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 胡适与周德伟

台北紫藤庐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学术界通过对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开始追寻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到1998年前后达到一个小高潮。然而，当时中国学术界所找到的自由主义传统，不论是《新月》时期的胡适、罗隆基，还是《观察》时期的储安平，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拉斯基的影响，而拉斯基的理论并非纯正的古典自由主义。

拉斯基是英国工党的理论家，其思想带有左倾色彩，基本上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的诉求无外乎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宪政与经济制度上的计划经济。他们是政治、思想上的自由主义者，但在经济上，却轻视私有财产，漠视民营经济，这些都表明他们不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

对此，人们禁不住要问：民国时期有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吗？他们有什么主张？

民国时期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是哈耶克在中国的两个学生。他们分别是周德伟与蒋硕杰，可惜当时两人在知识界的影响还相对边缘，没有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蒋硕杰在1940年代的《新路》上曾有文章指出计划经济的危险，他是坚定的市场经济的捍卫者。

比蒋硕杰更早宣传哈耶克主张的则是周德伟。作为哈耶克的第一个中国弟子，当民国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还沉浸在拉斯基的思想世界的时候，1930年代的周德伟已经在其创办的刊物《中国之路》上阐释哈耶克的经济主张了。这时的周德伟默默无闻，无疑处于思想界的边缘，而他的老师胡适则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领袖，两人的地位与影响力都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对自由主义的领会与体悟方面，似乎周德伟更胜胡适。

1949年之后，在与胡适的交往中，周德伟成功地影响了胡适的自由主义理念，使晚年的胡适开始走向古典自由主义之路。晚年胡适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社茶话会”上对计划经济的反思，对曾经颂扬社会主义的公开忏悔，这些都受到周德伟的影响。

作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晚年胡适的这一转变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这意味着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开始从计划经济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始真正领会到私有财产在捍卫自由方面的重要意义。考察胡适与周德伟的关系，可以让我们看到胡适在这方面的思想转变。

胡适对周德伟的影响

周德伟，湖南长沙人，生于1902年，比胡适小11岁。1919年，就读于湖南长郡中学的周德伟开始阅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读过此书后，周德伟将原本零碎杂乱的国学知识系统化了，那时的周德伟可以说是无条件地同意胡适的论断。

1920年，周德伟考入北大预科，虽然那时胡适在北大推广白话文运动，但此时周德伟受业于林损、刘文典、单不厂等国学名家，这奠定了周德伟良好的古文功底。以后周德伟在作文时喜用半文半白的话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思想在社会上的流传。

虽然林损每次上课时都诋毁胡适，但这并没有减损胡适在周德伟心目中的分量。这一时期，他亲自找到胡适，以求学时的读书问题求教于胡适。从先秦诸子到清代学术，胡适一口气给周德伟开了一百多种书单。面对如此多的书，周德伟根本看不过来，他只是选择性的看了王充的《论衡》和《王弼注易》。在史学方面，受胡适影响，周德伟将读史的重点放在了《史记》的志与年表上，并由此形成了他对历史的特殊癖好。

对于胡适的考证，不论是《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还是《儒林外史考证》，周德伟都仔细看了。对于前两个考证，周德伟一点兴趣也没有，倒是对《儒林外史考证》，因为敬佩《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人格，周德伟津津有味地看完了。

事实上，对胡适做的这些考证，周德伟有些不以为然，他认为作为思想界领袖人物的胡适更应该从事思想方面的建设，不应该将时间浪费在这些意义不是很大的考证上。同样，晚年胡适埋首《水经注》，周德伟对此也很不赞同，他觉得胡适应该负起思想上的领导责任，进而从思想方法上让青年人看清极权主义的本质，由此抵御极权主义的蔓延。

这一时期的周德伟，既读陈独秀的《新青年》，也看章士钊主编的《甲寅》。迥异于当时的一些学生，周德伟似更偏爱《甲寅》，他觉得《新青年》的文笔太泼辣。此外，周德伟此时还阅读了胡适翻译的《实验主义》，此书是胡适老师杜威的作品，但周德伟读后觉得这里面的思想实在太粗浅，与杜威相比，周德伟更偏爱斯宾塞、赫胥黎、亚当·斯密。

此一时期的周德伟，还曾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但因反对阶级意识而脱离该小组。此后，周德伟跟随顾孟余，参加了国民党，并曾在武汉主持《武汉民报》副刊。此后，在顾孟余的提携下，周德伟还曾任职于铁道部。

1933年，周德伟获得公费留英的资格，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此时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有名的教授是拉斯基，而周德伟并不喜欢拉斯基，他跟随经济学教授罗宾斯与哈耶克从事经济学研究。受到这两位经济学教授的影响，周德伟对历史主义及历史哲学重新进行了反思，他觉得胡适似乎有历史主义的倾向，因此在思想上开始远离胡适。1946年，周德伟曾去拜访胡适与周鲠生，此时名满天下的胡适早已忘记了周德伟这个学生了。

两人在许多问题上的共识

虽然这一时期两人在一些思想上有分歧，但在许多问题上还是有很多共识的，这些共识表现了两人的思想卓见。两个人的共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个人主义、联省自治、民主宪政以及儒家传统。

作为自由主义领袖，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大力宣传个人主义。在《易卜生主义》中他曾写道：“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过于把你自己铸造成器。……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而在国民党宣称舍己为群的国家主义时，胡适曾明确反对，他曾有名言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与胡适相一致，周德伟对集体主义的危害看得甚为清楚。他在《功效主义重估》中曾写道：“人民无条件服从，个人必须放弃主动的行动，无条件牺牲自己，成就某一集体。但哪一集体方为合法的集体，方为至高无上之集体，舍武断外实无从决定。故集体主义的教条，必然为排他的，必然为极权的。”

胡适与周德伟在联省自治问题上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民国初期，面对南北两个政府，国民党内部产生了分歧，孙中山主张通过革命战争的方式来完成统一，因此主张北伐。陈炯明不同意孙中山的主张，他主张联省自治。后来因为主张上的不同，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公开化，也就有了“六·一六事变”。

这一时期，胡适曾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陈炯明，并支持陈炯明所主张的“联省自治”。当时，湖南的赵恒惕也是“联省自治”的支持者与实践者，后来来到台湾后，周德伟跟赵恒惕关系比较密切，他曾为赵恒惕写过《赵公八十寿序》。在给胡适写信时，他曾把这篇序一并送给胡适看。

胡适收到这封信之后，曾给周德伟写过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读了你的寿序与长信，也很感觉兴趣，当年我也曾赞成联省自治的运动，也赞成各省制成省宪的运动。民国十一年九月八日我曾在《努力周报》上发表长文，题为《联省自治与军阀答陈独秀》。（此文收在东亚版《胡适文存》二集，台北版，我把政论文字全删了。）回想前事，真如梦境了。”

此后胡适与周德伟两人见面，周德伟还曾建议胡适把主张“联省自治”的文字补充到《胡适文存》中去。由此看来，两人对于当年的“联省自治”运动都持赞同意见。

另外，在民主宪政这一问题上，胡适与周德伟也不谋而合。

1930年代，当丁文江、蒋廷黻等人都开始拥护新式独裁的时候，就“民主与独裁”问题，胡适与他的朋友展开了激烈辩论，这一时期的胡适是坚定的民主派。对胡适这一时期的表现，周德伟曾回忆说：“在留学阶段中——民国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亦注意国内的言论，发现许多有名的学人也主张狄克推多，心中感觉悲哀，同时也发现极少数人如顾孟余、胡适之先生等，没有从民主政治的阵线上退却下来，聊感欣慰。”

周德伟很早就开始宣扬民主宪政的价值。1928年，周德伟在天津创办《天津双周刊》，在这一刊物上，周德伟写了许多关于民主宪政问题的文章。留学归来后，周德伟在湖南大学教书期间创办《中国之路》。在这一刊物上，周德伟积极宣传哈耶克的思想主张，向读者阐释民主宪政的价值。可以说，在民主宪政问题上，胡适与周德伟两人都是坚定的拥护者与守护者。

周德伟与胡适在儒家问题上也有很多共同语言。作为哈耶克的学生，周德伟自然不是全盘反传统论者。与之相反，他还是儒家的信徒。学者邵建就曾说周德伟是一个儒家自由主义者。其实，胡适对儒家也抱有同情之了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在给《吴虞文录》写序的时候曾说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结果导致很多人由此认定胡适是儒家的反对者。其实胡适对儒家是很推崇的，晚年的胡适曾多次通过孔子的主张来阐释他的自由主义理念。

1948年胡适写信给陈之藩，信中胡适写道：“对于孔家店，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

1954年，胡适在台湾大学讲演《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看法》，在演讲中，胡适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主要有四个大的事件：“第一是无政府主义抗议的出现，即老子为代表的思想；第二是孔子、孟子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第三是极权政治的兴起；第四是无为政治的代兴。”这里胡适明确地将孔子的教育主张看作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

1959年胡适在日本东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在提到《吴虞文录》的序时，胡适对其中提到的“只手打孔家店”解释说：“中国过去许多反动的东西，都喜欢挂上孔子的招牌，为了打倒这样反动的东西，自然应该打倒这些招牌。这与打倒孔子该是两回事。”

通过以上几个事例，可以看出胡适对儒家与孔子的态度。当然，胡适的这种主张并不代表他赞同儒教。后来台北大专院校校长集会决议成立孔孟学会，打算邀请胡适为发起人。胡适回信拒绝了。信中胡适写道：“我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倡思想自由，思想平等，就希望打破任何一个学派独尊的传统。我现在老了，不能改变四十多年前的思想习惯。所以不能担任孔孟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千万请老兄原谅。”

由此可见，胡适与周德伟都对儒家以及孔子抱有了解之同情，但是对于定于一尊的儒教，胡适则不敢苟同，他担心这会影响到思想的自由与思想的平等。

周德伟对胡适的影响

四九国府迁台之后，周德伟与胡适的交往开始密切起来。在此前后，胡适与杭立武、雷震等人创办了《自由中国》，而作为国民政府公务员的周德伟，则在其住地紫藤庐跟张佛泉、殷海光等学者交流切磋自由主义的理念。这一时期，周德伟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送给殷海光，建议殷海光翻译此书。

殷海光的译本在《自由中国》上连载，这引起了胡适的注意。而在1952年周德伟就曾给胡适写过长信，信中就谈到了统制经济对自由的危害。在1954年3月5日“自由中国半月刊社茶话会”的演讲中，胡适曾念出周德伟信中的一些内容，在信中，周德伟曾写道：

中国士代夫阶级中，很少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趋势；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

这里周德伟已经明确指出，抗战时期的国进民退政策，其实是导致后来经济崩溃的一大根源。

1920年代胡适访俄时曾对俄式社会主义抱有一定的好感与期待，但后来很快消失了，但由于胡适对经济学不够了解，因此，在经济自由主义方面，胡适并没有理论上的自觉。

胡适的这一思想盲点，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殷海光也同样存在。殷海光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序中曾写出自己当时的思想困惑：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正同五四运动以后许多倾向自由主义的年轻人一样，那个时候我之倾向自由主义是未经自觉地从政治层面进入的。自由主义还有经济的层面。自由主义的经济层面，受到社会主义者严重的批评和打击。包括以英国从边沁这一路导衍出来的自由主义者为主流的自由主义者，守不住自由主义的正统经济思想，纷纷放弃了自由主义的这一基本阵地，而向社会主义妥协。同时，挟“经济平等”的要求而来的共产主义者攻势凌厉。在这种危疑震撼的情势逼迫之下，并且部分地由于缓和这种情势的心情驱使，中国许多倾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酝酿出“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根本不通的。这个主张的实质就是“在政治上做主人，在经济上做奴隶”。我个人觉得这个主张是怪别扭的。但是，我个人既未正式研究政治科学，更不懂得经济科学。因此，我虽然觉得这个主张怪别扭，然而只是有这种“感觉”而已，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周德伟推荐殷海光读哈耶克的书，由此解开了殷海光的思想困惑，同样，胡适在经济自由主义上的理论自觉也无疑是受到周德伟的影响。

胡适这篇演讲发表之后，还曾对计划经济抱有幻想的罗敦伟给胡适写信，批评胡适不应大力批评计划经济。胡适曾将此信给周德伟看过，并希望周德伟替自己回复罗敦伟。对此周德伟对胡适说：“私有财产，乃人民保障自由的最大武器，如果没有财产，生产工具被政府集中所有，肚皮给政府控制了，将无任何自由可言。世界上的纯正经济学家，无赞成这种制度的可能及事实。”

此后，两人交往更加密切，可惜这些交流胡适并没有详细地写在日记里，幸而周德伟在回忆中记述了他跟胡适交流的一些内容。周德伟回忆说：

过了几天胡先生又来参加我的晚宴，饭后一个钟头，别的客人都走了，胡先生独留，与我深谈。他说：“经过若干次的讨论及阅读你的著作，知道你有你的思想系统，我现在愿意知道一切来源及背景。”我说：“胡先生的历史癖要以我为对象了。”胡先生说：“你不反对吗？”我说既承下问，当然应供给一切有关的情报。我从古典经济学派谈起，往上溯到休谟、柏克的著作，往下谈到新古典学派、北欧学派、奥国主观学派的著作，又旁溯到康德及晚近的知识论及精神科学的内容，举出了几十种有名的大著。胡先生说：“旧的著作如休谟、柏克、康德、亚当·斯密我都知道了，北欧及奥国经济学派我无力穷追，我感兴趣的是当代学人在此方面的著作，我在这方面太隔膜了，请你开一书单给我，以供返美之后的涉猎。”我遵命开了上文已指出的米塞斯、哈耶克、卢布克的著作，并加上了K.Popper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并说：“除后书外，多少与经济有关系，后书且强烈反对历史主义”。他说：“没关系。”并请我将这些书取出，亲自抄上出版地址，我又谈道：“自英国休谟、柏克以来发展的个别主义及功效主义哲学，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有力武器。不过个别主义另有一支为卢梭及笛卡尔派所代表，过分强调理发的功能，被全体主义者所利用，这是假的个别主义。”胡先生说：“这是崭新的说法。”我说：“一点也不新，哈耶克在社会科学的再革命中已经说出。我最近正着手做一个工作，将英国的经济派的个别主义功效主义，与奥国主观学派的学说结合，成果即将问世（功效主义重估）。”胡先生听了非常注意。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胡适曾通过周德伟来重新梳理自己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后来，正是因为周德伟、殷海光、胡适等人的推荐，哈耶克、波普尔等人的著作开始受到台湾学者的注意，而哈耶克、波普尔等人还曾先后去台湾进行学术交流。到台湾后，哈耶克曾跟殷海光有过直接交谈，而波普尔到台湾后，担任翻译工作的则是齐邦媛，在汉语世界里，齐邦媛是比较早将“Open Society”翻译成开放社会的人。对此，齐邦媛在其回忆录《巨流河》中有生动的回忆。

附：

孙国东：哈氏思想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及其影响

由于无意识形态障碍，哈氏思想在1949年前的中国和1949年后的中国台湾地区几乎为当时的学人同步引介。

据笔者所知，周德伟（1902-1986）可能是最早引介哈氏思想的中国人。作为哈氏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弟子，周不仅于1937年后利用湖南大学经济系主任身份及其创办的《中国之路》平台几乎同步地向学生和大众传播哈氏思想，而且对汉语世界哈氏思想的译介和研究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继周德伟之后，蒋硕杰（1918-1993）于1937—1945年跟随哈氏获得博士学位。作为华人中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学者，蒋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台湾“行政院”经济顾问、中华经济研究院创院院长等职。学界公认，他基于哈氏思想建立的货币金融理论为台湾1950—1970年代的经济转型，甚至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做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深受周德伟影响的后学，殷海光尽管与周无直接师承关系，但他不仅通过后者接触到了哈氏，而且以哈氏理论为主要渊源成为胡适之后台湾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1953年，他在周德伟的建议下将《通往奴役之路》译出，在当时台湾最著名的自由主义阵地《自由中国》杂志上连载。该书不仅使台湾学人拥有了对抗大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器，而且使其逐渐摆脱了在1950年代影响台湾思想界的社会主义情结，开始寻求建构适合台湾的自由社会秩序。其后，由于周德伟和殷海光等的努力，哈氏思想几乎在台湾同步传播。继早期关注哈氏《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反极权主义后，台湾思想界于1960年代后也随着哈氏《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等的出版，开始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关注自由秩序的学理建构。其后，作为哈氏和殷海光共同的学生，林毓生（1934—）在哈氏、周德伟、殷海光等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命题，在汉语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由于有大批拥趸，哈氏本人曾于1965、1966、1975年三访台湾。他不仅与周、殷等人就中国文化传统与自由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而且为台湾学人带去了他最新的学术成果。特别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的第三次访问，他不仅受到蒋经国的接见，而且就土地改革、通货膨胀等热点问题与台湾学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可见，哈氏堪称在当代台湾思想界最具影响的西方学者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就已出版了《自由的宪章》（周德伟译，台湾银行，1970；大陆译名为《自由秩序原理》）、《到奴役之路》（殷海光译，传记文学，1978；张尚德译，桂冠，1982；大陆译名为《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夏道平译，台湾银行，1970）、《价格与生产》（许大川译，台湾银行，1966）等多部哈氏代表作，周德伟、殷海光等也分别出版了《当代大思想家哈耶克学说综述》（正中，1975）、《哈耶克和他的思想》（传记文学，1979）等专著。

19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入，台湾的上述成果也对大陆的哈氏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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