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放弃独立思考的人，以后将成为被圈养的小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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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祗舍 来源：扬子晚报

“郑永年”这三个字在中国的政界、学界都不陌生，他是久居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也是一个生于农家并一步步成长为世界著名学者的“励志”典范。

最近，在新华报业集团主办的“史诗40年·改革再出发”高峰会期间，扬子晚报记者面对面采访了郑永年教授。

眼前的他温文尔雅，思维敏捷，他的思想深刻睿智，在采访过程中，还带有对年轻一代的人文关怀，他希望年轻人保持独立思考，放下手机，远离社交媒体。

“阴错阳差选择了当前的研究领域，但我对这样的‘命运安排’很满意，因为做学问只需要跟自己较劲就行，不用跟别人争斗。”郑永年说。

郑永年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说到自己的成长经历，他对扬子晚报记者说，自己1962年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村子里，家中世代是农民，父母都不识字。

由于父母要种地没时间带孩子，所以，5岁时自己就去读书了。

“那个年代农民生活非常艰苦，村小学只有1位老师，不仅算数、语文、体育全都教，而且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

郑永年读完初中和高中后就直接回家务农了，恢复高考之后，他通过广播知道了这一消息，并在1981年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的分数到了北大线，本来想选的专业是中文系或历史系，招生老师来的时候，村里没电话找不到我，班主任就为我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郑永年说，对于这样的“阴差阳错”自己很满意，因为做学问不用总想着击败别人，自己跟自己较劲就行了。

到北京大学报道时，郑永年19岁，他是用扁担挑着木箱和铺盖去的。

“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去北京。”郑永年说，刚去大学觉得自己很傻，自己什么才艺都不会，也不感兴趣，只能去读书，一个学期后考到全班第一名。

四年后被保送研究生，之后，又去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在那时，他对研究中国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

博士毕业后，郑永年去哈佛大学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机缘巧合加入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所。

工作几年后，他去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想组建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并在那里获得了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的荣誉。

2008年，他从英国回到新加坡后，开始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对中国的研究力度日益加大。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现在我的户口还在老家，你可以叫我失地农民。我的文章都很土，写作标准就是让农民也能看懂，其实没必要假装自己很有学问，然后说一些大家都听不懂的话……”

一步步从农村走到国际知名学者，这一路走来，旁人都会觉得很不容易。

当扬子晚报记者问，你觉得哪段学习经历最辛苦时，郑永年哈哈大笑：“很奇怪，现在的人都觉得学习很辛苦，但我从来没有这么认为过，到北大以后，我曾感慨，读书怎么那么容易啊，远没有务农辛苦。而且，如果学习的是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你不会觉得辛苦。”

郑永年告诉扬子晚报记者，去普林斯顿大学的那一年比较难。

“我以前倒是知道电脑长什么样，但从来没摸过，用电脑写东西太痛苦了，我第一篇文章用中文写，然后翻译成英文，后来发现两种语言思维方式完全不同，就逐渐改变了……”郑永年说，刚到那里的前几个月都不怎么说话，老师鼓励说“open your mouth”！

然后，发现其实张嘴说话后，进步就很快。

“你看旅游景点的小商贩，英语说得也很好，因为要接待外国游客呀！这是一样的道理。”郑永年说，自己甚至也学过日语、法语，后来经常不用也就忘记了。

这些年来，郑永年教授一直在海外做研究，很多人很好奇他是否已是新加坡公民。

对此问题，郑永年表示，自己还是中国国籍，户口在老家余姚。

他笑称自己是失地农民。

“要想认识中国，首先需要认识中国的农村，农村生活的经历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多启发。”郑永年说，当时博士论文想写中国的农村改革，后来放弃了，因为对农村太熟悉，担心自己的研究不理性，就放弃了。

“直到现在我还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做研究。回国时我主要做到农村做些调研，珠海、南海、顺德那一带我经常去，那里有我设的农村观察点。”郑永年说。

 “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我没时间去回应那些批评我的声音，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整天关注外界的评价，最后什么事都做不成。”

“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有7亿多人脱贫。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仍旧有很大的空间，而制度自信是崛起的重要支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主题演讲时表示，1981年自己上大学时，中国的人均GDP不到300美金，如今中国人均GDP近9000美金，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未来还有很大发展潜力。”郑永年在论坛上分享着他的研究成果。

这些年郑永年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常在报刊专栏和其他媒体发表言论，由于其语言犀利，观点奇特，很多人崇拜他，也有人对他提出批评和质疑。

对此，郑永年在接受扬子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些。

“朋友对我说，你有很多粉丝你知道吗？我说人家怎么说我跟我没关系，上天很公平，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我没有时间去回应那些，并且，这个世界本身是多元的，你得允许别人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但到我们自己这里，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信念，不然整天关注外界的评价，最后，什么事都做不成。”

郑永年说，想开一点，人生态度很重要。

“我的邮箱都公开了，各种声音都能听到，有人说我坏话不必生气，说好话也不用当真，难道说我好话我就可以骄傲不用干活啦？不，还得靠自己吃饭。” 郑永年对扬子晚报记者说，上世纪80年代读萨特的存在主义，对自己影响很大。

“我从不喜欢比赛，也不参加学术论文评奖。”郑永年说，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不是外界的人或物。

“萨特当年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很令人佩服，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自己跟自己竞争，绝不要跟别人比较。”

“我经常不开手机，从来不熬夜，每晚十点半准时上床，睡不着就思考。我建议年轻人远离社交媒体，独立进行思考。”郑永年说。

郑永年每天的作息时间非常规律。

他对扬子晚报记者说，以前都是7点钟起床，8点半上班。

“但现在年纪大了，动作慢了，每天6:45起床。”郑永年说，每天走路上班，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之后，做研究时是中英文交替，“中文写累了，就写英文，然后，循环转换思维。”

他告诉扬子晚报记者，自己从来不熬夜，每晚十点半准时上床。

“有时候，就静静的思考，早睡早起。” 目前郑永年写和编的学术著作加起来已有70多本了，但这都不是熬夜写出来的。

“熬夜之后，第二天的状态会很不好，效率也低。”他说，其实，坚持下去很简单的，比如，每天只写两页纸，日积月累，就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郑永年对扬子晚报记者说，自己经常不开手机，而是专心做研究。

“说到这里我其实很担心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人都放弃了思考，每天拿着手机、混迹在社交媒体上，浪费着光阴。”郑永年说，很多国家的年轻人都这样，自己感到忧虑。“社会在进步，而我们却放弃了思考。”

他告诉扬子晚报记者，自己一直在观察社交媒体，“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我写过关于技术赋权的书，当时，很乐观，觉得技术可以代替人类的双手双脚，将人类解放出来，但现在看，如果让技术也代替我们的大脑去思考的话，后果很可怕。”

“以后，很有可能一些人越来越聪明，而大部分人变成笨蛋，越来越不会思考了。”郑永年说，自己正在构思一本书，叫《羊圈社会》，放弃思考的人，以后将成为被圈养的小绵羊。

“人跟动物不同，人类会思考。所以，如果你让我对年轻人提一些建议，我希望他们离开手机，学会思考。如果让机器代替人来思考，将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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