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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政治经济模式的未来,企业如何不变成“怪兽”?

神州日知 祗舍 日知新 2021-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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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神州日知 祗舍

和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分离模式不同,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演化出了另一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中国文明从来没有在知识层面把经济视为一个独立领域,在经验层面,经济也从来不是一个独立领域,政府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己任,同时,也从这个过程中产生政府统治合法性。

社会层面上,老百姓文化心理,直到今天仍然对政府的经济责任抱有高度认同。

确切地说,在东方,经济从来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有效手段。

《管子》首篇“牧民”中,就论述了经济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汉代《盐铁论》,中国基本上对政府的经济责任,及其政府如何承担这个责任有了共识。

(祗舍注:不过,汉武帝晚年下“轮台罪已诏”,使汉朝重新回到汉初的黄老之道,因为汉武帝的国家经济主义维持不下去了,详请参看文末“推荐阅读”第一条。)

这个意义上,中国最好的经济学著作就是《管子》。

今天,西方把中国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

如果梳理一下从汉朝到当代中国的经济形态,就会发现中国几千年来“吾道一以贯之”,存在着一个比较有效的政治经济体制:顶层永远是国家资本;底层都是自由民间资本,中间层即国家跟民间互动合作的部分。

通过三层资本结构,政府维持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履行经济管理的责任。

其中,有四个比较短的时期走了极端,经济国家主义化,国家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市场被有效扭曲甚至被消灭。

这四个时期即王莽改革时期、王安石变法时期、明朝朱元璋的改革以及改革开放前那段时期。

市场存在,但不是西方早期资本主义那样的完全自由市场,而是被规制的市场。

近代以来,西方的市场尽管也是被规制的,但基本上还是资本占据主导的市场,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原则。

经济理论上,西方经济学学首讲供需关系,靠供需调节市场,而《管子》却不讲“供需”,而讲“轻重”,但调节“轻重”的角色是政府,而非市场。

近代以来,在解决“国家与革命”问题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主张,毛泽东等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列宁的学说成功应用到中国革命上,在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中胜出,确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也曾经想继续用“革命”手段来解决“发展”问题,但并没有预想的成功,这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成功。

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一定意义上便是对中国传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回归。

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因为中国不会像这些国家那样,通过简单的政治手段(政治开放和民主化)和“大爆炸式”的经济手段(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和激进私有化)来幻想谋求经济发展。

中国也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因为中国没有幻想通过依赖西方经济来谋求发展。

今天,西方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从西方的意识形态出发的。

另一方面,中国怎么变也的确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

中国还会继续是上述三层资本、三层市场结构,互相协调着往前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不可避免地会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比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7年/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2007年/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等。

中国过去40年基本上没有经济危机,跟这个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控能力有关系。(编者:按照经济学家温铁军观点,建国后曾发生过8次经济危机,详见文末“推荐阅读”第二条)

中国对人类共同体所做的更有意义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中国已有多少人致富,而是已有多少人脱离贫穷。

在过去40年里,中国已经促成7亿多人口脱贫。

这个社会奇迹远比经济奇迹更为重要。

如何理解这个奇迹?

就是这里所论述的中国文明的政治经济观念,及这一观念所演化出来的政治经济体制。

广义而言,东亚经济模式都重视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进而,东亚国家的政府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还做出巨大努力,通过社会建设,培养中产阶层,实现了政治和社会转型。

今天,东西方两种政治经济模式都面临问题和挑战。

西方面临的问题须通过结构性再造来解决,而中国面临的问题则属于在现存结构之上进行调整和改进的问题。

西方目前内部民粹主义崛起,外部经济民族主义崛起,主要是要解决内部经济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经济结构并没有变好。

西方在政治很难作为的情况下,结构性调整光靠经济力量本身很难实现。

北欧少数国家开始试行“一人一份工资”模式,但很显然这也不是什么新思路,而只是福利模式的扩大版。

西方如何能够像当年建设福利国家那样,再次进行重大改革和调整来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再平衡,有待观察。

对中国模式来说,经济发展一直是政府的责任,这一点不仅不会放弃,而且会更加巩固。

中国可以改进的地方也很多,但主要是围绕三层市场之间实现平衡这一目标。

无论是国家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还是市场主义占据主导地位,都会导致失衡,进而发生危机。

如何实现平衡?这需要产权、法治和政策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

政府更须赋权社会本身培养自身的发展能力,包括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使得社会有能力平衡资本的力量,而不是仅靠政府平衡。

祗舍点评

其实,不论西方还是中国,随着企业的社会职能越来越重,原来的一些政府权力已被企业所代替。

所谓社会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企业要以社会利益为首,经济利益为辅,股份制就是实现形式之一。

政府的责任,就是立法规范这些企业的行为。

这次美国政府停摆,国内多是看热闹和冷嘲热讽的,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美国政府停摆更告诉我们,一个社会没有了政府,也不会陷入大的动荡和动乱。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美国是“大社会,小政府”模式,很多管理都是有社会自身来管理的。

而且,想象一下,一个社会如果为一个组织所控制,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因为,一旦这个组织出了问题,这个社会都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不恐怖吗?

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很多,一个王朝灭了,社会就陷入动荡动轮,如果社会是多中心管理的,至少会减少动荡和动乱。

所以,未来中国,不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发展方向是向社会企业迈进,尤其是一些有关社会利益的大企业。

近年来,向一些大型的互联网企业,不论是谷歌、脸谱、推特,还是百度,阿里巴巴等,如果这些企业以盈利为第一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企业发展要以人为本,也要为人服务,否则,沦为“怪兽”和“邪恶工具”,的确人类承受不起。

所以,未来社会,社会企业应该占据主导地位,其它企业则为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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