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嘉书摘】电影《生活的颤音》拍摄花絮

史钟麒不仅是样板戏《白毛女》的主要演员之一，1976年之后他成为活跃的影视舞三栖演员，主演了《生活的颤音》、《丹凤朝阳》、《逆光》等多部颇具影响的电影。本书的第十章中，他详细回忆了被吴天明导演挑中，出演《生活的颤音》男主角、小提琴家郑长河的情形，以及电影的拍摄经过。本文摘自回忆录第十章《从舞台走向银幕》。

初识导演吴天明

1979年春节过后的一个上午，我像往常一样，练完功后回宿舍里休息，准备下午的排练。中午时分，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英语课的节目，有人急促地敲房门，打开，是同班的同学。他气喘吁吁地对我说：“电影厂来了一个导演，来这儿为即将开拍的影片找演员，说要找演员队里会拉小提琴的，同学们立刻告诉他你们兄弟俩都会拉琴。刚刚有人去找阿二，他不在。导演此刻在业务教室204教室等着我回话。”“哪个电影厂？”“好像是西影。你快去啊！”“要带什么东西吗？”“把你的小提琴带过去。”说完，转身离去。

我立即合上书本，从壁橱里拿出久已不拉的小提琴，关掉收音机，关上门。业务教室离我们寝室只有数十米远，最多不超过三分钟，我就跑到了204教室。推门进去，一个陌生男子背对着门和大家聊天，四周围了一圈等着看热闹的同学。陌生人指手画脚，大家津津有味地听。一个同学回头见我进去，转身告诉陌生人说阿大来了。陌生人停止了说话，把目光转向了我，对我很快瞥了一眼，然后对我点了点头。同学把我介绍给导演，导演上来与我握手并做了自我介绍。

电影《生活的颤音》海报

见他敦实的个头，穿着咖啡色的绒衣，领子略敞，黝黑的肤色，话语中带有浓重的关中口音，肩上还背了一个挎包。他就是吴天明，一位把我领进电影圈的贵人、启蒙者给我的第一印象。

他是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

西安电影制片厂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一方重镇。吴天明是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而他导演生涯的起步，便是这一次与滕文骥联合执导《生活的颤音》。他来上海，目的是为这一影片选角。他的出现，为我的艺术人生增添了永不消逝的华彩，影响了我以后的所有艺术实践。

WG开始后，培养电影专门人才的机制全部打乱，十年中，不少正当年华的电影演员失去了在银幕上一展才华的最佳机会，反而让许多与电影毫无关系，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有了在影片上露脸的机会。1976年后，电影厂恢复运作，人们从万马齐瘖的环境中解放了出来，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因为大量的新剧本上马，需要很多男女演员，而电影厂的演员剧团青黄不接，难以物色到合适的，只能到社会各界去找。当时脸蛋漂亮点的年轻男女，只要信息畅通，不难得到试镜的机会。无论你是工人、知青、在校学生都有可能被选上。后来不少卓有成就的演员，像刘晓庆、陈冲、陈烨、张瑜、龚雪、张金玲、程晓英、李小玢等，她们的事业都是起步于那个年代，而这些著名的演员，并没有几个上过专业影视方面的院校。

导演吴天明

吴天明往前走了几步，转身叫我过去，一面聊了几句，一面扫视教室，接着一个人走进我们的更衣室，我跟着他进去，见他饶有兴趣地看着靠墙的两排更衣箱。数秒钟的安静，他要我打开我的更衣箱。我拿出钥匙打开了我的更衣箱，他发现里面竖着羽毛球拍，若有所思，闭口不语。一会儿，转过身来问我，你喜欢打羽毛球？我说是的。然后他要我按照他的要求表演一个即兴小品：一个男舞蹈演员从外面进来，掏出钥匙打开更衣箱，非常熟练地拿出羽毛球拍子，在手上转了几下，然后坐在凳子上准备换球鞋。刚想解开皮鞋带，忽然想起什么事情，猛然站起，把拍子扔进柜子，甩门，大步离开。

他解释得很详细，我非常认真地听。

场景极为简单，动作提示也很清楚，这其实是一个以形体动作刻画心理活动的练习，如果加上前后戏剧的渲染，就会让观众跟随你的节奏进入导演设计好的情节中。这就要求表演者掌握好节奏，一张一弛，交待清楚而又不夸张。这些要求对学过表演的人来说应该是极为简单的，对戏剧学院表演专业出身的演员就更是小菜一碟了。我学的是芭蕾舞，照理也应该学一点表演课，学校春季班曾经短暂地上过这样的课，可是我们小班无缘。我们大部份演员，无论在教室里还是在舞台上，表演中都是依据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动作有相对固定的模式，剧中人物的互动，也在音乐的氛围里进行。而这种哑剧表演，没有程式可循，关注点是带有内在节奏的“动作”，而不是包含心理活动和表情转换的“表演”。 

《生活的颤音》中的郑长河与徐珊珊，这是动荡十年后中国银幕上第一个接吻镜头

在大家的注视下，我稍微安静了一下，调整了一下情绪，开始了我此生中第一个接近话剧的小品。同学们闪到边上，屏息围观，导演全神贯注。我自认为按要求做了一遍，心中十分紧张。周围太安静了，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脏跳动的声音，那种僵硬让我连走路都不协调了，节奏就更无从谈起，平时常握在手上与同学对垒的羽毛球拍，那一时都拿不顺手，看上去是那么别扭。导演一言不发，直到看我演完从更衣室疾步走出，才把我叫了回来。

他久经沙场，看到过像我这样儿童学步的人多了去了。我内心的紧张贯穿在每一个动作上，别人也许看不出，对他来讲是完全透明的。于是他给我仔细讲解，特别是几个关键点，边说边示范。在换鞋时情绪突变，摔拍子走人那一瞬，他做了好几次。我按照他的指导要求，重新酝酿情绪，做了第二遍。这一次心中略微有底，至少不再那么紧张了，在快步离开更衣室时，我猜想导演不会满意，可能还会再让我演一次，或者干脆把我给毙了。阅人无数的导演，会不会看中我这个这连菜鸟也不算的小子呢？

出人意料的是，他大概感到我这一次在某些方面和第一次有所不同，算得“可塑之才”，竟没让我出局。当天我的一个邻居曾洪生也因有事来找我们，他成了我的邻居中第一个看我做小品的人，他事后对我说，你前后两次的确完全不同，我看见导演在你表演第二次的时候频频点头。接下来，导演要我拉一下小提琴给他看。

我们同一届的舞蹈演员中，自己学拉小提琴的只有我和弟弟两个，不为别的，只是兴趣使然，这也是我俩诸多兴趣中的一个。弟弟一直没有中断，琴拉得很不错，如果今天他在的话，就轮不到我来拉琴了。后来我演出渐多，又花时间学英语，琴被束之高阁。多年不练，把位，指法，弓法都已完全生疏，大概唯一可取的是姿势还不赖，这应该是舞蹈演员动作容易协调的关系吧？我把带去的琴从盒子里拿出，调整了一下琴弦，把琴夹在脖子上，调整弓弦，拉了一个简单的曲子，但音准实在刺耳，不忍卒听，我停下来想做一些调整，再拉。导演制止我说: “就这样吧。”说着，他拿起背包：“我回去和滕文骥商量一下，过几天再与你们联系。”告别时还特别问我：“弟弟什么时候回来？如果可以，我要把你们两个都带走，多一个备胎，可以在两地同时开镜。”后来他还真的没有忘记这个玩笑之语。有一次我在北京拍完外景，转西安拍内景之前，回上海稍事休息，几天后坐飞机回西安。中国那时候飞机航班很少，大都不准时，飞机也都很老旧。我坐的那架飞机是前苏联双翼安东诺夫什么型号的，螺旋桨动力，飞得又慢又颠，响声特大，出发的时候因机械故障，耽搁了很长时间才离地。那边西安剧组的剧务按时去机场接不到我，以为飞机出事了，打电话回去报告，弄得剧务主任急得跳脚，吴天明在边上不忘幽默：“别着急，万一老大出事，我们还有老二。”

在电影中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奏

吴天明导演来后的一个星期，团领导把我叫去，告诉我说西安电影制片厂要我去那儿试镜，团里已同意，让我与吴天明导演直接联系。又过了一两天，吴天明替我买好机票，我们一起飞西安。飞机上，吴导演把此次电影筹备的详细情况告诉我：片名是《生活的颤音》，剧本是滕文骥写的，滕文骥和他联合导演，他负责其中一些场面的拍摄。他为寻找片中的主要演员已数次出西安，日子已不短，去了全国各专业院校、话剧演出团体，挑了很多演员，除了主角郑长河，其他演员大都已定下。郑长河一角虽然有备选名单，但都不是十分理想，会拉琴的，表演略有欠缺；表演专业出身的，不会拉琴，导演最为关注的还是银幕形象。影片中第一主角是小提琴演奏家，“小提琴”在剧中的份量相当重，拉琴的镜头会采取很多特殊的机位来烘托气氛，还有很多特写，如果让一个不会拉琴的演员摆样子，单是持琴、持弓的拙劣姿势，就会使影片大为减色。现代电影，在最后剪辑时，通过移花接木把别人拉琴的镜头接入也不是不可以，但效果会差很多。对此，滕文骥是绝不会通融的。在找到我之前，他有意让“中国第一小提琴”盛中国亲自出演。他和盛中国是很要好的朋友，但出于各种原因，盛中国无法应邀出演，但允诺在拍摄过程中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吴天明特别强调说，这是滕文骥第一部自编自导的故事片，找不到合适的演员，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会轻易开机。

第一次出镜

我在整片中第一个镜头，第一场戏，是在北京闹市王府井开拍的。剧情是“我”（男一号）被众打手尾随，我越过栏杆，消失在百货大厦内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经过伪装的摄影镜头安装在不受人注意的地方，剧组的工作人员也夹在人流中。一场戏拍完，很多顾客当上义务“群众演员”却浑然不觉。

同一天晚上，拍了另一组镜头: 在躲避跟踪的打手的路上，“我”疾步走着，在一个胡同的入口处与女一号徐珊珊撞了个满怀，我满怀惊恐地道过歉，转身欲离开。徐珊珊向我身后看去，一辆汽车突然停下，有人下车搜索，她立刻明白眼前发生什么，扭头拉着我的手臂，往她家跑去，终于脱险。扮演徐珊珊的冷眉，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演员，已有拍电影的经历，驾轻就熟，但我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拘谨，放不开，顾此失彼。冷眉很热情，配合我排练多次，教我走位，给我讲要点和诀窍，导演更是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说戏。每一个镜头，都经过对光、测距、走戏，才正式拍摄。拍完一个，导演会问各部门情况如何。拍了好几次后，导演终于说了一句：“今天就到这儿吧！”低头看手表，已是凌晨三点。

史钟麒扮演的郑长河

《生活的颤音》是当时西影厂的“重点中的重点”，厂里对影片的拍摄寄于厚望，能否让西影厂站上一个新的台阶，全看年轻的导演们如何演绎他们的作品。影片以彩色片的现实开头，以黑白片进入对WG的回忆，最后又以彩色片回到“眼前”，艺术上称之为ABA结构，表面上看，那可算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独创，其实也有不得已的原因。整片预算有限，彩色部分用的是美国进口的伊斯曼底片，价格奇贵。同时，这是滕文骥和吴天明的第一部片子，厂里即便看好此片，但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敢投入太多。没想到歪打正着，一鸣惊人，最后影片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成就了两位导演，让西影厂振衰起敝。这是后话。

      全剧的第一批镜头都是在北京拍摄的。

      那时候不像现在拍电影，有电视屏幕放在导演椅旁随时监控，不管拍几次，直到满意为止；而且是数字视频，后期可做各种调整。那年代受胶片的曝光度和景深的限制，对成焦距离要求很高，演员一个地位没走准，可能会使影像模糊，需要重拍。从拍摄好的胶片到洗成原始影片，又要经过很多工序，任何一处不慎，所拍镜头就会报废，从头再来。为了不超支，厂里严格控制片耗比，整个摄片部门小心翼翼，反复考虑每一个镜头，对一切可能影响最后结果的因素仔细排查。时间的拖沓，间接给演员造成心理负担，特别是对我这个第一次涉足的演员。

      在北京外景地拍完的镜头，底片要送往西影厂自己的洗印车间洗印。第一批镜头送去洗印，摄制组要等洗片的结果出来才能继续往下走。在此期间，摄制组在外景地只能先做另一组镜头的前期准备。所谓结果，涵盖了摄片各个部门，包括演员的表演、灯光的处置、摄影的焦距、曝光度，还有化妆、服装、道具。第一批镜头的好与坏，直接影响拍片进度和厂里领导和各部门对此片的期望值。等得越久，剧组主创人员越是焦虑不安。终于，西影厂传来好消息：第一批的镜头都很理想，不必重拍。洗印车间负责人对我这新人格外注意，告诉滕文骥说，有几个镜头“特别像老戏骨孙道临”，让导演的信心更足，我也大受鼓舞。

      影片前后拍了四个月，有几件事情最为难忘。

 盛夏拍早春

      电影的背景是1976年“四五”事件，以郑长河、徐珊珊与“四RB”爪牙的斗争为主线，穿插男女主角纯洁美好的爱情，表现黑暗年代人民对周恩来总理的无限怀念和对正义的渴望。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聚集，抄写大字报，郑长河与徐珊珊相遇，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重头戏。但是，广场是首都最重要的地标，五湖四海的人在这里观光，绝不可能借用它。于是，摄制组联系了在西安附近的阎良机场，获得同意后，在那儿搭出一部分实景台阶和栏杆，进入后期制作时再把广场周围的场景如人民大会堂，用合成的方法拼接在一起。造出这样的场景，今天轻而易举，但是在40年前却困难重重，摄制组经过多次试验方获成功。当导演得知合成顺利，效果很好的时候，其兴奋之情至今记忆犹新。

（西安阎良机场盛夏拍早春的北京， 徐珊珊、郑长河偶遇）

拍广场的戏时正值盛夏，阎良机场的水泥地被烈日烤得泛白，干燥的空气仿佛点根火柴就能烧着。拍摄的几天中，我们很早来到现场，演员休息处在离场景不远的凉棚。凉棚以木头和竹子搭成，一边靠在小平房的墙上，另外三面透风，靠墙处竖着一台工厂车间常见的大排风扇。风呼呼地吹，风力不小，噪音大，还不会转头。风扇没有停过，棚里面的气温仍高达近摄氏40°，凉棚唯一的好处是遮阳。化完妆，对着风吹，你根本受不了。不对着风，又解不了暑热。天AM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剧本真实地还原了那时的情景。拍摄时，入镜的人都需要穿厚厚的棉衣。对群众演员的要求低一点，因不是近景，只需在开拍时裹上厚衣。我、冷眉以及其他主要角色却无法简化，毛衣、厚羊毛围巾外加大衣，全副武装。一个镜头拍好，内衣已全湿透。出汗多，口很渴，但不能喝水。一喝，脸上就渗出汗珠，灯光一打，闪闪发亮。尤其是纤毫毕现的特写，脸上哪怕渗出一点点汗就会使得整个镜头报废。拍这样的镜头，把化妆师给忙坏了，他们随时在侧，盯着我们的脸，一会儿给我们擦汗，一会儿给我们脸上扑粉。电影演员这个时候真的不好当。

在拍郑长河与剧中另一主角章国梁在广场上会面的那场戏时，来回跑了几次，差点让我中暑。我在广场远远看见章国梁，大声叫“章伯伯”，然后跑去与他握手讲话。试拍好几次，不是焦点不对就是演员跑位不对。终于拍完，跑进凉棚脱下大衣，脱下那件白色高领毛衣，那里面浸满了汗水，稍微一用力，挤出的汗水就从指缝里流到了地下。如果当天再继续拍，我大概很难完成了。拍一天戏，回到宿舍，整个人近于虚脱。忍受着干、热、渴，花了好几天才拍完。剧组所有人都兢兢业业，毫无怨言，令我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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