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里的道德泥潭：生育权冲突与错位批判

郑爽“代孕及疑似弃养”的消息刷爆全网，代孕问题再次引发公众讨论。有人坚称“代孕必死”，忧惧底层女性沦为“生育机器”；也有人支持代孕规范化，唯有如此才能回应不孕不育及失独群体的生育权。

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李在洲的研究方向为生育和性别社会学，研究课题是中国的代孕产业。2019年，她曾在中国中部城市进行代孕产业的田野调查，深入访谈了代孕中介、代孕委托父母和代妈。

为什么一谈代孕，就会陷入一个“道德泥潭”，为什么城市中产对代孕妈妈的批评是错位的？李在洲在和我们的对话中回答了这些问题。

“道德泥潭”

王芊霓：代孕背后是有生育权的冲突，意向父母（基因父母）和代妈的生育权是有冲突的，导致代孕本身很容易变成一个道德的泥潭，这也是为什么围绕郑爽代孕这个事情，道德上的冲击是最大的。她的跨境代孕没有违法，但道德上，大部分人是觉得她问题很大。

李在洲：看是不是陷入道德泥潭，首先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在代孕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被叫做一个道德泥潭，是因为代妈和意向父母两边的角度会不一样。

我们谈代孕是围绕以基因为基础的全代孕，也就是妊娠代孕的形式，代妈不提供卵子，她和生下来的小孩没有基因关系。

对代妈的道德的考虑主要是阶层差别下的剥削的问题，以及社会往往认为不应该被商业化的方面，比如母子关系、孩子或者是女性的身体上；而对意向父母的考虑在于他们生育权没法实现，获得孩子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

购买代孕的人，往往是不孕不育的群体，他们是有实际的社会人际关系的压力和心理需求的空洞的。

当然能通过代孕获得孩子的也还是经济条件比较优渥的群体了。还有很多人是做不了代孕。有一个概念叫做生殖分层，意思是由于社会阶层的差距、经济的差距，人们能获得的辅助生殖医疗资源是不平等的。

总之，两边的考虑的完全是不一个维度的问题，在代孕这个问题上双方利益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冲突。

一家代孕机构的墙上，贴满了在此诞生的婴儿照片，向客户展示实力/澎湃新闻记者 秦山 图

王芊霓：用阶级和性别视角去看中国的这些代妈的话，一下子会觉得他们太惨了，阶级是最低的，是在中国农村，动不动我们新闻里面都是湖北的一个代孕村，或者这个女性是被忽悠去代孕了，像2017年GQ报道了一个代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植入了4个胚胎，在这个情况下，公众会觉得太可怕了，当然要反对代孕了，你觉得这样的声音有它的问题吗？

李在洲：我觉得问题是没有一种跨阶层的理解。

大多数人关注代孕和在微信知乎微博等平台批判它的人，往往是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但是这些人可能缺少对这种底层或者是更底层，或者是不同的圈层的人的生活方式的一种理解、想象和知识。

这使得她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他们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以及代孕的动机，很多发言实际上是在投射自己的一些焦虑。

中产年轻女性非常关注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对生育伤害非常焦虑，如果说我们上一辈的女性没想太多就把孩子生了，我们这一辈的女性对生育往往忧心忡忡。把它们放到一起去看的时候，会发现是一种新的身体观的出现，大家很希望找到自己的清晰的身体（权）的边界，并且希望做到对自己身体的完全掌控，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绝不能割让，不能被侵犯，必须捍卫它。但它又是一种非常个人主义的认识，而且是有阶级性的。

而代孕非常剧烈的展现出了外部因素对你身体可能施加的影响，加上商业化，工具化等等一系列问题，它必然在网上掀起巨大讨论。但要把讨论放到放到代妈生存的环境里面，生育对她和她身边的人来讲，比如对现在的农村女性或者打工女性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她们和家人对于生育是如何协商的，这个是中产年轻女性很难去真的接触到的。

王芊霓：这几天在社交媒体上，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反代孕的运动正在进行当中，有观点在说，怎么会有女性那么愿意去代孕，他们很疑惑底层的女性你们怎么就能接受了。比如这样的声音：你们都是不知道你们被剥削了吗？怎么能卖孩子？好像代妈会被认为是“失足妇女”了。

李在洲：很多人讨论中国代妈的时候拿的是美国代妈、印度代妈的例子，但是做中国代孕的田野调研的人非常少。

当地时间2010年10月1日，印度阿南德（Anand）市的阿肯夏代孕诊所（Akanksha Infertility Clinic）。人民视觉 资料图

有些记者确实访到代妈了，但这种新闻的关注点是揭黑，不在于解释“为什么”。在那种新闻里面，代妈往往被描述得像失足妇女。然后当这种同情你放到社交媒体上被年轻的精英群体看的时候，就产生了很自上而下的、俯视的一种同情。

现在代妈污名化，因为外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代妈把孩子生下来，就像一个母亲一样，但又可以把这个孩子给“卖出去”。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代妈不认为自己是妈，为什么代妈可以把孩子给出去这件事情。

错位的批判与同情

王芊霓：这个很有意思，代妈自认为是“妈”吗？现在把代妈和妈类比的说法很多，比如郑渊洁说，我自己就是代孕的产物，我妈代表我爸孕育我，也有一个类似的观点是说对于男性来说，所有的怀孕都是代孕。

李在洲：对，代妈和自己生自己孩子的母亲非常不一样。

郑渊洁的话的积极意义在于指出了生育问题上的性别不平等。但有个问题，当你去拿代孕做对比的时候，这个代孕是一个抽象出来的代孕。而代妈面对的污名化的困境，就是因为人们把代孕抽象地看待，把代妈简单粗暴地理解成一个无名的、被剥夺的母亲。

人们对代孕的纠结之一是孩子可不可以商品化，意向父母在“买孩子”，代妈在“卖孩子”。很多批评冲着代妈就去了：一个妈妈怎么能卖自己的孩子？他们觉得亲子关系是非常神圣的，母亲是神圣的，不能被商业化了。

问题是代孕当中的人不认为孩子是商品化的，代妈不认为自己在卖孩子，她往往认为这个孩子本来就不是她的，只是帮别人带了一下，因为这对父母没有办法通过一般的方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而自己帮他们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

代妈基本都不认为自己是亲妈。基于田野调查的代孕研究指出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探寻代孕当中的母亲的角色是如何判定的，不要从怀孕之后开始，而要从怀孕之前开始。

从怀孕后开始判断一个女性是否自认为母亲，实际上你的预设就是把怀孕和母亲角色捆绑了的，这是一个本质主义的预设。但这个人怀孕之前的想法是很重要的，女性是选择成为母亲的，成为母亲是一种决定。

代妈在一开始就抱着一个“我不是要来做母亲的，而是要来赚钱”的想法，正好这件事可以让一个需要孩子的家庭满足心愿，所以她是做了好事。而赚到钱解决我当前的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危机了，我就可以更好地照料我自己的孩子。她会在自己的孩子和代孕的孩子之间画一条线。

孕期不同，代孕妈妈们分开吃饭/ 澎湃新闻记者 方岸图。 

王芊霓：这完全是一个新的亲属关系的伦理问题了。

李在洲：在基因技术和试管婴儿技术出现以前，要判断母子关系，一般就是生母和养母的区别，而且血脉和妊娠是一体的。但是现在有生物学关系的母亲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基因母亲，一个是妊娠母亲，也就是所谓的生母，除此之外还有养育的母亲，也就是社会学母亲。对常见的妊娠代孕而言，社会学母亲同时也是基因母亲，而代妈只是妊娠母亲。

不能否认的是，代妈在怀孕的过程中，会产生和孩子的一定程度的情感链接，虽然我的田野经验和其他地区的资料都显示，这种感情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不太受影响，有的人非常舍不得，但确实这种类似母子关系的情感链接是存在的。

但是，代妈是否要把这种情感链接与“我是母亲”这样的认知划上等号，是另一码事。相应地，意向母亲也不会以没有怀孕这件事情作为自己不是母亲的判断依据。人们实际上会很灵活地利用生物学和文化上的证据来判断亲属关系，没有唯一标准，非常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以母亲判定的角色非常重要，这就是新亲属研究在做的事情。而且这一块是代妈被污名化的主要问题，外界认为你生出来的孩子你自己有感情了，什么样的情况才让你把自己的亲生孩子卖出去了？你不是称职的母亲。同时也会有人把代孕妖魔化，代孕居然能让一个母亲放弃自己的孩子，这得有多么可怕。

王芊霓：代妈自己的道德立足点在哪里？另外你觉得我们用什么眼光看待她们是合适的？

李在洲：外界要么说你做代孕没道德，要么就说你是如此的痛苦，太同情了。在两种思维的夹击下，代妈怎么敢吭声？她不能说我不认为我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也不能说我是来赚钱的。她不能说我不认为我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也不能说我是来赚钱的。

但她是有对自己的道德判断的。她是一个普通人，也是赚了钱能更好地养自己孩子的母亲，也是帮助了渴望获得孩子的父母的好心人。最后一条当然有中介塑造道德话语的成分，但是这对她来讲是她个人尊严的一个需求。

所有人的生活当中一定都有一个自己的道德立足点，一个人要理解自己，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道德的考虑。所以你要问她，她的想法是什么，而不是说把你的东西强加给他。

居高临下的拯救者姿态其实对代妈未必是一种尊重。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假如我是代妈，我在她的困境中，我可能没办法做出更好的选择了，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大环境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怎么能帮代妈生活得更好一点？

这可能与意向父母对她的尊重、中介对她的照料，还有在社会上去污名化都有关系。

代孕的伤害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代妈做代孕有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在扶贫、医保、育儿等等社会保障上面下功夫，增强低收入家庭经济安全，还有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福利，增加劳动保护？做代孕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如果一些家庭经济危机可以化解，在其他行业工作也有良好的保障，那么很多代妈并不需要做出这个选择。

代孕中的应然与实然

王芊霓：是的，也有一种观点是如果完全禁止代孕，而不给这些代妈找到更体面的替代性的一种赚钱的方式，反而会让代妈更惨。

李在洲：我也是这样想的，要很具体地去审视代妈面对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

中产看代孕还有一个对职业规划和选择的投射，比如说中产它的一个职业发展是持续的向上，一个人可以换工作，改行，但是你的技能、人脉等等社会资源还是会有助于你下一份工作，所以工作是持续的。

很多人批评代妈说，你做代孕这个工作是不可持续的，你以后怎么办？你的身体坏了之后以后怎么办？但是这种批评对代妈来讲，其实是错位的。

大多数代妈的出身是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初中到高中学历，做代孕以前往往是移民工或者开小店。其实不是最底层的底层，不是绝对贫困，就说她有一个还可以的生活，但是收入低，做代妈往往是因为短时间内急需用钱，欠债或者家人重病，这时候代孕对她来讲是最快的一个选择。

打工妹，还有农村的女性，她的工作是不稳定的，比如说我今年在a厂打工，我过年要回家，明年可能就要到b厂去打工了，而且这个工作可能全都是流水线工作，a厂的经验不能用于b厂，而且也是吃青春饭，年纪大了体力精力不好，也得走人。

很多人说代孕是吃青春饭，你身体越代越不好，到后面身体越来越弱，会有很多疾病，加上辅助生殖技术不成熟带来的一系列的风险，代孕实在太危险了。这些问题我在访谈中也问过代妈，她们说，打工就没有工伤了吗？工厂的工伤从化工毒性，到肢体残疾，到高危行业的生命风险，概率也不低，而且工厂未必会负责、赔钱。所以当代妈考虑生育带来的伤害对时候，她是作为工伤来考虑的。

而且工厂劳累一年，工作强度极高的同时精神极其匮乏，收入非常低，去掉生活费可能留下四五万。但做代孕的时候，虽然生育方面是有些风险，但她生过孩子，她知道生育可能带来的问题有什么。大部分人代个一次两次，钱赚够了，身体负担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就回家了。所以她是权衡两边的工作，选择了一个收益更高，而安全风险似乎没那么高的。

一家代孕机构为代孕妈妈提供的住处/ 澎湃新闻记者 方岸图。 

王芊霓：微博上受过教育的女性，有点怒其不争的意思，面对这些代妈就觉得你在选择一个没有职业发展的事情。但可能你的实地研究在告诉你，在她们的阶层，就没有“职业发展”这样的选择摆在眼前。

李在洲：代妈面对的问题，主要是性别和阶层，而且这里要讨论交叉性的，不是说我要么用性别，要么用阶层的维度去分析，而是在于必须全盘把握。而且性别和阶层问题交叉，不是简单粗暴地对代妈面对的困难做加法或者做乘法，而是可能像七巧板被重新拼了一遍，整个情境、问题的表现形式都改变了。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讲性别和阶层的交叉性，是沈洋做的一个关于上海的餐厅服务生的研究，她说对移民工而言，男性是被社会认为要承担养家人的职责的，他必须在外面工作，然后给家里赚钱，但女性可以在外面赚钱，也可以回家照顾孩子，是有后撤的可能性的。

虽然对中产阶级以上的这种双职工家庭而言，回归家庭是一个不大好的事情，比如说前段时间在讨论说不要做家庭妇女，但是对移民工来讲，外面的工作是非常累的。而且很多人打工是带不了孩子的，想要回家照顾孩子，家里是有很多牵挂的。这个时候女性回家一方面是一种约束，但也是一个可以后撤的空间。

很多代妈想的是，比如说我欠了7万左右的债，做代孕可以赚20万，我还了个债之后，我还能留个10万来块钱，这10万块钱我可以让我在家里安安稳稳待很多年，我就不需要出来打工了。做过工人的代妈会说，工作是很累的，在外面工作非常的累，而且不放心留孩子在家。

不同代妈也有各种各样的考虑，有一些代妈会把这个钱悄悄存起来，就假装出去打工了，这样给消失一年找了个正当理由，然后把债还上，剩下的钱悄悄存起来。我问她说你存这个钱之后打算干什么？她说我孩子现在还不大用花钱，等以后上了学，我就把这个钱报个班用在教育上。有时候代妈担心家里人知道她有这么大一笔钱，会出现拿去挥霍，或者亲戚借钱等等的麻烦，但如果自己存起来，就可以增加自己和孩子的经济安全。

这里面的细节很多，代妈不是单纯的一个被“忽悠”进这个行业，然后又“被迫”把所有的钱全部投给了家庭，然后自己最终“一无所有”，完全没有能动性的形象。

2017年11月，一家代孕机构的孕妈基地，五位代孕妈妈饭后看电视 /澎湃新闻记者 方岸图。

王芊霓：但有人也会担忧，一旦开放代孕，这些女性是没有自愿选择的，听上去好像是自愿选择，包括你讲的，她们背后有能动性，但还是有观点一直在强调他们实际上没有自愿的选择，比如法学家罗翔说的，如果自由不被限制，一定会变成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你对这样的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

李在洲：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是，代孕问题是一个跨领域的问题。刚才我们其实说过一些关于跨维度，比如阶级和性别的问题，现在应该说跨领域的问题。我主要是在社会学的领域里跟你说，我是以田野资料为基础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但现在对自由的讨论，对强者弱者的讨论，包括罗翔的讨论，它体现了一个学术领域之间的区别，比如说法学的关注点在于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合法化，合法化之后会怎么样。它讨论的是“应然”，它的出发点必然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期待，比如说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让人们的权利得到良好的保护。所以从这个出发点讲，我不仅认可罗翔的观点，还觉得它很有价值。

但法学在代孕问题上的局限性在于它的解释力很弱，就是说它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代孕是不好的，但它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代孕依然存在，为什么这个产业依然发展得越来越大。这个解释就需要社会学和人类学去做。你要做田野调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到底是怎么想的？然后再回头反思我们对自由的讨论、对伦理的讨论。

比如我们对亲属关系的讨论是不是是有局限性的？现在有辅助生殖技术了，以前母亲的角色没有被拆开，现在生母和基因母亲可能不一样了，亲属关系完全改变了面貌，这时候我们就要革新对伦理一些认识。这些不同领域之间是交互的，不能只靠一个领域解决所有问题。

王芊霓 王一凡/采写

王一凡  /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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