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巾浪潮”——互助的背后是什么？

作者简介：吴佳训，西南政法大学2020级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主要学术兴趣集中在当代英美法哲学与政治哲学。

一、为什么是卫生巾？

事实上，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现在各大院校开始的“卫生巾互助盒”行动的话，笔者会使用“个体化”这个词。卫生巾，这样一个在所有女性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日用品，构成了对女性个体化生活经验的绝佳解说，它象征着女性面临的基于生理结构而产生的，也只有女性才能共同抱团取暖的独特难题。它是“姐姐来了”的具象化体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往往与羞愧、难堪、被嘲弄相伴而行。在这个意义上，“卫生巾互助盒”第一次将这种个体化的经验展现在了大众面前，把“房间里的大象”给放了出来。

此外，这次自发性质的卫生巾互助行动所体现出的另一个可喜的变化在于，与晚近以来在中国公共舆论场充斥的“言词之争”不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言词之争是不重要的），中国社会不再仅仅关注抽象的理念、主义和教条。而开始更多的把视角放在了现实生活中一个一个具体化的人，对于那些经受过或者正在经受“卫生巾贫困”和“月经羞耻”的女性而言，这次行动的意义远非是几个互助盒那么简单，它更是朝向拒绝月经羞耻从而更加宽容的社会氛围的一次尝试。21世纪以来，与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相伴而行的永远是各种各样的污名化与敌视。无论是“田园女拳”还是所谓“真女权”和“假女拳”之辩，在这里，笔者无意也无力去梳理这其中的话语流变。更为重要的在于，在现有的语境下，除了重复麦金农（Mackinnon）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的“言词而已？”的质问，还能够做些什么？或者套用苏力那句著名的发问“什么是你的贡献？”，笔者相信，这一次的卫生巾互助盒行动给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二、卫生巾隐喻着什么？

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掀起了关于正义（justice）问题的讨论，他促使此前被功利主义传统所占据的政治哲学界重新开始思考关于何种正义观念更为优良的问题。罗尔斯在1971年所发表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中，反对此前甚嚣尘上的功利主义与直觉主义的道德理论。发展并辩护了一套基于平等主义的正义观（A conception of justice），这样的一种正义观被罗尔斯认为是无知之幕下的人们所会选择的最为理性的一种策略，即“最大的最小”（maximin），即让自己在最坏的情况所获得的资源最多。随后罗尔斯将其总结为两个著名的原则，即（1）每个人都拥有与其他所有人享有的自由体系协调一致的，由平等的诸基本自由构成的最大总体系。（2）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这样安排，使它们都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并且这两种不平等所依系的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的开放。而这两个原则又以一种词典式次序排列，第一原则优于第二原则，第二个原则中的公平原则又优于差别原则。

《正义论》甫一问世，便同时遭到了来自左翼自由主义内部（德沃金）与右翼的自由意志主义（诺齐克）的批评。我们一般认为，社会基本资源分配所产生的差距只能基于人们所能够选择的部分，而不应当基于人们所不能选择的先天因素，例如自然禀赋（性别、天赋、种族、性倾向）和社会禀赋（阶级、财产、环境）。德沃金将其称之为社会资源的分配应当“敏于选择，钝于禀赋”（ambition—sensitive and endowment—insensitive）。自由主义内部对于罗尔斯的一个重要批评就在于，罗尔斯式的正义理论正确地反对并且抛弃了形式同等的原则，这表现在第二原则中的差别原则，罗尔斯认为流行的形式平等原则并没有考虑到基于后天的自然禀赋与社会禀赋所造成的差距。然而，罗尔斯对于所谓最不利者的界定却完全是基于社会禀赋的，而无视人们所具有的自然禀赋。换句话说，即使两个人具有相同的社会益品（social primary goods），但某人天生残疾或者有精神缺陷，或者某人在一个结构性歧视的社会中碰巧成为了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那么二者的境况仍然相同。简而言之，罗尔斯并没考虑到拥有较低自然禀赋的一方为了达到与较高自然禀赋的一方同等的社会益品状况，前者要付出比后者更多的代价。而罗尔斯对不利者的判准，却仅仅基于后天的社会益品。

如上文所述，在微观层面上，卫生巾扮演了一个隐喻的角色，它隐喻着女性基于独特的生理的（或者说自然的）结构而不得不在社会整体资源分配中面对着不正当的劣势。这种不正当的劣势并不仅仅在于月经，它还包括了女性所独有的生育问题，男性凝视（male gaze）问题等等，与此同时，她们又被迫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来回奔命。这些问题一方面体现在诸如就业、教育、医疗等领域（职场天花板），进而直接造成权利、财产、机会的所谓社会基本益品（social primary goods）的不公平分配。这是政治在身体中的一种烙印，构成了福柯所说的“身体政治”的典例。同时，另一方面又体现在以“月经羞耻”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规训与价值规训中，当卫生巾被“姨妈巾”所替代，当我来月经了被“我来那个了”所替代。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这样的一种文化与价值规训催生出了所谓女性气质，女性人格，“感性思维”等等刻板印象。她们不被鼓励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仅仅只是被期待成为倾听者与服务者。这些刻板印象又反过来被用作支持前一种不公正的某些据说是“科学”的判断（例如女性不擅长数学）从而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总而言之，女性仅仅因为生而为女性这样的一种自然身份，便要在社会的资源分配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的不利地位往往会造成结构性的不公，而结构性不公造成的恶果，却又会被既得利益者拿来论证前一种不利的“正当性”，而那些在残酷的竞争中战胜自然劣势脱颖而出的女性精英们，不但会被恶意揣测“上位”的方法，更要面临一个基于社会益品所作出的不甚公正的判准。

更为糟糕的情况在于，重复笔者上文中不断强调的一个概念，这些是女性所面对的独特难题。这就意味着另一边的男性很难意识和理解这些难题的产生与出现，进而也就很难理解女性所面对的独特困境。但在这次卫生巾互助盒行动当中，笔者却看到了不少男性的善意与参与。并且这些善意与参与也得到了女性参与者们的认同与支持。这是值得鼓励的一步，这意味着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有更多的人愿意抛弃性别所施加给自身的偏见和烙印，向对方投出善意的橄榄枝。并且也期待着这些善意能够被善意所回报。这可能就是中国式的“He For She”。

三、去中心化：学生自治的可能？

在这一次席卷全国各大高校的互助盒行动当中，无论是最先开始的华东政法大学，还是随后跟进的中国政法大学，笔者所在的西南政法大学，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是在一种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机制下开始的，这意味着既没有学校官方的统一授权与部署，也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和组织协调中心。“人人皆可自发，人人皆可行动”成为了互助盒行动的一大特点，具有相似想法的学生们往往依靠QQ群，微信群结成一个又一个小的发散点。大家各抒己见，互相鼓励，在一个完全平等的讨论氛围中开始交换意见。哪怕是QQ群和微信群的创建者也大都只是扮演着总结讨论意见，维持讨论秩序，提供讨论环境的“守夜人”的角色。而不会给参与行动的同学们硬性规定各种条条框框与禁令。在笔者所在的QQ群中，群主和管理员们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行动中的“去中心化”特点。“本活动的初衷是鼓励更多人参与打破月经羞耻和给女性朋友们提供应急帮助，基于此我们采用了互助共享的去中心化模式。”“这个活动并不属于我们，我们尊重大家的不同想法，也无条件支持大家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更多样的活动。”

基于种种原因，中国高校的学生社团活动往往与各种各样的中心化与组织化机制联系在一起。这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活动的可持续性与规范性。然而，这一次互助盒行动却让笔者看到了在一个没有官方，没有组织，没有中心的机制当中，同学们仅仅基于价值或者目的上的认同而形成的一个又一个小集体中所蕴涵的力量。并且令人骄傲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去中心化的机制中，并没有出现有的人可能担忧过的那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情况，哪怕在一个去中心化的机制当中，很多同学们仍然考虑到了行动本身的正当性问题，强调设置前要尽可能的与校方沟通，取得辅导员亦或是校方的准许。即使在沟通没有成功，互助盒被撤下之后，大部分同学也能保持难能可贵的理性与耐心，开始积极的与包括后勤，校医院，学校相关行政部门进行有效的沟通。这其中所体现的行动力和共情力，让笔者看见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学生自治的可能。

四、结语：我们还期待什么？

当然，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整个卫生巾互助盒行动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互助盒的设置地点（只在女厕设置还是在公共场合设置？），互助盒的安全问题（如何保证不会被他人污染？），互助盒的可持续性问题（如何形成一个持续化常态化的机制？），这些问题都不是仅仅依靠学生一方就能够独立解决的，它更需要包括校方在内的多方主体一同参与。构建一个性别友好的社会从来都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责任，它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笔者期待有更多的人，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是学生亦或不是学生，都能够表达出你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想象，都能够为包括性别议题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公共议题发声，都能够参与到建设一个更为包容、公正、平等的社会当中来。而这一切，或许就是从那一片小小的卫生巾开始。

附：关于西政经期互动盒的意见征集问卷（见下页），希望西政的同学能够踊跃参与。问卷针对男性和女性设置了不同的选项。感谢申英蓓同学设计了这份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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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 ✎ 金钟罩

本期编辑 ✎ 张睿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