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空间：刘再复《五史自传》序——「山頂獨立，海底自行」（之三）

著名文藝理論家劉再復先生近年開始撰寫自傳，按照主題內容，分為《我的拼搏史》、《我的寫作史》、《我的思想史》、《我的心靈史》、《我的錯誤史》五卷，正由香港三聯書店陸續出版，其中寫作、心靈、思想三卷已經上市。本文是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先生為這套自傳所作序言，獲刘再复先生授權，在本公眾號分三次發佈。今天發佈的是第三部分。下期起，我們將陸續選發劉再復先生《五史自傳》的部分內容。

當代中國劇烈變化，表面的繁華似錦難以遮蔽萬馬齊瘖的事實，更詭異的是，一言堂之下滋生神魔共舞的怪現狀。去國三十年，除了告別革命、放逐諸神外，劉再復理解另謀出路的必要：

毫無疑問，知識份子的思想獨立，必須仰仗自己的言論空間，這就是「第三空間」。在此空間中，必須擁有思想的獨立和主權，否則，自由便是一句空話。當然，這一覺醒也導致我昨日的流亡，今日的漂泊，明日的猜想。 

       當年陳寅恪悼王國維的名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儼然貫串在劉再復的字裏行間。他更提出追求精神獨立、思想自由，就必須打造「第三空間」。

劉再復曾自謂一九八九年被迫走上流亡之路，他開啓了第二人生；是在第二人生中，他潛心琢磨，贏得了自由。他心目中的自由「並不是一個概念，一個命題，一種定義」。他甚至不認為自由便是西方哲學家所說的「自由意志」，也與當代自由主義大相徑庭。「自由乃是一種『覺悟』，乃是一種在嚴酷限制的條件下守持思想的獨立和思想的主權，並在種種現實的限制下，進行天馬行空似的的精神價值創造。」正因為有此覺醒，他提出「第三空間」的範疇。 

五史自傳之一，《我的心靈史》，香港三聯2019年9月版

相對於祖國與海外所代表的第一和第二空間，「第三空間」看似虛無縹緲，卻是知識分子安身立命之處。這空間所標榜的獨立、自由立刻讓我們聯想到康德哲學所刻畫的自主與自為的空間，一個「無目的性」與「合目的性」相互融洽的境界，一種澄明的理性自我的證成。過去二十年來，劉再復更轉向中國傳統汲取資源。他從老莊學習復歸於嬰兒、復歸於樸、復歸於無極的道理；從佛教禪宗得到隨立隨掃，不著痕跡的啓悟；也從儒家心性之學體會「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修養。 

劉再復的批評者可以很快指出他的自由論述「唯心」已極，與左翼的唯物論背道而馳。他會回應，這又是「二極思維」作祟了。事實上，劉再復的心學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在於他重啓我們對中國現代「心」之譜系的省思，也提供當代生命哲學研究一個範例。「心」的復歸啓於清末，我們都記得魯迅以恢復「白心」作爲改造國民性的最終目的，而他的摩羅詩人以「攖人心」為創作圭臬；但到了一九二五年的《墓碣文》，「攖人心」的詩人已經成爲「自抉其心」的屍人了。新儒家論述傳承宋明心性之學，故徐復觀有言「中國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可以說是心的文化。」左翼論述中劉少奇談共產黨員的修養，毛澤東談革命主體，儘管言必稱馬列，依然不脫孟子、陸王良知良能的痕跡；胡風論述「主觀戰鬥精神」的心學脈絡也早有方家論及。近年魯迅研究界重燃竹內好熱，而「竹內魯迅」的要義正是「囘心」。 

劉再復對心性與自由的嚮往有其具體歷史因緣。他當年推動主體論時，或更早協助周揚重提馬克思主義的異化論時,已經開始他對唯心/唯物二極劃分的質疑。他曾經向胡錦T見言：「我是社會主義公有制養育長大的，所以不可能反對經濟國有化；然而，我真的反對心靈國有化，交心運動，鬥私批修運動，都是心靈國有化的手段。心靈一旦國有化，那就是沒有個性，那就不可能有什麼精神價值創造了。」去國之後他百無寄託，終於悟出:

一個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裏，而是心在哪裏，也可以說，重要的不是身往哪裏走，或者說，心往哪個方向走。如果用立命這一概念來表述，那麽立命的根本點在於「立心」。早期魯迅有一個思想，說「立國」應先「立人」。借用這一語言邏輯，我們可以說，「立命」應先「立心」。我沒有「為天地立心」的妄念，但有「爲自己立心」的自覺。

他結論「因爲有『立心的』覺醒。我才在第二人生中，真正贏得了自由。」

劉再復版的心學處處提到感悟和想像力的必要，而「立心」之道，在於文學。文與心的交匯是傳統中國文學論的重要話題。文學以其想像力和包容性創造第三空間，不僅投射生命宇宙種種面貌，更以其虛構形式擬想禁忌與不堪，理想與妄想。文學是彰顯與試探自由尺度的利器，也是自我修養和自我超越的法門。劉再復要求自己告別《水滸》的凶心（告別革命），《三國》的機心和世故之心，轉而追求《西游記》不畏艱難、尋求自由之心，和《紅樓夢》的慈悲、悲憫之心。推而廣之，相對六經皆史的傳統，他提倡六經皆「文」——《山海經》、《道德經》、《南華經》（莊子）、《六祖壇經》、《金剛經》、「文學聖經」《紅樓夢》。 

五史自傳之一 《我的寫作史》，香港三聯2017年4月版

面對中外文學，劉再復最爲心儀的作家一為曹雪芹，一為高行健。前者是中國古典說部的冠軍，後者是當代諾貝爾獎得主。兩人各以畢生精力，營造龐大視野。《紅樓夢》極盡虛實幻化之能事，鋪展出一則頑石補天的神話，一則悲金悼玉的懺悔錄，總結繁華如夢，一切歸諸大荒。高行健的《靈山》則在歷史廢墟間尋尋覓覓，叩問超越之道；《一個人的聖經》更直面信仰陷落之後，人與歷史和解的可能。

劉再復指出兩位作家在極度艱難情況下展開創作，關懷的底綫都是文學與悲憫、與自由的關係。劉再復不依循魯迅的「復仇」論和「無物之陣」，強調文學悲憫的能量。悲憫不是聼祥林嫂說故事，因為「苦難」太容易成為煽情奇觀；悲憫也不必是替天行道，以致形成以暴易暴的詭圈。只有對生命的複雜性有了敬畏之心，文學的複雜性於焉展開。至於自由，用高行健的話來說，「真正的問題最後也還歸於個人的選擇……而對自由的選擇又首先來自是否覺悟到自由的必要，因此，對自由的認識先於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乃是人的意識對存在的挑戰。」 

自由與悲憫與似乎是老生常談，但劉再復藉此發掘「立心」的激進層面：前者強調文學「依自不依他」；後者強調文學對「他者」無所不與的包容。兩者並列，其實是辯證關係的開始。理想的文學跨越簡單的人格、道德界線，典型論、現實論的公式就此瓦解。文學如此兼容並蓄，繁複糾纏，絕不化繁為簡，就是一種彰顯自由、表現悲憫的形式。

今天的中國或華語世界裏，我們很少看到像劉再復這樣如此熾熱的文學捍衛者了。不論後現代還是後革命，他在束縛重重的語境裏定義自由向度，找尋第三空間，思考「文心」的有無。他的文字澎湃而有詩情，每每噴薄而出，如此天真直白，甚至看不出年紀。然而從福建農村出發到漂流海外，從前世到今生，一晃一個甲子，又哪裡能沒有感慨？

但劉再復常保真情，永遠以善念、以「白心」應物觀世。路漫漫兮，上下求索，他以「山頂獨立，海底自行」自勉——「也就是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不斷給自己發佈獨立宣言，這也算是我個人的思想秘密。」

誠哉斯言。《五史自傳》是一位當代中國文學學者的自剖，更是一位世界公民的反思。神游萬里，寓目寸心，文學的魅力可以如是。劉再復因此寫下這樣的詩行：

江河流向大海，大海流向哪里？大海流向漂泊者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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