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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他在任多风光,人一走茶就凉

流苏 青苗法鸣 2020-10-01


近日,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在石家庄中院被起诉。提起他的落马,就不得不提起一件事。担任过宁波市委书记的黄兴国曾经给宁波市城市展览馆题过馆名,落马之后三天之内,宁波城市展览馆墙上的题字就被清理掉了,动作之快,实属罕见。当然据网上曝光,被铲字的落马高官可不止黄兴国一人。

▲工人在扣除黄兴国的题字


还记得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落马,虽然经过前铺后垫,但也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之后,其母校中国石油大学正在快速地开展“去周行动”,即对于校园内的“周痕”进行清除,尽快进入无痕模式。先是用火箭模型遮挡他的题词,后又将此“厚积薄发,开物成务”8个大字悄悄拆除,墙壁也重新粉刷,看不出些许痕迹。还有不少学校,对于“出了事”的校友则迅速地将其从教学楼、校史馆的荣誉墙上撤下,以免“误人子弟”啊!

京剧《沙家浜》“智斗”选段里面有这样一句唱词:“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阿庆嫂说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想撇清和新四军的关系,好让胡司令与刁参谋长“放心”!那么各高校效仿阿庆嫂唱这样一段“人走茶凉”是为了急于撇清什么样的关系呢?是想让谁放心呢?

社会人情冷暖,人走茶凉的境况时有发生。而对于高校而言,知名校友是一项重要的竞争力衡量指标,这跟官本位思想并无多大关系,因为哈佛和耶鲁大学的校长在介绍学校时,也会自豪地说我们培养了多少位总统,多少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但是,在对于如何处理与校友的关系上,我们的官本位思想就浓厚的多了。比如开校庆或者重要庆典时,都要排班座次,国家级,省部级,司局级依次排下,而对于为学校作出突出贡献的老教授,离退休工作人员在主席台上甚至都没有一席之地。实际上,这些如此重视“知名校友”的高校也面临着和石油大学一样的“风险”,当年风光在位,恨不得让其常驻校园,现在人仰马翻,恨不得让其痕迹烟消云散。无论他身犯何事,此种做法着实让人心寒。实际上,我们并未共同犯罪也未传授犯罪方法,因此校友犯罪根本不会牵连母校,那么我们为什么如此着急撇清关系呢?此外,母校与学子之间的关系犹如父母子女一般,这样的做法能否就能达到“一干二净”的效果呢?我看未必!

▲周永康为中国石油大学题写校训


母校和校友的关系应当是简单而又纯粹的。

 

第一,君子之交淡如水。母校与校友之交也应当这样,不可保持密切的利益关联,更不能期望通过校友关系而获取政策利益。

 

第二,正确对待校友的功绩与错误。母校培养学生自然是教他知识,育其品格,所以他有所成就必然离不开母校的栽培,他年功成名就自愿拜访母校,我们必定欢迎。然而母校未曾教他如何违法犯罪,如何渎职怠工,因此他犯下的错误与母校毫无瓜葛,离开母校数十年的生活充满了种种因素的影响,怎么可能要求母校与犯下错误的他“连坐”呢?因此学校不需要在校友违法犯罪之际采取无痕行动,也许这样同样能警示其他校友和在校学生。

 

第三,做实自身。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校友的成功离不开母校的栽培,但是其引人注目的成功也靠其自身的努力和数十年的奋斗,所以学校不能在其风光无限之时大肆吹嘘,让外界感知其对母校感恩戴德,为母校添光增彩。学生的培养需要代代相继,后继无人的学校无论如何也很难扬名,因此知名校友只能从一定程度反映过去的辉煌,声名远播的历史能否延续还要看现在的学生。

总结一点,高校应当保持一颗“世外桃源”之心,恬静淡雅之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能变成飘摇不定的旗帜,如果高校也过分地卷入到政治的摇摆当中,那么我们的学术研究将永远不可能有出路,因为我们总是处于不断变换当中。此外,母校和母亲一样,母亲对于自己的孩子的感情应当是单纯而真挚的,儿不嫌母丑,母自然也不能在疼爱上添附利益的驱使。因此,你功成名就是校友,你穷困潦倒也是校友,你奉公守法是校友,你违法乱纪也是校友,这一点是抹不掉的。相反如果你采取“人走茶凉”的模式,反倒令其他校友心寒,令社会嘲笑。落马贪官的妻子儿女这些亲密的人都没有急于“断绝关系”,一个数十年回一次的母校又何必急于撇清关系呢?难道是向中央表决心,表态度?反过来一想,如果保持淡如清水的交往有何来撇清关系一说呢?


当然,在这样一个年代,“关系比规则好用”是中国人心中墨守的处世法则。在全国高等教育“泛滥”的今天,除了那几所妇孺皆知的高校之外,其他普通高校都希望能通过知名校友来传递声音,增强存在感,甚至希望看在我们某位或某些校友的面子上,给我们多一点财政支持,多一些项目计划......因此,转念一想,这似乎是无奈之举,是“形势所迫”,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本身就是科层制的设置,有一流、二流大学,还有三教九流大学,乃至不入流大学。当我们在谴责高校所谓的“行政化”、“官僚化”、“腐败化”问题时,应当着眼于整个高等教育制度,乃至整个国家治理的基本逻辑与文化传统。

当教育产业化的号角吹响之时,一个民族的灵魂已经被吓丢了,近二十年来,我们企图一次次树起“招魂幡”为走失的魂魄、精神点亮返航的灯塔,但似乎都收效甚微。也许三十年来,执政者内心的伤痛已经化作隐隐的担忧,宁愿一收就死也不能一放就乱,因为对于一个具有根本目标传承性的执政者而言,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让其“一夜回到解放前”,用如履薄冰来形容这种感觉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震惊:毛主席纪念堂里居然有这样一群人》,里面提及为什么会有人怀念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参与。且不讨论那种参与的效果如何,最起码每一个人尤其是基层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当家做主”的感觉,大家的政治学习热情空前高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入侵,群众对于政治参与的实质和形式都发生着深刻而又生动的变化,执政者面对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于是,大力发展经济成为转移群众“注意力”的重要方式,也是检验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标准。

1989年6月9日,小平同志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提及:“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至于一些做法,如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多搞一点电,多搞一点铁路、公路、航运,能办很多事情。”

▲1989年6月,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

因此,最后的落脚点还是经济建设。伤痕很快被大多数人忘却,因为高速发展的经济确实让一批人先富了起来,放着政策红利不吃,会被人看作傻子!富起来成为少参与政治的对价,大多数老百姓对这样的对价是接受的,因为吃上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才是迫切需要的,否则儿子娶不上媳妇哩!中国基层又恢复了平静,并在平静中渐渐迷失自我,趋于落寞。

当经济趋缓步入“新常态”,同时整个社会在泛滥的高等教育中被教育,从而提高了知识量和理解力,当互联网第一次让信息地获取与传递变得如此迅速地时候,人们会再一次把目光转向政治。不外乎几十年前的“政治”那样,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是必要的,而思想上是否“上进”的重要标准则是团结在核心周围。不同于几十年前的则是,人们似乎已经跳出了“历史的政治”范畴,人人都玩起了现代政治家的角色,明白了口中所说与心中所想适度分离乃至高度分离的套路。让我感到惊羡地便是,如此高端的套路被未谙世事的大学生熟练地掌握并把弄着,因此,高校也不甘落伍地追求政治上的“进步”。

当然,至于是学生带动学校“上进”,还是学校带动学生“追求”,那便如问了我“这世界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难题一般,我无力回答,待各位客官在评论区自谋答案!


作者简介:

流苏,游走于城乡之间,徘徊于传统和现代的边缘。

本期编辑: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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