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古中医的路上——李可专访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许多病人称呼您“救命先生”,还有人说您是“当代张仲景”。现在人们对中医的态度非常极端,要么是庸医,要么是神医。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李可(以下简称李):救过一些人是事实,但“当代张仲景”的称号绝不是我们这种凡夫可当的。
我本是一介山野村夫,成天和农民滚在一起,特殊的环境使我所学甚杂,内、外、儿、妇、五官、皮肤各科均有涉猎。
所谓庸医,其实就是现在学院派的中医离开现代手段不会看病,不懂得望闻问切,连省级中医院的病床前也吊满了输液瓶,这些人能叫中医吗?
一家大型中医院的院长请我去他那里,我说如果你办一个纯粹的中医院,我这把老骨头就交给你,结果他不敢吱声了。
至于说神医,那是因为人们不了解中医。
擅治急症是中医学固有的传统,历代不乏“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高手,时下世人皆视中医为“慢郎中”,这是中医的奇耻大辱。
【每日一膳】黑枸杞茶:养肝明目,补血安神,生津止渴,对肝肾阴亏、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虚劳咳嗽、抵抗疲劳等有显著效果
《南》:您是怎么学习中医的?
李:60年代,我最早在民国左季云的《伤寒论类方汇参》里看到四逆汤能治27种病,受到启发,30年后才知道,左是引用清末火神派始祖郑钦安的观点。
后读民初实验系统医学派创始人彭子益的遗著,从此入医圣张仲景之门,奠定了“肾气与中气”为人生命之两本的认识,[B]牢记:生死关头,救阳为急。
《南》:彭子益的书当时并没有正式出版,您是怎么接触到的?
李:1967年,一位中医朋友也被批斗,他被抓之前交给我4本麻纸的小册子,我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中的4篇。
他告诉我这是中医的根基,有朝一日一定要争取出版。我连夜把书看完后,用一堆尿布和婴儿襁褓裹着它藏起来,结果第二天我就进了看守所,所幸搜家时没被发现。
后来直到1994年灵石大拆迁,收拾老房子时才又找到。当时那种状态下,人的学习能力和理解力反而更强,一夜所读,受益匪浅啊。
《南》:您又是怎么发现中药剂量这一关键之秘的?
李:1962年,我32岁时治疗一个老年心衰妇女,每剂药用45克附子。当时家属已经在准备后事,媳妇不懂得,把3副药一起煮了,在3个小时里一勺一勺都给婆婆灌了下去,结果当天晚上老太太就醒过来了,第二天儿子跑来要求再抓几副。
此前,我用9克、18克、30克附子的病人都没有救过来,30克的可以多活一段时间。
这次误打误撞,使我意识到剂量问题是疗效的关键。
从此遍查医书,看到宋朝就有人怀疑过经方的剂量问题,写过《普济本世方》《伤寒九十论》的许叔微,著有《本草衍义》的寇宗爽,都曾探讨过。
伤寒论的方子为啥后人用起来没效,就是因为剂量不够。
此前因为没有掌握剂量,有6个人没能救回来。从那以后,经我手治疗的心衰、肺衰、肾衰病人,没有死过一例。
1981年,汉代度量衡器的考古发现,修正了古今方剂的换算标准,完全验证了我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剂量正与仲景原方用量相符。
《南》:您在急危重症救治中经常要使用附子,您不担心这味药的毒性吗?近年关于中药中毒的说法也有很多。
李:我在灵石县人民医院工作期间,因为病人太多,身体实在吃不消,心脏出了问题,从房颤转成室颤,心跳260次/分。
我躺在心电图室里,把药方告诉徒弟,他煎好药我喝下去就睡着了,醒来心跳已经正常了。
这次中风,也是按照仲景小续命汤之方意。我开给自己的附子用量,恐怕会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了。
我平生用附子超过5吨,经治病人过万,人服已用,未见一例中毒反应。附子乃纯阳之品,其毒性正是救命的仙丹。仲景原方中,炙甘草正可克制其毒。
中药中毒事件,多是病人不经中医辨证诊治,盲目按西医思路服用中药所致,是对中医无知造成的。中药是治病用的,不是营养品,不然要医生干嘛?
【每日一膳】玫瑰花茶:降火气、滋阴美容、调理血气、促进血液循环、养颜美容,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胃肠功能,促进新陈代谢。
《南》:您曾给学生题字:“学中医先要有菩萨的心肠,还须要英雄肝胆,为救人命敢用霹雳手段!”您认为这是学习中医的必备素质吗?
李:名医章次公曾以16字赠朱良春先生,“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可做医家的座右铭。
《南》:彭子益的“古中医学”,与您所主张的回到古中医学概念一致吗?中医不需要创新吗?
李:古中医学指的是汉代以及汉以前的中医,那是中医的正统;彭子益的书对仲景学说的解读是最正确的。
中医历史上在魏晋时代出现断层,到金元四大家,违背了内经的主要观点,其办法用于治表,偶尔尚可,但见效后长期用又会对身体造成难以恢复的损害。
其中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说的“阳长有余,阴长不足”的观点,最有问题。
在张仲景那个时代,中医是无病不治的。后世许多中医按照错误的路子治了一辈子肺结核、糖尿病,治好过几例?
中医当然需要创新,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连继承都没做到,谈什么创新?简单地认为近世的东西就是先进的,这十分浅薄。
《南》:这与提倡、重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经方派有什么区别?
李:后世搞伤寒论的就叫经方派,但其实所谓的经方派,走偏的居多,大都违背了医圣原意。
像有人就说,一立春就不能给病人用附子了,这哪是仲景本意啊?这些错误见解的流传,误导了很多人。
伤寒论是中医学的灵魂,微言奥义,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的重要奥秘,只有四个字:保护阳气。
《南》:南怀瑾先生让您整理好自己的东西,留待后世。为什么您不多写几本书,把经验总结出来?
李:那得把我拉到深山里关上3个月。我上—本书(指《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就是躲在水利局培训班的课堂上,谁也找不着我,一气呵成写出来的。
我在阅读医案的过程中发现,如果一个不小心把错误写进书里,简直贻害无穷啊。
上星期,河南地方民政局的一个公务员来信说,父亲急性心衰,紧要关头他不顾一切,照着书里的方子给药,竟然把老父亲救过来了。
我接到信后打电话询问了情况,因为他父亲的病情略有不同,所以方子需要调整。
这类情急之下看书治病的电话,我每年都能接上40几个。所以我更对写书的事非常谨慎,医书事大,人命关天啊。
《南》:您排斥西医吗?您如何认识中西医的关系?
李:西医的确能解决不少问题,有它的优势所在。但中西医只能是互补的关系,而不能结合。
西医发展至今不过150年,历史上发生过几百次大瘟疫,中华民族之所以没有发生过欧洲等地那种大规模的人口死亡,这无疑是中医的功劳。
在外国,西医已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因此主动到中医这里“拿来主义”,国内连最基本的对抗生素的滥用和副作用的反省,做得都很不够,更无法就西医的不足进行理性的讨论。
《南》:您觉得中医复兴的时机已经到了吗?
李:中医命运和国家命运是一体的,眼下中华文化复兴是好兆头,我觉得时机已经到了。
彭子益这本书的出版正好顺应时势,其读者对象就是有志于中医的现代青年。
国家应该尽早成立中医药部,中医要立法,不受卫生部的干扰。既得利益者是最大的阻力。
中央要想清楚,是要医院救人还是要它赚钱?要赚钱引进设备、进口西药最快了。
政策上要松绑,不然在西医的紧箍咒下,中医复兴只能是一句空话。
《南》:您一辈子救了那么多人,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李:哪里,没啥,兴许他们前生都救过我呢。
《南》:啊,那么多人救您,那您得犯多大的错误啊!
李:呵呵。
本文摘自《南风窗》。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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