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彭佳，汤黎：论隐喻—转喻的双重机制符号学透视

论隐喻—转喻的双重机制符号学透视

彭佳   汤黎

彭佳，汤黎，论隐喻—转喻的双重机制符号学透视，《中国比较文学》，2018年第3期

摘要：雅柯布森的隐喻—转喻并行结构，是符号表意机制的基本模式。然而，在符号学研究中，皮尔斯的隐喻像似观之范式，与艾柯的隐喻—转喻双重机制，有着印合之处，值得详加探讨。转喻作为隐喻语义生成之下的深层结构，以空间邻近性和概念上的指涉关联性，实现了隐喻的转义。并且，转喻的滑动和蔓生，持续地推动着隐喻的意义生产。

关键词：隐喻  转喻  修辞符号机制  符号学

作者简介：彭佳，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符号学、艺术批评。汤黎，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论。

 题记 

修辞从根本上悬置了逻辑，敞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指涉偏移之可能。——保罗▪德曼《阅读的寓言》

1

修辞的逻辑—语义双重结构

       著名的解构主义批评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其名作《阅读的寓言》之首章，以出色的清晰严整，揭示出文本语法结构（grammatical struc-tures）与修辞结构（rhetorical structures）之间的断层，且掷地有声地宣布修辞是对逻辑的中止，意指的多样性由是产生（deMan19793－19）。此语一出，格外惊人。西方修辞学的源头，难道不是和逻辑学的缘起共生而互证的么？

　　西方古典修辞学的五个基本构成部分：论点形构（inventio）、论点编排（dispositio）、演说记诵（memoria）、雄辩风格（elocutio）和发声操弄（pro-nuntiatio），相当重视逻辑的层层推进。亚里士多德在建立修辞三段论时如是说“修辞术是辩证法的某一部分或者是同类的技术，两者都不限于任何一种确定的事物对象，也不是一门专门的科学，实际的情况是，它们都是提出论证的某种能力”（1992：339）。修辞与逻辑的交相叠合，互为投影，可谓其来有自：德曼何以干脆地斩断历史，对修辞与逻辑的错落如此言之凿凿？ 

　　德曼的论断自有其缘由：尽管修辞与逻辑一开始密不可分，但是，在西方强大的修辞学传统中，很长时间以来，对修辞格与技巧的重视，远超对逻辑的关注；甚至于不少学者将修辞研究纯粹视为语言研究，而将其与逻辑切分开来。辞格显而逻辑隐，固然与修辞学发展中出现的技巧化倾向有着密切关联，如蔡仁杰在论及古罗马的修辞传统时指出的，“在传承当中，对于修辞的讨论显然是基础层级的，关于其知识性或道德性的思索较少或仅是名义上的，亚氏所论之修辞推论更是鲜少提及，修辞系统至此已与哲学脱钩”（168）；然而，更为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在以语言为媒介的辞格之形成过程中，逻辑辞格，或者说是符号逻辑的生成机制，本身就是潜藏的符谱，深埋在语义层之下。修辞远非简明扼要、直接指涉性的表达，按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的说法，在修辞风格所要求的“清晰”和“优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要取得清晰的效果，使用者需注重词语的本义而要形成优美的风格，词语的转义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辞格本身，就是对语言或意义之本义的偏离而语义那令人难以察觉的滑动，其实是经由特殊的逻辑指涉关系形成的。德曼在解构主义的理论背景中谈论语言与修辞结构之间的断层，对于拆解语言修辞得以生成的结构机制，可谓切中要害；他并不在此停留着力，去透视基本的修辞格是如何经由逻辑上的转折，而形成语义上的滑动与偏移。本文无法完成对所有辞格的语义—逻辑结构透视，仅能择其万一，从符号学出发，将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隐喻观置放在隐喻—转喻机制的符号学论述中，并由此反观隐喻意义生产与转喻之滑动与蔓生的关系。

皮尔斯

2

皮尔斯的像似三分法与隐喻像似

       隐喻（metaphor）作为最为基本的修辞格，早在亚里士多德建立修辞学之初，就已被论及。亚里士多德如是说“隐喻将它物之名给予一物或通过从属到种，或从种到属，或从种到种，或基于类同”（Aristotle 1954：1457b1-30）①。这一定义为隐喻的形成结构提供了初步的描述：一是通过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联接；二是通过两物之间的同构或相似。当然，《修辞学》对metaphor一词的划定可谓宽泛：“明喻”（simile）这种通过像似关联词建立的修辞，也被视为是metaphor（比喻）的一种。关于“比喻”与“隐喻”的种种纠缠，本文无意卷入，仅就作为辞格的、不直接通过像似关联词的隐喻加以讨论；此处，本文意在指出，亚里士多德一开始就已经看到，除了类同性之外，隐喻有着通过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来建立的可能。这一论述隐隐透出隐喻的双重结构隐喻要实现语义上的创新，必须依靠其下的逻辑转接联合，才能够建立。

亚里士多德

　　对于隐喻的语义生成，修辞学家们已有诸多论述；本文并不旨在说明隐喻的生成方式，亦无法尽举。本文题为“符号修辞”，对符号学家如何论及隐喻之结构，则务必探明。当代符号学的建立者索绪尔和皮尔斯皆非修辞学专家，但两者的论述，却都为符号修辞学的逆向重建提供了理论基础。索绪尔本人的著述中未论及隐喻，但雅柯布森（Ｒoman Jacobson）通过对索绪尔之聚合/组合轴（syntagmatic/paradigmatic axis）模式引申至语言之隐喻/转喻的基本构造模式，以及拉康（Jacques Lacan）借用这一模式进行的心理模式之隐喻—转喻透视，已然广为人知，毋庸多言。

　　而皮尔斯的隐喻观，与后来的符号学家之隐喻—转喻机制论的对应性，却鲜少被提及。事实上，皮尔斯及其追随者的隐喻论，其着眼点有别于由索绪尔之基本符号学模式建立的雅柯布森—拉森传统，后者重在讨论隐喻和转喻如何共构了基本的语言和文本形成机制；而皮尔斯的隐喻论，则与艾柯提出的隐喻—转喻论，以及其后的认知隐喻理论一脉相承，将联接关系视为隐喻之语义层面之下的逻辑结构，由是，转喻成为了隐喻得以建立的基础。

　　皮尔斯对隐喻的讨论并不多见，如安德森（Douglas Anderson）所说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讨论皮尔斯隐喻观的难度（Anderson 1984：453）。尽管如此，在为数不多的几处直接论及隐喻的手稿中可以看到，皮尔斯的观点仍然一如既往地富有创见。

　　首先，皮尔斯对隐喻的提及，是在论及像似符（icon）时对像似程度的区分：在他看来，像似符的基础可以分为图像（imaginal）像似、图表（diagrammic）像似和隐喻（metaphorical）像似（CP 4.531）②。皮尔斯如是说“可以按照亚像似符之第一性的方式对其进行粗略的区分。只有某种单一品质（或第一位的第一性）的亚像似符是图像（image）；把自身各部分之彼此关系与某物各部分关系相比，从而能够代替事物的关系（主要是或是被视为一种二元关系），此种亚像似符是图表通过对另一物中的平行关系加以再现，从而来再现一个再现体的再现品质，此种亚像似符是隐喻”（CP 2.276－2.277）。

　　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首先，隐喻性的像似符并非单纯的相似而已———如作为绝似符号的照片，它虽然是图像像似，但在被解读出任何意味之前，它并不成为任何隐喻。隐喻必然是有意味的，不是某种“单一的品质”。其次，隐喻意味着两物之间的某种平行关系中有着被再现出来的品质，即，在隐喻的喻体与喻旨两者之间，必然有被再现出来的品质相联接。至于此品质如何联接平行关系中的两者，按照三分法之层层递进、相互缠绕的关系，可以通过回溯前两种像似性来加以透视。

①文中所引译文，凡未说明者，均为笔者自译。 

②CP 4. 531是按皮尔斯研究惯例的简写，意为第4 卷，第531段。该书以下引文皆按此惯例处理，特此说明。

　　按安德森所言，皮尔斯首先认为隐喻是一种像似符（Anderson 455），它的基础是隐喻像似。皮尔斯的三分法是相互缠绕、层层递进之关系。因此，在隐喻像似中，必然地包含着图像像似和图表像似：图像像似容易理解，如画像与人像之间明显的视觉渠道之相似关系，就是对典型的图像像似。而图表像似，指的并非一定是空间关系，而是各部分之间的联接。任何具有文化意味的像似符，都可以说是隐喻像似，它与图表像似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有相当多的例证。例如，徐小霞在讨论作为大日如来符号的五轮塔时，就曾指出，除了像似性原则之外，层层搭建而成的、相互联接的符号网络结构，共构了一个隐喻性的“像似符号群”（126）；这种空间结构的像似性所构造成的隐喻符号，和后文将要讨论的、艾柯所说的基于转喻机制的隐喻，实则同类。

五轮塔

　　皮尔斯对“图表”一词相当青睐，在论及指示符时亦有不少论述，此处仅限于他对图表像似的讨论。皮尔斯认为图表像似符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像似符，他甚至干脆将像似符称为“图表符号”（diagrammatic sign）（CP 1.369）。前文已经提及，皮尔斯的三分法有着递进关系，图像像似亦是如此：“我们在想象中形成了关于事实之尽可能简约的、某种图表的，也就是像似的再现。【……】这种视觉图像要么是空间性的，是已然确定的关系的常见的空间表现；要么是指代式的，其关系通过想象中的物体通过遵从某种规则而实现，无论这种规则是规约的还是经验的”（同上）。首先，在皮尔斯看来，图表像似可以是一种空间关系，他亦将其称为“几何图表”（geo-metricdiagram）；这种空间的像似性是以图像像似为基础，并以空间性的图表像似为主导的，这和皮尔斯在建立符号三分法时的观点是一致的：每一种符号都是像似性、指示性和规约性的混合，但必然有某种性质是其最主要的品质。按照这样的推理逻辑，在处于像似符之递进顶端的隐喻像似，它也就必然地建立在图像像似和图表像似之上。

　　其次，从该段论述中还可以看到，图表像似不仅仅是空间性的，它还是某种逻辑关系，皮尔斯将其称为“逻辑图表”（logical diagram）。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皮尔斯所举的三段论：如果P为M，而S不可为M，则S不可为P。此处，皮尔斯认为，联接该三段论的逻辑是“为”与“不可为”。其后，他对其中之一的逻辑联接做了替换：如果P为M，S为M所爱，则P为M所爱。从逻辑而言，这一三段论仍然成立；但皮尔斯认为这其间存在着推理与情感之间的差别。为了使第二关推论成立，“这一图表必须使用某种特殊的规约符系统———一种相当有规则和限度的语言”（CP 2.599）。显而易见，逻辑性的图表像似性作为第二种像似性，它致力于透过第三元的存在，在二者之间建立强力的、对应性的逻辑关系；如果说隐喻像似是基于图表像似的，那么，这种强力的、对应性的逻辑关系，就可以是隐喻得以建立的基础。

　　皮尔斯接下来的论述，可为这一观点提供佐证。他写道“规整的论证形式如下：首先，用一般性的条件准确地对命题加以描述；其次，遵照这一命题描述图表的创立再者，以此对命题进行再述；最后，通过图表及其他，为命题的一部分建立比较，从而证明此部分对于这一创立而言是真的”（CP 2.601）。如果将这一论证视为隐喻的建立过程，就可以看到比较的建立，是由图表及其他要素为基础的，按前文所说，就是“规约的”或“经验的”规则：只有按照这种规则建立起来的比较，才能证明命题的一部分（某种品质）透过图表（两物之间的替代或指涉关系），才能建立其与图表的创立之间的真值关系（平行的两物之间被再现出来的品质）。图像像似、图表像似到隐喻像似之间的递进关系，是非常清楚的。而图表像似到隐喻像似的递进，除了空间关系之外，还有赖于规约性，即，按照规约或习俗，将一物与另一物联接起来。后文将会提到，这种联接关系，无论它是空间性的，还是指涉性的，都是转喻的基本机制。照此看来，早在艾柯之前，皮尔斯的修辞学就已经映射出了隐喻的转喻机制；尽管其模式还粗糙而模糊，却已经遥遥指向了对隐喻的结构透视。

3

艾柯及认知隐喻理论的隐喻—转喻机制

      在符号学研究中，最为著名的隐喻—转喻机制，是雅柯布森对索绪尔语言结构模式的转化发展；隐喻和转喻也由此被视为基本符号轴构造。然而，艾柯（Umberto Eco）的研究却另树一帜，返回到作为文学修辞的隐喻之架构上去。他在讨论隐喻的生成时如是说“每一个隐喻都能回溯至其下的转喻联接之链，后者构成了符码的框架，任何部分的或理论上而言整体的语义范围，都基于这一框架形成”（Eco 1984：68）。艾柯所举之例是《芬尼根的守灵夜》。乔伊斯作为一代文学巨匠，建史于梦呓之流沙，其丰富的隐喻之层出堆叠，源自于所描摹之片段对维科所构筑的人类史阶段框架的按图索骥：隐喻之下的转喻联接昭然可见，自不待言。艾柯认为，不仅诗性的隐喻（poetic metaphor）有着潜藏的转喻架构，凭借此结构进行语义生产普遍的隐喻（metaphor in general）亦是如此隐喻作为转义，必然是对本义的偏离这种意义偏离即新的符义联接（semantic coupling），它依靠转喻的邻接性和指涉滑动得以实现。

　　与艾柯同时代的语言学家们，对转喻作为基本意义机制所进行的隐喻生产，都颇感兴趣。莱考夫（George Lac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注意到，“象征性的转喻”（symbolic metonymy）是联接日常生活经验和宗教文化之“连贯的隐喻系统”（coherent metaphoric system）之所在（Lackoff and Johnson 41）。如，鸽子洁白优美，性情温和，时常翱翔于天际，是天堂之象征。前两个特征与天堂之间的关系，是由“相似性”引发的联想天使与圣灵皆如此后一个特征，即鸽子与天堂之间更为直接、有力的联系，是联接性的天空是鸽群飞翔之处，亦是圣灵、天使之所在。鸽子、圣灵/天使和天空之间的联接性，说明了转喻机制在隐喻之生成的基础作用。

　　不少语言学家对艾柯和莱科夫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特勒（John Taylor）即提出过反例：由通感而产生的隐喻。通感是从一个感观域到另一个感官域的“映现”（mapping），它的形成机制在于不同感官域在概念框架内的转换，而非转喻性的邻接置换（Taylor 139）。特勒的反驳看似有理：诸如“甜美的音乐”“黑暗的情绪”这样的隐喻，的确无法用“空间邻近性”加以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乌尔曼（Stephen Ullmann）的研究，就能看到：通感隐喻之所以能够形成，依靠的是感官之间的序列关系，就如作者说的，通感“倾向于从较低级的向较高级的感官、从分化程度低的向分化程度高的感官转移”（Ullmann 276） 如果将感官序列的邻接性视为转喻的机制之一，那么，通感比喻之下，亦是转喻结构在起作用。科威克瑟斯则将隐喻分为“相似隐喻”和“相关隐喻”，并提出，仅有“相关隐喻”的生成，才依靠转喻机制起作用。然而，“相似隐喻”的机制何在，作者存而未论。

　　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在对象征进行讨论时，曾引用维科对埃及象形文字发展的研究，来说明语言符号的修辞性。维科讨论了作为“相似隐喻”的象形文字如何产生，这一研究或许能为相似隐喻的符号机制考察提供一点启示。维科指出，图画文字的建立，可以用事物的工具来代替事物本身，这是一种借代或隐喻（笔者注：借代是转喻的亚类），如用眼睛来代替上帝的无所不知；而象形文字，则是寻找类同和相似，它是对图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托多罗夫 298）。象形文字，是邻接性和像似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此的“相似隐喻”，亦是建立在转喻的基础之上。

古埃及象形文字

　　如果对转喻机制的作用稍微加以扩充，对于象形文字之外的“相似隐喻”之形成，就能做出更为清晰的洞察。这也正是托多罗夫的杰出之处：在《象征理论》一书中，他的论述沿普遍辞格之转义而及语言符号之修辞性，进而涉及梦之隐喻与象征。

　　他如是评述弗洛伊德关于梦的“凝聚”与“统一”形成机制“凝聚是指任何一个能指展示出不止一个所指，是现有的某个句子和这个句子以某种方式象征的一个或几个没有出现的句子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在现场（in absentia）的关系。相反，尽管大家对‘统一＇的确切定义还把握不准，所有举的例子都说明这是存在于两个或好几个现有单位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这是一种在现场（in praesentia）的关系。”（325）

　　考虑到弗洛伊德将“统一”视为“语义的邻近”“新关系的建立”和“移置”，“统一”的转换机制，实际上并非替代，而是关联性的，因而如托多罗夫所言，它确实是“在场”的。而“凝聚”是所指在语义上对原有语义的超越和替代，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凝聚”是靠“省略”才能实现的。被省略掉的是什么？如前文所言，在隐喻的转义中必然有着逻辑上的转折，它被语义层覆盖而不显。赵毅衡曾引用拉康，来说明“凝聚”和“移置”实则是隐喻和转喻（赵毅衡195）。

　　笔者同意，“凝聚”确实是隐喻对类似性的对应建立但“统一”中的另一范畴，“新关系的建立”，也是隐喻的一种：它建立于转喻之上。如此，就能够解释，弗洛伊德何以将“凝聚”和“统一”有时加以混淆。弗洛伊德所举的例子是：1月是表达祝愿的月份，其他的月份则是祝愿落空的月份。由此而形成的比喻是人生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第二个阶段的期盼；第二个阶段又盼望重返第一个阶段。在此，“统一”机制的“新关系建立”，是通过“省略”来建立的一年中对祝愿之“发出”与“未实现”的阶段，被转换为人们对一年中的不同时间段的彼此期盼；这种将祝愿与期盼相联接的机制，是靠转喻实现的。而对一年中不同时间段的彼此期盼，与人生在不同阶段的相互期盼之类同，则是隐喻的类同机制起作用。在此，既有“在场”的关系，即不同时间阶段的联接在场，亦有“不在场”之关系，即新的比喻中，对人生阶段的相互盼望取代了人们在1月和其他月份对时间的彼此期待。如是，隐喻得以在转喻的基础上建立。

　　当代认知语言学进行的研究，则建立了更为细致的转喻—隐喻模式。格莱迪（Joseph Grady）和约翰逊（Christopher Johnson）将转喻的基本原则从“邻近性”扩展到“概念和指涉的关联”（conceptual and referential association）（Grady and Johnson 533-554），即，转喻可以是修辞的建立者以规约方式建立的指涉关联。这就和特勒的看法达成了一致———特勒认为，转喻靠邻近性、也可能依靠同一个概念框架中的指涉而生成（Taylor 124）。以一物指涉相关的另一物，这种概念的替代就是转喻性的。在此，我们不免会想起雅柯布森提出的以“聚合/组合”为基本轴面的符号生产机制转喻的指涉作用，已经超越了语义层次，到达了逻辑层面而隐喻要成立，必须依靠经验中的“相互关系”（correlation Grady and Johnson 533）对隐喻之喻体和喻旨之前类同和相似性的寻求，就是这种相关关系的体现———它复归于语义，以语义的偏离、变化为结果。如是，隐喻在逻辑和语义上的双重偏移得以形成。

　　不仅如此，从认知符号学讨论隐喻的形成，还为隐喻机制提供了符号学的描述可能从隐喻的建立而言，符号要从本义引向转义，必须依靠转喻机制的邻近性和指涉性，这是符号的表意（signification）阶段而隐喻要被接受，则须被放置在经验之中，依靠类同、相似甚至规约等关系，才能完成，这是符号的传播（communication）阶段。隐喻的转喻机制，可见下图示意：

4

隐喻意义的生产：转喻的滑动与蔓生

       隐喻的意义变动不居，它作为符号总是多义的、模糊的。隐喻的意义生产作为符号活动，是从一个解释项向着另一个解释项的延伸，这是任何符号意义生产的衍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隐喻这一无限衍义过程“并不一定都是累加解释，也有打破固有符号意义而不断去创建新符号的可能”（黎世珍136）。所谓“累加解释”，回应的是赵毅衡对于隐喻与象征之关系的论述如赵毅衡所说，象征的确可以是隐喻的复用形成的（204）。隐喻富有象征意味，这在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中更是恒河沙数，不胜枚举。

　　作为具有象征意味的、融合了规约性的符号，隐喻的意义是如何增长的呢？诺特（Winfried Noth）认为，隐喻的延伸往往伴随着语义的缩减，它并非真正的符号生产，只是语言的变化而真正的规约符号的增长，必须要有外延的扩大。的确，在隐喻意义的变化过程中，旧有意义的消失当然是相当常见的因着隐喻之下的转喻滑向另一个邻接点，喻旨随之进行了转移。例如，绿头巾原为供膳仆人的转喻，《新唐书•车服志》即云“平巾绿帻者，尚食局主膳，典膳局典食，太官署、食官署供膳，奉觯之服也”，因此，古人用“绿帻”这一隐喻来借指地位低下的人群，李白即有诗云“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古风》其八）然而，当隐喻其下的转喻滑向另一类人群——元朝以后以戴绿巾者表示娼妓，隐喻的意义随之变化现今俗称的“戴绿帽”，并非隐喻某人地位低下，而是指其配偶有关系外的性行为。随着转喻的滑动，隐喻的旧有意义消失，只剩下新的意义。

　　然而，并非文学家的诺特，在对隐喻进行谈论时，却忽略了其外延扩大的可能，即隐喻群的形成。文学中的隐喻群常常因着其下转喻的相互蔓生，而形成彼此呼应的意象群落，从而形成丰富的意义。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中，伦敦的雾常常被视为贫穷和罪恶的隐喻，常以“豌豆汤雾”（pea-souper）和雾中“点灯者”的共构图像来进行表现。黄遵宪在《伦敦大雾行》中有“望色色皆墨”之句，其色泽与黄褐色的豌豆汤并不相类，何以“豌豆汤雾”可以成为伦敦之贫穷罪恶的隐喻呢？根据科顿（Christine Corton）的研究，“豌豆汤”是下层民众普遍食用的廉价食物，它总是和贫困联系在一起，就如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中所设定的场景那样———苔丝家用纹有家族徽章的破旧银汤匙来搅拌豌豆汤，其家境的破落不言而喻（Corton  44）。科顿的这一例证不可谓不精彩：在萨克雷的《势利人脸谱》中，波特曼一家用豌豆汤做晚餐，就是其经济状况窘迫的象征。因此，豌豆汤联接的是贫困阶层，这一转喻是以“豌豆汤雾”隐喻的基础。而由贫困阶层构成的“点灯者”，本是雾中为人引路之人，亦和伦敦的犯罪率联系在一起，成为了第二个建立在贫困者之转喻上的隐喻。两个共同指向伦敦贫困阶层的转喻蔓生联接，完成了由“豌豆汤雾”和“点灯者”共构的伦敦之雾的隐喻，隐喻的外延由此得以扩大。在著名的画刊《潘趣》（Punch 1853）年2月12日发表的漫画中，行走于“豌豆汤雾”为代名词的伦敦之雾中的“点灯者”，如同鬼影般出现在饱受惊吓的行人面前，他们的轮廓皆模糊不定，唯有“点灯者”鬼魅般邪恶的笑容清晰可见，俨然魔鬼的化身。隐喻群的共构形成，靠的是指向相同或相似之喻旨的转喻错落蔓生，相互证明，进行着持续的意义生产。

　　在隐喻的意义生产中，转喻的滑动不断形成新的解释项，从而实现着喻旨的转移而转喻与转喻共同指向相同或相似之喻旨，借以生成的隐喻群，是隐喻延伸的另一种方式。转喻的滑动和蔓生，是隐喻生产的机制所在，亦是符号学视角下的隐喻研究需要详加探讨的问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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