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毅，生于1938年，1963年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今武汉音乐学院）音乐系，分配到总政军乐团工作。1974年转入广西电影制片厂，专事电影音乐创作，后担任艺术、生产副厂长，曾参与约50部故事片的投产决策，也是第一部正面反映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电影《血战台儿庄》的主要决策者和监制人。1993年调任广西艺术学院副院长。一级作曲。中国电影家协会与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曾任广西文联副主席、广西音乐家协会主席等。本文获杨先生授权发表，略有删改。】
广西电影制片厂成立于１９５８年，原名为“广西电影译制片厂”，主要为少数民族做电影翻译制作，早期曾拍摄有大量的科教、纪录影片，１９７９年经国家批准改建为故事电影的生产厂家。1982年，张艺谋、张军钊、何群、肖风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厂里突破了“论资排辈”的规矩，成立了一个“青年摄制组”，让这些刚从电影学院毕业出来的年轻人担纲领衔。很快，1983年便拍出了被誉为“打响中国第五代导演第一枪”的《一个和八个》。紧接着，他们的同班同学陈凯歌也由北京借调到广西厂担任导演，拍摄了《黄土地》、《大阅兵》等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的代表性作品，令人刮目相看。一时间，甚至令外国的电影理论家、资深的影评人，提出看中国电影就要看两个“西”(即人们所简称的广西厂和西安厂)的说法。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些与中国电影的传统模式不甚相同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则一度称之为“探索片”。顾名思义，这些影片所使用的“电影语言”，包括它的各种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法、技术上的具体应用等等多属于一种“探索”的性质。而这一代人，被称之为“中国电影第五代”。
中国电影第五代，为什么会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崛起？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还是有它的必然性？对于这个问题，曾经在这个厂的上升时期工作和生活过近20年的我，自然有过一些思考。就其总体来说，我曾试着将它放到“天时地利人和”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以及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来加以认识和解释。也就是说，首先将它推到一个大的社会背景的前面来加以审视。当然，这一切都不可能脱离开他们自身的条件来分析和认识。最大的“天时”，该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当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方针大略为文艺创作、艺术的发展迎来了春天的时候，张军釗、张艺谋、陈凯歌、何群、肖风们，赶上了这样一个大好的时光──他们正是十年浩劫之后1978年高校恢复招生时的电影学院第一批学子。在社会上憋了十二年之久，客观上，他们当中蕴藏着多少才子自不必说了，又经过了几年专业的高等教育，可以想象，这股力量的暴发力是不可以低估的。但假如不是己经处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之下，而是退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抑或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拍出如《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大阅兵》这样的电影并获得通过与充分的肯定，我敢断言：那是难以置信的事情。什么道理？就是因为大气候、大环境所致。尽管《一个和八个》在送审之时曾一度遇到过某些问题，它的通过发行甚至推迟了半年之久，但最终还是获得通过了，而且随即在影坛上、在理论界激发了强烈反响，张军釗因此成为不同凡响的、突破中国电影传统模式、响起了第一枪的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性人物。紧接着陈凯歌、张艺谋、吴子牛、田壮壮、何 群、肖 风、冯小刚……在中国影坛接踵而出，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1985，《大阅兵》，导演：陈凯歌，摄影：张艺谋；
美术：何群；主演：王学圻、孙淳
陈凯歌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导演《黄土地》一炮打响之后，紧接着拍摄由他执导、张艺谋摄影、何群为美工的部队题材故事影片《大阅兵》。这部影片，以１９８４年国庆35周年艰苦的阅兵训练作为背景，是一部表现当代軍人风貌的故事影片。这部影片，在1984年国庆以前，就抢先拍下了受阅部队训练中的大量镜头作为备用素材，加上国庆35周年天安门广场阅兵的场面镜头在内，总共拍下了十三本胶片，大约一个小时零四十分钟长度的素材。但这些，都是在当时还沒有一个完整的电影文学剧本的情况下进行的。按照我国的规矩，一部故事影片的投产是有严格程序的，在没有形成电影文学剧本和导演分镜头剧本之前就进行拍摄，那是行不通的。当时正赶上厂领导班子因法定的离退休年龄已到而集体換班，于是，当时在宣布包括我在内的新任领导班子上任之前，我们的前一任的领导就已决定了停拍这部影片，这对当时这些年青人来说，在情绪上多少有点影响。而正在这个时候，某兄弟厂只是听了一下故事的梗概，便就决定接手过去，列入该厂的投产计划了。我们上任之后，在正职厂长就位前的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当时是由我全面主持厂里的行政业务工作，艺术生产自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块。面对这一棘手问题，为了厂的大局，也为了保护这些年青人的创作热情， 同时考虑到当年在全国故事片的题材中，某些类型影片，比如武打、警匪片等等过多，而《大阅兵》主题、立意都是好的，拍好了，两个效益都会有。所以我当时提出，先要看一下已拍下的十三本素材，如果认为基础还好，艺术上有追求、有特点的话，应要求他们尽快拿出一个完整的剧本来，经过剧本审定小组讨论通过之后，则可以正式投产，继续拍摄。根据这个意见，他们很快就按照程序去做了。后来，我在全厂动员大会上说过这样的话，我说：“这既然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题材、一部反映部队生活的影片，就是吃窝窝头，我们也要把它拍好”。不久，我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五届影代会期间，请陈凯歌和张艺谋同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厂长说，广西厂决定还要继续拍《大阅兵》，请他放回。并明确告诉他们影代会结束之后，便可以抓紧时间去采外景。这部影片就这样重新上马了，外景地在武汉附近的某空军部队训练基地。
当时正值炎夏，演员固然很辛苦，赤膊上阵的摄制组人员更是艰苦之极，从他们的工作照上可见，陈凯歌、张艺谋、何群等，一个个晒得像黑炭似的。这部影片在进入最后剪辑阶段时，时间拖得比较长，当混录双片出来以后，导演陈凯歌也自觉还需要作些调整。而这个时候，偏又赶上他和张艺谋去参加夏威夷电影节，需要等他们回来以后才好进行修改。又正好那段时间，我因在北京参加厂长会议，混录双片出来了也还没有看到，更没有参加厂里的审片。但年关将至，大家为了争取时间，便决定先送审，想在取得原则通过并听取了意见之后再作些修改。于是厂里12月20号左右便将影片送到电影局审查去了，同我从北京回厂的时间正好交叉。待我回到厂里第三天，便接到制片主任陈利国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大阅兵》送审的情况不妙，局里没有表态，给部队领导机关看时，一方面有不表态的，但另一方面有提出了很尖锐意见的，认为严肃、紧张有余，而团结、活泼不足或没有，未能正确反映部队的官兵关系，有的甚至认为基调有问题。当时制片主任说有可能还要请更上一级的领导机关看等等。听完了这些，我脑子像是炸开了锅似的。心想，要说真的是基调有问题，那可就糟了。因为凡是基调有问题的影片，一般都是属于“改也难”的。怎么办？！如果在这个时候，有那么一两位更高层的领导出来说一个不字，那就等于挨“毙”了，这一“毙”，你日后就是长得满身翅膀也难以起飞了。在还沒有弄清问题的根本所在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赶紧先“冻结”起来。于是，我当机立断，采取了应急措施，我对制片主任说：“你把影片赶快拿到北影招待所藏起来！从现在起，谁也不要让看了。要是有人问起来，你就说厂里还要进行修改就是了。”
然而，有关《大阅兵》送审遇到了麻烦的消息，很快也就传开了，全厂上下，议论纷纷。此时此刻，作为厂里的一个主要负责人的我，面对如此这般情景是何等心情，自不必多说了。事隔两个月之后，我让制片主任将原送审的双片拿回厂，并且作好了听取来自各方面意见的思想准备。我组织全厂中层以上干部和主要创作人员，先看片、后讨论。此时《大阅兵》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基本上都不在厂里。果然不出我的意料，意见是那样的激烈和尖锐。有的同志直截了当地说：“ 这部影片实际上是已经‘枪毙’了。某某同志看了这部片都已说到‘与其说是歌颂大阅兵，不如说是反对大阅兵’了，还有救的吗？！” 有的说：“正像有的领导说的，干部对战士就像法西斯，烈日当头，战士站在那倒下了，不赶紧去扶起来，一个个还在站着，像木头似的，还有什么感情可说？哪里像是解放军的官兵关系？”“这样的影片还能怎样改呵？要改，再继续把钱扔进去，造成巨额损失，谁来承担责任？……”个别同志更毫不掩饰地说：“不是说就是吃窝窝头也要拍吗，看来现在该是吃窝窝头的时候了”……近两个小时的讨论，从头至尾没有听见一句说是可以修改的顺耳之言。面对着这么一大堆意见，即便再有思想准备，脑子也会是发胀的。然而，这个时候的我毕竟已经看过样片了，我边看边琢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联想起过去我所亲眼见到的受阅部队的训练情景；而且更联想起我在部队时，每年为国庆大典在北京天坛集中训练的生活。部队训练难道是轻轻松松的吗？！更想起当年我下到战备值班部队的机枪连当兵的时候，夜晚连队随时紧急集合，除了揹背包之外，我要肩扛三十多斤重的一箱子弹，不只是急行军，简直就是在跑步前进。大冷的冬天，内衣已湿透了，寒风往里灌，边跑边咳嗽，还要强忍着不能咳出声音来。我投弹不得要领，怕影响集体训练成绩，有一天晚上深更半夜了，班长和排长硬是把我叫醒起来，到练兵场去，在夜色下练习投弹，一遍又一遍地投掷，我把胳膊都练肿了，还要继续练。这些，难道说是轻松吗？或者说官兵没有感情？不，这是部队素质的强化训练，可不是联欢晚会呵！……想到这些，我心里反倒觉得有了一点数了。所以，到了会议的高潮尾声，我竟然抖足了胆地站了起来，理直气壮地说：“大家的意见和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这部影片是可以修改的，而且可以改好！无须另补镜头，只要在剪辑台上进行就可以了。如何改？从以下几个方面：① 音乐要重新设计，主要用常规的写法。尤其不要在影片一开始就用小军鼓的敲击来制造某种特别的气氛；② 音响效果也要重新设计。本来训练本身就已经很紧张，气氛逼人，不宜再把各种音响尤其是人的呼吸声音过于人为地夸张，让人难以承受；③ 有些台词需要改动，甚至可以口形不变，而换另一种内容的说法，别让人听了难以接受。更不要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令人心头发颤。④ 有些镜头需要调整，原来冒着雨送战士上车回家看重病亲人的那场戏是感人的，是体现官兵、战友之间亲密关系和感情的戏，不应该把它剪去，必须要回来。更不要把干部和战士密密麻麻地签上了名的那面成了黑鸦鸦的红旗升上旗杆，同时高唱《回娘家》这首东北民歌作为影片的尾声。如是这样，那确是莫名其妙的，就难怪部队领导机关有意见了。这必须要改。⑤ 为什么要把原来剧本已写有的，而且已经提前拍摄了的邓小平同志在天安门前检阅三军的雄伟场面虚掉？！必须把这个场面放上去，作为全剧的高潮和结尾。这样，我想这部影片的面貌将会大大地改观。而且，它在艺术上的特色依然可以保留。这样一改，看谁还能说些什么？！……”我把话说完了，会场上一片沉默，说话间既没有人插话，说完了也没有人吱声。于是，我只好宣布散会。然而，我意识到《大阅兵》的问题如何处置，事关重要。不久，我赶去北京，向有关领导机关报告关于修改的问题。我的话音刚落，对方便问我：“杨厂长，怎么个改呀？要补拍吗？”我说：“补拍不可能了，也不必要吧。只要在剪辑台上进行就可以了。”我把前面已经说过的几个方面的修改思路讲了一遍。对方说：“影片的基调有问题呀，你还能怎么改法？你看看那些摄影构图，再看看那些光又是怎样用的，怎么能正确地去塑造解放军干部和战士的形象呢？……”经我再三阐明观点，谈话仍没有任何进展。应该说，对方是一位有权威性的行家，即便在某些问题上有一时的不同看法，这并不奇怪，而我始终是很尊敬他的。其实，作为管理机关的各个部门对各个电影制片厂的生产都是很关心的，对这些年青人的情况更是问长问短，关怀倍至，出现了什么问题绝无不闻不问，更绝无幸灾乐祸之意。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我是难以轻易得到赞同的。因为，对方所表述的并不只是他个人的看法。但如果表示同意我们进行修改，这意味着万一又砸了锅的话，那是要负一定责任的。于是，我只好让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不过，如果就此了事，那就等于“他毙”加“自毙”了。所以我必须紧接着同制片主任一道分别去找剧作者高力力和导演陈凯歌谈修改影片问题。同样是谈要从几个方面进行修改的建议。开始凯歌似乎还有些想不通，其中还提到可能是个时间上的问题吧。我说：“这可不是个时间问题呵，这和《一个和八个》的情况有所不同。我认为艺术上可以保留它的特点，但在政治上必须首先能通得过，否则什么都完了。”这时，他把影片的录像带打开来看，当看到结尾的那个高唱《回娘家》的场面时，他竟也忍不住地关掉了。最后他表示同意接受对影片进行修改的意见。这时我绷紧了的心弦，稍稍地得到了一点宽松。我请他尽快拿出个修改的具体方案来，在计划的时间里，带着修改方案到厂里来着手进行修改。他开始说：“那我就在北京改吧。”我说：“不，你必须带着修改的方案到厂里来一下。你放心，有什么问题我负责。到时候我们还要给电影局打个报告备案”。
后来，凯歌按照约定的时间到厂里来了。经过一段时间，当把这部修改后的《大阅兵》再次送审时，一位负责同志听说是广西厂的《大阅兵》，一开始不想再看了，但制片主任说：“请领导还是看看吧，看完以后如果要‘枪毙’我们也就认了。”结果还真是安排看了，一切都按照平常的审片那样的程序。只是从头至尾鸦雀无声，像是憋着一股子气似的。但到剧终时，忽然间全场“轰”了起来，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广西厂又出了一部好片子！”……审看过这部影片的人，开始还以为补拍过了许多镜头呢，其实根本就没有再动过摄影机，全在剪辑台上进行，再加上进行修改的音乐、音响效果、台词而已。之后，在当年的一篇总结全国电影生产的文章在《中国电影报》头版头条位置上发表时，其副标题写的竟然就是有关《大阅兵》如何找到了一个结合点的问题。之后不久，这部影片先后获得了加拿大笫11届蒙特利尔电影节评委会奖、意大利第5届青年国际电影节大奖；导演陈凯歌获得荷兰第17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未来导演奖”。1988年，《大阅兵》等中国七部影片，曾参加美国在全美21个城市举办的中国电影周，中国电影首次进入了美国最高级别的林肯艺术中心放映。广西电影制片厂，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故事影片生产的行列，但无论在电影艺术、技术、或者在管理经验方面，在长影、上影、北影、八一厂等老大哥厂面前，毕竟还是个弟弟辈份的厂家。但与人才济济的老厂相比，就有可能少些论资排辈，而更多一些破格提抜的机会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因素。因此，对于电影学院1982年毕业的几位年青人，也就有了一个可以充分地施展才能的空间、一个大有用武之地，当年的“青年摄制组”就是他们进厂以后第二年便成立的，第一部片就是《一个和八个》。加上此地对于外来人才的一贯厚爱与宽容，便就促成了他们开花、结果。尤要指出的是，当他们刚进入创作的醖酿、构思之时，我的前任领导们都曾满怀热情地同这些年青人深入讨论，沟通思想，谆谆诱导，反复推敲剧本，一字一句地、一个个人物地去“抠”，几乎是每一个细节都予以关照，当遇到了麻烦时，更为他们排忧解难，减轻他们的压力等等，以千方百计营造一个和谐的创作氛围。也由此可见，这些作品除了这些年青人自身的才华和努力之外，也无疑凝聚了老一辈艺术家的一番心血。如果不是这样去理解，那是一种片面的解释。这正是我想要说的“地利人和”。
然而，我的意思也并非是说中国电影第五代也只有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才有可能崛起。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凭着他们的智慧、才华与努力，凭着他们的艺术功底与追求，只要在一个同样的大背景下面，在适当的气候和环境之中，在别的什么地方，也早晚会出现一个“第五代”。即便可能不是张军釗、张艺谋、陈凯歌、何 群、肖 风，而是别的什么人，但终究是会出现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不过，事实上是首先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崛起了，在这块穷则思变的“沃土”上生根、开花、结果了。这正是广西厂人值得庆幸和自豪的事情，是值得认真总结的宝贵经验。我在前面曾说过，我是前任领导班子离退休时，1984年底，从一个电影作曲提拔到厂里先后担任主管艺术和生产的副厂长的，当前后两届正职厂长到任前，分别同样是一年零八个月时间，由我主持了厂里的业务工作。一个单纯从事专业的人担负领导工作，我可谓力薄能鲜，好在自己还算是用心吧，尤其是前任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深入实际、支持新生事物、爱护与培养人才、不拘一格地大胆起用年青人、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都成为我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当年，张艺谋考虑到他常年连续被借在厂外工作，曾向我提出干脆让他调离广西厂好了，而我则劝他放弃这个念头，并告诉他今后如果外地有他认为合适的剧本，他都可以去拍，只要借用单位每月付给他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四百(当时的一般规定)到厂里就是了。因此直至现在，他的人事关系仍属于广西电影制片厂。在八十年代末九十代年初，分别在电影美工与电影摄影方面都早已显露卓越才华的何群与肖风，曾先后分别向我提出，请求给他们作为导演的机会。我相信他们的艺术才能，采取开明、开放的政策，破格地支持了他们的要求，于是，1989年何群执导了他作为导演的第一部故事影片《哗变》；1991年肖风执导了他作为导演的第一部故事片《寡妇十日谈》。前者外景地在南京，在拍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些矛盾，我专程赶到摄制组帮助解决；而后者的外景地在湘西，在拍摄过程中，我也专程到摄制组加以关照……历史，写的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二十多年时间过去了，如今这些当时的年青人，也早已成家立业，功成名就了。而我自从1993年离开电影界之后，除2009年偶尔见过肖 风一面以外，其他各人除了有时候从电视或者网上见到的信息或媒体报导之外，没有机会再见过他们。然而，我为他们的成就和荣誉而感到由衷的喜悦和鼓舞，更期待着他们在电影事业的发展中，取得更辉煌的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