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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专辑 | 刘俊:《过眼录》随笔系列一

刘俊 跨界经纬 2022-12-18

“跨界太极”公众号更名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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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眼录》随笔系列一



1


送别陶然

 

刘 俊

 

2019年4月5日,清明节。晚上7点至8点半,陶然追思会在香港殡仪馆一楼主泽堂举行。


灵堂的正前方悬挂着陶然的遗像,照片中的陶然头发梳得整齐服帖,双目有神,面露微笑,一如他生前安静的模样。遗像上方悬吊的是四周缀以白花的巨幅匾额“千古流芳”,环绕灵堂的花圈沿两壁排得满满当当,一直延伸到灵堂之外。整个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


当晚来的亲朋好友有百多人,大家一起回忆与陶然生前交往的种种感人细节,分享对陶然为人为文的感受和认识,不少来宾讲到陶然与自己的交往,给予自己的帮助,不禁哽咽失声,潸然泪下。言者感伤,听者动容,在哀恸的气氛中,生者向逝者表达无尽的哀思,天人两隔,这是生者与逝者最后的告别。


陶然出生在印尼万隆,在北京接受教育,大学毕业后来港,他说“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竟然会落脚香港”。后来他在香港安家立业,成为香港作家,“也许这也是命运使然吧?回望前尘,又觉得冥冥中自有安排。”对于人生,他自认“我已经历尽万水千山看尽人情沧桑”,“时光汩汩,老去的岁月,已经不能呼唤回来了。那悠扬的歌声,如泣,如诉,似怨、似喜”。如今,过尽千帆的陶然驾鹤西去,历经沧桑的如歌岁月化为永恒——留下的是记忆,长存的是作品。


陶然好友朵拉和女儿专程从马来西亚赶来,送陶然最后一程。悲恸的朵拉见到我,一直在说“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


当晚我和友人F教授一同前往。说起来,我和F教授的相识,也是源于“好人”陶然的介绍。2017年我在香港一所大学客座,那年三月香港作联举办春茗,陶然得知我在香港,也邀我参加。那时我刚到香港不久,人生地不熟,陶然细心周到地请我客座学校的一位老师陪我一起前往,不料那位老师家里临时有事,无法参加春茗,于是陶然又转托F教授相助。F教授为人善良,热心助人,自那次我和F教授结缘,如今已情同家人。


我在陶然遗像前深深鞠躬,献香三柱,向这位细心周到的“好人”、著名的香港作家,告了永别!           

 

原载香港《大公报》2019年4月16日



2


我与《香港文学》

 

刘 俊

 

1988年我开始读博士后不久,就在副导师邹恬老师的指引下,开始关注台港文学,并准备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三十年前的内地,开放程度不像现在,境外书刊还不是那么容易看到,不过在民间已经流传一些港台的出版品,记得《香港文学》就是在一个有点办法的朋友家看到的,那时觉得很新鲜——因为《香港文学》印刷精美,内容丰富,特别是整个刊物彩色印刷,从内容到形式,看起来都有点“乱花迷眼”的味道。


《香港文学》1985年创办,到1988年才三年,时间不长,“存量”不多,所以那几年的《香港文学》,我很快就在朋友家翻完了,后来的《香港文学》,也是在朋友处一期一期地“跟踪”追逐下去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机会和《香港文学》的编辑(后来是总编辑)陶然相识,这时的《香港文学》,对我来说就不再是一个阅读的文学刊物,而有了一种亲切感。慢慢地在陶然的邀约下,我也成了《香港文学》的作者,这么多年下来,我在《香港文学》发表的文章,长长短短,怕也有几十篇了吧。


虽然和《香港文学》结缘颇早,《香港文学》编辑部却从未去过。记得在刘以鬯主编《香港文学》时期,封二经常刊登拜访《香港文学》“来客”的照片——那几乎成了《香港文学》的一种“标配”。陶然“主政”之后,刊物就不大登这类照片了,而且好像他也不大邀请作者、朋友去《香港文学》编辑部。


等我终于有机会去《香港文学》编辑部时,陶然已归道山。那天在《香港文学》编辑部,看到陶然生前使用过的办公桌、座椅、电脑、电话,斯物犹在,其人已逝,令我感慨万千,怅然久之。


黄万华教授纪念陶然的文章名为《陶然走了,<香港文学>犹在》,我觉得这个题目特别好!虽然刘以鬯先生走了,陶然走了,但他们编了三十多年的《香港文学》犹在!


阅读过,参与过,见证过!我与《香港文学》的情缘也有三十多年了,犹在!

 

原载香港《大公报》2019年4月23日



3


周作人的初恋

 

刘 俊

 

周作人的太太是羽太信子,不过羽太信子并不是周作人的初恋,周作人的初恋叫“杨三姑娘”。


“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十三岁罢”,周作人在他的《初恋》中这样回忆他朦胧的初恋对象杨三姑娘:“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和姿态……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十分普通的少女,却让周作人“为她的光辉所掩”,“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对于杨三姑娘的存在,周作人“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难怪每逢杨三姑娘抱着猫来看周作人写字,周作人“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


少年周作人的这种玫瑰色的初恋,不久就在现实中蒙尘:祖父的宋姨太与杨三姑娘的干妈姚太太“感情很坏”,“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宋姨太的诅咒激起了十四岁周作人纯真的“救美”之心:“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到:‘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杨三姑娘终于没有“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却年纪轻轻就患霍乱死了。得知杨三姑娘死去的消息,周作人的反应却有些特别:“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对杨三姑娘离世觉得“不快”属于正常反应,觉得“安静”以及“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其实这正是周作人感情浓烈之处:杨三姑娘从此再无“去做婊子”的危险,而且永远属于自己了。


如果周作人的初恋修成正果,杨三姑娘成了周作人的太太,那后来的周氏兄弟失和,就不会发生了罢。

 

原载香港《大公报》2019年4月30日

 


4


葛亮的“葛亮味”

 

刘 俊

 

葛亮是近年来创作实绩十分耀眼的青年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北鸢》、《朱雀》、及短篇集《迷鸦》、《浣熊》、《问米》等在两岸三地屡获大奖,广受青睐,作品并有英、俄、日、韩等数种文字行世。放眼华文文学界,葛亮在他的同辈作家中,堪称翘楚。


葛亮的小说是迷人的。有个日本汉学家说葛亮的小说有一种“葛亮味”,我深以为然——在我看来,葛亮的“葛亮味”突出体现为他喜欢写鸟/飞翔,擅长表现神秘。比如葛亮的小说很多都是以鸟、以飞翔(风筝)为名:《朱雀》以南方神鸟命名;《北鸢》则以北方的风筝为叙说由头;《谜鸦》写的是乌鸦;《朱鹮》、《鹌鹑》则是写与鸟相关的世界……。


葛亮为什么喜欢写鸟?写飞翔?因为他要展示一种飞翔的姿态,昭示一种超越现实的形而上思考。他的这种“飞翔”姿态,无疑与他要表现的人生、人性密切相关——或许在葛亮看来,人生的繁富,人性的复杂,只有以飞翔之姿,才看得真切;而对人生、人性的思考,也只有在“飞翔”之后,才能达至哲理的高度!


葛亮会写爱,可是他笔下的爱,常常是一种不计后果的极端的爱;葛亮也会写恐惧,可是他笔下的恐惧,往往会在释放之后导致更大的恐惧——这些都是人性中幽深的、带有不可知的神秘的一面。在《问米》中,葛亮写了一个通灵师阿让,明知不可能穿越生死却执着地想穿越生死,他把死去的爱人放在殡仪馆的冷柜里长期冷冻,十年之后又放置床下——小说看上去不可理喻,呈现的却正是一种人性的神秘。


在《朱鹮》、《鹌鹑》、《谜鸦》、《龙舟》、《不见》等小说中,我们不断地会与葛亮笔下神秘而貌似不可思议的一些故事不期而遇,然而这些“不可思议”,正是葛亮以小说的方式,展示他对人生、对人性、对我们人的命运的不可测性和神秘感,有一种敬畏,有一种兴趣,有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独特思考。


所以我理解的“葛亮味”,就是葛亮在小说中“以飞翔的姿态表现神秘”。

 

原载香港《大公报》2019年5月7日

 




图片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何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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