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挖掘昆山于明海正当防卫案中的法治资源
充分挖掘昆山于海明正当防卫案中的法治资源
编者按：近日来，昆山于海明案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广泛讨论。继发布“灯哥”的评论文章后，今天青苗继续推送对该案的评论。今天的评论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人气教师“刑法老王”，相对于大部分文章，这篇评论没有过多的理论探讨和情绪表达，而是冷静地分析于海明案能够给我们的法治建设带来哪些启示，可谓独辟蹊径，值得一读。
作者简介：刑法老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师。
2018年8月27日晚，于海明因防卫杀死刘海龙一案，自媒体上案件视频的广泛传播，以及人们对正当防卫制度失灵的隐忧，互相作用、不断发酵，在短时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
舆论聚焦下的于海明案，既有具象上对于海明的个人命运的悲悯与感怀——人们担心自己也可能置身“此情此景”，不小心犯了罪！也有抽象层面对当前中国正当防卫制度的隐忧与不忿——人们不得不思考，在当前语境下，谁能“精准、精确、精致”地进行正当防卫？
（斯伟江：谁能做到精准防卫？）
9月1日，昆山市公安局、昆山市人民检察院经过依法侦察、提前介入侦查，快速查明案件事实并发布通告称：被害人刘海龙醉酒驾驶机动车与于海明发生争执后，刘海龙在追打于海明之后，持砍刀连续击打于海明颈部、腰部、腿部。击打中，砍刀脱落，于海明抢到砍刀并在争夺中捅刺、砍击5刀，第一刀致左腹部大静脉、肠管、肠系膜破裂，被害人因失血性休克死亡。于海明其余4刀不属于致命伤、后续追砍行为并未砍中。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认为：被害人过错在先、且正在对于海明实施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现实危险的行凶、于海明抢刀反击属于正常反应且符合特殊防卫要求，因此，于海明抢刀防卫致刘海龙死亡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此刻的网上，大约是一片欢呼。”易中天先生用“坦率”、“平实”、“专业”和“诚恳”来形容昆山司法机关，这说明，透过本案，公众真切地感知了司法公正。复旦大学汪明亮教授认为，“应该赋予善良人享有充分的防卫权，激活刑法规定的无过当防卫权，让正义不再被压制，让民众惩恶扬善的情感能够得以实现。”所谓正义，诚如斯哉！
不过，笔者认为，本案的法律意义不应止于此：
第一，于欢案作为引起民众对正当防卫制度“广泛关注”的重要案例，现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为刑事指导案例93号，提炼出认定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裁判要点，以指导刑事审判。本案的法律意义，可谓不亚于“于欢案”，且其结果与于欢案不同，提升为指导案例，可能会具有更大的实践意义。因此，笔者建议，在本案决定生效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共同对本案进行整理，提炼案件中认定正当防卫的裁判要点，将其作为刑事指导案例进行正式发布，以指导司法实践，激活我国刑法中貌似“失灵”的正当防卫制度。
第二，案件事实认定，也是让公众感知司法的重要过程。司法公正可感受性的最重要来源，是裁判结果的公正性与公开性。司法结果不公，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感知就是负面的。但是，司法公正可感受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则是案件事实、证据的清晰、彻底、直接的公开，证据与事实的充分展示，能够让人们感知到法律的正当程序。其实，对事实进行认定的过程，就是司法公正的第一次“抛头露面”。恰如本案，正是由于于海明案的案件事实得以充分公开，公众得以见证法律适用的“素材”，才使得本案不仅从结果上“抚慰”了大众正义的直觉，也从过程上昭示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坦率、平实、专业而诚恳！当然，对于事实认定的司法活动，也应允许质疑和挑战，而不是埋藏在暗箱中。
第三，民意中蕴含的常识、常理、常情，其中的确存在不少符合法律、法理的要素，司法机关汲取了哪些常识、理情固然重要，但司法机关“怎样”汲取这种合法、理的要素的过程，更应从昆山司法机关获取经验，向其他司法机关推广。应该进一步挖掘，昆山市公安局、昆山市人民检察院是如何与民意进行互动的？案件如何得以快速、合法、合理地解决？这是一个个案，还是一种可借鉴的司法模式？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比解决一个个案更有意义。
第四，理论家并非只能、只是、只应“纸上谈兵”、“纸”点江山，而是能够真切地与司法活动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可能是：提供解案路径、阐述法理支撑、接引民意疏导，等等。从于海明案的案发至今，短短5日之内，刑法学界、法学界的理论学家争相贡献其专业见解，不得不说，在民意与司法机关的互动之中，扮演了良性“催化剂”的角色。借助理论家的智识贡献，司法者获取了裁断案件的可选择路径、一种司法案件“解题”的思路，在本案的解决方案上，既有“正当防卫说”，也有“过当防卫说”，甚至还有极端的“不成立防卫说”，当然，重要的是各方家之论的论据，为司法者提供了裁判说理的参考进路。另外，理论家的学说也恰如一块石头，投入民意之洋，至于溅起何种“水花”，都可以让司法者快速准确地感知民意。值得注意的是，民意具有情感性，容易放大价值选择，忽略法理、事理，出现非理性判断走向，而理论家，比司法机关更适合充当引导者、解释者的角色。借助理论家的分析，案件中的法理回归生活常理成为可能，刑法的教育功能、积极一般预防功能得以实现。
笔者希望，于海明案不应仅仅是“昙花一现”，而应集法律人共同体之力，广泛探讨、深入挖掘其中的法治资源。中国法治，有了法律人共同体的协力，相信会更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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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 ✎蒋浩天
本期编辑 ✎刘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