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源：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形势与波拿巴复辟

作者简介：李浩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20级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目 录

前 言

一、革命之后：路易·波拿巴的当选

二、波拿巴的诡计

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宿命

结语：一万年来谁著史？

前言

“他们要寻找的是母亲的儿子，找到的却是伯父的侄儿。”

有的研究者说道，《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像是一出戏。曾经受过良好诗歌和戏剧文学熏陶的马克思运用高超的笔法，在纸上重构了巴黎乃至整个法国，并以此为剧场，拉开大幕，精妙地搬演了1848-1852年发生在法国的革命、事变以及诈骗。要注意的，在这一部令人惊叹的精品剧中，马克思充分地运用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舞台上的各方势力和人物作出了独到的点评，对于那些名场面进行了精彩的评价。但是如果要深刻理解马克思所想反映的历史现场，必须返回去读更原始的材料——那就是了解1848-1852年法国发生了什么，法国人是怎样想的。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第二共和国的经济和政治上的重点形势做一说明，更深一步挖掘“各种条件”与波拿巴复辟的联系。

一、革命之后：路易·波拿巴的当选

（一）二月革命的背景

“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1]

民怨沸腾的七月王朝，不单纯是在资产阶级的阴谋运作和军队动员中被推翻的，恰恰相反，这些在过去诸次事变当中敢为进步或反动之先的力量，在1848年的突然革命里能扮演的角色不仅有所消减、甚至是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行乃至稍微迟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法国经过了1789年的大革命和1815年的复辟，如此多的反复，怎么又迎来了王朝和再革命？不搞清这些问题，就难以研判1848年法国的社会形势和阶级立场。我们要肯定，七月王朝尽管还是波旁的远亲，但他与波旁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区别。他的天命没有来自天主教廷，路易菲利普完全是坐在大金融资产阶级提供给他的宝座之上。但法国又没有完全离开君主和贵族，因为这些大金融资产阶级自己，本身就是地主贵族，或者与之保持紧密的联系。于是，法国就有了这样一种场面，资产阶级似乎南辕北辙地不顾诸革命派的千辛万苦，除了他们不想要的波旁，他们居然还是要拿出一个国王来。但事实上，这并不是“倒行逆施”，一定程度上讲，大资产阶级而不是国王掌权了，他们自己又改造了旧有的土地贵族本性，生发出了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内容，虽然国王坐在那里，但国王再也不敢高居凡尔赛，无视议会和公民。

我们说这不是倒行逆施，但不是说，这符合了更长时期内资本主义和他的政权的发展潮流。这些金融贵族们组织银行和当铺的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但他们服务的生产形式却不是资本主义的。这就导致一个后发的、有生命力的工业国，他不可能用路易十四时代的生产能力去支持后拿破仑时代的国家债务。这种国家债务势必又以捐税的方式转移，当所有人，除了大金融贵族自己都要承担这种捐税时，那他们这个政权，暗地里已经是千夫所指了。货币的所有者，总是想尽可能地让那些高成本使用货币的行业和人付利息。因此，货币的使用者不一定关心什么是本国最应发展和使用的，但他们一定关心什么样的行业最能产出更多的货币。同理，当危机来临时，各国的货币市场也是最先反应的。这些报应都在1847年欧洲的危机里显现了，大金融贵族们所钟情的法国铁路业，股价竟不可收拾地崩溃着。尽管政府没有办法动用少得可怜的金库来补贴金融贵族，但仍想办法从其他国民的身上扣钱。那一年，商品市场的年景相当不好，支付不起货款的小食品杂货商和店主本就勉强经营，为了止住货币市场上的亏损，大金融贵族们冲向这一块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沃土”，疯狂聚敛，小资产阶级无疑受到了沉重的打击。[2]如果说，小资产阶级还能勉强维生，那么在十八年泡沫统治里如同工蚁的工人阶级，状况几乎到了地狱。工人们早就已经生活在城市的阴暗角落了，而在这个悲惨的年代，失业的铁路、印刷和纺织工人，一周的开支还不到六法郎。政府中稍微明眼的人，也没有能力拿出一份敷衍的救济案来——政府没有资金，而没有资金的政府，此时更为迫切地需要蝼蚁们卖命。

当这个逐步反动的政权“将负担转移给国家，而保证那投机的金融贵族得到黄金果”[3]，那么很快国家就要反手塞他的一嘴苦果。从1845年起，基本经济规律带来的萧条并没有遏制的势头，路易菲利普的政权仿佛一个可怜的农奴，田地已经没有产出，只有从自己的身上剜肉了，当他的肉剜到资产阶级那个部分的时候，连支持他王座的那部分人都感觉到隐痛，那么，只有把这个没用的奴才换掉乃至消灭，大家才能回到一种心平气和、彼此相安的状态。

到了1848年一月，路易菲利普对于国家内各阶级的反对浪潮进行压制，可巴黎街头的所有枪口，都已经对向了他和他的王朝。二月革命就在激烈的巷战中爆发了，只花了三天不到的时间，路易菲利普夹着尾巴逃跑了。

（二）“献祭”无产阶级

巴黎街头再度染红三色旗的血，都是无产阶级流的。但是临时政府却是那些随时打算举白旗的资产阶级充当门面。那么，分享胜利果实的依靠就不再是谁在革命中充当中流砥柱力量，而是谁最后主持了胜利的酒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按马克思的说法，是：“临时政府的第一步，就是企图由陶醉于胜利的巴黎去诉诸清醒的法国，借以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4]理解这句话对于理解接下来三年中的形势变迁意义很大，马克思将自己对法国革命以来的势力对比浓缩到了“陶醉”和“清醒”的比喻之中，这句话揭示的是一个经济上成分混杂、农工人口众多且资本主义掺杂着浓厚专制作风的王国废墟，除了阶级动态前沿的首都，还有数不清的行省，首都表现成什么样子，是离不开里昂、第戎、马赛的供养。即使我们肯定巴黎的无产阶级已经和巴黎的小资产阶级有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流的血感动了首都的全体民众，其他行省的工人也还是会拉一拉他们的衣摆，说道：“我们没有和老板站在一起。”更不要说，法国还有很多小农，他们可能身处贫困，但仍然不算是无产阶级，还期待着什么强人来保护自己的自留地。

因此拉马丁说道：“只有法兰西国民大多数才有权这样作，必须等待法兰西国民投票表决，巴黎的无产阶级不应该以篡夺权力玷污自己的胜利。资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斗争权的篡夺。”[5]但这也是有意义的，法国，至少是巴黎的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除了于街垒中还有别的战斗阵地。甚至因为这样的排斥，无产阶级朦胧地感觉到，自己和小资产阶级势必走不到一起，而从此之后，无产阶级就不只是要面包了，如果不求得解放，是不能把面包从巴黎的泥泞地里捡起来的。

无产阶级的故事暂时按下不表，毕竟半个多世纪以来，法国总统都没有几个，要想遗老遗少和遗老遗少的资本主义孳生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所以法国的当务之急还是资产阶级们团结起来，把凡尔赛宫打扫干净，自己住进去。所有的矛盾，也就在“住进去”这个问题上爆发出来了。

（三）共和国与宪法的处境

我们可以来熟悉一下，此时有哪些人打算搬进凡尔赛宫。如果按照党派讲，他们的构成是这样的：秩序党、共和党、山岳党。他们共同仇视或者怯懦于团结的无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要求，必然是放在敌对面来处理，这在之后的六月革命中展示得一清二楚。无产阶级缺位了，我们不能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情绪把他们强拉进来讨论，但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如果这个时候法国的无产阶级里面有什么超前的、更有智慧的人，或许我们之后的“闹剧”（夏尔·路易·波拿巴的当选和复辟）能有更多无产阶级的行动和洞见。马克思的胸怀是广大的，广大的胸怀容纳了1848年起乱哄哄的法国政府，这样才能冷静、仔细地观察他们的闹剧，批判地运用、升华了唯物史观的观点。如果没有这些资本主义的或半资本主义的党人，这本书可能也会失色一些，他们的存在，丰富了现实和理论。

自兹以后，我们文章的重点就会放到对资产阶级们活动的解读上了，但负责任地讲，因为无产阶级的数量是那样的庞大，没有哪一个醉生梦死的资产阶级愿意扮演路易十六的角色，所以他们的行动中，无产阶级还是在场的。就拿山岳党人来说，这些第一共和国优秀历史的继承者，完全夹在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中间，在权势和大众面前，羞涩地称呼自己为“社会民主派”，打着两头讨好的如意算盘。而见识了二月革命街垒和暴力的大资产阶级和旧权贵们，并没有被消灭，这些眷恋王朝的人还在政权中活跃着。当然，占最大头的是共和派，这个派别代表了革命真正的受益人——渴望和金融家平起平坐的工业资产阶级。而共和派的角色毫无疑问揭示了为什么无产阶级还不是法国最大的革命力量，因为连反动的那个阶级，本身都还没有掌握专政武器，矛盾也还没有摆上台面。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当一个身为社会革命利益汇集中心的阶级起来斗争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在自己的地位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它消灭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而它自己行动的后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而法国工人阶级不是处于这样的地位的，它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6]

当这样一个阶级上台之后，他势必要变得温情脉脉，扭扭捏捏，因为他竟面临着这么一种情况：“军队、法庭、行政，除了少数例外，仍然是握在昔日的达官贵人手中”；在街头给自己卖命的无产阶级掌握了自己没有且惧怕的国民军队，但他暂不能宣布和无产阶级的决裂；小资产阶级摇摆不定，正以民主派的姿态在共和国分权的一线摩拳擦掌。这个明明是此时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是如此的“孤立”和弱小啊！因此，“年轻的共和国认为自己的天职就是不要恐吓任何人，自己反而要对一切都害怕，而且要依靠柔顺和不抵抗主义来保全自己和制服敌人。”[7]

然而共和派还是有“底气”的，他们认为即将召开的议会就是自己的“武器”，可以为他们在国家政权的初建时期夺得主动。他们的确这样实践了，而且他们天真地以为，把卡芬雅克背地里请进巴黎，让兵痞充当自己的打手，然后在一个团结了所有律师、教士、军官、银行家的议会前面，对着自己昔日的战友行刑——我想这不仅有对无产阶级的真正恐惧，同时也是在试图恫吓这些暗流涌动的宾客们，所以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起义残酷镇压的时候，共和派也就短暂地攫取了权力。共和派的权力是写在宪法上的，他们自以为把握住了宪法就是把握住了国民议会的命门，殊不知他们同步设下了宪法的死局。他们满心欢喜地以为，把卡芬雅克请进来，自己的国家就万事大吉了，全然没有意识到，一个温情款款而一无是处的阶级，当他请客似地建立了新的政权，就会有野心的客人参与其中。对此，马克思评论道：

“虽然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具有极不同的意义，但是所有各个阶级都在自己的选票上连同这个名字写出如下的口号：“打倒’国民报’派，打倒卡芬雅克，打倒制宪议会，打倒资产阶级共和国！”[8]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选举拿破仑就意味着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打倒？这是马克思在两篇论文中所没有完全展露的。简单地说，爆发了无数次革命的法国大地，仍然没有离开国王、贵族和教士。工业资产阶级连巴黎都掌握不了，他们怎么能掌控行省乃至农村？在生产资料上，工业资产阶级完全是仰大金融贵族的鼻息，长期的政治动荡，使得法国的工业阶级有先进的工业成果，而无可观的资本积累。他们的战线不在工厂车间里，因为那工厂车间竟不是属于他们的，如果没有大金融贵族的投资，工业资产阶级寸步难行。而当大金融贵族难以谋取利息时，贵族弃工业资产阶级如敝屣。工业资产阶级当然发怒了，所以他们把责任扔到国债和奢靡的王室身上，却不敢摧毁路易·菲利普的债台——他们还要恭恭敬敬地接过来。接过来的代价，就是反动地把那些王室都不敢想的租税和高利贷拿回来了。这样一来，农民们不高兴了，租税都是要从农民头上出的，如果负担不起，那就只能将土地变卖出去，交到别的什么阶级手上，进入城市，成为流民。如果工业资产阶级有足够的资本实现扩大生产，流民就成为了产业工人，扩充了资产阶级的实力。但法国目前还有五百万孩子生活在贫民窟里，工业资产阶级哪里有那些闲产来为那么多流民托底呢？他们这个时候又必须求助于能稳定局面的金融贵族和军队了。然而，金融贵族嫉恨于政权蛋糕的减少，军队并没有得到军国主义战争的许诺和恩惠。只要哪个阶级一抬手，所有的阶级稍微响应，法国共和派的统治就要倒塌了。

共和派是否对此不知情？其实，共和派的智能就像资产阶级的发展水平一样高，遗憾的是，他们眼高于顶，脱离实际，只好寄希望于混合的议会制总统制，他们天真地幻想，这么一来所有的派别都能在议会里满意，而那位代表不发声群体的总统，也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但只要有那么一位平庸但有号召力的野心家担任总统，挑动了议会中不和谐的力量，议会自己，就要灭亡了。

（四）拿破仑观念

挑动历史，似乎需要的是一个伟大而高尚的人。但有时候，一个伟大的背影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年轻的路易波拿巴亲王，也正是在这样的伟大背影下成长。其实他早就已经开始利用这个姓氏和叔父的名字捣鼓了。为了证明自己的禀赋，他开始专门研究自己的叔父，为此写作了专著，以求找到二人血缘中传承来的“英雄气质”。他从1836年到1846年，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革命之路”。有趣的是，他甚至都不是一个法国人，它是一个归化了瑞士的英国地痞，从事一些莫名其妙的写作。在长达十八年的政治野心生涯中，最多的时候动员起了几个团级军官。可当法国陷入乱糟糟的困境时，他却回来了，一步登天，成为了总统。

是谁给法国人施了魔咒吗？当然有，那就是拿破仑的幽灵。恩格斯指出：“路易·波拿巴胜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住法国社会斗争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

拿破仑对于法国的意义，不啻再造，环顾三十年中，你在法国还能找出哪一个调和众口、稳定国内外局势，又扬眉吐气的英雄？拿破仑身后，他和他侍从们的回忆录声名鹊起，死掉的拿破仑比活着的拿破仑还激动人心。那些赶走他的家伙心里也为他激动起来，所以有人说：

“拿破仑一年比一年高大起来···这部拿破仑的历史···它是全国人民的历史。”[9]

从梯也尔到剧作家，从军队到流氓，只要提到拿破仑的地方，无不是车水马龙。连1830年代的路易·菲利普，也“背叛”了波旁王朝的血脉，大方地承认：“拿破仑是皇帝和国王，是我们国家的合法君主。”连他的王子，也要接回拿破仑的灵柩了。所以当瑞士人路易波拿巴亲王允许回国时，大家像参观景点一样参观拿破仑的家族和他的侄儿。哪里像个在国外乞食的痞子，分明就是下一个奥德赛！不要说路易本人，就连那些拿破仑手下遥远的没边的士卒，也会在1848年的大选中夸耀自己，是皇帝的下属、是皇帝的士兵。俨然，如果谁身上没有点拿破仑的印迹，他连法国人民的表率都做不成了。

拿破仑此时在法国俨然是这样一种地位：他是大革命精神的继承人，他的皇位、他的权术都不是封建君主式的，都是共和式的。所以当人们在二月革命中，工人竟然也会喊着“拿破仑万岁”当口号而穿街过巷；他是民族原则的捍卫者，滑铁卢的失败，很快就因为资产阶级新政府的重大失败而烟消云散了，反而有孤胆英雄的悲壮气质；进而他的胜利代表了法国的骄傲、他的统治代表了和平与秩序。路易波拿巴的回程，雨果的控诉，人民的好感，没有一件事情和拿破仑无关了。拿破仑的协和力最终是这样表现的：

“我宁愿挑选路易·波拿巴，我相信这个名字有威望，得民心，它会更好地通过协调各个党派为巩固共和国服务。”

那么，拿破仑观念就完全是这样的英雄赞歌吗？难道高唱着歌，接受百姓的簇拥，法国就接受了这样的总统吗？到底什么是马克思说的：“法国人在从事于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要知道，那时候活着的波拿巴，可不仅有这样一位敢于出头的小丑而已。城市工人高呼拿破仑万岁，走向投票站，无非是因为他们必须要选择自己的代表者，不愿意接受刽子手卡芬雅克罢了，他们除了选拿破仑，还有什么是可以做的？资产阶级不喜欢路易波拿巴的德性，但是他们也承认，没有人可以孤身地在玩弄过七月王朝之后，站在法国人民面前，大谈捐税。所以根本上来说，路易·波拿巴是那些不愿意做皇帝的保皇党人最好的皇帝，所谓的王朝复辟，只不过是恢复高利贷国家的正常运转罢了——只不过新的把戏需要换一套装备。

当然，不是没有阶层被拿破仑观念吸引了，也正因为路易·波拿巴握住了这些阶层，上述各怀心肠、处境不一的法国人才会接受他——是农民敲着鼓点把拿破仑抬进爱丽舍宫的。那些依赖于一方自由经营的小土地上阳光、雨露和葡萄美酒为生的农民，感谢大革命对贵族的冲击，感谢拿破仑的民法典，感谢“四方来朝”和永无止境的“胜利”。法律、战争、私有制，拿破仑时代的一切只要都被复刻了，那农民就远离了赋税和债务。法国农民出于自己的阶级利益，需要一个能翻版拿破仑的人，最好是一个波拿巴，在这一点上，其他阶级不得不向他们的人数和声势妥协。

二、波拿巴的诡计

（一）与秩序党的“联姻”

波拿巴亲王只是一个无赖，稍微有智慧的人，都知道他是在消费拿破仑王朝的声威。然而，保皇派的两个主要势力，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却惧于被农民二度掷出窗外，而接受了消费者波拿巴。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阶级，并且直接和他们斗争，没有人调节，没有王冠做掩护···他们才不得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10]

目前，波拿巴在他们这里是没有余地的，波拿巴除了城市流氓和进不了议会的广大农民，什么都没有。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三个势不均等的人走到一起，纯粹是因为当波拿巴接过总统权杖的时候，全国的局势就归于平静了，正统派能继续收租，奥尔良派也能继续开张。因此，波拿巴的嫁妆是法国，他送出的彩礼，也是法国。

秩序党不仅得到的是内阁，也得到了排除全法国异己的机会。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尚加尔涅的正规武装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也是波拿巴的。巴罗内阁一登场，主要的事就是内耗了。但如果他们没有开始内耗，波拿巴也无法重拳出击，粉碎那些碍事的共和派、民主派。因此，只需要秩序党随意干点儿什么，激怒议会中的民主派，再借助议会和正规军的力量，在众目睽睽之下“粉碎”民主派的“阴谋”，这事儿就办成了。罗马远征之后激起的六月民变，波拿巴就是这样悄摸地减损了秩序党的信誉，又赶跑了自己的敌人。而由于正规军开进巴黎，看起来是议会指挥的收编行动，实际上也替波拿巴拿下了民主派的“依靠”——国民自卫军。这么一来，秩序党面前“一马平川”，他们又开始互相攻讦，静静等待着不需要总统的那一天。这是多么巧妙的“互相利用”啊，包括秩序党在内，一切阻碍波拿巴的势力，都快要灭亡了。

（二）议会病

如果秩序党还想依赖议会制度和宪法进行什么统治，那么这个摧毁了议会其他势力的内阁，取得胜利的同时也抽掉了自己屁股下面的凳子，拿破仑就好像送了受伤的民主派一份灵药似的，解散了巴罗的内阁。失败的共和派和民主派，以及现在的秩序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纷纷传染上了一种病——“议会病”。

工人阶级是没有这样的病症的，他们中妄图挤进议会的那些代表，在1848年6月就被资产阶级“教做人”，他们除了仇视议会，没有对议会有任何好感。最早是共和派资产阶级和民主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染上这种病。但他们对于议会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以山岳党人为代表的民主共和派，早已经背叛了广大的无产阶级，他们在议会当中赢得了议席，却从来没有捍卫议席的社会基础，所以他们稍微有点举动，就反过来被天生敏感的议会制度收拾了。如果说，议会制度还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的话，那就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需要他们做一剂抚慰革命的润滑剂，去去火。最早占据着议会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妄想打倒大地主、大金融贵族的统治，他们希望议会调动卡芬雅克和国民自卫军，使议会成为捍卫自己权威的堡垒，可他们举起屠刀后，就已经众叛亲离了，波拿巴的当选证明了法国社会宁肯要流氓的协和，也不需要一人的共和。病得越深，他们就越想呆在议会里，最后要么被议会赶走，要么干脆没有了议会。

最后得上这一病症的是秩序党，到了波拿巴原形毕露的前夜，秩序党“甘心”放弃任何一顶王冠，坚守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国民议会的岗位上。他们的“甘心”也不是真正的甘心，只是因为，如果任由波拿巴的杂种王朝咕咕落地，那么秩序党站在台前的人，都有脑袋落地的危险。只有共和制度还存在，那么秩序党就能躲到议会的背后，用议会的盔和盾，实施自己想要的那种统治。只要共和国存在，秩序党的专断就不会是波拿巴的专断，秩序党也还有可能把波拿巴赶走。[11]但正因为迷信“议会”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当尚加尔涅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时，他们对于尚加尔涅的动员和罢免置若罔闻。马克思没有细说背后的因果，马克思认为尚加尔涅的军队是动得的。但是在秩序党的声誉大减，波拿巴在法国人民面前仍然温情脉脉、伪善谦卑的时候，秩序党动用军队和国民警卫队，无异于在“求安宁”的口号下出尔反尔，置随时爆炸的民意于不顾，加速自己的死亡。所以，这个军队是动不得的。更要紧的是，巴罗内阁解散后，法国庞大的行政机器找不到一个人站在秩序党这边，秩序党的一举一动，都在五十万双眼睛的窥伺下，危险，他们非常危险！

染上议会病的人，大多都是走投无路选择了议会，议会却加速了他们的死亡。原因为何？首先，法国并不是一个理想化三权分立的国家，在这个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的经济结构却附痈着集封建、专制、恐怖于一身的国家行政机器。由千千万万小农构成的国家，因为其对于土地的依附性，使得国家需要成为强有力的暴力税务和放贷机器，而站在顶上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们，又非常依赖这套机器随时随地大运转，在这里只要农民安分守己，法国就随时进行着钱生钱的繁荣，资本主义也因为高利贷和奢侈品而变得生生不息了。设计议会制度的共和派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国家并不是共和派说了算，他只能委曲求全地将行政机器送给总统，希求总统的支持，然后在自己下场监视总统。可是，国家是靠行政机器在运转，谁掌握行政机器，谁就有政治筹码，议会只要没有一个议员强势的内阁，他谁也监视不了，只能启动没有意义的弹劾和否决。

其次，资产阶级议会能够运作的核心，是因为他是资产阶级内部达成协议的代表体系，无论是与谁达成的协议，你走进议会，你就有所代表。共和派、民主派到秩序党，他们最后都沉迷于党争而不是去团结自己的群众基础，他们在议会中发表的每一篇讲话，最后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座位，而与外面的、支持自己的群众没什么关系。最后群众一看，关心自己的只有波拿巴，所以当波拿巴对议会挥动屠刀的时候，没有人关心那些衣冠楚楚的老爷们。抛弃议会，资产阶级才能有活路。议会病的病亡，就是所有讲空话权力的下场。

（三）黄袍加身

某一部著名的动画片曾经说过：“要用魔法对抗魔法”。近四年的总统任期，足够把一个流氓培养成一个巨型流氓了，波拿巴就是这样。他首先是用法国的空头支票做彩礼，许诺一个协和的法国，换取一个乱哄哄的法国嫁妆，之后又是躲在秩序党的后面，扮演着伪善的白脸。演到一定时候，波拿巴坐不住了，一方面，秩序党看波拿巴不顺眼，不会允许他把自己的专制权力夺走，不会允许他的“杂种王朝”落地。另一方面，波拿巴个人的债务属实庞大，和法国所承受的债务一样，如果秩序党动什么手脚，混乱的法国和流氓的波拿巴都承担不起债务崩溃的恶果。

路易·波拿巴打算改名换姓，黄袍加身了。他所依仗的方法有二，其一是用总统制对抗议会制，争取到议会制灭亡的民意；其二就是伪装为革命和紧急事变的阴谋，前者和资产阶级中的支持者有关，后者和流氓无产阶级有关。资产阶级想要的就是秩序，没有秩序，在风雨飘摇的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议会对行政权的阻挠就是不可容忍的，他们的阻挠意见和外界资产阶级的秩序观是冲突的，波拿巴化妆成秩序的化身，捏住了嗷嗷待哺的资产阶级的命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就不会在乎他的两面三刀了，谁先因为自私能被喂饱，谁就能活下去。所以他们默认，乃至希望波拿巴赶紧终结这种议会的恐怖。而早已从首鼠两端中尝到甜头的波拿巴，在之后的长时间中是不会怯于这种流氓但有用的政治行径的。

所谓“马背上的圣西门”，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另外一个名字。波拿巴的流氓习性在于他能团结最封建和愚昧的一批无产者，让他们心甘情愿为自己卖命。在自己嗅到空气中有可乘之机的时候，就会把他们组织起来。这个机会，就是尚加尔涅的罢免。过去弱小的波拿巴派，现在已经成为了让巴黎人心惶惶的十二月十日党人。因为秩序党一无所有，几个流氓喝高了酒，就可以在12月1号发动事变了。而这场事变没有影响到其他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当未来的皇帝承诺继续秘密投票的时候，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回家睡回笼觉，拿破仑就这样入主了凡尔赛。

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宿命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倒塌了，但这一失败是它注定的结局。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是一个怪物的胎胞。这个怪物必然叫帝国，或者王国。这是过渡时期的法国，摆脱不了大地主、大金融贵族专制所注定的。但是在孕育这个怪物的时候，不仅有大地主、大金融贵族从古往带来的血，有两个阶级也是怪物的助产士，他们就是资产阶级（包括共和派和民主派），以及小农。前者的怯懦和后者的反动，导致了第二共和国的彻底崩溃，但由于他们的怯懦与反动不可避免，所以也不必寄希望于那个阶级里出现什么天才式的人物，拯救受苦受难的法国人了。

（一）资产阶级的懦弱

无论是大地主、大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还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在那个时代大发展的关头，都是显得“畏畏缩缩”、“不敢向前”。对于大地主大金融资产阶级来说，他们怯懦于表达自己的“野心”，怯懦于真的站到台前去攫取最高权力。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就仿佛德国的威廉一世辛辛苦苦完成了王朝战争，却让俾斯麦去加冕了。他们顾虑重重，丝毫没有经济掌权者的样子。对于工业资产阶级来说，在革命阶段，他们不敢到巴黎的街垒上，是躲在无产阶级的背后取得的胜利，在政权组织阶段，他们长袖善舞，试图把一切人都当作自己的客人，不敢与压迫自己的力量斗争；对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而言，他们的怯懦更加明确，他们怯于真正地去联合无产阶级，发动真正地革命，而当被逼的狗急跳墙时，他们为了自己所幻想的阶级地位，宁肯退出，也不愿轻举妄动。

这一切都与各自的经济环境和政治条件有关，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条件约束”。对于大地主大金融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的统治是反进步的，如果他们稍微激进一些，那毫无疑问名为共和国的专断就会被暴露在外，遮羞布就被揭下来了。更要命的是，假如成功，秩序党内部激烈的分化，只会让正统派和王朝派拼得鱼死网破，没有了安宁和秩序，社会没有了生产，地产和银行，都没有办法运转下去，所以他们是这样迫切地需要国王，但绝对不需要自己当国王。与其说他们在保皇，不如说在保利息和地租。工业资产阶级，此时虽然在突飞猛进，但还没有突飞猛进到他们真的掌握了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的份上，自然，他们能组建的也只是国民卫队，没有能力吞并或者改造旧军队来掌握国家政权的主动性，他们只能在真空期内组织起一个花架子，“礼貌”地请客吃饭。所以等到梯也尔再度掌权的时候，没有人会小看工业资产阶级了，大金融家里面的新贵，不少就是工业资产阶级的成员，到那时候，他们挥舞向巴黎公社的屠刀，还是那样的畏菑和羞涩吗？

真正懦弱的，或者说他们的懦弱真的是一以贯之的，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法国这样市镇星散、手工兴盛的国家里面，人数众多。他们一方面要求的是革命，另一方面要求的是稳定的改良，因为革命是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安宁，进而斩断他们需要剥削别人的生活基础的。在1848年到1852年的闹剧中，小资产阶级既背叛了无产阶级，又在和秩序党的联合中反捅一刀，这种看似自由但实则被更强大的生产者剥削的阶级，充满了保全性命的自私。“一怕尚加尔涅，二怕波拿巴：老实说，这种处境绝不是英雄好汉的处境”。因此，他们只能在狭隘中左右摇摆，他们爱惜自己仅有的处境，表现得像淤泥政坛里的一朵白莲。那么，这广大的人群在法国的政治中就毫无用处。不愿意斗争，幻想着调和的人，在这一场不讲空话的权力对抗讲空话的权力，军队对抗议会对斗争中，这个阶层只能扮演废物、甚至是帮凶的角色。当他们听说波拿巴并不废除匿名投票制度时，看了眼安静的巴黎街道，他们回去睡回笼觉，也就是一件不奇怪的事情了。

（二）小农的反动

波拿巴一贯依靠的是法国的小农阶级。农民是那样的怀念拿破仑，怀念到认为未来的波拿巴皇帝可以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1848年的时候，波拿巴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切，所以他俯下身子，对农民说：“要是你爱你的妻子、你的家、你的土地、你的牝马和奶牛，就投拿破仑的一票。”农民迅速对这种空头许诺做出了反应。这些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问题上懒散的农民，脑子里却意识到自己可以票选出法国人的皇帝，因此当他们内心的自私因此被调动起来的时候，突然从散漫变成了充分武装。因为只有武装自己，才能重新得到拿破仑皇帝时代免除酒税和土地私有权的承诺。而且法国国内越是多这样的小块土地者，就越是能多的被武装起来。他们把自己对剥夺小土地私有、吸吮地租和高利贷利息的巴黎人视为仇寇，所以他们会一贯的支持波拿巴总统，直到他成为拿破仑皇帝。

当然，小农的反动不只是投票的反动，他们的反动是阶级结构、国家权力、天主教和军国主义的反动。他们田园牧歌式的小地主追求，使得他们拒绝联系起来、动员成为一个了解身上背负恩仇的阶级，他们把回归旧式桃花源，当作自我救赎的唯一出路，所以他们不会和共和派联合，也不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而拿破仑皇帝是用强大政府、天主教士、军队扩张来保护农民的小块地的，他们就必然追求这些糟粕事务的还魂。当然，小农阶级的反动，本身是因为法国以大地主、大银行家为基础的社会体系本身就是反动透顶的，封建主义的僵尸操纵着资产阶级的命脉，这具僵尸不倒下，任何法国人都有可能开上倒车。

（三）旺多姆圆柱

因此我们发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必然倒下，甚至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倒下，也是一件计日可待的事情。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拒绝了更深层次的革命，接受所谓马刀秩序下的安宁时，就必然无可阻挠地走上资产阶级专政制的道路。但这样的专政制，却是追求安宁的资产阶级和幻想回魂的农民阶级所欢迎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绝对秩序，也因此成了法国又一次突飞猛进的良药，法国大步走入老牌列强和强盗的行列。

但由于法兰西第二帝国是不图革新、耍两面三刀、流氓做派的，所以当他羞辱一个阶级、拉拢一个阶级，又满足不了所有阶级的要求的时候，第二帝国也必然被掀翻。波拿巴不代表任何阶级，他只能代表他的野心，所以要求他建立所谓资产阶级帝国，从1848年起资产阶级就没有幻想过。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在苍白地抵抗“杂种王朝”的出现，和为“杂种王朝”鼓掌了。因为“杂种王朝”没有选择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靠山，所以一切反抗的力量，只是陷入沉睡，而不是从此消逝。所以当1871年拿破仑三世输个精光时，人们热情地推倒了拿破仑的铜像，再也不提那些法国的英雄之类的鬼话。这也就是所谓的：

“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汪东圆柱顶上被推下来。”[12]

结语：一万年来谁著史？

在文章写作期间，大洋彼岸在进行着另外一场轰轰烈烈的选举。其实到现在，选举的结果仍然没有落地。但比起四年前，今日白宫的主位，更像是一场拙劣的“拿破仑”秀，出任美国总统的那个人，无论是谁，他都只能有限地承担起民望，玩弄着本党派或者本人习以为常的“观念”，最后撕裂了步入迟暮的帝国。而无论民主党、共和党、科技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纷纷都因为力量不足和抗拒进步而躲到一边了，他们能说话的喉舌和真正想说的话，还有不少距离，他们只知道把那些站在表面上的人所不喜欢的表达出来，却不曾表达过最大多数的诉求。这场选举是很搞笑的，国家和人民没有在选或者选不了有代表性的人，他们只能从阶级内部的纸牌指派中，一番比烂，较出短长。背后还有很多有趣的细节，那些细节，都可以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传给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式去深挖。

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说的不是简单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是，那么欧洲唯一的共和政体就不会再半个多世纪中进进退退。经济基础的分析，只是那些众多历史分析当中的一项，了解这些因素去把握历史的循环演进，才能去理解历史的发展，稍微看到一点历史未来的面貌。这是我们再次分析路易波拿巴闹剧所能揭示的方法论原理。而这些方法论原理也告诫我们，这些形形色色的阶级总要在历史中去悲哀地重复，尽管史诗的行距和字数不一，但他们的韵脚，往往再度压准。

参考资料

1【德】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 ，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2【德】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央编译局编译，访问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0/index.htm

3 【法】路易·吉拉尔，拿破仑三世传[M]，郑德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04

4 周石峰：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的元批判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新释[J],理论与改革，2020.01,P22-32。

5 骆幼玲：拿破仑传说与路易·波拿巴的上台[J]，法国研究，1984.02，P58-61。

6 周勇胜：拿破仑观念是波拿巴政变成功的秘密[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01，P99-105。

7 陈瑛：改造和提升小农伦理——再度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J]，伦理学研究，2006.02，P1-5。

8 郑寰：马克思论秩序党人的失败——再读《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J]，科学社会主义，2017.04，P128-133。

9 何丽野：马克思在农民问题上的思想变化及其意义：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删节说起[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01，P78-83。

10 张政：马克思文本解释的戏剧进路 ——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例[J]，江海学刊，2019.05，P72-77。

11 祁涛：论结构的历史与情势的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历史线索及其哲学遗产[J]，复旦大学哲学院，P18-25。

12 林寿晋：一八四八——五一年的法国革命[J]，史学月刊，1953.11，P5-9。

13 列·阿·宾德力科娃：法国二月革命前的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02，P52-82。

14 秋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导读，访问于激流网：http://jiliuwang.net/archives/74053，最后访问日期：202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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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 ✎ 帝企鹅

本期编辑 ✎ 张子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