衢云、黄咏襄等联合成立香港兴中会，“众推黄咏襄为临时主席”，【78】随后在华人律师何启和英国驻港记者托马斯·哈·黎德(T. H. Ｒeid)等人的暗中支持下密谋广州起义。【79】10月26日，起义事败，孙中山脱险远遁。

1895年12月6日，孙中山再次回到檀香山。随船而到的广州起义失败的传闻立刻轰动整个华人圈子。传言称: 中国乱党被大清军队击败，兴中会领导人刘祥被捕已经人头落地。孙中山当天即通过《夏威夷 星报》(The Hawaiian Star)坚决予以否认，强调自己离开香港时刘祥平安无事。【80】但随后夏威夷几家报纸上有关广州起义的报道，他均未公开回应。

1896 年春，孙中山和檀香山兴中会重整旗鼓，雇美籍丹麦人维克托·柏克(Victor Backe)为教官，借芙兰·谛文家的庭院进行军事训练。2月14日，《太平洋商业广告人报》头版头条报道兴中会的“秘密”计划。【81】几天后，孙中山开始公开活动。2月20日，两家英文报纸同时预告孙中山的“生理学”演讲。【82】2 月 23 日， 孙中山在郑金等人另创的中英阔论会(Chinese English Debating Society)【83】发表演讲， 夏威夷共和国财政部长戴蒙 ( S. M. Damon，即芙兰·谛文之兄) 等外国人到听。【84】28日，孙中山又发表另一场 “类似生理学”的演讲。【85】

孙中山再次融合媒介化的背景表象(国内反清形势)和想象的前景脚本(作为符号参照的共和国)。他首先强调“一倡百和”的“模仿律”:“革命已经在中国的几个省份被煽动起来，并且迅速推广扩散至其他省份。一旦时机成熟，那些同情这种运动的人，就会站出来坚决地反抗清朝”。【86】在此基础上，孙乐观地描述“合众政府”的政治愿景和民意倾向:“我们主张一个与(夏威夷)共和国政府类似的政府。革命者们将为中国广大的普通民众谋取更多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福利。满清统治者是北方蛮夷，是篡权者，这是中国排满情绪高涨和反清运动盛行的诸多原因之一。中国人正在迅速觉醒，他们将意识到这个事实:在一个自由政体之下(民众)会获得更多的利益。”《夏威夷星报》据此称赞孙“已通晓世界上所有政体”。【87】

不言而喻，孙中山的宣传活动与当时的报刊舆论环境存在明显的关系。事实上，孙中山不但没有特别注意保密，而且很可能“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88】主动向报纸、记者 “泄密”———在檀期间，当地上层华侨和“包括一位新闻专员在内的很多白人”都知道他的使命。【89】种种迹象表明，孙中山从一开始便决定诉诸报纸舆论、借助各种 “集体表象”为兴中会和广州起义造势。

四、从Young China到广州起义:

媒介导向的社会表演

在《伦敦被难记》中，孙中山自述悬壶澳门期间(1892年)加入一场倡导和平改革的政治运动，他将其描述为“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party” (一个“少年中国”党的形成)。【90】《伦敦被难记》中文版译者将“Young China”party 翻译为“兴中会”。【91】这个 “误译”很大程度上导致长期以来对孙中山革命思想/实践起源、发展的争论。【92】“‘少年中国党’究竟是怎么回事”不仅成为孙中山研究的不解之谜，【93】而且间接引发诸多学者对檀香山兴中会“革命团体”性质的质疑。【94】

从1850 年代开始，英文报刊便以“Young China”指称新兴的中国知识阶层，【95】而追溯“‘Young China’party”在英文语境的起源，则可知《泰晤士报》《纽约时 报》等用其对应洋务派。【96】不过，这两个名词也被用于泛指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如1879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少年中国党”即“相信中国的显然天命是在艺术、科学和制造业所有相关领域成为世界领导者的那些人”。由此可见，“Young China”或“Young China party”很大程度上源于报刊舆论的想象和建构。

1901 年孙中山接受夏威夷记者采访，将 “Young China”视为革命的愿景，声称“‘Young China’意味着博采外国现有一切良好的东西。美国即是我们的榜样。”【97】这与其早期 “求知于当道者”的改良主张并无二致。孙中山当然不是传统定义的“洋务派”，但他当时也将兴中会称为 “Young China organization”。【98】因此，从传播建构的角度考察“Young China”作为一种政治愿景的移植、涵化过程，既有助于探索“少年中国党”与“兴中会”两者关系，解决有关早期兴中会是“改良”还是“革 命”性质的争议，更能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孙中山早期的模仿/宣传实践。

(一)“师承”:孙中山“Young China”愿景的根源

晚清国人所谓西学东渐，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同时代的法兰西人塔尔德看来则是“过去只模仿自己祖先的被支配的民族”在模仿“用自己的辉煌的文化凌驾于别的民族”的优势民族。【99】塔尔德是武断的，但他似乎是正确的。强调伟人的知行能力无可厚非，但也不应忽视探寻社会建构和传播互动对伟人的影响，因为即便是伟人的思想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在1890年的《致郑藻如书》中，孙中山自称“第以所学虽有师承，而见闻半资典籍”: “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而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也有相似表述:“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学，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100】孙中山当时所谓“游学外洋”，其实就是其此前在夏威夷的经历。从媒介化的角度看，社会、文化和媒介环境的变迁及其相互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对个体的社会意识和行动产生建构性影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孙中山“师承”什么人，“见闻”什么“典籍”?为什么如此执着于效仿泰西尤其是美国?

1912 年2 月，孙中山在复谛文的信中说:“我一定不能遗忘的事实是，在我多次艰难地尝试使这一伟大的运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您一直鼓励和帮助我。我再次对您给予我和我的党员的许多帮助表示感谢。”【101】在此之前，包括孙科在内的许多夏威夷华侨都认为谛文有望被孙中山任命为特别顾问。孙科如是说:“他(孙中山)年轻时在这里所受教诲良多，必定会感激谛文先生的功劳。”【102】谛文对孙中山的鼓励和帮助，并不仅限于革命史所强调的物质层面。事实上，孙中山“早期曾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式公民政府”，而“这个崇高的理念正是来源于芙兰·谛文”。【103】谛文并非沽名钓誉之辈，但他在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就公开宣称其“非常喜爱孙逸仙并竭心尽力鼓励他研读美国历史”，【104】“曾荣幸地赠予他 (孙中山)一套论述美国民主的书籍”，强调自己对孙中山的启蒙“为其日后宣传缔造立宪政府打下思想基础”。【105】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谛文称孙中山是“檀香山的成果”。【106】

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里，对华传教士更加积极地宣传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尤其是美国传教士乃至美国整个精英阶层，他们在见证美国的扩张、“笃信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种族和文化优越性”的同时，【107】“也感到他们应该在全世界提倡和平和正义的思想”。【108】孙中山所接触的谛文父子、喜嘉理等美国传教士也是如此，他们不仅希望说服其传教所在地的华人 “归化”，更相信在华人小圈子社会的传教工作将对中国产生 “反射性的影响”。【109】芙兰·谛文“深信唯有共和形式的政府才是人类自治的最高理想”，同情不幸的民族尤其是中国人，认为中国人应该追求自治权利。【110】1883年底，谛文在《教友》月刊呼吁:“让我们力争让每一个返乡的中国人都成为我们的信使，给他们回归的异教徒圈子带去 ‘好消息’。” 【111】即便是持排华立场的《太平洋商业广告人报》，也十分认可传教士们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正在向前推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一个热心和智慧的灵魂人物(芙兰·谛文)已经下定决心要引领这个东方帝国加入夏威夷华人基督徒前进的行列。”【112】

夏威夷的社会舆论环境不仅支持培养“Young China”，而且还建构“Young China”的美好愿景。1882年1月，《教友》的一篇文章如此描述“正在前进的中国”:“中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学习真正的文明和知识，以期有朝一日能学以致用。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接受外国规制培养的年轻中国人 ( young Chinese) ，迟早都将 会担任公职。随着成千上万的华侨回到他们的家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了解西方生活和政府模式。中西方所有的方式已经相互遭遇碰撞，这必将使西方观念被普遍接受，即使这是渐进的。而接受西方观念意味着个人自由、国家安全和繁荣稳定。”【113】正是在这种“前景脚本”的激励下，孙中山“一直致力于学习真正的文明和知识”，“翘首以期用世”，并在“力学十余年”之后“求知于当道者”——上书李鸿章。

孙中山“上书失败”，遂到夏威夷组建兴中会，期间谛文曾隐晦地公开鼓励他的学生们 “尝试有别于李鸿章的努力”。 【114】广州起义失败后，谛文将其家中庭院借给兴中会用作军训场地;谛文之兄、夏威夷共和国财政部长戴蒙则为孙中山重振旗鼓的演讲“站台”并 “掩护”孙中山前往旧金山。【115】1895 年底，喜嘉理曾去信纽约《独立报》评论“广州叛乱”，将孙中山的行动“部分地归咎于希望看到中国四分五裂的富有的华人阶层和包括传教士在内的为数不少的外国人”。【116】而在1915年的忆述中，喜嘉理则强调夏威夷传教会尤其是谛文对孙中山的培养。诸多事实表明，孙中山曾是谛文等夏威夷教会派美国白人着力培养扶持的一个“信使”。

孙中山后来曾自述其“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117】从社会意识建构的角度看，孙中山早年的“师承”和“见闻”，加之当时香港报刊舆论观战态势，其萌发反清之念可以说“自然而然”。这无悖于孙中山十年之后上书李鸿章“以陈时势之得失”——李鸿章在民间和外国报刊上一直是反清潜在领袖。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孙中山非“造反”而不为。

(二)“兴中”之道:在“力挽颓风”与“倡乱”之间

1884年，孙中山在喜嘉理主持下受洗入教。喜嘉理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主张“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like people like rulers)。喜嘉理认为，清政府可能已经腐败透顶，但如果民众观念没有改变，改朝换代并不能为中国带来任何益处。【118】孙中山当时渴望成为一名华人牧师，自然也认同喜嘉理的观点。香港求学期间，孙中山先后致书郑藻如、郑观应等乡贤，公开倡议改良，【119】俨然一个资深洋务派人物。

在《致郑藻如书》中，孙中山提议效仿泰西创办“兴农之会”“兴敌烟会”和“兴学之会”，理由是——“之斯三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将见一倡百和……而吾国之大幸也。”而在郑观应收录入《盛世危言》的《农功》(1891年)中，孙中山则强调:“何国有良规，则互相效仿，必底于成而后已。”从中可见，“少年中国”的愿景早已深植于青年孙中山的思想世界。遗憾的是，即使是“劝其乡中父老，为小规模之改良工作，如修桥、造路等”，孙中山也无法“贯彻主张”。【120】

但在香港，孙中山很快便找到志同道合之人。据谢缵泰所述，1890年左右他就读皇仁书院时，已经能够结识到“一些校内外的有出息的爱国年青人”。谢氏由此“开始醒觉到，计划组织一个中国亿万人的革新运动，一个驱逐满洲鞑靼篡夺者的运动正好是时候了”。【121】律师兼华医的何启是这些 “有出息的爱国年青人”中最具榜样力量的一个。【122】在谛文的《旅华随笔》中，【123】何启已是“港中一名人”，而且“好善乐施，志在民族改良”。谛文视其为“西方观念和文明影响的后果”。1887年，何启先后创办香港雅丽氏医院和孙中山随后入读的西医书院;与此同时，何启积极介入舆论，主张中国君民上下“咸与维新”“变今之法”，“康有为及其弟子曾废寝忘餐地阅读这些书籍”。【124】

这种现代性的蔓延和近代中西方文明遭遇的必然结果，并不局限于进步的知识阶层。在普通归侨中，也有很多人不满故乡的落后现状。谛文描述了这些年轻华人的生存心态:“他们在经历了外面的世界之后，很快会感到中国的风俗习惯太过于死板。他们会感到故乡的生活拘束无趣……欣赏自由公平的制度。”【125】

将孙中山置于上述社会舆论背景之中，则其既倡“兴学之会”“兴农之会”而 又“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126】的言论立场自无矛盾之处。广州起义事败未几，《香港华字日报》曾刊文披露兴中会“确情”供“当道之采览”。从中即可窥见孙中山等人“倡会”缘起、宗旨、话语/行动策略及其社会基础:“查得确情有黄某曾在美国多年，及退中土，又取道英德二国逗遛年余，其人少曾读书，原系大绅之子，富侠多金，在广东省气焰甚盛。迫返中国，复见西洋政治事事认真，而中官则徒具虚文、上下蒙混，其心原有力挽颓风之意，聚众倡会，欲振兴中国，于是由南洋金山返国之辈多翕然归附之，其党日众，遂倡乱举。去年联结三合会匪，举黄为会首;呼之曰: 大阿哥。黄复四处招诱匪徒，亲往惠州，缘惠州多三合会匪屯聚，黄招集四千余人，委一人教练之成一军。又在香港开一分会馆，分遣其党往大埔、省城，招集 出洋归来之人及无赖壮丁入会，密谋起旗倡乱，议定先夺省垣……省港多读洋书习 洋派仅知半面之人，不明利害，至是反有是其说者，且有谓其所谋必成者。”【127】

根据这篇新发掘的报道，一个旨在“力挽颓风”“振兴中国”的“兴中”之会很可能在孙中山赴檀香山倡会之前就已经成立，文中所谓“黄某”似乎不是孙中山，而是香港兴中会临时主席黄咏襄。不过此处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维新党人”(reformer)并无改良/革命之党派对立。他们以“Young China”(“振兴中国”)为政治愿景，自然也不必以“造反”“革命”为唯一前提。更何况，当时普通民众“都不敢谈革命，不敢跟有革命倾向的人来往”，“要想吸收新党员或仅仅是同情者真是谈何容易”。【128】事实上，广州起义“密谋”期间，中国知识阶层中的“倡改良者”才是兴中会宣传攻势所诉求的舆论力量，正因如此，强调 “振兴中国”的愿景成为孙中山和兴中会诸贤最重要的舆论动员策略。

(三)“测探”舆论与“煽情传播”:媒介化的诉求表演

1.“改革党”的舆论意识与策略

由于将“报刊活动”局限于“办报”，在新闻史上有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孙中山和兴中会“没有把报刊宣传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办”，【129】或“在亲眼目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人士办报的巨大魅力的基础上”才“认识到报刊宣传的巨大作用”和 “从事报刊活动”。【130】自1930年代著《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白瑞华(Ｒ. S. Britton)开始，诸多论者相信，1896年伦敦被难后孙中山才认识到“报纸左右社会之力量”。 【131】这种说法即使真为孙中山当时发表之“一种感想”，其所言也未必属实;据此而论，则难免低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早期的舆论意识与宣传策略。

且不说孙中山可能在夏威夷“研读美国历史”的时候就已经对报刊在革命宣传中的作用有所了解，《致郑藻如书》等早期著述也足以证明他不仅关注报刊时事资料而且已经重视通过报刊发表言论“推己以及人”。【132】以“李鸿章谋反”为背景表象进行宣传动员这一点，更可见其当时接触和使用报刊已有相当的程度。谢缵泰加入兴中会之前，也已经开始通过在香港报纸上撰论和在中、英两国散发小册子“鼓吹禁 止印度的鸦片贸易”“抗议对中国社会的污蔑”。【133】兴中会强调“设报馆以开风气”而没有立即付诸实施，并非完全因为“集中全部精力”用于“筹备组织武装起义”，而是由于当时孙中山等人认为利用既有报纸媒介和散发小册子是更快捷有效的宣传手段，“办报”既不可行也没必要。【134】实际上，在筹备广州起义期间，孙中山不仅重视报刊宣传工作，而且几乎是以报刊宣传制造舆论为首务。

1895年3月12日、18日，香港《中国邮报》连发何启等人执笔的“维新”社论，披露中国改革党(Ｒeform Party)正在准备起义，强调这场“运动”之后的中国将推行君主立宪改革， “欢迎西方文明和贸易”，呼吁列强保持中立。【135】与此同时，香港、上海和天津等地英文报纸频繁相互转载“煽乱”的社论文章。【136】巧合的是，3月12日这一天，《夏威夷星报》也首次披露孙中山和兴中会在夏威夷活动，该报道表达了与《中国邮报》同日社论相同的立场，只是反清之语更加直接;一个多月后，《夏威夷星报》全文转载了上述 《中国邮报》的两篇社论。这显然是孙中山有意为之。顺便提一下，美国独立运动早期的激进派宣传家发动舆论攻势的重要方式就是“宣传交流”——通过新闻报道、社论和各地报纸之间的相互转载“灌输对敌人的仇恨”和“传播思想”。【137】

起义密谋披露伊始，“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嘲笑这个运动”，但这并不能阻挡“改革党”的舆论攻势。4月份，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前夕，【138】何启实名发表《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并在香港和内地尤其是华南各省广泛刊行。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很快便销售一空，【139】《香港华字日报》则从5月中旬开始连载至9月19日。【140】“中国人士得读此书，无不慨然动念”，【141】“于是叛乱之风气一发而不可收”。【142】

为继续“测探海内外国人的意向”，兴中会又于5月30日在香港、新加坡等地报纸刊登谢缵泰致光绪皇帝的请愿书，【143】“请愿”态度强硬地提出包括宣布立宪、赋予报刊自由在内的六大诉求，宣称如果光绪无视“忠诚却受压迫、欺侮和绝望的臣民的宣言书”，“他们将要被迫推翻清朝”。【144】这个宣言随后“通过英国和其他外国报纸广为传播”。

孙中山甚至还安排好举事后的国际宣传。他专门约见《中国邮报》编辑黎德，请其“在公开举义之时准确宣布他的运动宗旨”并“绝对清晰地”强调起义计划“毫无排外之处”，呼吁列强保持善意中立。黎德“无可避免地被孙的真诚和崇高理念所感动”，“同意尽力设法争取英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并帮助起草兴中会“致列强的宣言”。【145】当时黎德同时负责几家伦敦日报的中国报道，一旦运动爆发，起义者便可在国际舆论上先声夺人，至少不会被清廷扣上排外暴徒的污名。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筹备组织广州起义期间，孙中山等人不仅频频诉诸报刊舆论，而且在宣传中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软硬兼施，未雨绸缪，展示了宣传家的气魄和谋略。但就当时的社会影响而言，与其说广州起义是少数人的武装政变密谋，不如说它是一场媒介化的维新启蒙运动。

2.夏威夷、美国报纸对兴中会活动的煽情报道

1890年代，美国报业在恶性竞争中形成影响广泛的“新式新闻思潮”——黄色新闻。夏威夷报纸虽然偏安一隅，煽情报道倾向亦非常明显。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孙中山和兴中会的“表演”有意无意之间便成为“煽情传播者”的猎奇对象。

1894年12月19日，《夏威夷星报》报道郑金等人创立“旨在讨论如何影响中国”的“中英阔论会”，匿名引述“其中一人”的“阔论”:“我们期待东方的战争结局是满清王朝被推翻。届时中国将得以发展进步。她会拥有一个立法机构和全部现代政府部门。中国若能重生，将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创造巨大的机会，而这一天即将来临。中国永远不会被日本征服。(战争)将促进中国的进步和独立。中国本该在过去三十年与日本齐头并进。虽然起步稍晚，一旦时机成熟，中国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46】

1895 年3 月12 日，《夏威夷星报》独家披露兴中会的消息。除了上引内容，消息还称兴中会是“一个强大而令人敬畏的组织”，夏威夷两个分会的创建者是“一个从中国来的医生”，分会“会员赋予自己应召前赴中国参加起义运动的义务”。这篇文章煽情地写道:“当他们的祖国要进行改革时，今天身居海外的年轻华人自然期望崭露头角。在夏威夷的一些年轻人已经满怀战斗激情而且正在进行军事训练。没有任何观众比这些青年对夏威夷卫国军先锋团或费城号巡洋舰大队的战术阵型更感 兴趣。这场预定今春展开的排满运动已经在倒计时了。夏威夷或将见证她的几百个最有出息的优秀华人公民从她的海岸踏上征途。”

孙中山和檀香山兴中会成员显然是欢迎并主动利用英文报纸强化其舆论声势的。3月27日，刘祥等人向夏威夷政府申请成立一支华人军事小分队，用于训练准备回中国效力的华侨。《夏威夷星报》当天即予以详细报道，《每日公报》随后也刊出简讯。【147】4月25日，《夏威夷星报》刊登檀香山兴中会24日晚的会议通报:“本地的中华帝国革命党分会昨晚举行会议，会员承诺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中国脱离满清统治，并讨论派遣华侨民兵回国参战的可行性。本地华人获悉起义将于5月 1日前后在两个省份爆发。”【148】一周后，《夏威夷星报》连续转载香港《中国邮报》3月份支持“改革党”的两篇社论，并在该报言论栏为这两篇社论各配一篇短评。这两篇短评支持中国摆脱满清统治，强调中国改革将是一场“破茧重生”的“巨大的斗争”:“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并举的计划看似浪漫不切实际，但它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必定引来举世瞩目”，其结果将是“一个能够对抗和挑战日本的新中国”。【149】

6月1日，《夏威夷星报》报道“化学师奇列”当天被保释前往中国。7月20日，《香港日报》报道一则“耸人听闻的谣言”:几周前抵港的一伙疑似要密谋推翻夏威夷共和国政府的“美国人”，已经前往广州附近的一个村庄制造炸弹，准备“炸飞檀香山”。【150】报道称香港警方所据乃“可靠信源”并正在追查。这则“谣言”随后被《香港华字日报》、《夏威夷星报》、华盛顿《晚星报》和纽约《世界晚报》等广泛转载。【151】不过，给《夏威夷星报》寄剪报的香港消息人士在公开信中否认密谋针对夏威夷政府。后来的报道显示，这伙密谋者实为兴中会雇用的奇列等人。【152】

8月3日，《太平洋商业广告人报》头版头条报道兴中会和将于“几周之内”在广州爆发的起义。报道隐去孙中山姓名，但却添油加醋地将其在夏威夷的宣传动员和起义密谋和盘托出:“这个试图在中国创立美式共和政体的谋反故事，是从一个在夏威夷群岛居住的富有华人那里获知的。此人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是李鸿章委托的代理人，在动员本地华人应征前往中国参加战斗方面，他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带着积蓄的中国人正在陆续赶回他们的故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现代战争非常了解，能够熟练使用最新制造的枪炮。一些外国人也已经被带到中国 去充任教官，帮助中国人进行全面的军事训练。(革命党)已经向英国和美国订购这次反抗运动所需的军火。……被提到的当事人目前在香港，……他从檀香山带去相当于一百万美金的军费，准备用于即将到来的战争。”【153】一周后，这篇“独家报道”随船抵达旧金山，美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154】而且标题主打符号改为更能吸引美国读者的“李鸿章”。

煽情报道几乎使广州起义密谋暴露无遗，但孙中山和兴中会并没有因此而调整起义计划，这不禁令人怀疑“风声走漏”是故意为之。随后的三个月里，夏威夷报纸又继续报道夏威夷退役军人“受雇于试图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的改革党”“前往中 国为革命党训练士兵”等消息， 【155】以至被斥为煽情传播者(sensation mongers)。【156】可笑的是，驻美公使杨儒等清廷使节竟没有予以追查预警，【157】否则孙中山的“匪首”身份早就被发现和通报广州当局了。

(四)“谣言”与“密谋”的瓦解

一般认为，广州起义计划失败的原因主要是香港总部未能按时发兵和党属泄密。邓慕韩认为，杨衢云与孙中山争当“总统”致使兴中会“内讧”而误期发兵、“举义不成”，由此引发党属朱淇之兄朱湘恐被株连而“迫弟淇将党中秘密说出”;【158】黄宇和则进一步强调“孙中山没有任何显著的举动”。【159】但事实上，这次起义功败垂成与清廷粤吏的危机传播策略和广州、香港两地报刊舆论对起义的谣传有直接关系。

孙中山和兴中会在香港、夏威夷不断有“显著举动”，而且似未引起清廷重视。但吊诡的是，在朱湘告密之前几天，起义谣言就已经传遍广州城。【160】清廷粤吏显然未获确切情报，对谣言将信将疑，因此匆忙调防并诉诸报刊舆论: 10月24日，香港《中国邮报》新闻版显著刊登23日发出的广州快讯，援引官方信源称:“探闻有人欲谋夺广州省城，现有党与数千人由惠州、潮州至省暗置枪炮以便响应，惟渠魁未悉 为谁。”这篇报道还透露:“现在省中大宪饬西关各处绅士整保甲团练，预为义师之举，以助官中。”【161】25日，《香港华字日报》以《谋为不轨》为题译登这篇报道。

对密谋者而言，报刊舆论犹如一把双刃剑，《中国邮报》虽然在言论上同情支持兴中会，但是这家报纸的编辑在关键时刻却选择有闻必录，无异于帮助清廷方面敲山震虎。这一始料未及的消息，很可能是留守香港负责暗遣“决死队”的黄咏襄、杨衢云等人不能如期发兵的关键原因。根据事后报道和孙中山、谢缵泰自述，当时起义早已准备就绪，【162】为何到临举时香港总部却突然不能按期发兵，而延期两天发兵时原定的三千会党又缩水为五百苦力?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两份港报所刊 “来自广州的奇怪谣言”导致主要由会党人士组成的“决死队”军心动摇临阵退缩。

粤吏不仅虚张声势，而且散布谣言宣称此次暴动的目标是洋人，制造舆论恐慌，以此寻求“各处绅士”和外国人的同情和支持。【163】这种混淆视听浑水摸鱼的伎俩随即收到奇效。据《华盛顿邮报》的广州通讯，在清兵搜捕期间，一个美国人发现可疑电报并通过美国领事告知当局，后者根据这一线索迅速追查到香港兴中会给广州方面运送的军火，由此彻底瓦解了兴中会的暴动计划。【164】

在这阵舆论噪动中，广州起义迅速转化为一场没有硝烟的口水战，兴中会内部因事败而互相指责，【165】孙中山等在舆论上也成为众矢之的——“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166】孙中山称事败“全在香港之队到来，使有证据”，但当时孙中山“领千二百壮士”入穗仅三四天，【167】便传出“有人欲谋夺广州”的消息，平心而论，很难说泄密与兴中会一边密谋一边“敲锣打鼓”无关。

五、结语

1773年12月，波士顿“自由之子社”领导的一小队来自英国的北美殖民者登上了波士顿海湾的三艘商船，将东印度公司运来的90000吨印度茶叶倾倒入海，以反抗英国国会当年颁布的《茶税法》。由于此前激进派宣传家已“利用各殖民地之间的宣传交流发动一场密集的攻势”，在报纸上“灌输对敌人的仇恨”、鼓吹“与母 国断绝关系”，【168】60名倾茶者在公众的想象中立即变成了“波士顿茶党”，“这个集体表演成功地被戏剧化为殖民地同英国王室的对立，并调动了狂热的公众支持”。【169】

从“社会表演”的角度看，兴中会密谋的广州起义与“自由之子社”策划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也有不少相似之处。首先，在融合和重构“集体表象”方面，自太平天国运动以降的反清运动和报刊上的反清言论为孙中山组建兴中会和发动广州起义提供了“表演”的背景，“(李鸿章) 反清复明”“立宪”“创立合众政府”“为自由而战”等集体想象构成兴中会表达诉求的“前景脚本”;其次，在搭建“公共舞台”方面，孙中山和兴中会大力诉诸报刊舆论尤其是外国记者和英文报纸，为表演提供了必要的传播空间和媒介手段;最后，参加表演的行动者人数并不多，目的在于引发抗争运动的连锁反应。

唯一不同的是，在表演剧目、舞台布景和观众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广州起义” 没有上演最能激动人心的一幕。然而，作为“社会戏剧”的广州起义并没有因此结束，而是不断地在媒介化的表演空间中被“再融合”进新的表演。在不同时期(包括伦敦被难之后在英国期间、1904 年在美期间和武昌起义爆发后)针对中外“观众”的革命宣传中，“广州起义”被表述为“自由主义者的密谋”“诉求法律和文明”的民主团体领导的革命(1896/1911年) 、 “华南自由之战”和“自由运动”(1904年)，成为孙中山的常备表演剧目。【170】这种表演一方面赋予了反清革命正义性，另一方面则建构了孙中山“少年中国运动教父”的形象。【171】

对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起源和宣传实践的传播/表演维度的考察探究，目的在于揭示在现代性的全球化浪潮中，社会、文化和媒介变迁对孙中山“改良祖国”的现代化意识的建构过程，以及孙中山革命实践如何“披上媒介的形式”。在传播建构的意义上，孙中山移植西方现代性尤其是民主政治的模仿、表演过程——从求学时代接受美国海外传教会主导的公民教育到辛亥时期的革命宣传实践，都可视为媒介化 的过程。这并不是指孙中山 “完全是外国教育的产物”;【172】相反，孙中山更像是北美独立运动宣传家亚当斯那样善于利用报刊媒介的“木偶操纵大师”。

作为一个“远程革命者”，孙中山不但发动和激励民众的反清持久战，而且不断与作为 “(诠释性)社会权力”的欧美记者/报纸互动，通过报刊媒介为当时迫切需求 “社会戏剧”的西方观众“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1910年，在反清革命历经多次起义失败的背景下，孙中山依然一如既往地坚称中国人“会接受任何新型政府形式”，关键在于“向他们示范推翻这些外国人——满洲统治者的方式”。【173】当时孙中山私底下“因为革命运动迟缓，极感失望”，甚至“计划着放弃他对唤起民众之努力”。【174】但在接受报纸采访时，他却“表演”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坚信革命宣传运动正在“像滴水穿石一样渐渐滴磨满清王朝”。《夏威夷商业广告人报》据此评价称:“孙医生可能被一些人称为梦想家、空想家，但他是求真务实的。”【175】武昌起义消息一出，英美多家报纸便将中国革命归功于孙中山持之以恒的宣传。

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看，“支持理性作为一种规范并不意味着要将社会行动本身看作是理性的”，“对各种迷思 (myths) 保持怀疑，看穿演员为无缝地再融合表演的 诸元素所做的努力，通常才是健康的态度”。【176】在媒介化表演的过程中，孙中山的成功不只在于其“再融合了历史”，更在于其诠释出一个革命者的“本真性”——“孙逸仙是一个纯正和朴实的煽动家，甚至他的失败也要归因于这个事实”。【177】在今天看来，1895 年广州起义及此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没有真正实现，既由于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也因为缺乏“中国化”策略。然而，在近代国人遭遇欧风美雨冲浸的时代，社会、文化和媒介环境的变迁，使孙中山的革命宣 传事业自有其逻辑和可行性:“政府者，民之所属也，为民也，由民而设也”，“专 制者，革命之制造厂也”，“舆论者，上帝之声也”，“如此可知，(法美革命) 风潮所至，英雄乘之，顺天意而行大道，无不成功之理”。【178】

注释

【1】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活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1期。

【2】桑兵:《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1895－1905)》，《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6－68页。

【3】陈建华:《古今与跨界——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2页。

【4】刘曼容:《孙中山移植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历史考察》，《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曹艳蓉:《孙中山提出“振兴中 华”口号的历史背景和深远意义》，《学术交流》2013年第5期;王杰:《论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学术研究》2015年第4期; 张丹丹:《孙中山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形成的海外因素》，《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谢俊美:《略论孙中山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3期;黎山峣:《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现代性》，《北方论丛》2016年第5期。

【5】如:闾小波:《论辛亥前孙中山的舆论活动》，《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0期;闾小波:《论孙中山的舆论意识》，《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徐涛:《以笔战枪:辛亥之后的孙中山与上海传媒》，《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刘继忠:《政治理念·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新闻思想再评析》，《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1期。

【6】黄旦:《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

【7】Charles Ｒhodes Discusses Honolulu’s Estimate of Dr. Sun，The Hawaiian Star，Feb 02，1912，p.9.

【8】Couldry，N.，Media as Practice，Media，Society，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pp. 33 －58.

【9】黄旦:《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

【10】〔日〕吉见俊哉著:《媒介文化论》，苏硕斌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9页。

【11】〔美〕杰弗里·查尔斯·亚历山大:《社会表演理论在仪式和策略之间建立文化语用学模型》(上)》，侯园园译，《社会》2015年第3期;〔美〕杰弗里·查尔斯·亚历山大:《社会表演理论在仪式和策略之间建立文化语用学模型》(下)》，侯园园译，《社会》2015年第4期。

【12】〔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13】〔英〕伯克著:《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6 －114页。

【14】“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凡有助于(‘近代人’) 这三个观念(‘民主政治’、‘自由平等’、‘经济发展’) 开展的相关现象(如读书识字)或意识形态，都可以称做现代性。”参见: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年，第1页;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65页。

【15】孙中山:《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47页。

【16】Bartlett，S. C.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Hawaiian Mission and the Missions to Micronesia and the Marquesas Islands，Boston: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1871，p.17.

【17】马兖生:《孙中山在夏威夷——活动与追随者》，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18】“认知解放”是政治过程理论代表人物道格·麦克亚当为社会和政治运动个案研究提出的概念，用以“指称在集体行动的潜在参与者中间出现的意识转变”。这种转变有三种方式:“(1) 体制失去合法性; (2)那些通常持宿命论观点的人们开始提出变迁的要求; (3)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新的关于政治效力(political efficacy)的定义”。这个分析模型以“宏大经济过程”为起点，其中政治机会、社会运动组织力量和认知解放构成一个社会运动发生的三大因素。赵鼎新进一步指出:“认知解放在逻辑上可以发生在其他导致社会运动产生的因子前面。”参见贝尔特·克兰德尔曼斯:《抗议 的社会建构和多组织场域》，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0－120页;赵鼎新:《社会和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5－195页。

【19】Home Mission，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Dec 31，1881，p. 3.

【20】Chinese Supplement，The Friend，vol. 31，no. 11，1882，pp. 113 － 120; Kuykendall，Ｒalph S. ，The Hawaiian Kingdom 1874 －1893: The Kalakaua Dynast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9，pp. 119 －145.

【21】Chinese Supplement，The Friend，vol. 31，no. 11，1882，pp. 113 －120; Address at the Chinese Church，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Jan 08，1881，p. 4.

【22】Home Mission，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Dec 31，1881，p. 3.

【23】Not Titled，The Hawaiian Gazette，Mar 02，1881，p. 2.

【24】Damon，F. W. ，A Glance at China and the Chinese，the Friend，vol. 31，no. 2，1882，pp. 9 －15.

【25】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 1866－1895》，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 229页。

【26】The Chinese in Hawaii，The Friend，vol. 31，no. 11，1882，pp. 113－114.

【27】Christmas Tree at the Chinese Church，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Dec 24，1881，p. 3.

【28】Christmas at the Chinese Church，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Dec 23，1882，p. 4.

【29】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合编: 《孙中山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8页; Globe Trotter，The Hawaiian Star，Jun 15，1912，p. 16。

【30】Hager，C. Ｒ. ，The Canton Ｒebellion，Independent，Jan 16，1896，p. 16; Hager，C. Ｒ. ，Chinese Lad Who Became President， The Continent，vol. 46，JanJun，Apr 29，1915，p. 553.

【31】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230页。

【32】Little Interviews，The Hawaiian Star，Nov 25，1911，p. 4;钟工宇:《我的老朋友孙中山先生》，丘权政，杜春和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3－4页。

【33】Hager，C. Ｒ. ，Chinese Lad Who Became President，The Continent，vol. 46，JanJun，Apr 29，1915，p. 553; Damon， F. W. ，Ｒambles in China，The Friend，vol. 33，no. 1，1884，pp. 1 －3.

【34】《檀山新报》(Taan Shan San Po)创刊于1883年4月21日。芙兰·谛文参与了该报的筹办。创刊号的“副刊”详细报道了一场华工反抗夏威夷移民入境处官员苛待的暴动。Local ＆ General Items，The Daily Bulletin，Mar. 15，1883，p. 2; Local ＆ General Items，The Daily Bulletin，Apr. 23，1883，p. 2。

【35】The Dragon Flag，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Feb 04，1886，p. 3.

【36】War of Ｒaces with Insurrection in Honolulu，The Washington Bee，Aug 31，1889，p. 1.

【37】October Term，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Oct 18，1889，p. 3.

【38】黄彦:《孙中山和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广东社会科学》1984 年第1期;黄彦:《兴中会研究述评》，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7－320页;马兖生:《孙中山在夏威夷——活动与追随者》，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2－23页。

【39】War of Ｒaces with Insurrection in Honolulu，The Washington Bee，Aug 31，1889，p. 1; Wilcox Wants Blood，The Hawaiian Star，May 19，1894，p. 3.

【40】Askman D. V. ，Her Majesty’s Disloyal Oppositi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English-Language Version of Ｒobert Wilcox’s the Liberal，1892 －1893，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vol. 42，2008，pp. 177 －200.

【41】New Delegate in Congress from Hawaii，Omaha Daily Bee，Dec 02，1900，p. 6.

【42】Kuykendall，Ｒalph S. ，The Hawaiian Kingdom 1874 － 1893: The Kalakaua Dynast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9，p. 187.

【43】Nationalism Must be Awakened in China，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Dec 21，1903，p. 3.

【44】Sun Yat Sen Talks of his Honolulu Visit，The Hawaiian Star，Jul 10，1901，p. 7.

【45】A Big Chinese Mass Meeting，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Feb 15，1894，p. 1.

【46】Voice of the Chinese，The Hawaiian Star，Feb 15，1894，p. 3; A Big Chinese Mass Meeting，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 Feb 15，1894，p. 1.

【47】A Chinese Committee，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May 18，1894，p. 4; The Chinese Demand，Hawaii Holomua = Progress，May 18，1894，p. 2; The Franchise，Hawaii Holomua = Progress，May 17，1894，p. 2.

【48】Chinese Protective Union，The Daily Bulletin，Apr 07，1894，p. 2.

【49】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 第六卷)，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第229页。

【50】马兖生:《孙中山在夏威夷——活动与追随者》，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51】如金冲及、胡绳武:《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历史研究》1960年第5期;林增平:《孙中山民主 革命思想的形成》，《历史研究》1987 年第1期; 朱正生:《也谈孙中山与“兴中会”》，《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4 期;戚其章:《甲午战争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1994 年第4期; 尚明轩:《孙中山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未竟事业》，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93页; 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9页;等等。

【52】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4页。

【53】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9页;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页。

【54】Sam Hop Hoi，The Hawaiian gazette，Dec 19，1883，p. 2; The Triad Society，The Daily Bulletin，Dec 18，1883，p. 2; Chinese Highbinders，The Daily Bulletin，Jul 23，1886，p. 3.

【55】Editorial Notes，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Dec 22，1883，p. 2.

【56】《防患未然》，《循环日报》1883年10月3日，2版;《事属传闻》，《循环日报》1884年3月11日，2版。

【57】The War Feeling in China，The Sun，Feb 04，1884，p. 2.

【58】《会党被拘》，《循环日报》1884年10月13日，3版。

【59】The Highbinder Society in China，Daily Honolulu Press，Apr 30，1886，p. 4.

【60】Letter from China，The Times，Jan 08，1892，p. 1.

【61】Chinese Politics: the Situation In the Great Eastern Nation Today，The National Tribune，Apr 28，1892，p. 9.

【62】To Dethrone the Emperor，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Oct 16，1894，p. 1; To Divide China，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Oct 20，1894，p. 2; A New Japanese Policy，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Dec 01，1894，p. 4; Plotting Against Manchus，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Mar 06，1895，p. 3; Telegraphic Notes，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Mar 08，1895，p. 1.

【63】The Yellow Jacket，The Morning Call，Aug 04，1894，p. 1; To Divide China，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Oct 20， 1894，p. 2.

【64】The Throne Trembles，The Morning Call，Sep 25，1894，p. 1; Ｒebellion in China，The Indianapolis Journal，Sep 29，1894， p. 5.

【65】Chinese Plotters Far from Home，The Morning Call，Aug 31，1894，p. 1; Will Wage War in China，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Sep 10，1894.

【66】End of the Dynasty，The Indianapolis Journal，Jul 27，1895，p. 4. 刘伯温为明初人士，《烧饼歌》或是清中叶时人假托其名杜撰。据陈学霖所述，《烧饼歌》是“近世中国最著名的预言书”，“对战乱动荡的中国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参见陈学霖:《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5－186页。

【67】The Murdered Missionaries and the Manchu Dynasty，The sun，Aug 10，1895，p. 6.

【68】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69】黎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辨》，《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70】Arrival of the S. S. Pekin，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Oct 13，1894，p. 8; Local and General News，The Daily Bulletin， Oct 13，1894，p. 3.

【71】Two Insurgent Clubs，The Hawaiian Star，Mar 12，1895，p. 3; A Bold Strike for Liberty，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 Aug 03，1895，p. 1.

【72】Two Insurgent Clubs，The Hawaiian Star，Mar 12，1895，p. 3; 何宽记录的入册者共112 人，参见马兖生:《孙中山在夏威夷——活动与追随者》，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73】The Eastern Armament，The Hawaiian Star，Oct 24，1900，p. 4.

【74】威尔考克斯因政变计划泄露被夏威夷政府逮捕，未能前往中国。A Letter to Moreno，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Jan 28，1895，p. 1; Bob’s Bad Luck，The Hawaiian Star，Jun 25，p. 3。

【75】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丘权政、杜春和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 14页; 黄宇和: 《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 1866－1895》，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566－568页; Crick Pleads Guilty，The Hawaiian Star，Jun 01，1895，p. 3; Chemist Crick，The Hawaiian Star，Sep 22，1896，p. 1．

【76】Askman D. V，Her Majesty’ s Disloyal Oppositi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English-Language Version of Ｒobert Wilcox’ s the Liberal，1892 －1893，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vol. 42，2008，pp. 177－200; 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丘权政、杜春和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9－ 19页; October Term，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Oct 17，1889，p. 3; War of Ｒaces with Insurrection in Honolulu，The Washington Bee，Aug 31，1889，p. 1。

【77】News in a Nutshell，The Hawaiian Star，Jan 22，1895，p. 3.

【78】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10页。

【79】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4页。

【80】Ｒumors from China，The Hawaiian Star，Dec 06，1895，p. 3.

【81】Passengers，The Hawaiian Gazette，Jan 14，1896，p. 8; Will Drill Chinese，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Feb 14， 1896，p. 1; Local Brevities，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Feb 20，1896，p. 7.

【82】Not Titled，The Hawaiian Star，Feb 20，1896，p. 3; Local Brevities，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Feb 20，1896，p. 7.

【83】Chinese Young Men，The Hawaiian Star，Dec 19，1894，p. 3.

【84】Local Brevities，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Feb 28，1896，p. 7.

【85】Local Brevities，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Feb 28，1896，p. 7.

【86】He Is a Honolulu Boy，The Hawaiian Star，Nov 21，1896，p. 1.

【87】He Is a Honolulu Boy，The Hawaiian Star，nov 21，1896，p. 1.

【88】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 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7页。

【89】He Is a Honolulu Boy，The Hawaiian Star，Nov 21，1896，p. 1.

【90】Sun Yat Sen，Kidnapped in London，Bristol，J. W. Arrowsmith，II Quay Street，London，Simpkin，Marshall，Hamilton，Kent and Company Limited，1897，pp. 12 －13.

【91】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0页。

【92】邹鲁认为兴中会成立于澳门;冯自由坚称兴中会始创于檀香山。但二人的解释均没有让后世学者信服。邹鲁:《中国国 民党史稿》(第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126页。

【93】1979 年陈锡祺曾向黄宇和发出此问，但后者并无提供新的线索，只作推论附和冯自由旧说。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440－442、486－487页。

【94】一般认为，孙中山(及兴中会)从改良转向革命。如:林增平:《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历史研究》1987 年 第1 期;朱正生:《也谈孙中山与“兴中会”》，《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尚明轩:《孙中山的历程: 一个伟人和他的未竟事业》，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93页。

【95】The Interior and Internal Arrangements of China，The Pembrokeshire Herald and General Advertiser，Jun 28，1850，p. 4; Ｒ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7 － 20，1890，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p. 500.

【96】Cotton Mills in China，The Merthyr Telegraph and General Advertiser for the Iron Districts of South Wales，Apr 11，1879，p. 4; Not Titled，The New York Times，Apr 23，1879，p. 4; Not Titled，Alexandria Gazette，May 03，1879，p. 2; Not Titled，The Morning call，Jan 04，1891，p. 4.

【97】Ｒeformer’s Ｒepublican Principles，Evening Bulletin，Apr 19，1901，p. 1. 孙中山1901 年访檀至今未受史家关注，当另文探讨。

【98】Ｒeformer’s Ｒepublican Principles，Evening Bulletin，Apr 19，1901，p. 1.

【99】帕森斯·塔尔德著:《模仿律》，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3页。

【100】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页。

【101】夏威夷孙中山基金会网站: Letter of Thanks from Dr. Sun，http: / /www. sunyatsenhawaii. org/index. php? option = com_ content＆view = article＆id =94＆Itemid =99＆lang = en，2017 年5 月9 日。

【102】Damon Dr. Sun’s Aide，Evening Bulletin，Jan 15，1912，p. 1.

【103】First Lady of China，The Maui News，Jan 6，1912，p. 2.

【104】Little Interviews，The Hawaiian Star，Nov 25，1911，p. 4.

【105】City Celebrates Success of The Chinese Ｒevolution，The Hawaiian Gazette，Nov 24，1911，p. 7; The Chinese Demonstration，The Hawaiian Star，Nov 22，1911，p. 5.

【106】All Nations at a Harmony Banquet，The Hawaiian Gazette，Feb 27，1912，p. 2.

【107】Ｒichard Dean Burns，ed. ，Guide to American Foreign Ｒelations since 1700，edited for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Ｒelations ( Santa Barbara，CA and Oxford，England: ABC-Cli，1983，pp. 349 －350) ，转引自〔美〕迈克尔·埃默 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 罗伯茨:《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9－260页。

【108】〔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 罗伯茨:《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9页。

【109】Home Mission，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Dec 31，1881，p. 3; Damon，F. W. ，Something about Hongkong，The Friend，vol. 33，no. 2，1884，pp. 9 －13.

【110】The Chinese Demonstration，The Hawaiian Star，Nov 22，1911，p. 5.

【111】Damon，F. W. ，Ｒambles in China，The Friend，vol. 33，no. 1，1884，pp. 1 －3.

【112】The Chinese Church，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Oct 15，1881，p. 2.

【113】“China is Moving”，The Friend，vol. 31，no. 2，1882，p. 2.

【114】Chinese English Society，The Daily Bulletin，Dec 26，1894，p. 6.

【115】Passengers Departed，Evening Bulletin Jun 3，1896.

【116】Hager，C. Ｒ. ，The Canton Ｒebellion，Independent，Jan 16，1896，p. 16.

【117】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4页。

【118】Hager，C. Ｒ. ，The Canton Ｒebellion，Independent，Jan 16，1896，p. 16.

【119】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农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页。

【120】孙中山:《在香港大学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七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5页。

【121】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2页。

【122】何启“前在英国学院读书，屡夺锦标，列于前茅”，“考授医生、牧师、状师三职，学艺明通，才猷谙练” ;1882年回到香港即进入“太平局”，负责“预知地方公事，以匡襄官宪耳目之所未逮”，又被香港律政司“保举许入臬署听讼，为大状师之职”;在香港从医从政之余，热心倡导社会改革，“禀诉地方利弊事宜”“维持风化”。参见《局员得人》，《循环日报》1882年3月28日，2－3 版; 《华人继作大状师》，《循环日报》1882年 3月 31日，2版;《译录西报》，《循环日报》1883年1月17日，2版。

【123】Damon，F. W. ，Something about Hongkong，The Friend，vol. 33，no. 2，1884，pp. 9 －13.

【124】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7页。

【125】Damon，F. W. ，Ｒambles in China，The Friend，vol. 33，no. 1，1884，pp. 1 －3.

【126】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9页。

【127】《详译西报载粤省乱党事》，《香港华字日报》1895年11月7日，3版。

【128】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2页。

【129】吴廷俊:《试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报刊宣传工作的缺憾》，《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130】丁淦林等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页;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171－172页;李滨、郭玉格:《革命话语逻辑与中国近代政党机关报观念的成形——以孙中山报刊论述为焦点》，《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4期。

【131】如白瑞华:《中国近代报刊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上海:上海书店，1946年，第29页; 刘建明:《中国媒介批评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 40页;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172页;刘泱育:《中国新闻事业史纲》，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2页;李滨、郭玉格:《革命话语逻辑与中国近代政党机关报观念的成形——以孙中山报刊论述为焦点》，《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4期。

【132】如《致郑藻如书》中介绍英国、印度“倡禁鸦片”，《上李傅相书》中提及洋务派“立纺织制造之局”“方今伏莽时闻”等。《致郑藻如书》《上李傅相书》曾发表在报纸上，《农功》编入郑观应《盛世危言》。详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8页。

【133】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2页。

【134】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期间，有记者曾询问兴中会是否有机关报(press organ)，孙称在上海办了一份报纸，但仅出一期便被查封。革命派1900年创办的《中国日报》，尽管地处香港，“为清廷力量所不及”，但“在刚创办的一段时期内”，顺应舆论潮流，并“没有公开地打出革命的旗帜”，“对清廷的态度也有很大保留”，实际上与其他维新派报纸“同质化”。由此可见1895年前后革命派自办报刊“言革”未必是明智之举。参见Interview with Sun Yat Sen，The Manchester Guardian，Oct 27，1896，p. 11; 方汉奇:《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7 －161页。

【135】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 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4页; Editorial，China Mail，1895，Mar 12，p. 2。

【136】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 1866－1895》，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 540、542页。

【137】〔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 罗伯茨:《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3－66页。

【138】郑大华:《编序》，何启、胡礼垣著，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

【139】Not Titled，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Aug 07，1895，p. 4; The Ｒeformation of China，China Mail，Dec 26，1896， p. 2.

【140】首刊日期不详，估计为5月12日，第二续为5月13日，第三续为5月14日。详见《香港华字日报》1895年5月13日 至9月19日。

【141】《伦敦被难记》中文版中称:“孙氏于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始著有政治性质之文字，发行于香港，而传播于中国南省，……中国人士得读此书，无不慨然动念。”方汉奇先生引这段话用于说明孙中山早期“政论文章”的含蓄策略。但英文版及《中国邮报》原文均无指“此书”作者为孙中山，根据所述，此书应为何启的《新政论议》。《伦敦被难记》中译者显然是“张冠李戴”。详见:《伦敦被难记》( 附录)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2页;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6页。

【142】The Ｒeformation of China，China Mail，Dec 26，1896，p. 2.

【143】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5页。

【144】Petition，China Mail，May 30，1895，p. 3.

【145】English Sketch of Dr. Sun Yat Sen’s Career，The Hawaiian Star，Jan 02，1912，p. 9;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5页。

【146】Chinese Young Men，The Hawaiian Star，Dec 19，1894，p. 3. 这段话所述中日比较部分与孙中山1901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所表达的革命愿景极其相似，可能是孙中山首次利用英文报纸表达反清立场和革命愿景。详见《附:与林奇谈话的报 道》，《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 209页; 英文报道原文:George Lynch，Two Westernized Orientals，The Outlook，vol. 67，1901，p. 672。

【147】Chinese Soldiers Asking Leave to Organize and Drill a Company，The Hawaiian Star，Mar 27，1895，p. 2; Want to Be Soldiers， The Daily Bulletin，Mar 29，1895，p. 3.

【148】Chinese War Clubs，The Hawaiian Star，Apr 25，1895，p. 3.

【149】Not Titled Comment，The Hawaiian Star，May 02，1895，p. 2; China’s Future，The Hawaiian Star，May 08，1895，p. 2.

【150】Sensational Ｒumour in Hongkong，Hong Kong Daily Press，Jul 20，1895，p. 2.

【151】《缉匪未获》，《香港华字日报》1895年 7月 22日，第 2版; Now From Hongkong，The Hawaiian Star，Aug 10，1895，p. 3; Alleged Hawiian Plot，Evening Star，Aug 14，1895，p. 1; Making Bombs in China，The Evening World，Aug 15，1895， p. 7.

【152】Bomb Factory in China，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Dec 30，1895，p. 1.

【153】A Bold Strike for Liberty，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Aug 03，1895，p. 1.

【154】详见: Li Hung Chang’s Plan to Ｒid China of the Tartar Yoke，Omaha Daily Bee，Aug 11，1895，p. 1; New Era for China， Chicago Daily Tribune，Aug 11，1895，p. 2; To Overthrow the Dynasty，St Louis Post Dispatch，Aug 11，1895，p. 2; Not Titled，San Francisco Chronicle，Aug 12，1895，p. 4.

【155】Back from China，The Hawaiian Star，Aug 10，1895，p. 3; L. M. Johnson Gone to Drill Soldiers for the Chinese Ｒevolutionary Society，Evening Bulletin，Oct 30，1895，p. 5.

【156】Not Titled，The Independent，Oct 31，1895，p. 1. 【157】1895 年春杨儒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号称清国“已经开始使用电报及时获悉各种抗议或造反事件”;但杨氏显然没有“恪尽职守”。A Talk with Yang Yu，Evening Star，Jun 08，1895，p. 18; Talk with Yang Yu，St. Paul Daily Globe，Jun 09，1895，p. 11。

【158】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丘权政、杜春和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19页。

【159】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556页。

【160】Hager，C. Ｒ. ，The Canton Ｒebellion，Independent，Jan 16，1896，p. 16.

【161】Strange Ｒumour from Canton，Threatened Ｒebellion，Plot to Capture the City，China Mail，Oct 24，1895，p. 3 ; 《谋为不轨》，《香港华字日报》1895年10月25日，3版。

【162】Sun Yat Sen，War on the Dynasty，Evening Star，Nov 04，1911，p. 10;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5页。

【163】THE ATTEMPTED INSUＲＲECTION AT CANTON，Hong Kong Daily Press，Oct 30，1895，p. 2; Attempt to Capture Canton，The Ｒecord-union，Dec 06，1895，p. 1.

【164】Ｒevolutionary Plot in Canton，The Washington Post，Dec 6，1895，p. 1; Attempt to Capture Canton，The Ｒecord-union，Dec 06，1895，p. 1.

【165】Attempt to Capture Canton，The Ｒecord-union，Dec 06，1895，p. 1; Sun Yat Sen，War on the Dynasty，Evening Star，Nov 04， 1911，p. 10;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5页。

【166】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5页。

【167】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5页。

【168】〔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 罗伯茨:《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3－66页。

【169】〔美〕杰弗里·查尔斯·亚历山大:《社会表演理论在仪式和策略之间建立文化语用学模型(上) 》，侯园园译，《社会》2015 年第3期。

【170】Sun Yat Sen，War on the Dynasty，Evening Star，Nov 04，1911，p. 10; Chief Had a Close Call，Yorkville Enquirer，Sep 20， 1904，p. 4.

【171】Dr. Sun Yat Sen is Mysterious，The Hawaiian Gazette，Nov 3，1911，p. 7.

【172】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丘权政、符致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2页。

【173】George Lynch，Two Westernized Orientals，The Outlook，vol. 67，1901，p. 672; The Democracy of the Chinese，The Hawaiian Star，Jan 13，1904，p. 7; Honolulan with Price on Head，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Apr 21，1910，pp. 1 －2.

【174】钟工宇:《我的老朋友孙中山先生》，丘权政、杜春和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页。

【175】Honolulan with Price on Head，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Apr 21，1910，pp. 1 －2.

【176】〔美〕杰弗里·查尔斯·亚历山大:《社会表演理论在仪式和策略之间建立文化语用学模型(下)》，侯园园译，《社会》2015年第4期。

【177】Other Views Than Ours On The China Political Situation: Dr. Sun A Great Figur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The China Press， Apr 29，1925，p. 16.

【178】中国留学生:《再续驳檀山黄后告保皇各同志书》，旧金山《中西日报》1904年1月27日，4版。此文的论战策略与孙 中山在《檀山新报》发表的《敬告同乡书》(1903年) 、 《驳保皇报书》(1904年1月) 完全一致，即“证其名实之 离”。文中诸多语用特点与孙后来的论述颇为巧合。并且，有充分证据可以阐明孙中山1904年入美前已经与《中西日报》建立联系。笔者认为，此文作者极可能是孙中山。限于篇幅，详细的考据将另文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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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凌逾

责编：陈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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